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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國際經濟政策協調，是指各個國家、地區政府或國際經濟組織，在承認世界經濟相互依存的前提下，就財政、貨幣、匯率、貿易等宏觀經濟政策在有關國家之間展開磋商、協調，或適當修改現行的經濟政策，或聯合采取干預市場的政策行動，以減緩各種突發事件和經濟危機帶來的沖擊，維持和促進各國經濟的穩定增長。國際經濟政策協調強調，在利益發生沖突或無法確保相關國家的經濟利益同時達到最大化的情況下，對這些國家的經濟政策進行協調，以尋求各參與協調國家的整體利益趨于最大化。二戰后，凱恩斯的政府干預理論成為西方發達國家制定宏觀經濟政策的主要依據。國際經濟相互依存的加深使得西方各國的宏觀經濟政策都產生“溢出效應”，因而有了進行國際協調的需要。

布雷頓森林體系下的國際經濟政策協調

真正意義上的國際經濟政策協調出現于二戰之后。戰后成立的聯合國成為協調國際事務的常設機構，而經濟領域的協調則主要體現在布雷頓森林協議、關稅與貿易總協定（GATT）的簽訂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世界銀行的建立上。

二戰結束前夕，一些國家深切感受到：國際經濟的動蕩乃至戰爭的爆發，與國際經濟秩序的混亂存在著某種直接或間接的關系。因此，除了重建各國國內經濟，修復和重建國際經濟秩序也是重建戰后經濟的一項重要任務。當時，因為各國之間的經濟往來仍然以商品交易為主，所以世界貿易的恢復必須排除制度方面的兩個障礙：一是各國間的貿易壁壘，二是以鄰為壑的匯率制度。與此相適應，當時的國際經濟政策協調主要集中在國際貿易政策以及與國際貿易相關的國際貨幣體系上。

1944年7月，由44國參加的“聯合國貨幣金融會議”在美國新罕布什爾州的布雷頓森林舉行，討論戰后國際貨幣制度的結構和運行等問題。會議通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協定》和《國際復興開發銀行協定》，確立了新的國際貨幣制度的基本內容，其實質是建立一個以美國為中心的國際貨幣制度。1946年3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正式成立，它是關于各國匯率制度安排和調整的國際協調組織。國際復興開發銀行即世界銀行于1946年開始辦理業務，其主要任務是對成員組織提供長期貸款和投資，以滿足它們戰后恢復和發展經濟的資金需求。主要貸款對象最初是受戰爭創傷較大的歐洲國家，后來貸款重點逐漸轉向發展中國家。1948年1月1日正式生效的關稅與貿易總協定是關于降低關稅壁壘、商定國際貿易政策的共同準則以及調整各國國際貿易關系的國際多邊協定。關貿總協定的簽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的建立，在戰后的國際經濟政策協調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一是有嚴格的組織管理機構和明確的宗旨，因而能保證世界經濟在這一協調體系下正常運行；二是協調范圍明確，可以在具體領域對所出現的問題進行調節；三是制定了一系列的國際合作與協調的規則，使成員能在世界范圍內更充分地利用各種資源，以解決國際收支方面出現的暫時的或非根本性的不平衡。

戰后直到20世紀70年代，國際經濟政策協調是在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基本框架下運行的，盡管該體系是以美國為中心、更多地代表了發達國家的利益，但它畢竟是多個國家共同協商產生的新型國際經濟制度，在戰后所起的作用是明顯的。在此期間，世界經濟與貿易的發展水平超過了歷史上任何時期，發達國家再也沒有出現像20世紀二三十年代那樣的全球性經濟危機。

以七國集團為主導的國際經濟政策協調

1973年，美國向全世界宣布美元與黃金脫鉤，標志著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崩潰及美國在世界政治經濟領域的霸權相對削弱。在此背景下產生了七國集團：一是七國首腦會議。1975年11月，在法國總統德斯坦的倡議下，法國、英國、德國（西德）、意大利、美國和日本六國首腦在巴黎郊外朗布依埃召開第一次首腦會議，加拿大與歐共體相繼于1976、1977年出席。70年代中期以來，七國首腦會議每年舉行一次，討論世界經濟政治的協調問題。二是七國財長及央行行長會議。該部長級會議從80年代中期開始在首腦會議以外對國際宏觀經濟政策進行協調，是七國集團宏觀經濟政策協調的重要決策者。很多重要議題都是由七國財長與央行行長會議通過后，再提交首腦會議簽字對外的。從70年代中后期開始，七國集團在國際經濟政策協調方面發揮了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其主要內容包括：

