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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戰爭環境和時代思潮的動蕩，我的學生生活非常曲折。我曾經歷北洋工學院、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學過工科、理科、經濟和歷史，非常雜，都沒學好。但是，后來我在專業經濟史研究中，卻發現過去學的一點點理工知識(尤其數學)很有用。我學過的文獻學，連同童年在私塾讀的經文，也都常派上用場。這里的一個體會是：做學問必須專，專才能精；但又要有比較廣泛的知識，博而后專，大有好處。

我做學生時學得很雜，但后來到哥倫比亞大學做研究生，就專學經濟了。回來教經濟學，又做了20年的經濟行政工作。恰好我的直接領導薛暮橋、許滌新諸先生，都是著名學者，在行政工作中也叫我們做研究，并有不少成果，包括經濟史。這里我的一個體會是：在經濟機關研究經濟史大有好處，因為能密切聯系實際，并易取得檔案和調查資料。

“”后我到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專業研究經濟史了。據說經濟史是門交叉學科，其實沒有這門學科，研究經濟史的不是學經濟出身的，就是學歷史出身的。這就很自然地形成兩大學派：學歷史出身的注重史料考證，學經濟出身的重視理論分析。這兩種研究方法都好，兩派比一派好，可互相促進。但就每個研究者說，不妨有自己的體會。

我算是學經濟出身的。我研究經濟史就主要用分析方法，并喜歡計量分析，因為我學過計量學，并因此獲金鑰匙。但是，到上世紀80年代，看法開始有改變。

我首先感到的是，統計分析很重要，計量學分析則有很大局限性。一個模型變量有限，許多事情只能假定不變，這不符合歷史。研究農業，災荒不好計量，只能有災是1，無災是0。1986年我在美國參加計量史學會議，那時R．w．福格爾還沒獲諾貝爾獎，但有些老計量史家已經轉業了。歷史現象，歷史學家把它看成是因果關系，有時嫌簡單化。計量史家把它看成是函數關系，那就太簡單了。正如R．索洛所說，他們是“用時間變量代替歷史思考”①。歷史是要下功夫思考的，不能用t推論出來。

經濟學理論也有很大局限性。它沒有普遍意義，受時間空間限制。有些可稱為規律，如價值規律，但恩格斯說，它可用于15世紀以前，到16世紀就要用生產價格理論，到19世紀(這不是恩格斯說的)就要用邊際效益理論了。這指歐洲，中國還不行。1995年我寫了一篇文章，提出“在經濟史研究中，一切經濟學理論都應視為方法論”，“任何偉大的經濟學說，在歷史的長河中都會變成經濟分析的一種方法”。作為方法，它只能在一定的條件下應用。這篇文章由《經濟研究》發表，經其他刊物轉載，并獲孫冶方經濟學論文獎。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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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R．M．Solow：“EconomicHistoryandEconomics”，EconomicHistory，V01．75，No．2(1985)．

②吳承明：《經濟學理論與經濟史研究》，《經濟研究》1985年第4期，第3—9頁。

那時，法國年鑒學派和新制度學派的經濟史都在中國流行起來。年鑒學派的整體觀和結構主義都來自社會學，不是來自經濟學。整體觀接近中國史學，它與經濟學之強調分析，有如中醫與西醫。M．懷特寫了一本書《分析的時代》，指20世紀，敘述的歷史變成分析的歷史。不過近年來又有恢復敘述歷史的傾向。年鑒學派所稱結構，就是部分與整體的關系。結構的良窳造成經濟興衰，這比原經濟學的線性增長理論要高明得多。D．諾斯的新制度學派是以新古典經濟學為基礎的，但他注意到非經濟因素，把國家論和意識形態引進經濟史。這實際是中國史學傳統，中國歷史上是強政府，講義利論，不過，諾斯說他是取法馬克思。總之，學習年鑒學派和新制度學派給我很大啟發。至少，經濟史不能就經濟論經濟’要研究社會結構、制度、思想

然而，使我感觸最深的是J．A．熊彼特。他在傳世巨著《經濟分析史》開篇說，經濟分析有三項基本功：歷史、統計、(經濟)理論。其中歷史最重要，“如果一個人不掌握歷史事實，不具備適當的歷史感或歷史經驗，他就不可能理解任何時代(包括當前)的經濟現象。”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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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美]約瑟夫．熊彼特著、朱泱等譯：《經濟分析史》第1卷，商務印書館1991年版，第32頁

我深感自己缺乏歷史知識，沒有歷史感，這就做不好經濟史研究。“歷史感’’尤難。我曾努力讀前人的“歷史哲學”，有十幾家，雖可借鑒，但還是別人的，不是自己的感。歷史感或歷史經驗要靠自己研究歷史得來，并要學古史，因為要通古今之變。這我就不如學歷史出身的同行。好在我也讀過兩年歷史，并幸遇名師陳寅恪、錢穆等，還有孟森老先生。也寫過考據文章，只是太浮淺，需補課。

1999年我寫了篇文章，提出我對研究經濟史的看法。我提出歷史、經濟、制度、社會、文化思想五個方面。①

我以為，經濟史首先是史。每個歷史時代都有它的時代的經濟。如戰國時代，各國經濟都要為戰爭服務；秦漢大統一，就有了《貨殖列傳》。這不是上層建筑決定論。歷史是上層建筑與經濟基礎統一的整體。從歷史出發就是從整體人手。布羅代爾的《15—18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一書的第1卷就是整體論，它規定著第2卷經濟和第3卷資本主義的“邊界條件”。

歷史研究是研究我們還不認識或認識不清楚的過去的實踐，如果已認識清楚，就不要去研究了。這種認識，只有根據經過考證的、你以為可信的史料，別的都不足為據。但歷史認識是相對的，隨著知識的積累和時代的進步，過去認識清楚的東西又變得不清楚了，因此歷史總要沒完沒了地再考證，再認識。

經濟史是研究一定歷史時期的經濟是怎樣運行的，以及運行的機制和效果。這就出現經濟理論問題。經濟理論是一定的經濟運行的抽象，但不能從抽象還原出實踐，正如不能從“義利論”中還原出一個君子國，世界上也沒有一個“經濟人”國家。在研究經濟史時，一切經濟理論都應視為方法，思維方法或分析方法。

任何經濟都是在一定制度下運行的，否則就亂了。制度變遷通常是由于經濟發展的需要。這和諾斯看法有異，是J．R．希克斯觀點，也是馬克思觀點。歷史上土地制度、賦役制度、租佃制度、雇工制度的變遷都是由于需要。但在重大的歷史變革，如由傳統經濟向現代經濟的轉變中，單這些制度變遷還不行，還需要有體制的變革，以至根本法(constitutional)的變革。這是歷史學家關注的，經濟學家忽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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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經濟發展、制度變遷和社會與文化思想變遷的關系》，(吳承明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349—353頁。

經濟史本來是社會經濟史，老一輩經濟史學家都研究社會。1952年禁止社會學，不敢研究了。1979年已解禁，自應恢復社會經濟史。

經濟發展、制度變革、社會變遷，在最高層次上都要受文化思想的制衡。我不把文化思想看成“非正式制度”，不用“制約”，而用“制衡”(conditioned)，有二義：一方面，不合民族文化傳統的東西(如)行不通；另方面，文化思想又是改變傳統的先導，這在歷史上叫“啟蒙”。歷史學家重視啟蒙，經濟學家不重視。從管子起，歷代都有啟蒙思想，研究經濟史要注意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