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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阿馬蒂亞·森對“經濟人”的“自利行為假設”的批判

根據阿馬蒂亞·森的看法，長久以來形成的對亞當·斯密關于“經濟人”思想的誤解，是造成“現代經濟學和倫理學分離的”根本原因。按照他的思路，經濟學上的“經濟人”是在所謂“自利行為假設”基礎上被錯誤理解的，而自利行為假設是沒有根據的，或者在現實經濟生活中是不真實的。“主流經濟學把理性的人類行為等同于選擇的內部一致性，并進而把它等同于自利最大化。但是，正如阿馬蒂亞·森所指出的那樣，既沒有證據表明自利最大化是對人類實際行為的最好近似，也沒有證據表明自利最大化必然導致最優的經濟條件。”阿馬蒂亞·森發現在經濟學的傳統中，一直有兩個問題值得深思。其一，為了保證經濟學研究不會被友善或道德情操等因素所干擾（這些應該交給倫理學去考察），經濟學家們長久以來假設人類的行為動機是單純的、簡單的和固執的，這就是所謂自利行為假設一直被奉若神明的學術原因；其二，現代經濟學的淵源是作為一個倫理學的分支發展而來，矛盾的是，到了今天，它的特征卻恰恰是“無倫理”（non-ethical），這是不自然的，更是不尋常的，一定發生了什么問題。

這個問題反映在從兩個學科研究的關系上，出現了不應有的、卻被深刻認同的經濟學和倫理學的分離。而在所有以“經濟人”分析為基石而建立起來的理論中，為追求理論上的純粹的“經濟人”模型，而將現實的人的倫理道德進行了剝離，以完成機械的“經濟人”抽象。如此，豐富多彩的人成為了在動機上只有“內部一致性”的固執的千篇一律的自利的個人，活生生的人在經濟學上幾乎僵死。而這竟然作為影響廣泛，歷久彌新的經濟學的真理性認識存在至今。森認為，“被稱為‘實證經濟學’的方法論，不僅在理論分析中回避了規范分析，而且還忽視了人類復雜多樣的倫理考慮，而這些倫理考慮是能夠影響人類實際行為的。根據研究人類行為的經濟家們的觀點，這些復雜的倫理考慮本身就是基本事實存在，而不是什么規范判斷問題?！彼辉購娬{，“善、正當和義務概念都是經濟學的主要概念”。現代經濟學的一個很大的誤區就是忽視了涉及或影響著“經濟人”及其經濟行為的倫理道德因素。排除倫理動機的人的自利行為假設不僅僅應用在經濟人上，還被廣泛確信發生于其他社會角色上。喬治·施蒂格勒堅持類似的觀點，而森卻反對，認為在現實生活中，偏離自利的倫理考慮一直發揮著重要的作用。森進一步說明自己反對的是自利成為了人類行為的惟一動機，他并不否認自利在主體的選擇中起了“決定性的作用”。少了自利動機，正常的經濟交易活動甚至無法進行下去。他主張的是動機的多元性。此外，他堅稱自利和某種周全的考慮之間并不存在著必然的矛盾，二者可以融合或互補。經過以上分析，可得出以下結論：第一，人們（包括“經濟人”）并非惟一地按照自利的方式行事；第二，即使人們惟一地按照自利的方式行事，他們也未必能取得某種特定意義上的成功，即提高技術效率（投入產出比）或經濟效率（帕累托最優）。而經濟學對這樣的結論長期普遍持相反的態度，其根源在于對古典經濟學的開山鼻祖亞當·斯密的極大誤解。

二、回到倫理學去，企業家是經濟人與道德人的復合

為了厘清自利行為假設在經濟學傳統上錯誤的根源，森進一步指出，主張自利行為假設的人們總是從斯密的著作里翻出詞句，認為人總是會依從自利的動機行事，這是對斯密的經濟人思想的一個誤解。其實，斯密的經濟人與其說是“自利”的，不如說是“自愛”的和“精明”（prudence，又譯為謹慎）的。斯密的思想中，“道德情操”這一術語有著深厚的斯多葛主義色彩，道德情操“是用來說明人（被設想為在本能上是自私的動物）的令人難以理解的能力，即能判斷克制私利的能力。”這就是“謹慎”也成為了經濟人的某種“道德情操”的原因，這顯然是受到了古希臘斯多葛學派的“自制”思想的影響。但是，斯密宣稱他的“謹慎”并不等同于斯多葛的自制。森認為斯密是把謹慎看作是“理性和理解力的結合，后者則不是”。的確，斯密并不是僅僅像主流經濟學里描述的那樣，只是關注自利。他看到了謹慎在經濟人的行為動機中的重要作用，“明智和審慎的行為，當它指向比關心個人的健康、財富、地位和名譽更為偉大和高尚的目標時，時常又非常合宜地被稱作謹慎?！彼^續說道：“在所有這些場合，謹慎都同許多更偉大和更顯著的美德，同英勇，同廣泛而又熱心的善行，同對于正義準則的神圣尊重結合在一起，而所有這些都是由恰如其分的自我控制所維持的……它必然意味著所有理智和美德的盡善盡美。這是最聰明的頭腦同美好的心靈合二為一。