財政政策協調。在每年一度的七國集團首腦會議和財長會議上，七國首腦和財長就各國的政府預算、稅收政策的協調等進行討論協商并達成一定的協議，以促進各國經濟的持續增長。為解決西方國家經濟發展不平衡問題，1978年舉行的七國集團波恩會議提出“護艦隊計劃”，共同實行適度擴張性財政政策等措施，標志著七國集團經濟政策協調取得首次成功。在此后20多年中，財政政策協調一直是七國集團促進各國經濟增長和經濟平衡的主要手段。美國一向把財政政策作為反周期工具，特別支持實施擴張性的財政政策以推動經濟增長。因此，往往是美國頻繁地推動其他六國實行“協同增長計劃”，而德國、日本對財政政策的協調則顯得比較被動。

貨幣政策協調。隨著經濟全球化的深入，一國貨幣政策產生的“溢出效應”會對其他國家產生影響。為避免出現以鄰為壑的政策，七國集團對各國貨幣政策進行協調，主要是協調利率政策，即通過各國央行行長和財長會議來協商并確定政策方向，通過各國國內的宏觀政策加以實施。如80年代初，七國協調降低利率，以促進經濟回升與發展；80年代中期以后，隨著通貨膨脹率有所上升，又調高利率；而在股市危機和經濟不景氣時又調低利率。雖然各國從各自利益出發，有時意見不盡一致，但總的說來通過協調，大都能在短期內實現一定的政策目標。

匯率政策協調。布雷頓森林體系瓦解以來，主要工業國家實行的是管理浮動匯率制，外匯市場干預成為各國中央銀行特別是發達國家中央銀行進行匯率調節的主要手段。從70年代末至今，西方國家在外匯市場干預方面的最重要特征是聯合干預。80年代以來，七國集團為影響匯率的走勢曾多次達成協議，其中影響較大的有1985年的廣場協議、1987年的盧浮宮協議等。進入90年代以后，西方七國特別是美日德三個最主要的工業發達國家，仍然對外匯市場多次進行聯合干預。貿易政策協調。從第一次首腦會議開始，七國集團憑借其強大的政治經濟實力，對歷次多邊貿易談判產生了重大的影響，并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世界貿易體制的發展方向。東京回合談判期間的四屆七國集團首腦會議，都在不同程度上影響了關貿總協定管理下的多邊貿易談判，對達成東京回合談判的多邊貿易協議起到了重要的促進作用。烏拉圭回合談判中后期，幾乎每屆七國首腦會議都發表宣言，敦促烏拉圭回合取得進展。1995年世界貿易組織（WTO）接替關貿總協定管理世界貿易體系后，七國集團對自由的多邊貿易體制的支持仍未改變，并積極倡導多哈回合的談判。但是，近年來隨著貿易保護主義的抬頭，七國集團貿易摩擦不斷，在促進多邊貿易談判方面所起的作用也隨之減弱。

金融危機救助貸款。在歷次經濟危機中，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資金期限太短，注資太慢，提供的國際貸款往往難以滿足危機國的需要，而且其貸款往往附加一些宏觀經濟約束，經常受到國際輿論的批評。作為世界主要工業大國，七國集團的一個重要職能就是要形成有效的危機反應機制，面對金融危機充當最后貸款人的角色，以抑制金融及經濟恐慌。1987年10月爆發股市危機，七國集團即向世界展示出它有能力擔當這一角色。90年生的歷次金融危機中，七國集團也都發揮了一定的最后貸款人的功能。

國際經濟政策協調的新進展

20世紀90年代以后，國際經濟政策協調表現出一些新的特點：

第一，全球性國際經濟組織的協調作用下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關貿總協定等的協調作用，主要體現為機構協調。但是，由于它們在運行過程中的缺陷，其協調作用已受到很大影響。例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處理亞洲金融危機中的表現，受到了許多經濟學家和政治家的批評，面臨著多方面改革的壓力。再如，世界貿易組織也存在著各種制度缺陷，如談判交易費用因其成員數量增多而不斷增加，談判耗時長、靈活性差，協議生效后的執行成本高、執行難等。近年來，要求世貿組織進行改革的呼聲也不斷出現，特別是2003年坎昆會議失敗后，這種呼聲更加高漲。

