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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宏觀經濟學的矛盾焦點

宏觀經濟學在許多方面是頗有爭議的，主要是對宏觀經濟形勢的判斷和對宏觀經濟中出現的問題如何解決，在經濟學家間往往眾說紛紜，莫衷一是，形成許多學派。在政府如何治理經濟方面的作用，學派之間的主張分歧甚大。一部分經濟學家認為，政府如果實行“無為而治”，充分發揮市場經濟的作用，減少政府不必要是干預，宏觀經濟的局面會更好。另一部分經濟學家則持相反觀點，認為現代經濟中政府的作用是不可或缺的，聽任市場經濟的自發波動會使宏觀經濟的目標難以達到。誰都不否定市場經濟和政府的作用，但每當出現一個宏觀經濟問題時，總是有兩派意見，一派強調市場的作用，另一派強調政府的作用。至于談及政府的干預時，對政府應當在多大程度上干預，在什么時候干預，以及實行什么樣的政策等諸多方面，在經濟學家間又爭論不休。

我們在這里將考察近代宏觀經濟思想的演變過程。由于宏觀經濟學產生于資本主義社會，所以，經濟的社會背景基本上也是外國的。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們在實行市場經濟中必然會碰到宏觀經濟調節的問題，事實上我們已經歷了通貨膨脹和通貨緊縮兩方面的問題，了解國外宏觀經濟學派以及在不同時期政府所實行的不同的經濟政策和效果，是不無益處的。

宏觀經濟學派爭論的主要問題表現在三個方面：

1.價格和工資是剛性的，還是靈活的？

一般說來，主張政府減少干預的政治家和經濟學家都認為價格和工資相對是靈活的，也就是價格會隨著供求關系的變化而有漲有落，市場會很快出清。根據他們的觀點，失業現象是暫時的，不值得大驚小怪，從長期來說，市場的力量會使勞動力嚴重過剩現象消失，只有很小一部分自然失業（這部分人的失業是正常的，無需政府關心）。對一時出現的勞動力過剩現象，他們主張充分發揮市場的調節作用，讓企業和勞動者對市場供求關系的變化及時作出反應，對勞動職位的空缺及時信息，鼓勵勞動者在不同地區間和不同職業間流動。

他們認為，價格和工資從短期上說是有一定的剛性的，所謂剛性也就是不夠靈活，固定不變或只上不下。其主要原因是工會的力量比較強大，要把工資定在高于均衡的水平之上。在這種情況下，非均衡的失業現象會持續存在一段時間。他們的政策主張是，對工會的權力要有所制約，使工資水平隨著供求關系的變化而變化，使剛性消失，非均衡的失業現象也就會隨之消失。應該說，持這種觀點的人可稱為右翼觀點。

左翼和中間派的觀點對價格和工資的靈活性的假設基本上持否定態度。他們的基本假設是，價格和工資是剛性的，也就是相對固定的，或者只能上不能下。在經濟不景氣的時期，對勞動的需求發生疲軟現象，要削減工人的工資必然會遭受到工會和工人的反抗。即使在某種程度上對工資作了削減，但也不足以解決非均衡的失業問題。而且削減工資的結果反而會減少總需求。

商品和服務的價格同樣對需求變化的反應顯得很不靈活。隨著市場的結構變得越來越集中，壟斷程度明顯增加后，企業對需求不足的反應不是通過削減價格來增加銷售數量，而是通過別的辦法對付之。如果企業認為需求不足是一種暫時現象的話，他們就增加存貨，減少現在的銷售，或者減少生產，從而減少就業。如果企業認為需求不足會持續一段時間的話，他們就會采用成本加成的辦法，把經濟損失轉嫁給消費者。如果工資是剛性的，或只能上，不能下，并且工資成本的比重很大的話，商品和服務的價格也會是剛性的。因此，他們批評右翼觀點，認為要依仗市場的力量解決失業的問題是一種奢望。

2.總供應是固定的，還是可伸縮的？

如果總需求發生變化，國民產出會發生什么反應？會對就業發生什么影響？

右翼的觀點認為，總需求的變化，對總供應只有在短期內會作出一些反應，從長期來說是不會作出什么反應的。總供應是不受需求因素決定的。它取決于生產要素的生產力和數量，也就是整個經濟的生產能力，而不取決于總需求的水平。總需求水平的擴張只會引起通貨膨脹。它不能造成國民產出和就業水平的長期增長。同樣，總需求的萎縮從長期來說也不會導致國民產出的下降和失業的增加，它只能引起價格的下降。

