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新制度經濟學的蘇聯經濟發展思考一文來源于網友上傳，不代表本站觀點，若需要原創文章可咨詢客服老師，歡迎參考。

一、新制度經濟學派的經濟史研究方法論新制度經濟學的代表人物道格拉斯·諾思（DouglassC.North）在其著作中，通過運用新古典經濟學和統計學對經濟史進行了深入細致的研究，提出了以組織和產權制度分析為核心的，制度變遷推動經濟增長的制度變遷理論。諾思認為，制度環境是一系列用來確定生產、交換與分配的基本的政治、社會與法律規制，制度本身是“一整套規則，它遵循的要求和合乎倫理道德的行為規范，用以約束個人的行為”。①而制度變遷與創新恰是制度由不均衡到均衡的過程的作用結果，產權的界定和變化是導致制度變化的誘因和動機。這種“制度”和“制度變遷”不單單體現為社會制度的安排和經濟基礎的建構，更可以表現為具體的經濟政策和措施。另外，諾思發展了科斯(Ronald.H.Coase)的交易費用和產權理論，指出有效率的組織應當在制度上做出安排并確立所有權，而這種能夠提供個人激勵的有效制度才是經濟增長的決定因素。與此同時，諾思在他的分析中進一步對國家（政府）、觀念和意識形態以及歷史條件下的路徑依賴對制度變遷和經濟增長的作用也進行深入探討和研究。新制度經濟學者們的研究和理論成果無疑為我們的分析提供了研究范式和思維進路。

二、對蘇聯經濟發展史的概述制度變遷和制度創新作為影響經濟增長和經濟績效的決定性因素突出地體現在由“戰時共產主義”政策向新經濟政策轉變的這一歷史階段。歷史和經驗證明，新經濟政策的及時實行挽救了當時頻臨崩潰的蘇聯國民經濟：糧食稅的實行重新激發了農民進行農業生產的積極性，蘇聯在戰時共產主義時期餓殍遍野的饑荒悲劇很快得到緩解；而在蘇聯政府實行國家資本主義以及國家調節買賣和貨幣流通的商品經濟條件下，對中小型工業企業產權的下放為蘇聯工業發展注入了活力。事實上，蘇聯中小型工業企業產權從“國有化”到下放私人使得新經濟政策得以存續，這種產權的界定和安排無疑在那段時期內大大激發了蘇聯國民經濟的恢復與發展。這一時期，1925年的農業生產總值較1913年增長了12%，遠遠超過了戰時共產主義時期的農業生產水平；由于這一時期企業產權的“民營化”浪潮，1925年，蘇聯出現了以國營經濟為主體、包括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個體經濟、合作社經濟等多種經濟成分并存的所有制結構，而這種所有制結構的確立又保障了私人企業生產經營權的存續和蘇聯工業經濟的發展。1925年，蘇聯的國營工業產量達到了戰前水平的73％；1928年，超過戰前總產值的32％②。新經濟政策的實施階段成為蘇聯國民經濟增長的“黃金時期”。

隨著列寧逝世和斯大林時代的到來，1925年12月，聯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會的召開，標志著蘇聯全面進入社會主義改造和建設時期，也宣告了新經濟政策的逐漸結束。自此，蘇聯走上了社會主義工業化和農業集體化的道路，并在1936年蘇聯社會主義憲法頒布前后最終確立了以高度集中的政治經濟體為代表的斯大林模式。斯大林執政時期，國家實行集體農莊的準國有化、工商企業的國有化，把其他一切不受國家直接控制的經濟成分統統消滅等經濟集中措施。蘇聯政府用行政命令、指令性計劃擴大內部資金積累；優先、倚重發展重工業，特別是軍事工業的措施，對蘇聯迅速成為當時歐洲政治、軍事強國具有重要意義。與新經濟政策相比，斯大林模式作為一套全新的制度安排，在斯大林執政時期以來體現出這種高度集中的政治經濟體制在社會主義建設初期對蘇聯國民經濟發展的重要貢獻：1926~1940年，蘇聯工業增長了10.7倍，年均增長率為18％，其中重工業年均增長約22％；1937年第二個五年計劃結束后，工業總產值達到了1928年的446%，并且以平均每年18%的速度增長，蘇聯的工業發展成為了世界工業發展史上的一個奇跡。戰后，同西歐諸國一樣，蘇聯經歷了戰后經濟恢復與重建的國民經濟快速發展時期。然而，自蘇共二十大召開以及赫魯曉夫執政時期以來，蘇聯在國家政治經濟生活中繼續堅持奉行的斯大林模式逐漸成為抑制國民經濟實現質的發展和改革的重要根源。蘇聯在社會主義改造和建設時期的工業化方針，集中力量優先發展重工業，而集體化等農業生產措施帶來的生產低效率和其它負面影響，使得斯大林體制下蘇聯的農、輕、重在國民經濟中的比例嚴重失調，蘇聯落后的農業和輕工業，反而阻礙了經濟的整體發展和生產力的提高。據統計，從戰后1950~1980年的30年，蘇聯工業生產年均增長率接近9.3%，而農業生產年均增長率則為3.2%；③蘇聯在成為世界上強大的重工業和軍事工業帝國的同時，卻難以掩蓋農業生產的相對落后、國內消費品市場的凋敝和城市居民購買力的低下。而戰后蘇聯無論是赫魯曉夫時期還是戈爾巴喬夫時期的經濟改革，都沒能根本上擺脫斯大林體制的束縛。斯大林體制自身的弊端和僵化不僅對本國國民經濟發展造成的不良影響，它的消極作用也擴散到東歐其他社會主義國家，最終成為誘發東歐劇變和蘇聯解體的制度根源。

