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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農”問題，即農業、農民、農村問題，是20世紀90年代末才被歸納到一起，作為一個整體問題提了出來。實際上，作為中國現代化過程中的一個最重要問題之一，中國共產黨從誕生之日起就開始探索和解決這個問題，在她80年的歷史生涯里，經過艱辛探索和奮斗，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實踐上都取得了巨大成就，極大地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

一、“三農”問題的重要性

一個民族或國家的復興，沒有大多數人的積極主動參與，是不可能成功的。20世紀中國的復興和強大，再一次證明了這一點：農民作為民主革命的主體，積極參與了農村包圍城市的革命戰爭，推翻了三座大山壓迫，建立了新中國。1978年開始的改革，也正是由于廣大農民首先參與所帶來的巨大活力和示范作用，使得中國改革獲得了穩定的基礎廣大的發展空間，避免了重蹈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改革的覆轍。在今天，我們要實現鄧小平提出的“三步走”戰略，根本問題是要解決農業勞動力向非農產業轉移和農村貧困落后問題，因此也同樣離不開動員廣大農民的積極參與，可以說，“三農”問題作為中國現代化過程中的基本問題，與中國共產黨的使命和成敗是密切相關的。

(一)“三農”問題是貫串中國現代化過程的基本問題。

中國是一個農業人口占大多數、經濟發展很不平衡的大國。這80年來，“三農”問題成為制約中國現代化的主要因素，也是所謂中國國情(特殊性)的重要表現之一。中國的現代化，實質上就是“三農”問題的解決，即實現農業產業化、大量農民向非農產業以及人口城市化；同樣的，教育的普及、民主化、法制化等社會的全面發展，也有賴于廣大農村和農民改變貧窮落后的面貌。

(二)“三農”問題是在中國共產黨革命需要解決的基本問題。在民主革命時期，革命的性質、革命的主力軍以及農民占人口的比重，都決定了中國共產黨必須解決好如何動員和領導農民的問題，才能取得民主革命的勝利，才能建立自己領導的政權。1945年，劉少奇在中共七大上指出：“中國現在的革命，實質上就是農民革命。目前中國工人階級的任務，基本上就是解放中國的農民。”[1]他又說：“偉大的中國農民戰爭，如果在無產階級政黨領導之下，就與歷史上一切農民戰爭不同，是完全能夠勝利的。”[2]正是由于中國共產黨正確認識了中國民主革命的特點和解決了如何領導農民革命的問題，才完成了民主革命的任務，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因此，無論是從研究中國共產黨的歷史經驗和闡述思想，還是總結中國現代化的特點和規律，都需要研究民主革命時期的“三農”問題。

（三）“三農”問題同樣又是在中國共產黨執政需要解決的基本問題。由于中國面臨的國情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所沒有遇見到的，在這樣的國家無產階級如何奪取政權和開展社會主義建設，不僅沒有現成的答案，甚至遇到對馬克思列寧主義某些論斷矛盾的現象，其中最突出的問題，就是怎樣解決個體農民占人口絕大多數的條件下，無產階級怎樣建設社會主義。

80年里，中國共產黨基本理論的發展與“三農”問題的認識變化基本相一致，發生過三次大轉折，實現了兩次認識上的“飛躍”。第一次大轉折發生在1949年前，中國共產黨實現了由馬克思列寧主義和“十月革命”模式向中國新民主主義理論的轉變，實現了第一次認識飛躍，形成了思想。第二次大轉折發生在50年代前半期，即由新民主主義向傳統社會主義理論的轉變，并開始了長達20余年的曲折探索。第三次大轉折發生在1978年以后，即由傳統社會主義理論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轉變，實現了第二次認識飛躍，形成了鄧小平理論。與此同時，中國共產黨對農民的認識，也經歷了三次大轉折和兩次飛躍，第一次轉折發生在民主革命時期，由黨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轉向農村，形成以農村包圍城市的中國革命道路；第二次轉折發生于50年代初期，農民由革命的主力軍變成被改造的對象，戶籍制度和制度將農民束縛于土地之上，失去自由，農民的要求被視為“資本主義自發傾向”，一再受到壓抑。第三次轉折發生于1978年以后，黨承認了農民的創新行為，特別是當這些創新與傳統社會主義理論發生沖突之時，堅決站到了農民一邊，充分肯定了家庭經營和鄉鎮企業，并推動了整個改革。

（四）“三農”問題是中國未來50年現代化需要完全解決的最大問題。2001年3月，國務院總理朱熔基在關于“十五”計劃的報告中說：“農業、農村和農民問題是關系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全局的重大問題。”經過50多年的經濟發展和20多年的改革開放，雖然我國已經解決溫飽問題，綜合國力大大提高；但是買方市場的形成、產業結構的調整以及強調節約能源、保護環境等因素，將會使得“三農”的核心問題——大量農民向非農產業轉移，受到較大制約，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那種低成本、外延型擴張的鄉鎮企業黃金年代，將不會再現。同時，由于農業人口嚴重過剩，生產率太低，農民的收入增長將會遇到較大阻礙，而農民收入增長緩慢，又將進一步影響農村消費和積累。另外，世界進入21世紀后，隨著冷戰格局的解體和經濟全球化的推進，中國越來越多地溶入國際經濟，既能夠獲得經濟全球化帶來的好處，也將遇到國際資本對國內經濟的沖擊，尤其是落后的農業和技術落后的鄉鎮企業。這一切都使得解決“三農”問題的復雜程度和難度，大于前20年，因為前20年我們基本上可以通過對農民“松綁”的辦法，依靠計劃經濟造成的短缺空間，使得農業和農村非農產業獲得迅速發展。但是今天“三農”問題的解決，則要在買方市場、產業結構調整、環境保護、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等條件下進行，并且經過20年發展所留下的問題，更多地存在于經濟落后地區和農村弱勢群體，轉移難度也更大。