因此，如果政府要通過擴大總需求來實現總供應的增加和較快的經濟增長速度并不是一種良策。他們主張，要直接鼓勵企業的發展和競爭，不要妨礙市場的正常運作，只有這樣，總供應才會增加。這種主張，通常被稱為供應學派經濟學。

與右翼的觀點相反，一些經濟學家認為，總需求的擴大會促進總供應的增加，如果總需求有足夠的擴大，失業率會下降。只要政府保持一種較高的擴張的總需求，國民產出和就業水平的增加就會持續到長期。被擴張的總需求刺激的市場會變得充滿活力和不斷擴張，從而刺激企業充分利用生產能力，雇傭更多的工人，增加投資，進而增加整個經濟的生產能力。

他們認為，要做到這一點，政府不能“無為而治”，不能對市場放任不管，相反，要加強對總需求的管理，對經濟發展中出現的波動要及時調節，確保經濟穩定、持續的增長，防止經濟的大起大落。不同觀點主要表現在對總供應曲線的性質的理解上。

右翼觀點認為，總需求的擴大幾乎不會對總供應產生什么影響，所以總供應曲線是一條垂直的曲線，總需求曲線的擴大，不會使總供應曲線向外移動，結果只能造成價格水平的上升。

反對右翼觀點的人們認為，社會生產能力是存在過剩的，總需求曲線的向外移動（擴大）會使國民產出增加，從極端的角度說，總供應曲線是一條水平線，總需求擴大的結果會使國民產出顯著增加。

不偏之為中的觀點是總需求的擴大，既會使國民產出增加，也會使價格水平上升。如果經濟特別不景氣，有大量的生產能力過剩，開工率甚低，失業率很高，總需求的擴大會使國民產出增加很多，價格水平上升不大。但是，總需求擴大的效果不是始終如此的，隨著生產能力的利用率逐漸增加，生產能力趨向于飽和，總供應曲線就變得陡直起來，企業會發現要增加產出會很困難，對總需求擴大的最直接、明顯的反應就是提高價格水平。從長期來說，如果總需求的擴大導致了社會投資的增加和生產能力的增加，總供應曲線會向右移動。從這點來看，長期總供應曲線比短期總供應曲線更有彈性。

3.預期的作用

人們有各種各樣的預期，從宏觀經濟學的角度分析，預期主要是指人們對價格和產出的變化會有多快的反應和多大的反應？他們預期的內容是什么？這些預期對經濟產生什么影響？

持右翼觀點的人認為，人們對經濟環境和經濟政策變化會反應很快，特別是對價格變化的預期。他們特別強調價格變化預期的作用。如果總需求擴大了，人們就會預期價格水平就要上升了。工人對工資的增加理解為物價的上漲，名義工資的增加只是一種幻覺，因為工資的增加部分很快會被價格上漲所吞噬。企業對產品需求的增加也被理解為是通貨膨脹的信號，開始以增加產出作為響應，后來發現用提價而不是增產的方法更為“有效”。不多時，企業紛紛仿效，整個經濟提價成風。企業不久發現工資、原材料等外購物品都漲價了，成本明顯提高，企業以此為由，又進一步提高價格，結果價格水平被步步推高。因此，國民經濟的產出不會增加，因而就業人數也不會增加，只是價格水平提高。他們認為，總需求的擴大對增加產出和增加就業無濟于事，它只是通貨膨脹的代名詞。如果有什么作用的話，那就是使企業喪失生產的信心，不敢輕易投資，結果長期的經濟增長受到嚴重的影響，就業水平不會因此而提高。

與右翼觀點相反的經濟學家則認為，預期的內容不是如此簡單的。人們是否預期總需求的增加會導致通貨膨脹，這要看現行經濟的狀況，以及擴張總需求的力度如何，不能一概而論。如果經濟處于嚴重蕭條的時期，失業率很高，社會生產能力嚴重利用不足，政府以直接投資于基礎設施、醫院等公共工程的形式擴大總需求，國民產出和就業人數就會迅速增加。在這種情況下，預期的效應是有利的。企業對擴大總需求不僅僅預期為通貨膨脹，而是預期經濟會得到復蘇，企業會得到發展，市場也會擴展。于是，企業就愿意投資，結果經濟進一步得到發展，國民產出進一步增長，就業人數進一步增加。

