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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OCA指數的分析

【摘要】隨著香港澳門回歸和亞洲區域貨幣合作等問題的深入討論，一些學者提出了建立“中元區”的構想。在最優貨幣區理論和最優貨幣區指數方法的基礎上，筆者創建了中元區的最優貨幣區指數模型，并對中國大陸、香港、澳門和臺灣1992－2003年間的實際情況進行檢驗，指出影響兩岸四地雙邊匯率波動的主要因素是實際產出增長率差異、雙邊貿易聯系和通貨膨脹差異。在這個基礎上，筆者比較了1995年和2003年中元區最優貨幣指數，綜合評估了兩岸四地實行貨幣合作的經濟成本。結論是港澳回歸后，兩岸四地進行貨幣合作的平均成本明顯降低，中國大陸與港臺以及港臺相互之間的聯系更加密切。因此，在兩岸四地建立中元區是可行的。文章最后提出了相關的政策建議。

【關鍵詞】中元區貨幣合作最優貨幣區OCA指數雙邊匯率波動

一、引言

早在2000年，Mundell就預言在未來10年內將出現三大貨幣區，即歐元區、美元區和亞洲貨幣區，即“穩定性三島”。歐元已經在1999年正式啟動，并度過了過渡期，進入正式的實施階段；同時拉美國家美元化趨勢也很明顯，亞洲單一貨幣也已經被提上議事議程。東亞金融危機后，東亞各國（地區）在建立區域貨幣合作機制或制度安排等方面初步達成了共識，并在貨幣互換安排等方面有了一系列的進展。1999年11月，ASEAN＋3（ASEAN加上中國、日本和韓國）峰會在馬尼拉通過了《東亞合作的共同聲明》，同意加強金融、貨幣和財政政策的對話、協調與合作。根據這一精神，2000年5月ASEAN+3的財政部長在泰國清邁達成了《清邁協議》，加強了東亞各國的區域貨幣合作。

在經濟貨幣一體化趨勢下，中國應審時度勢、積極參與東亞貨幣合作。同時，一些學者認為中國應盡早考慮自身的貨幣問題，提出了建立“中元區”的設想，即在中國大陸、香港、澳門和臺灣實行單一貨幣。大陸經過20多年的改革開放，擴大了對外經濟、技術和文化的交流與合作，也在許多方面與香港、澳門和臺灣加快了融合的步伐。香港和澳門已經實現回歸，臺灣問題雖未解決，但在一個中國的前提下實現統一乃是大勢所趨。從經濟上看，兩岸四地可以說早就連成了一體，尤其是香港和澳門。眾所周知，貨幣是一個國家主權的體現，一般來說一國只能有一種貨幣，但在中國這樣一個主權國家，卻存在著人民幣、港幣、澳門元和新臺幣四種貨幣，這在世界上是絕無僅有的。不僅增加了兩岸四地間經濟往來的交易成本，還阻礙了兩岸四地經濟一體化的進程。因此，研究中國貨幣一體化可行性問題非常有意義。

二、有關兩岸四地建立中元區的文獻綜述

國內外的相關文獻主要圍繞對兩岸四地建立中元區的必要性、可能性以及面臨的困難與問題進行了分析。

1、建立中元區的必要性

鐘偉、張明（2001）提出，亞洲區域貨幣合作大致有三個層次：一是建立區域內的危機解救機構，例如亞洲貨幣基金AMF（AsianMonetaryFund），二是建立起類似歐洲匯率機制ERM的亞洲匯率聯動機制AERM（AsianExchangeRateMechanism），三是最終過渡到亞洲單一貨幣區ACA（AsianCurrencyArea）。中元區的建立是東亞貨幣合作的一部分，中國應積極參與東亞貨幣合作。李曉、李俊久、丁一兵（2004）認為，自亞洲金融危機爆發以來，東亞各國、各地區關于開展區域貨幣金融合作的“東亞共識”已初步形成，并開展了一系列的“集體行動”，中國參與東亞區域貨幣金融合作成為必然選擇。尤其在現階段，東亞區域貨幣合作取得初步進展并面臨著一些障礙的情況下，中國的參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至今仍令人記憶猶新，東亞與東南亞國家和地區的貨幣大部分都受到投機資本的沖擊，而只有人民幣在當時堅持了不貶值。李曉、丁一兵（2002）認為，一方面提供支持貨幣合作所需的部分經濟資源，作為東亞地區經濟增長與貨幣政策上的穩定器，中國還可以成為東亞地區巨大的市場提供者和政策協調的推動者。另一方面，中國作為東亞地區日益崛起的經濟大國，其經濟發展與東亞整體經濟的關聯度不斷增強，使得中國參與區域貨幣合作可以獲得明顯的利益。因此，在兩岸四地實行單一貨幣，有利于提高防范外匯風險的能力，同時還可以降低交易成本，促進相互間的經濟往來，進一步提高兩岸四地的整體經濟實力，增強競爭能力。

