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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內容上的自然經濟觀點

內容上的自然經濟觀點,是中國傳統經濟思想的主要特點。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第一,傳統經濟思想始終把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看成是最理想的經濟生活模式。中國封建地主階級經濟思想的基本觀點產生和形成于春秋戰國時期。盡管地主階級內部當時存在著各種不相同的學派,但他們有一個共同點,就是都把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作為他們理想社會的經濟基礎。儒家思想后來發展為封建正統思想的主體。儒家創始人之一———孟軻曾這樣描繪儒家的社會經濟主張:“五畝之宅,樹墻下以桑,匹婦蠶之,則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雞,二母彘,無失其時,老者足以無失肉矣。百畝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足以無饑矣。”(《孟子•盡心上》)這是一個典型的男耕女織,自給自足的封建小農經濟的圖畫。西漢后期召開的鹽鐵會議上,以封建正統思想標榜的文學賢良則認為社會經濟生活的模式應該是“千室之邑,百乘之家,陶冶工商,四民之求足以相更。故農民不離畦畝,而足乎田器,工人不斬伐而足乎陶冶,不耕田而足乎粟米。百姓各得其便,而上無事焉”。(《鹽鐵論•水旱》)這里雖然有手工業者,也有商人,但僅限于百乘之家,千室之邑的范圍內,而絕不同外界交換:“遠方之物不交,而昆山之玉不至”(《鹽鐵論•通有》),“道路罕行,市朝生草”。(《鹽鐵論•力耕》)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仍然是其基本主張。東晉時期的陶淵明甚至把世外桃源看成是最理想的社會:“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其中往來耕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黃發垂髻,并怡然自樂。”(陶淵明:《桃花源記》)。歷代封建統治階級所稱道的太平盛世,無非是“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皆滿”(《史記•平準書》)以及“頻致豐稔,米斗四五錢,馬牛布野”(《通典•食貨七》)這種農業自然經濟的繁榮景象。直至到了近代的許多思想家,包括一些進步思想家,也仍然主張這種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狀態。如龔自珍的“農宗”思想,就主張一宗百畝之田,其中十畝之地為住宅,十畝之田出租稅,十畝之田養佃戶,十畝之田種經濟作物,三十畝自家人口食用,余三十畝所產用來交換手工業品。要求人們“皆不得以澹泉貨,百家之城,有貨百兩;十家之市,有泉十繩,裁取流通而已,則衣食之權重,則泉貨之權不重。”(《農宗》)雖然不主張徹底取消貨幣,但仍然主張“衣食之權重”的農村自然經濟。甚至革命農民,并且是近代革命農民,也把自給自足的小生產經濟看成自己的理想國。太平天國的《天朝田畝制度》就主張:“凡天下,樹墻下以桑,凡婦蠶績縫衣裳。凡天下,每家五家雞,二母彘,無失其時。”“凡二十五家中陶冶木石等匠俱用伍長及伍卒為之,農隙治事。”完全是一幅古老的自然經濟圖景。第二,傳統經濟思想的自然經濟觀點的表現,是它的輕商、賤商和抑商原則。重農抑商一直是中國傳統經濟思想的基本內容。康有為曾指出中國封建經濟思想的這一特點。他說:“吾國古者首去漁獵,則以農立國,是故分田制祿之經,重農貴粟之論,布滿經史。”(《請勵工藝獎創新折》)這里說的確是中國經濟思想史上的實際情況。早在戰國,封建制度產生時起,地主階級思想家就提出了這樣一種觀點,即農業是富國富民的本業,而工商業則是末業。要富國強兵必須重本抑末。國家必須在政治上、經濟上、財政上大力推行重農政策,而打擊或限制工商業的發展。比如,商鞅變法就規定:百姓“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為收孥。”(《史記•商君列傳》)“不農之征必多,市利之租必重。”(《商君書•外內》)通過這種辦法,使“民不得無去其商賈技巧而事地利”(同上)。西漢時期,國家規定“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商人子弟,“不得仕宦為吏”(《史記•平準書》),在政治上壓抑商人的地位。西晉王朝規定:“儈賣者,皆當著巾,白帖額,題所儈賣者及姓名,一足著白履,一足著黑履。”(《太平御覽》卷八二八),對商人公然進行人身侮辱。直到近代,這種仇視商品貨幣經濟,賤視工商業者的傳統觀念,仍然具有巨大的影響。直到19世紀70-80年代,中國資本主義工商業已有相當發展的條件下,地主階級頑固派還在鼓吹只有“重農抑商”、“務本知儉”才能使中國富強的觀點,反對資產階級思想家提出的“振工商以求富”的主張,仍然認為“自來天下之大計,未有舍本而可以圖富者。”(曾廉:《紡磚樓記》)。在中國歷史上,既使那些重視工商業的思想家,也都難于擺脫傳統的農本工商末觀點。重農抑商思想和政策在中國封建社會統治了2000年之久,是中國傳統經濟思想的一條基本原則。封建傳統經濟思想維護自然經濟的特點是不奇怪的,形成這一特點的主要原因是:(1)農業是封建經濟最主要的部門,封建農業本來就是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所以,中國傳統經濟思想的自然經濟觀點實際上是封建自然經濟基礎在經濟思想上的反映。(2)商品貨幣經濟對自然經濟有瓦解作用,為了維護封建統治和封建剝削賴以存在的經濟基礎,地主階級思想家自然要竭力贊美、維護農業自然經濟,而敵視、打擊商品貨幣經濟。