第二，七國集團的協調效力趨衰。80年代中后期，七國集團宏觀經濟政策協調曾經達到高潮，但是收益不大，沒有達到政策制定者預期的效果，甚至還給某些國家的宏觀經濟帶來負面影響。1998年俄羅斯被正式接納為會員，七國集團更名為八國集團，但俄羅斯只參加政治議題的討論，在經濟問題上仍保持七國體制。世界經濟發展的不平衡使這些國家之間在某些重大問題上的協調性降低，近年來美國的單邊主義傾向更加劇了這種趨勢。美國推動國際經濟政策協調的動因往往是為了解決國內經濟問題，但它不從自身尋找原因，而是將本國的經濟問題歸咎于外國的經濟政策，要求別國進行經濟政策的調整。美國的這種做法越來越受到各國的抵制。

第三，區域經濟政策協調及雙邊經濟政策協調不斷發展，區域自由貿易成為新潮流。在不違背世貿組織原則的前提下，區域合作是對多邊合作的補充。相對于多邊合作，區域或雙邊合作具有更大的靈活性，往往可以避開世貿組織談判中無法回避的難題。世貿組織成員經濟實力和發展水平的差異，也促使一些地域鄰近、經濟互補的國家考慮優先采取區域合作的方法。坎昆會議的失敗使得區域合作掀起熱潮。目前，世界上已經簽訂的區域自由貿易協定達179個，內部貨物貿易量占全球貿易總量的50％以上。

在亞洲，除了亞太經濟合作組織（APEC）外，近年來一些次區域性的國際合作也獲得了發展。亞洲金融危機之后，東亞地區成立了由東盟10國加上中、日、韓三國的次區域性合作組織，即“10＋3”，確立了首腦定期會晤、財長定期會商和政策對話等機制。目前，東盟10國已著手建立自由貿易區，并計劃到2020年底之前創建一個類似歐盟的經濟共同體。東盟已與中國確定于2010年建成自由貿易區，同時也積極同日本、韓國、印度和歐美國家商討建立自由貿易區。

歐盟各成員國的政策協調是目前較高級別的國際經濟政策協調。近年來，歐盟致力于促進歐盟各國向更加健全、更加緊密的經濟聯盟過渡。在實施“東擴”計劃的同時，歐盟也積極開展跨區域的雙邊合作，先后與墨西哥、智利、南方共同市場、中東與地中海沿岸國家以及海灣國家協商建立自由貿易區，其中與南非、墨西哥的自由貿易協議已經生效。

美洲經濟貿易合作得到進一步發展。一是北美自由貿易區向南延伸。美國與尼加拉瓜、薩爾瓦多、危地馬拉和洪都拉斯四個中美洲國家達成自由貿易協定。二是拉美自由貿易區取得實質進展。南方共同市場和安第斯共同體簽署了自由貿易協定，為南美國家建立統一大市場奠定了基礎。三是推動建立美洲自由貿易區。將由北美自由貿易區、安第斯共同體、南方共同市場等聯合組成，涵蓋除古巴之外的所有34個美洲國家，從而建成世界上最大的南北區域經貿集團，但這一進程并不順利。

第四，中國等發展中國家在國際經濟政策協調中的作用逐漸增強。目前，盡管七國集團仍被視為“富國俱樂部”，但它已不可能完全無視發展中國家尤其是中國的存在。主要原因有：一是中國的快速發展和不斷壯大的經濟實力對世界經濟的影響越來越大。中國已是世界第三大、亞洲第一大進口市場。沒有中國的參與，國際經濟政策協調很難決策，即使作出決策也難以實施。二是發達國家希望借此約束和影響中國，要求中國按其“游戲規則”辦事。鑒于此，近年來七國集團頻繁對中國發出邀請。2003年6月和2005年7月，中國國家主席兩次應邀出席八國集團首腦與發展中國家領導人對話會議，中國財長和央行行長也多次出席七國集團部長級對話會議。中國認為，作為一個發展中的大國，需要與七國集團建立必要的聯系和溝通，積極參與國際經濟政策協調和規則的制定，為中國的經濟發展營造良好的外部環境。

在世界經濟運行中，七國集團過去在國際經濟政策協調中的重要性，與聯合國安理會相提并論也不為過，所以有人稱之為“全球經濟理事會”。在新的國際經濟形勢下，該集團的作用并未完全消失，當務之急是進行更新和改革。目前已提出兩種改革方案，一是七國集團與發展中國家共同組成“20國集團”，形成固定的對話和協調機制；二是把目前的七國改為四方協調機制，即美國、歐盟、日本和中國。雖然任何一種改革都很困難，但無論何種改革都意味著，在21世紀的國際經濟新秩序中，中國等發展中國家的重要作用將不容忽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