2、建立中元區的可行性

Goto和Hamada(1994)研究發現，東亞國家之間（除日本外）像西歐國家之間一樣，在主要經濟指標如貨幣供給、利率、CPI和投資占GNP比率上存在著高度相關。同時，Goto和Hamada還得出了東亞滿足最優貨幣區（OCA）標準的結論。

與東亞地區相比，兩岸四地在許多方面有著更高的相關性。兩岸四地有著共同的血緣、語言和文化，這是兩岸四地實行單一貨幣的社會基礎。另外，中國大陸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化和港澳的順利回歸也為實行單一貨幣創造了有利條件。在兩岸四地進行積極有效的區域經濟合作，對兩岸四地經濟的高速成長將起到關鍵性的作用。特別是對臺灣、香港、澳門而言，可以依托大陸，與大陸建立更為緊密的經濟貿易關系，最終建立中華自由貿易區（張向前、黃種杰，2003）。因此，兩岸四地滿足最優貨幣區的標準。

3、面臨的困難與問題

現階段，東亞貨幣合作仍然存在幾個嚴重的障礙。有學者指出，東亞各國尚處于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各國的經濟結構、對外界沖擊的反應以及政策目標等均表現出較大的差異性和層次性。東亞經濟發展水平差異大，經濟一體化程度不高，直接阻滯了貨幣聯盟的形成。

對兩岸四地而言，同樣存在著較大的經濟差距。萬志宏、戴金平（2004）認為，中國目前還不是其他區域成員理想的合作伙伴，兩岸三地尚不構成貨幣區，香港和臺灣以及新加坡同中國較高的合作成本（中國是上述三地的排斥伙伴，僅次于印尼），意味著部分學者關于“中元”的設想明顯缺乏現實經濟基礎的支持。因此，中國大陸必須加快經濟發展的步伐，深化改革，盡快縮小與港澳臺的經濟差距，并繼續保持人民幣的堅挺。

總的來說,國內外的相關文獻對東亞貨幣合作做了比較全面的分析，不論是理論方面的，還是實證研究方面的，都做了詳細的闡述。但是，關于兩岸四地建立中元區的問題，學者們僅從定性上研究，還未從定量上來考慮其可行性。這正是本文要研究的內容，筆者將在最優貨幣區理論的基礎上，運用OCA指數方法，來研究兩岸四地建立中元區的可行性。

三、最優貨幣區理論和OCA指數方法

1、最優貨幣區理論

最優貨幣區理論最早是由Mundell提出的，他指出，“從成本和收益角度衡量，存在關于浮動匯率和固定匯率的最優區域分界，在區域內維持固定匯率（或采用共同貨幣），而地區之外保持浮動匯率”。其中，單一標準分析和成本收益分析是其實證檢驗的主要依據。

最優貨幣區單一標準理論是以匯率制度的選擇必須有利于外部和內部同時均衡為基準，并給予貨幣政策、財政政策以有利條件為目標，主張當一國難以實現此目標時，跟其他國家組成貨幣區，實行固定匯率制或共同貨幣區。有關的理論研究紛繁復雜。Mundell(1961)最早提出以生產要素流動性作為建立最優貨幣區的標準。后來，隨著最優貨幣區理論的不斷發展與完善，學者們紛紛提出了不同的衡量標準，有經濟開放度與經濟規模（Mckinnon，1963）、經濟多元化與產品多樣化（Kenen，1969）、金融一體化（Ingram，1969）、政策相似性（Tower和Willett，1970）、通貨膨脹率相近性（Haberler和Fleming，1971）和政治因素（Mintz和Cohen，1993）等。

關于最優貨幣區成本分析理論，決定單一貨幣成本的因素主要有單一貨幣區內成員國之間發生非對稱沖擊的可能性和匯率工具對于調節經濟非均衡的效果。理論分析表明，貨幣聯盟內隨著要素流動的日益充分，經濟的均質趨向將得到加強，非對稱沖擊的概率減小。在經濟開放度較大的情況下，作為一種政策工具在長期內趨于無效，在短期內效果有限。所以，總的來說，建立貨幣聯盟、實行單一貨幣的成本不會很大。