也就是說,地主階級的階級利益決定了封建經濟思想必然維護自然經濟,而敵視商品貨幣經濟。

二、觀察問題的國家本位主義立場

中國傳統經濟思想對各種經濟問題的看法,總是以國家為本位,從國家的角度,從國家的立場,從國家的利益出發。有的學者在比較中國古代經濟思想和西方經濟思想時,稱中國古代經濟思想為國家經濟學觀點,就反映了傳統經濟思想的這一特點。中國歷代思想家經濟思想的中心點都是密切聯系如何治理國家問題的,如認為:“凡治國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則易治也,民貧則難治也。……是以善為國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管子•治國》)以個人為本位,從個人角度談論經濟問題的,不是沒有,但為數很少。古希臘色諾芬的《經濟論》專門論述私人奴隸主怎樣管理好自己的家庭經濟,而同時期中國的商鞅、孟軻以及其他許多思想家的經濟思想著作,研究的則都是如何富國富民問題。由于觀察問題主要持國家本位主義立場,因而形成了傳統經濟思想如下兩個重要特征:第一,在政治與經濟關系問題上,總是強調政治的首要地位。國家政權是政治中最本質的東西。從國家立場觀察問題,自然也就是從政治上觀察問題,它要求處理一切經濟問題,都從地主階級的政治利益出發,認為政治上的安危比經濟上的貧富具有更重要的意義,認為“有國有家者,不患貧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論語•季氏》)傳統思想的這一特點,集中表現在貴義賤利思想在中國經濟思想史的長期統治上。中國古代所謂義,不僅是個道德規范,它實質上是一個表示封建政治原則和思想道德原則的范疇。利,則主要指物質經濟利益。中國經濟思想史上長期存在的義利之辯,實質是封建政治、思想、道德原則和物質經濟利益的關系問題,簡言之,也可以說是政治和經濟的關系問題。在這個基本問題上,地主階級傳統經濟思想一直堅持貴義賤利原則,即要求把義放在首位,謀利、求利必須符合義的原則,服從地主階級的政治利益和道德原則,要求統治者“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孟子•梁惠王上》)“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也,財者末也。”所以,“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四書•大學》)必須“見利思義”,當義和利發生矛盾時,不能見利忘義,而必須毫不猶豫地舍利取義。由于這種傳統觀念的束縛,封建士大夫都以安貧樂道為榮,而以置身經濟事務為恥。“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論語•里仁》)。“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四書•大學》)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封建的義,是地主階級的根本利益所在,貴義賤利原則,實質是維護地主階級根本利益的原則,它只關心地主階級的既得利益,至于社會經濟、社會生產是否能得到發展,則是次要問題。正是這種貴義賤利思想,造成了封建社會知識分子輕視生產,鄙薄經濟事務的壞風氣。第二,關于國民經濟宏觀管理的理論,成為中國傳統經濟思想的主要內容。由于觀察問題的國家本位立場,所以歷代思想家總是從國家角度出發,從封建經濟的全局出發來談論經濟問題。他們談論最多的,主要是義利關系即政治和經濟的關系問題,農工商關系即國民經濟各部門關系問題,以及國家財政問題、土地問題等,至于個人、家庭、單個生產單位如何處理生產、交換、分配、消費等方面的問題,則很少有人論及。所以,中國傳統經濟思想可以說是宏觀經濟學思想,而不是微觀經濟學思想,它主要是關于封建經濟全局、或國民經濟總圖景的理論,這是傳統經濟思想國家本位主義立場的必然結果。中國傳統經濟思想的國家本位主義立場產生的原因,首先與中國封建中央集權制的統治有關。封建社會的主要矛盾,是地主階級和農民階級的矛盾。為了鎮壓農民的反抗,地主階級建立了強大的國家機器。“自秦始皇統一中國以后,就建立了專制主義的中央集權的封建國家。”(《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這和西歐封建制度很不相同,西歐國家是封建領主制,一塊土地經濟上的所有者,同時也是政治上的統治者。中國則不然。封建地主對農民可以進行經濟上的榨取,而政治上的統治,則主要是通過中央集權的封建國家來實行。在地主和農民的關系中,封建國家具有極其重要的地位。不通過封建國家,地主階級和農民階級之間的經濟關系就不允許有大的變動,任何一個關系封建經濟全局的問題都不可能得到解決。中國封建專制國家在封建政治和經濟生活中這種決定性的作用表現得十分突出,十分明顯。歷代地主階級思想家都十分清楚這一點,這就是為什么封建思想家考慮經濟問題往往從國家立場出發的重要原因。中國封建知識分子的生活道路,與傳統經濟思想的國家本位主義立場這一特點也有關系。由于封建國家在社會政治經濟生活中具有極為重要的作用,所以,封建時代的知識分子要干一番事業,要改造社會,實現自己的抱負,必須做官,然后才有可能。中國封建知識分子走的是一條學而優則仕的道路,追求的目標是讀書做官。“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是中國知識分子的傳統美德。他們平時學習,研究的是治國平天下之道,游說諸侯王公也好,參加科舉考試也好,靠的也是治國平天下之道,做官執政以后,用的也是治國平天下之道。所以,封建知識分子一生學的、說的、做的都是天下國家的大事,否則他們就沒有出路。所以,他們不談問題則已,一談問題就必然從國家立場出發,政治問題如此,經濟問題也如此,這可以說是中國傳統經濟思想觀察問題的國家本位主義特點形成的主觀社會原因。