因此，對預期理解的差別反映在對總供應的看法上，右翼觀點是總需求的擴張不會產生新的國民產出和就業人數，總供應曲線是無彈性的，是一條垂直的線，所以，其效應是直接導致通貨膨脹；反對右翼觀點的人認為，總需求擴大的結果會增加總供應和就業人數，企業因而會預期國民產出增加。

對這些基本的宏觀經濟學問題的看法不同，反映在政府的作用上也是存在兩種觀點的。凡是認為總需求只會導致通貨膨脹的人就主張政府不要干預經濟，實行放任不管的政策，讓市場經濟發揮充分的調節作用。要制定的政策就是要保護市場的正常運作，比如，限制大企業的壟斷，限制工會的壟斷等。從長期來說，國民產出會增加，非均衡的失業率會降低到均衡的失業率（自然失業率）。擴大總需求的做法，如同飲鴆止渴，毫無益處，從長期來說會影響國民產出的增長和就業。凡是認為總需求會有助于國民產出的增長和就業的人認為，如果聽憑市場調節，非均衡的失業現象會長期存在，而且會相當嚴重。因此主張政府干預，擴張總需求，從而促進總供應的擴張和就業人數的增加。

二、宏觀經濟思想的演變和發展過程

在19世紀，經濟學家對經濟的長期增長持著一種悲觀的態度，以馬爾薩斯的人口論為代表，認為人口是以幾何級數增長，而國民產出則以算術級數增長，生產力存在的收益遞減的規律會抵消技術進步和新資源以及原材料的發現所得到的益處。在此情況下，政府最好是實行自由放任的政策，鼓勵企業的發展，讓“看不見的手”發揮作用，反對重商主義，主張擴大國際貿易，擴大市場，增加就業機會，實現國民產出的增長。

到了20世紀，經濟學家的看法有了些改變。主要是工業革命后，資本主義經濟得到了很大的發展，國際貿易也很興旺，對國民產出的長期增長不再那么悲觀了。在此情況下，經濟學家更主張政府實行自由放任的政策，讓經濟自行發展。當時大多數的政治家、經濟學家和企業家都相信市場經濟的魅力，把資本主義經濟描繪成一架精妙的機器，會把社會稀缺資源引導到社會最有利的用途上去，會實現經濟的長期增長，就業不會成為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政府不必多此一舉，干預經濟。政府所要做的事就是不要過多發行貨幣，以免引起通貨膨脹。

古典學派對依靠市場經濟達到充分就業的要求堅信不疑，任何非均衡的失業現象是摩擦性的，經過一定時期的調整，它終將消失。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由于資本主義世界的失業不是很嚴重，所以，古典學派的觀點是占主流地位的，即使有爭論也不會引起人們特別的注意。但到了20世紀30年代，資本主義經濟發生了前所未有的大蕭條。工人失業率驟然上升，上升到了兩位數，英國在1932-1933年達到了22%，工廠的開工率普遍不足，國民產出明顯下降，出現了嚴重的通貨緊縮，美國華爾街股市崩潰，國際貿易額大幅下降。

經濟大蕭條與實行通貨緊縮的政策有關，它使失業現象加劇。回顧這次經濟危機，許多經濟學家指出，如果實行放松銀根的政策，本來的經濟情況會好得多。但是，古典學派的經濟學家和理財當局堅持反對把失業現象歸咎于需求不足的觀點，也不主張放松銀根或擴大需求（比如增加政府開支）的做法。

根據古典學派的觀點，世界性的經濟大蕭條不會導致失業，面對失業率上升的現實，他們認為是勞動力市場沒有出清的緣故，也就是勞動力的價格沒有下降到足夠低，使其達到供求平衡的水平。因此，他們主張勞動力的價格應當進一步下降。如果貨幣工資（勞動力的價格）下降的幅度大于總的價格水平下降的幅度，說明實際工資下降。實際工資下降，會使就業人數增加，從而使商品的價格也進一步下降，市場商品的需求增加，同時出口品的價格也隨之下降，增加出口，使國際收支逆差的局面也得到改善。