Mundell、Mckinnon等認為，對于單個國家而言，參加貨幣區最大的一項收益就是提高了貨幣的有用性。單一貨幣將消除未來匯率波動的風險，使交易最大化和分工的收益得以實現，從而提高了資源配置的效率。貨幣的有用性將隨著使用范圍的擴大而提高。此外，貨幣區還提供了穩定價格、增強貨幣流動性和風險分攤機制等收益。

2、OCA指數方法

鑒于各種標準難以得出一致的結論，為使理論更具有指導意義，Bayoumi和Eichengreen（1996）在一般均衡模型的基礎上，創造了最優貨幣區指數法，用以評估特定地區滿足OCA標準的綜合情況，并稱之為“OCA理論的簡化分析方法”。該方法使用OCA基本標準解釋現實的匯率波動或匯率干預行為，檢驗OCA理論能否對匯率波動性、匯率制度實際選擇做出較好的解釋，并在此基礎上對貨幣合作的綜合成本進行衡量。

Bayoumi和Eichengreen首先建立了解釋雙邊匯率波動的回歸方程，其形式如下：

其中，是雙邊匯率波動性，而則代表根據最優貨幣區標準所確定的各項指標在兩國之間的表現。

然后，根據解釋匯率波動性高低的行為方程，輸入解釋變量的現實數值（或趨勢值），得到一個雙邊匯率波動性的預測值（或模擬值），該數值就是最優貨幣區（OCA）指數。這一指數實際上是用匯率波動性的高低來衡量在不同的影響匯率波動的基礎因素條件下，各個成員國兩兩之間組成貨幣區的綜合成本收益。該指標越低，意味著維持貨幣同盟的綜合成本越低。下面，我們用這種方法對中國大陸、香港、澳門和臺灣的貨幣合作進行實證研究，以期得到一些有利的結論。

四、中元區OCA指數的實證研究

從影響貨幣合作的成本和收益因素出發，我們對中元區（中國大陸、香港、澳門和臺灣）的實際情況進行實證研究，以經濟規模、貿易結構、產出增長差異、雙邊貿易聯系、物價偏好差異和政策干預的為衡量標準，設置了六個解釋變量，即國內生產總值（SIZE）、出口多樣化程度差異（DIV）、實際產出增長率差異（DY）、雙邊出口貿易占GDP比重（TR）、通貨膨脹率差異（INFL）和一年期貸款利率差異（IN），以及一個被解釋變量——雙邊匯率波動率（EX），并以此構造最優貨幣區指數模型，衡量兩岸四地進行貨幣合作的綜合成本。

1、計算中元區OCA指數的數據

由于數據可獲性的限制，筆者選擇了1992－2003年中國大陸、香港、澳門和臺灣的GDP、GDP增長率、雙邊貿易出口額、初級產品和工業制成品出口額、綜合消費物價指數、一年期的貸款利率和相對于美元的匯率（年均值）的數據（見附錄）進行分析。數據來源于歷年中國統計年鑒、2000年－2003年港澳經濟年鑒和臺灣中央銀行網站。

2、中元區的OCA模型回歸結果

首先根據OCA理論，選擇用于計算OCA指數的各項因素，包括國內生產總值、出口多樣化程度差異、實際產出增長率差異、雙邊出口貿易占GDP比重、通貨膨脹率差異和一年期貸款利率差異等六個因素，用EVIEWS3.1軟件進行回歸分析（回歸結果見表1）。

表1：1992年－2003年中元區OCA指數模型的初次回歸結果

VariableCoefficientStd.Errort-StatisticProb.