三、對斯大林體制失敗的制度分析

1．斯大林體制與意識形態在諾思的意識形態理論中，他始終認為，統治階層總會發展一種服務于他們的意識形態，并投資于教育和輿論使人們受到這種意識形態的諄諄教誨，以保證有堅定的思想去制約私心的無限膨脹。“而大凡成功的意識形態必須是靈活的，以便能得到新的團體的忠誠擁護；或者作為外在條件變化的結果而得到舊的團體的忠誠擁護。”④斯大林高度集中的政治經濟體制在蘇聯最終確立更能體現出制度安排與領導人意識形態之間的關系。斯大林通過政治斗爭和官僚體制下建立起來的個人威信強化集權，把個人意志強加于蘇聯權力階層內部乃至全國民眾之中。而斯大林體制下一系列的制度安排導致蘇聯經濟生活的低效率：農業生產水平的相對落后、國民經濟產業結構的畸形發展、國內消費品市場的凋敝———以及長期以來在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下，農民和城市居民私人財產權的確認和保障被嚴格的公有產權制度框架和意識形態的影響所淡漠。應該指出的是，根據權威的統計數據⑤，蘇聯在戰后很長一段時間內的國民經濟發展并非像西方新自由主義學者們抨擊得那樣“失敗”，反而較美國和西歐等發達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國家相比，蘇聯的國民經濟年均增長率始終維持在一個較高的水平。而蘇聯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的失敗在于：在現存制度安排的條件下，由于在歷史上自沙俄時期以來，長期封建專制主義的政治文化所形成的集權政治和個人統治的傳統及習慣形成了哈耶克（F.A.Hayek）語境下“思想的國家化”（thenationalizationofthought）⑥，而這又突出地彰顯在斯大林體制下，蘇聯領導人的意識形態對國家政治生活具有決定性意義，其觀念和意識形態的一旦僵化將最終阻礙改革和制度變遷的歷程。正如諾思所言，“在市場是不完全的，信息回饋是斷斷續續的，并且交易費用十分顯著的情況下，被不完美回饋與意識形態修改了的行為人主觀模型就將型塑路徑……低績效會長期駐存，而且行為人由歷史過程得來的感知也將型塑他們的選擇。”⑦統治階層意識形態的僵化和路徑依賴效應的相互作用，阻礙了蘇聯在面對新形勢和問題下的制度變遷歷程，最終導致了斯大林體制的完全僵化和在該體制下蘇聯國內政治經濟生活生命力的喪失。