古典學派因此主張政府應堅持實行平衡財政預算，甚至不惜削減社會福利，增加失業人數，企圖以此“短痛”避免今后的“長痛”。事實證明，古典學派在經濟大蕭條時期所采取的政策是錯誤的，高失業率與需求不足同時存在了相當長的時間，人們逐漸懷疑其理論的正確性和以該理論所制訂的宏觀經濟政策的有效性。

凱恩斯認為勞動力的價格（工資）是很難在需求不足的情況下，達到供求均衡的水平的。當需求不足出現的時候，社會對勞動力的總需求下降，但勞動力的價格仍維持在原來水平，結果勞動力出現過剩（失業）。凱恩斯的觀點是，即使將工資水平可以壓到均衡的水平，但工人工資的減少，會進一步使總需求減少，而且工資減少的幅度難以抵消總需求的減少，從而使市場出清難以做到，非均衡的失業現象將持續存在。企業主可能會發現勞動力的價格的確是便宜了，但由于總的經濟狀況不好，他們就不會貿然增加生產和增加雇工。結果，經濟蕭條現象越發嚴重。

如果總需求嚴重不足，就會產生經濟蕭條和高失業率。如果在國民經濟中存在著潛在的生產能力和失業后備軍的話，通過擴大總需求的方法會使國民收入增加。凱恩斯認為，可以從財政政策上去促使總需求的擴大，以達到充分就業的目的。政府如果在經濟蕭條時期，總需求不足，漏出大于注入的時候，仍然采取緊縮的政策，必然會使經濟更加蕭條。在此時，政府的正確做法是，不再固守財政預算平衡的政策，而是為使注入大于漏出，這就要求實行財政支出大于財政收入，換言之，要減少財政收入（稅收），增加財政支出，也就是實行財政赤字，以擴大總需求，讓乘數效應發揮作用，達到增加國民收入的目的。

凱恩斯指出，在經濟蕭條時期，擴大性的貨幣政策不如財政政策有效。因為增加貨幣供應會有相當數量的資金用于紙面資產（證券等）的投機，而增加政府支出會直接增加對實物資產的投資，從而帶動國民經濟的增長。在經濟蕭條時期，最好的辦法是雙管齊下，在實行擴張性財政政策的同時，擴大貨幣供應，這就不發生擠出效應，較有效地促進國民產出的增長。

如果總需求擴張過度，總需求曲線外移，社會上閑置的生產能力和資源越來越少，已逐漸接近極限，此時，如果再實行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就會導致價格的較大幅度的上漲，而對國民產出增加的貢獻很有限。對此種情況的出現，凱恩斯主張實行相反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以減少總需求，比如，財政政策方面，減少政府支出或增加稅收；貨幣政策方面，減少貨幣供應。在減少總需求時，他還是認為財政政策最為有效，當然他仍主張財政政策應當與貨幣政策同時實施。

凱恩斯理論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受到了嚴重的挑戰。對它最有力的沖擊是現代貨幣主義。現代貨幣主義是以美國芝加哥大學教授弗里德曼為代表。他以古典貨幣數量說為基礎，適當吸收現代經濟學的觀點（包括一些凱恩斯的觀點），對經濟中出現的滯脹現象作了獨特的分析。

貨幣主義的核心內容是說明價格水平與貨幣供應數量存在著直接的因果關系。弗里德曼分析了美國歷史上價格水平和貨幣供應數量的關系后，得出結論，即：通貨膨脹總是一種貨幣現象。如果長期的貨幣供應的增長速度超過國民產出潛在的增長速度，通貨膨脹則不可避免。

貨幣主義者認為，通貨膨脹只會對國民經濟造成傷害，因為它使人們對今后的投資前景發生懷疑，失去信心，從而減少投資；也因為通貨膨脹使本國的商品在國際市場上缺乏競爭力。所以，他們主張政府要對貨幣供應實行嚴格的控制，即主張確定貨幣控制目標。溫和的、公開的貨幣供應目標會有助于減少人們對通貨膨脹的預期率。除對貨幣供應實行嚴格的控制外，根據貨幣主義者的建議，政府應盡可能減少對經濟的干預，限制工會的壟斷權力，以排除人為的障礙，使市場經濟能夠正常的運作，發揮市場的效率。按此主張，企業和工人會對市場作出反應，增加產出和勞動，結果使總供應得到增加。貨幣主義的刺激供應的政策主要精神是要充分發揮“看不見的手”的作用，讓企業盡情追求自身的利益，使社會生產能力得以充分的利用。