常數項C7.6846042.7869692.7573340.0703

一年期貸款利率差異IN-4.3722974.037486-1.0829260.3581

通貨膨脹率差異INFL-2.3615371.378994-1.7125070.1853

實際產出增長率差異DY7.8168032.3026533.3946940.0426

雙邊出口占GDP比重TR-8.5226043.612340-2.3593030.0995

出口多樣化程度差異DIV2.5413261.0855632.3410230.1011

國內生產總值SIZE-1.1390540.420028-2.7118540.0730

R-squared0.918614Meandependentvar0.050804

AdjustedR-squared0.755843S.D.dependentvar0.075789

S.E.ofregression0.037449Akaikeinfocriterion-3.535642

Sumsquaredresid0.004207Schwarzcriterion-3.323833

Loglikelihood24.67821F-statistic5.643579

Durbin-Watsonstat2.323282Prob(F-statistic)0.091946

整體來說，擬合效果還是可以，但是有些因素的系數跟本來的經濟含義不相符，予以剔除。同時也要看t檢驗是否顯著性，以及模型的總體擬合效果。筆者剔除了三項指標（國內生產總值、出口多樣化程度差異和一年期貸款利率差異），保留了其它三項指標。同時為了消除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筆者剔除了1997－1998年的數據，模型的擬合效果更好，在正常合理的情況下，探討中國大陸、香港、澳門和臺灣的雙邊匯率波動的影響因素，分析在兩岸四地建立中元區的綜合成本(回歸結果見表2)。

表2：1992－2003年（1997年、1998年除外）中元區OCA指數模型的最終回歸結果

DependentVariable:EX11

Method:LeastSquares

Date:07/31/05Time:22:36

Sample:19922001

Includedobservations:10

VariableCoefficientStd.Errort-StatisticProb.

DY3.2488191.4231202.2828850.0564

INFL0.9572320.4878501.9621420.0905

TR-3.9156891.927035-2.0319760.0817

R-squared0.694096Meandependentvar0.050804

AdjustedR-squared0.606694S.D.dependentvar0.075789

S.E.ofregression0.047530Akaikeinfocriterion-3.011570

Sumsquaredresid0.015814Schwarzcriterion-2.920795

Loglikelihood18.05785F-statistic7.941483

Durbin-Watsonstat2.423687Prob(F-statistic)0.015833

模型所保留的解釋變量有一定的代表性，且均在10％的顯著性水平上通過t檢驗，F檢驗顯著(1.6%)，擬合效果ad-R2達到0.61。參數符號也符合經濟意義，從OCA指數來衡量，增加貨幣合作成本的因素引起了雙邊匯率的波動，而降低成本的因素則抑止雙邊匯率的波動,影響OCA指數的因素同理論吻合。其中，實際產出增長率差異和長期通貨膨脹率差異越大，則各經濟體放棄自主匯率和貨幣政策的成本就越高，維護匯率穩定的成本也就越高；反映維持匯率穩定收益的指標——雙邊出口貿易占GDP比重的差異越大，匯率的波動性就越低。

中元區OCA指數模型的回歸結果表明，中國大陸、香港、澳門和臺灣地區的產出增長差異、雙邊貿易聯系和通貨膨脹差異是影響該地區匯率波動的重要因素。從貨幣合作的角度來看，就通貨膨脹差異這個因素而言，需要兩岸四地在穩定物價的長期傾向上達成一致。另外，由于上述的種種原因，反映國家規模、貿易結構和政策干預因素的指標均不能解釋兩岸四地的雙邊匯率波動的情況，意味著它們并不是兩岸四地匯率波動的主要影響因素。因此，在本文中我們就不予考慮。

3、中元區的OCA指數

以表2的最終回歸結果來確立最優貨幣區（OCA）指數方程：

由于港澳回歸后，中國大陸與香港、澳門在產出增長差異、貿易聯系和通貨膨脹差異上發生了顯著的變化。因此，我們選擇了1995年和2003年的數據，根據上面的OCA指數方程，計算出兩岸四地這兩年的OCA指數（見表3和表4），從而比較港澳回歸前后兩岸四地貨幣合作成本的變化。

表3:1995年中元區的OCA指數

中國大陸香港澳門臺灣

中國大陸

香港-0.1027

澳門0.0593-0.0647

臺灣0.30320.08750.2952

表4:2003年中元區的OCA指數

中國大陸香港澳門臺灣

中國大陸

香港-0.1317

澳門0.22930.3332

臺灣-0.1915-0.17340.4096

注：陰影部分表示OCA指數相對于1995年有所下降。

以上數據來源：筆者根據OCA指數方程計算而得。

4、對于OCA指數結果的分析

以最優貨幣區理論為依據，本文通過構建最優貨幣區指數模型，對影響中國大陸、香港、澳門和臺灣地區1995－2003年期間的雙邊匯率波動因素進行了分析，證實了最優貨幣區理論中反映各經濟體間進行貨幣合作成本的主要因素，有產出增長差異和物價差異，它們均是增加匯率波動的因素；而反映各經濟體間貨幣合作收益的主要因素——雙邊貿易聯系，它的增強則有助于降低雙邊匯率的波動性。