總之，“三農”問題并不單純是農業、農民和農村問題，它不僅是中國現代化的基本問題，還關系到中國的工業化、城市化、共同富裕、可持續發展以及以人為本等一系列中國社會發展的重大問題。可以說，“三農”問題解決之日，就是中國現代化實現之時。

二、中國共產黨對“三農”問題的認識歷程

由于中國是一個農業人口占大多數的大國，農民問題是中國共產黨從誕生之日起就面臨的一個重要的和基本的問題。80年里，隨著時代、社會的變遷以及黨的任務的變化，中國共產黨對“三農”問題的認識大致可以分為兩個時期三個階段。第一個時期，也就是第一個階段，即新民主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即從1921年中國共產黨誕生至1952年民主革命和經濟恢復任務基本完成；第二個時期是從1953年國家轉入大規模經濟建設和黨提出過渡時期總路線至2001年，即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第二個時期又可以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從1953年至1978年“三中全會前；這個階段是建立和實行單一公有制和計劃經濟的社會主義模式；第二個階段是從1978年“三中全會”到2001年，這個階段是建立和實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階段。在這漫長的80年里，中國共產黨對中國革命、社會主義建設以及“三農”問題的認識實現了兩次飛躍。第一次認識飛躍發生在民主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創建了新民主主義理論和農村包圍城市道路；第二次認識飛躍發生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經過曲折探索，中國共產黨創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和市場經濟建設道路。

論文中國共產黨對“三農”問題的認識歷程及其啟示來自免費論文網

在第一個時期，中國共產黨對“三農”問題的認識，主要集中在農民問題和農村問題。即解決革命的主力軍和革命的道路問題。由于中國正處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在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壓迫下，內憂外患日益深重，資產階級既無力領導民主革命，城市中的無產階級力量也很弱小，因此中國共產黨要領導民主革命勝利，必須找到龐大的主力軍，也必須以“武裝的革命反對武裝的反革命”而這兩個問題，都是在城市里無法解決的。在1921年至1927年間，中國共產黨與資產階級建立了統一戰線，通過國共合作的方式，迅速擴大了隊伍和影響，成為中國政治舞臺上舉足輕重的力量。但是1927年資產階級背叛革命導致了“大革命”的失敗，這說明中國共產黨必須有自己的龐大主力軍，必須有自己的武裝力量，而這一切，在反革命勢力強大的城市顯然是不存在的。大革命的失敗和城市起義的一再失敗，迫使中國共產黨的革命重心由城市轉移到農村，一大批過去就非常關注農民問題和熟悉農村的共產黨人，如、彭湃、鄧子恢、、等，開始在農村建立革命根據地。到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前，盡管由于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錯誤路線干擾，革命根據地遭受重大損失，但是中國共產黨卻形成了以為代表的領導核心，更重要地是通過建黨以來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教訓，已經找到了如何依靠農民、如何建立農村根據地的辦法，即找到了適合中國國情的革命道路。這可以從當時所著的《中國革命的戰略問題》、《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等著作中反映出來。

中國共產黨深入農村后，在發動農民和建立革命根據地的過程中，立即遇到了如何發動農民、鞏固和擴大根據地的問題，也即是如何打倒農村中的反革命勢力和從人力、物力上支持革命戰爭以抗擊強大的反革命武裝圍剿。于是土地革命和根據地建設就自然成為黨在農村的三大任務的組成部分（另一個是武裝斗爭）。因此，從1927年到1949年黨的工作重心由農村轉向城市前的22年間，中國共產黨始終在農村奮斗，在、農村政權建設、發展農業經濟以及動員廣大農民參軍參戰等方面，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形成了一整套正確的理論、方針、政策和辦法。為奪取全國政權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就農村來說，除繼續完成和民主建政任務外，黨在農村工作的重心已經開始到如何盡快發展農村經濟方面來。如何改造落后的小農經濟，開始成為以后的主要問題。首先，黨一直認為只解決了反封建問題，但是沒有也不能解決小農經濟的落后、分散、生產率低下問題，并且小農經濟自發發展的結果，必然是資本主義化：生產資料向少數人集中，大部分農民陷入破產和貧困。因此，如何使廣大農民既擺脫資本主義式的發展道路，又能夠迅速改變農村經濟的落后面貌，就成為新中國成立以后黨考慮“三農”問題的焦點。

1950年黨在農村大力發展和整頓供銷合作社，1951年積極提倡農業互助合作，1952年農村整黨中批判和處理黨員中的自發資本主義傾向，都反映出黨按照七屆二中全會的思路，引導后的農民跟共產黨走集體致富的道路。

1953年中國實施第一個五年計劃，開始大規模經濟建設后，由于國家投資增長過快，積累與消費、市場與計劃（實質上是個體農民與國家）、農業與工業的矛盾突然以農副產品供應短缺的形式表現出來，這似乎再次驗證了列寧關于小生產者每日每時自發產生資本主義的論斷，驗證了斯大林關于社會主義工業化與小農經濟矛盾的論斷，于是從理論上和邏輯上來說，改造分散落后的小農經濟都成為當時不容置疑的迫切任務，成為保證工業化任務順利實現的前提。當年開始實行的農副產品“統購統銷”和大張旗鼓地宣傳過渡時期總路線，都表明黨對農民的基本而是，已經從民主革命時期的主力軍（革命性）轉為社會主義的改造對象（小農經濟的落后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