確實如此，斯密把最好的道德評價送給了那些能夠在利己和利他之間進行權重，而最終選擇了更為重視利他的經濟人。他多次強調，“當他人的幸?；虿恍以诟鞣矫娑家牢覀兊男袨槎〞r，我們不敢按自愛之心可能提示的那樣把一個人的利益看得比眾人的利益更為重要……品德高尚和優良的人不會為這種情感所左右。”又如：“個人決不應當把自己看得比其他任何人更為重要，以至為了私利而傷害或損害他人，即使前者的利益可能比后者的傷害或損害大的多。”森告誡人們，如果對斯密的著作進行系統的、無偏見的閱讀與理解，自利行為的信奉者是無法從那里找到依據的。實際上，道德哲學家和先驅經濟學家們并沒有提倡過一種精神分裂式的生活，是現代經濟學把斯密關于人類行為的看法狹隘化了，從而鑄就了當代經濟理論上的一個主要缺陷，經濟學的貧困化主要是由經濟學與倫理學的分離造成的。大河內一男對此持有類似的觀點。他說：“人們認為斯密經濟學作為一種經濟學說是與倫理相對立的，其體系的性質是違背道德的。但是，……對斯密的這種批判是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進行的，因而批判者也不理解斯密所說的倫理同經濟的深刻的內在聯系。在亞當·斯密看來，倫理不是同經濟對立的，毋寧說它是對經濟有利的；倫理不是處于同經濟對立的地位，而是存在于經濟本身之中?！倍z憾的是，“斯密認為一直與經濟倫理保持密切聯系的‘經濟人’，在其后經濟學的發展中逐漸變成單純方法論上的工具，當初‘經濟人’同經濟倫理的關系隨之被切斷了?！睂嶋H上，作為經濟人的企業家并沒有同作為道德人的企業家發生分裂，企業家道德人不是處于同企業家經濟人相對立的地位，而是存在于經濟本身之中。這一結論，還可以從企業家經濟人的利益目標分析中獲得。

三、企業家經濟人的利益目標的倫理分析

讓我們回到“主流經濟學”（在這里，只是借用了阿馬蒂亞·森的術語，以指稱那些反對企業家經濟人為道德人的經濟學派）。經濟人（包括企業家經濟人）被假設為擁有唯一的自利動機，而與此動機相聯系的是經濟人的利益最大化目標這一問題上去。在這些經濟學派看來，經濟人的惟一目標在于實現利益最大化。經濟利益當然重要，馬克思有云：“‘思想’一旦離開‘利益’，就一定會使自己出丑”，我們從來不輕易否定任何道德主體的利益動機。這是消極方面的例子。積極的也有，那就要具體地分析企業家的利益目標的內涵了，企業家的追求企業利潤最大化目標的假設必須建立在企業家對自己的利益目標的理解上，即：他理解的利益目標是不是僅僅是經濟利益或直接的企業利潤？企業家進行決策的時候，他的主導思想當然服從于利益的思考，這沒有疑問，關鍵是在他做決策的時候，他的利益目標的具體內容應該是什么？是遵從一時的經濟利潤，還是將經濟利益與社會責任、道德目標放到一起進行統合考慮，以實現他心目中的終極目標？“決策所需的很多信息不僅獲取的成本昂貴，而且靠直接觀察是得不到的。換言之，決策不僅受客觀信息的支配，還受主觀信仰的支配。利潤、增長和先進技術這些問題包括了倫理的方面。”綜合起來，把企業家的利益最大化目標解釋為企業家的利潤最大化目標是失敗的，而且，企業家的利益最大化目標也是被正確理解的利益最大化。在現實經濟生活中，這通常表現為企業家對理性預期的以經濟目標為主的綜合目標的實現的滿意度，其中當然包含倫理價值的考慮。

作者：李隼許雨燕單位：深圳大學社會科學學院暨南大學國際關系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