根據資本主義國家的經驗，他們認為自然失業率之所以上升（長期的菲利普斯曲線向右移動），主要是工會的作用和對失業福利救濟的增加，從而使摩擦性失業和結構性失業增加。滯脹的原因也正在于此。他們在1970年代實行擴張性的財政政策，人們增加了對通貨膨脹的預期。結果國民產出不僅沒有受到刺激，而且失業率仍居高不下。在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美國和英國政府都采用了貨幣主義（供應學派）的觀點，對總需求有所遏制，花費了一段時間，調整了人們對通貨膨脹的預期（預期通貨膨脹率下降），在短期內，失業率有所上升，主要是因為工資上升的調整較慢，需要有一個過程。但從長期來看，根據貨幣主義者的觀點，通貨膨脹率會明顯下降，最終自然失業率也會明顯下降。

堅持凱恩斯觀點的學者對貨幣主義的觀點不是完全排斥的，他們也認為，如果總需求擴大過猛，會使通貨膨脹率急增，有一部分失業率是不可能靠擴大總需求的政策得到解決的。無論是社會的總供應或社會的失業率都存在著某種極限。到了這種極限，一味擴大總需求就會產生不良的效果。總供應曲線是向上傾斜的，到了生產能力利用完畢的時候就變成垂直的了，說明是擴大總需求政策有效性到了極限，再采取擴張性的政策只會導致通貨膨脹，而對國民產出的增加無濟于事，國民經濟存在一種潛在的產出水平，這就是社會所有的資源基本上得到充分利用的產出水平，這種產出水平不是完全可以依靠擴大總需求的辦法來達到的。通貨膨脹率上升在一定范圍內會導致失業率的減少，即通貨膨脹率與失業率呈反比關系，說明在這個范圍內擴張總需求的政策是有效的。但自然失業率不是靠擴張性的政策所能解決的，如果在這時繼續實行擴大總需求的政策，只會引起通貨膨脹的繼續上升，而對失業率的下降毫無作用。

盡管凱恩斯主義者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貨幣主義者的觀點，但在基本立場上并沒有改變。他們認為，通貨膨脹的確是與過度的總需求擴張有關，但到了1970年代中期，通貨膨脹不完全是一般性的總需求擴張引起的，過度的需求集中在國民經濟的某些部門。過度需求的部門的通貨膨脹壓力不能被需求不足的部門的通貨緊縮的壓力所抵消，因為工資和價格都存在著剛性，于是需求轉移型的通貨膨脹就發生了。1970年代的通貨膨脹也要歸咎于成本推動的壓力，大型的跨國公司過大的經濟權力，大型工會的談判權力和發生的能源危機致使石油價格上升，都是導致通貨膨脹的原因。通貨膨脹的連續發生，工人對每年工資的增加產生預期，但工資的名義增長趕不上國民收入的實際增長。所以，從長期來看，主要問題不是人們對價格上升的預期，而是人們對實際生活水準提高的預期。

凱恩斯主義者對1980年代出現的高失業率歸咎于總需求的不足。總供應對總需求的減少呈現出較大彈性的下降。企業對總需求的下降的反應是減少產出和減少對工人的雇傭。企業減少庫存，企圖降低成本增加利潤的做法，加劇了這種情勢。

凱恩斯主義者對貨幣主義者的觀點的批判主要集中在兩點：一是過分依仗市場的力量，認為只要把企業和工人都推向市場就會解決問題；二是把通貨膨脹、失業率上升和經濟蕭條等復雜的經濟現象簡單地歸為貨幣供應的控制問題。

他們認為，現實的市場不是完全競爭市場，市場的不完全性使“看不見的手”不能發揮應有的作用，不會導致資源配置的最佳化。市場供應和需求條件的變化往往反映短期的投機情況，不能正確反映長期的成本和效益的真實情況，特別是象證券市場、外匯市場，它們對短期的壓力反應十分激烈，而且過分，對企業的長期投資非常不利。比如，外匯匯率的激烈波動，怎么會使企業家對長期投資出口市場持有信心呢？因為無論匯率突然上升或者突然下降都會損害本國產品的出口。市場經濟的自發波動會對將來的需求、供應和價格產生許多不確定性。不確定性會使企業減少投資，從而減緩經濟的增長。據此，他們認為政府對干預經濟責無旁貸，以促進投資和經濟的不斷增長。凱恩斯主義者常常引用日本、法國和德國等例子，說明政府對經濟發展的作用。