三、理論發展上的停滯與僵化

封建傳統經濟思想的這一特點,首先是指封建傳統經濟思想自從成為統治思想以后,它的基本觀點2000年間幾乎沒有什么變化。2000年前的封建思想家提出的觀點,甚至在2000年后的地主階級思想家嘴里,說的幾乎完全一樣,論點論據都很少區別。如,關于政治與經濟的關系的貴義賤利原則,關于農工商關系的重本抑末思想,關于消費的崇儉黜奢原則等等,2000年間一直為封建正統經濟思想家們所反復咀嚼。封建正統經濟思想的發展史,可以說是封建正統經濟思想原則的不斷老調重彈的歷史,幾百年、上千年,甚至2000年間,很少新意,很少發展,很少有什么新觀點。傳統經濟思想停滯僵化的又一個表現,是它的基本原則,基本觀點的宗教化、教條化。封建傳統經濟思想的基本原則,主要出于封建“圣人”之口,由于封建統治階級的推崇,抬高,它們逐漸成為人們判斷是非的標準,成為人們必須遵從的絕對真理,取得了一種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人們談論經濟問題,國家制定經濟政策,都

必須遵循它的基本原則,否則就是離經叛道、非圣誣法。久而久之,傳統經濟思想原則就變成了宗教教條,成為封建思想家觀察、認識一切經濟問題的出發點。這些教條不容人們懷疑,人們分析一切經濟問題必須無條件地以它們為指導,為依據。縱觀中國封建社會經濟思想史,從其主導方面來說,實際上是封建正統經濟思想教條長期統治和專制的歷史。封建傳統經濟思想這種保守化,教條化的特點形成的原因,從客觀上講,是由封建經濟基礎的狀況決定的。中國封建社會的生產力發展一直停滯不前,極為緩慢,封建生產方式,封建經濟基礎兩千年間幾乎沒有變化。經濟基礎的停滯、僵化,決定了上層建筑,特別是作為經濟基礎的直接反映的封建經濟思想的停滯和僵化。在一個千百年間幾乎沒有多大變化的經濟生活環境里,很難設想人們的經濟思想會有什么巨大的變更和飛躍。從主觀上講,維護僵化停滯的封建經濟基礎,以及作為這種經濟基礎的反映的傳統經濟思想原則,是封建統治階級的利益所在。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論述資產階級社會的特征時曾指出:“資產階級除非使生產工具,從而使生產關系,從而使全部社會關系不斷地革命化,否則就不能生存下去。反之,原封不動地保持舊的生產方式,卻是過去的一切工業階級生存的首要條件。”封建經濟關系的任何帶有根本性質的變動,都會危及封建剝削階級的既得利益。所以封建統治階級總是要利用傳統的思想觀念,來維護傳統的生產方式,借以維護自己的利益。對于一切不利于保護封建經濟基礎,和封建正統經濟思想原則不同的異端經濟思想,他們總是極力予以壓制、排斥、打擊,而對那些有利于地主階級利益的傳統思想原則,他們則要作為神圣不可侵犯的教條一代一代地盡力鼓吹和宣傳。這是造成封建傳統經濟思想原則保守化、教條化傾向的重要原因。中國傳統經濟思想是中國古代經濟思想史上占統治地位的經濟思想,但不是唯一的經濟思想。雖然中國長期的封建時代經濟發展和社會變化非常緩慢,但畢竟還是在發展著,變化著,特別是到了封建社會后期,這種發展和變化還是相當迅速的。這種變化反映到經濟思想上來,就是在中國經濟思想發展史的各個階段上,都有與傳統思想相對立的反傳統的思想。這些反傳統思想雖然在中國經濟思想史上不占主導地位,但它的內容卻反映了各個歷史時代的新變化,有許多新鮮的、進步的、有生氣的東西。一部中國經濟思想史,不僅是封建正統思想形成、統治和衰落的歷史,同時也是反正統思想同封建正統思想、進步思想同保守思想不斷斗爭的歷史。研究中國傳統經濟思想的特點及傳統經濟思想與反傳統思想之間的矛盾斗爭,對于我們認識封建經濟思想的本質,揭示中國經濟思想史的發展規律,對于肅清封建經濟思想的流毒和影響,都具有重大的意義。

參考文獻:

[1]趙靖1中國經濟思想通史[M]1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1

[2]趙靖,趙靖文集[M]1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