通過對1995年和2003年中國大陸、香港、澳門和臺灣地區OCA指數的比較，我們可以發現：

第一、從整體上看，兩岸四地的OCA指數有所減小，貨幣合作成本的平均水平有所降低，各地區間的差異日益減小。港澳的回歸對推進兩岸四地的經濟合作起到很大的積極作用，主要的解釋變量（實際產出增長率差異、雙邊出口貿易占GDP比重和通貨膨脹率差異）均發生了較大的變化，從而導致兩岸四地整體的OCA指數也發生了變化，均值從1996年的0.096減少到2003年的0.079。這意味著兩岸四地作為一個整體進行貨幣合作的成本減少了。

第二、港臺之間以及分別與大陸的貨幣合作成本明顯降低（見圖1）。經過改革開放，大陸的綜合國力有了很大程度的增強。尤其是人民幣在亞洲金融危機時期堅持不貶值，體現了中國大陸雄厚的經濟實力。港澳回歸后，與中國大陸沒有了主權上的障礙，經濟聯系更加密切、貿易活動也更加頻繁了。在這一趨勢下，臺灣也加強了與中國大陸的聯系，OCA指數由1995年的0.3032降低到2003年的-0.1915，說明收益明顯高于成本，顯示出良好的合作潛力。

第三、澳門與大陸、香港和臺灣之間的OCA指數有所提高，相互之間進行貨幣合作的成本均有所增加。澳門作為小型開放經濟體，在經濟規模、產業結構等方面與大陸、香港和臺灣之間存在著較大的差異。雖說澳門與大陸、香港和臺灣之間的貨幣合作的成本略有增加，由于澳門的經濟規模遠小于大陸、香港和臺灣，放棄獨立貨幣的損失也較小，因此并不影響中元區的建立。

根據實證分析的結果，中國大陸與港澳臺之間具備進行深入貨幣合作的基礎，彼此間進行貨幣合作的成本也比較低。從潛在的合作意愿來看，大陸與港臺三地進行貨幣合作的可能性比較高。雖然三地與澳門之間的貨幣合作成本有所增加，但不影響以大陸以及港臺為主體的中元區的建立。因此，在兩岸四地建立中元區是可行的。

五、政策建議

根據上述兩岸四地建立中元區可行的結論，筆者從整體戰略、經濟政策、路徑選擇和實施步驟方面對中元區的建立提出以下幾點建議。

1、從整體戰略上看，兩岸四地應正確處理人民幣與港幣、澳門元、新臺幣之間的關系。如何將這四種貨幣逐漸統一為一種貨幣，是構建中元區的核心問題。兩岸四地應積極開展貨幣合作，聯合制定中元區建設期的戰略規劃，推進中元區的貨幣合作。

2、從經濟政策上看，中國大陸應深化國內金融體制改革，尤其是銀行體制改革，建立開放的融資市場，在有利的環境和條件下加速開放資本項目，擴大兩岸四地的相互投資，推進與港澳臺的經濟貿易合作。2003年6月，中國大陸與香港簽訂的CEPA協議，以及近期連戰、宋楚瑜的相繼訪問大陸，都對加強兩岸四地的經貿關系起了積極的作用。

3、從路徑選擇上看，兩岸四地應注重以中元區的經濟為背景，制定相應的貨幣政策，將市場的自發演進與政府的政策協調相結合。目前，就人民幣而言，要成為中元區的主導貨幣，僅有自發的市場演進是不夠的，還需要相應的政策推進。人民幣應從歐元模式中吸取經驗，實行局部推進與整體相結合的策略，通過積極穩妥的開放資本賬戶，漸進地推進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逐步成為兩岸四地貿易結算、資本計價和外匯儲備的工具。

4、從實施步驟上看，兩岸四地應先在現有的匯率制度下加強匯率政策的協調，維持中元區內雙邊匯率的相對穩定。各地區可保持不同的匯率制度，但在實際操作中應施加一定的干預及導向，以協調中元區內的雙邊匯率水平。然后，各地區放棄原有的匯率制度，建立統一的匯率機制。當統一的匯率機制經過一段時間的運行、磨合和穩定之后，隨著兩岸四地經濟一體化程度的提高，可以考慮在兩岸四地進行貨幣合作，成立統一的中央銀行，發行單一貨幣，實施統一的貨幣政策。至此，中元區才真正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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