近幾十年是經濟學家十分活躍的時期，如果把經濟學家一分為二，不是貨幣主義者，就是凱恩斯主義者，未免太簡單了。如同經濟現象是復雜的一樣，經濟學家也是流派紛呈，主張各異，面對各自的觀點，不是互走極端，而是在堅持自己的主張的前提下，公開的或不公開的吸收合理的成分。當你在一個學府問及一位經濟學家的時候，他可能會滔滔不絕，但不會給自己貼上什么學派的標簽。學派的劃分，在很多場合，是評論家的分析或者歸納。

三、對我國宏觀調控政策選擇的啟示

以上簡要地概括了宏觀經濟思想的發展和演變，以及政府采取的宏觀經濟政策所依賴的理論基礎。客觀經濟現象過于復雜，不同的經濟學派的政策主張所依賴的假設又各不相同，所以，經濟學家的觀點是很難走到一起來的。不過，全面理解宏觀經濟的各種思想，對我國宏觀調控政策的選擇是有借鑒意義的。我認為，主要有以下三點啟示：

1.以總量調控為主，還是以結構調控為主？

既然我國正處于經濟轉軌時期，市場經濟的基本框架有待逐漸形成，那么單單利用總量調控，就會達不到理想的效果。判斷市場經濟的基本框架形成與否，至少有三個標志：一是企業是否能按企業規則行事。比如企業是否有定價的自主權，也就是市場上的絕大部分商品的價格是由市場的供求關系決定的，企業是否有用工權，根據需要雇傭和解雇雇員；二是商品是否能在全國市場上自由流通，不受人為的限制和地方的保護和歧視；三是企業的形成與發展是否受到所有制的限制，特別是民營企業是否能夠根據市場競爭的原則可以自由進入或退出；四是社會資本是否可以根據市場信號自由轉移；五是是否形成一套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行政、稅務制度與法規。根據這些標準衡量，我國市場經濟的形成尚有相當長的一段路要走。由于如此，宏觀的總量調控，就會遇到許多的人為障礙，不能收到理想的效果。因為總量調節的有效性的一個重要前提是，要有一個暢行無阻的傳導機制。比如，國家增加財政支出的目的是要通過乘數效應帶動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其前提就是要求企業對總需求的變化反應十分敏感，這樣才會產生連鎖反應，達到國民經濟倍數增長。如果其中某一環節，對總需求的反應并不敏感，就會使乘數效應大打折扣。

可以說，我國經濟在很大程度上還是有著計劃經濟的痕跡。國家對許多重要的商品價格還實行著嚴格的控制，國有企業的用工權還受到很多的限制，地方主義還時有抬頭，民營企業在行業進入等方面都受到限制，國有企業的資本的大部分是不能流通的，我國的行政和稅務制度和法規很多是沿襲計劃經濟的一套。在這種情況下，宏觀調控恐怕宜以結構性調控為主比較有效。結構性調控的做法，似應表現在：對國民經濟的薄弱環節，即“瓶頸”行業注入必要的資金，使其緩解供應緊張的局面；對生產能力過剩又沒有發展前途的“夕陽”行業實行關停并轉，對新興的行業政府宜采取扶持的政策，從稅收等方面給予優惠，鼓勵民營企業的發展，取消“禁入”的規定，使它們能較快地進入短缺的行業（在市場經濟中，短缺行業是賺錢行業的同義詞），既增加投資的有效性，又緩解社會對特殊商品的供應不足。

2.宏觀調控側重需求管理，還是供應管理？

自凱恩斯以來，宏觀經濟的視野確實有了很大的拓寬。他所強調的需求管理在調節西方經濟方面的確取得了很大的成效，同時也產生了許多副作用，不然，宏觀經濟思想不會像現在那樣混亂。凱恩斯主義的需求管理的好處是對經濟的調節比較直接，對解決通貨緊縮特別有效。換言之，凱恩斯主義的政策只對經濟發生大蕭條時十分有效。問題是，現在經濟的運行并不象1920年代末和1930年代初那樣低落。尤其是西方國家的經濟結構與政府調控能力與那時相比有了根本性的改變，也就是說，不太可能產生像那時出現的生產能力嚴重過剩、消費嚴重不足的尖銳矛盾。可以這樣說，經濟大蕭條只是一種特例。它說明，如果不分經濟情況的好壞，一味強調需求管理的宏觀調控政策可能會出現弊大于利的結果。它的好處仍然是拉動總需求，刺激國民經濟增長；它的弊病是，如果國民經濟的生產能力已無多大剩余的話，就會引發通貨膨脹。從微觀層面看，會出現嚴重的“擠出效應”，排斥私人投資，阻礙國民經濟的增長。供應學派的興起是對片面強調需求管理的一種糾正。

我國真正借鑒西方宏觀調節的做法可以說從1999年始，那時我國的經濟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疲軟，積極的財政政策的提法和做法正式出現在政府的報告和文件之中。積極的財政政策這一詞，雖然沒有什么標新立異之處，但隱喻著擴大總需求的政策意圖十分明顯。顯然，擴大總需求，就是實行需求管理政策。從近兩年的實踐來看，需求管理的做法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對國民經濟的拉動是有一定貢獻的，有的學者估算，大概使國民經濟增長一到二個百分點，但與人們對它的預期效果還是有較大的差距。人們對它產生的疑問有：為什么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只有發行國債一途？我國屢次增發國債的效果究竟如何？當然要說清楚這個問題是很困難的。我的看法是，發行國債后籌集的資金主要用于公共工程，是一種正確的做法，要比用于一般性的財政支出好得多。問題是，一方面公共工程是否對國民經濟的總供應產生明顯的效果，另一方面公共工程的乘數效應究竟如何。恐怕兩方面的效果都不令人滿意。前者，只具有總量調節的意義，對解決國民經濟中的“瓶頸”不十分明顯（說實在，在需求疲軟的時候，“瓶頸”在哪里也難以說清）；后者，沒有引發新一輪的增產和投資熱潮，究其原因，主要是國有企業對需求刺激的反應不敏感。事物總有它的兩面性，積極的財政政策既沒有促進國民經濟的有力增長，也沒有引發嚴重的通貨膨脹。

回過頭來看，如果我們把宏觀調控的重心放在供應管理方面，也許效果會好得多。所謂供應管理，從我國的國情出發，主要是要把國民經濟的微觀基礎搞好。我們不能不看到，我國國有企業的潛在的生產能力是很有限的，尤其在停產之后，要再把生產重新組織起來，困難重重。有許多國有企業實際上是不破產的破產。在這種情況下要靠需求管理政策來拉動國民經濟，使國有企業的機器重新開動起來是難上加難。當務之急是要進一步搞好國有企業的改革，使企業成為真正意義上的企業，也就是對宏觀調控的信號十分敏感的企業，有了這個條件，擴張性的財政政策會把企業潛在的生產能力“拉動出來”。

3.實現國民經濟的均衡增長，更多地利用市場，還是依靠政府？

西方國家的宏觀經濟思想的分歧爭論在很多問題上主要集中在對市場的看法上。

我們不會也不能對西方的兩種學術觀點作出裁判。我們經濟理論工作者的任務是，聯系我國的實際，如何正視國民經濟中存在的問題，提出治理經濟的對策。我國長期來實行的是計劃經濟，習慣于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雖然我國已正式宣布實行市場經濟，但在許多方面還是依靠行政命令指導和調節經濟。我國肯定了市場經濟在配置資源方面的基礎作用，但對如何實現這個功能，或者了解甚少，或者做得很少。我們知道，在西方經濟學的教科書中寫得很清楚，依靠市場要解決三大問題，即生產什么，如何生產和為誰生產。計劃經濟何嘗不想較好地解決這三大問題，但計劃經濟實踐的結果是災難性的。這是現在實行市場經濟的歷史必然。其結論是不言而喻的，就是我們要在建立市場經濟和完善市場經濟上多下功夫，政府應當減少不必要的干預，讓市場成長和發育。應當看到，西方國家是市場經濟的國家，它們的市場基礎遠比我們深厚，他們尚且注意或政府對經濟的過多干預，我們還有什么顧慮，認為讓市場發揮自身的作用會使國民經濟失控呢。恐怕即使讓西方的凱恩斯主義者對中國的現狀發表意見，也許他們也會發出“政府干預太多”的感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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