2．斯大林體制與路徑依賴從歷史主義和路徑依賴的角度而言，盡管先后經歷了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兩次強烈的制度變遷，但是沙俄時期傳統的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結構中的非正式約束依然殘存在社會主義蘇維埃政權當中。蘇聯社會制度框架內正式規則的改變與傳統非正式約束的持續緊張關系使得整體制度變遷成為可能：新經濟政策時期蘇聯正式規制的“一攬子變遷”，特別是糧食稅的實施根本上扭轉了俄國歷史長期以來對農民財產權的制度安排。但是，新經濟政策的實施從某種意義上忽略了構成非正式約束之基礎的根深蒂固的俄國歷史文化繼承因素，而斯大林體制下一系列的正式規制及其實施特征，無論從政治還是經濟層面都是對俄國傳統制度框架下習慣與傳統的繼承和回顧。“發展路徑一旦被設定在一個特定的進程上，得自于歷史的主觀模型就將強化這一進程。”⑧以斯大林模式為代表的計劃經濟體制在制度變遷與創新中的問題出現在：意識形態對普通民眾主觀模型的型塑導致其無在“經濟人”條件下自由地做出行為選擇，而國家的最高領導人卻因為各種形式的個人崇拜和宗教狂熱被奉為無所不能的超理性個體———由超理性個體為核心的國家權力階層設計出來的制度框架（特別是正式規制）自然是完美無缺的。而現實情況則是，歷屆蘇聯最高領導人的主觀模型都無法避免不確定性、正交易成本和不完全信息的影響，在他們的主觀模型中，改變現存的政治規則和產權安排的交易成本無疑是龐大的，而實行管理等政府完全干預市場的手段又無法達到他們對完美理性和最優效率的要求。同市場機制存在的諸多弊端一樣，計劃體制下的一系列制度安排必然是不完全的，“制度安排需要充分的彈性和開放性，只有這樣，它們才能夠快速且低成本地調整到新的環境中去。”⑨斯大林體制并沒有為蘇聯國內政治經濟的制度變遷提供足夠的空間，并且，蘇聯強硬遏制當時社會主義陣營內企圖進行制度變遷與改革的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歷史證明，任何企圖通過強制力手段遏制制度變遷的歷程都是無效率的。正如波普爾（K.R.Popper）所言：“遏制政治變遷不是治理，它不可帶來幸福……對理性和真理的壓制，我們必將以最粗俗的暴力方式毀滅人類所有一切而告終。”⑩

四、對我國政治經濟體制改革的啟示蘇聯70余年的經濟發展史對同為社會主義國家的我國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從1958年前后至改革開放以前，我國的經濟建設與發展也經歷著無序、混亂和低績效。同蘇聯的斯大林體制一樣，造成新中國經濟從1958～1978年，近20年的經濟增長停滯甚至國民經濟近乎崩潰的原因，乃是制度環境的惡化和制度安排的不合理：極端僵化的計劃經濟體制、低效且不合實際的制度、政治和社會環境的混亂無序極大地限制了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嚴重破壞了中國的社會生產力，帶來了國民經濟的沉重災難。而1978年以后，隨著以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為代表的一系列制度安排的實行，隨著改革開放帶來的中國國內一系列的制度變遷，隨著我國法律框架和法治建設的不斷完善，我國的國民經濟實現了持續30年的高速增長，創造了舉世矚目的中國奇跡。市場經濟體制在社會主義中國的確立、完善并發展，是歷史的正確的選擇，經濟體制的不斷改革與創新成為推動我國經濟發展的不竭動力。市場化和開放型改革，非公有制經濟的快速發展以及伴隨而來的產權制度的演進與變遷，對中國近30年來宏觀經濟總量的增長提供了強大的制度支持輯訛輥。

中國的經濟體制乃至政治體制改革在今后依然有很大的創新空間。目前來看，中國的制度創新與制度變遷道路應當是以政府力量為主導的“強制性變遷”，政府在適時調整產業政策的同時，更應該完善與產權激勵和保護相關的法律法規，為經濟增長提供一個良好的制度環境。中國經濟的發展不僅需要建立一個牢固的社會共識、一致的意識形態，也需要讓歷史演化下的非正式約束融入到新的、正式的市場機制框架當中，同時，政治規則的安排與創新要逐漸跟上經濟體制改革的步伐。筆者相信，在市場經濟環境下，政府主導型的漸進式的制度創新將會繼續推動我國國民經濟的持續、健康發展。新制度經濟學派認為，制度變遷是推動經濟增長的決定性因素。無論在蘇聯70余年的經濟發展史還是在中國近30年的改革開放，都能對這一觀點進行強有力的論證。斯大林模式的失敗，不是社會主義制度的失敗，而是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的失敗。馬克思主義認為，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斯大林模式在蘇聯和東歐的廣泛推行乃至僵化，一個超前的生產關系或制度安排架構在一個并不發達的生產力水平上，是造成東歐劇變和蘇聯解體的制度性根源。蘇聯在20世紀20年代新經濟政策的成功意味著，運用商品貨幣關系，在國家調控下引入市場機制是符合當時蘇俄國情和生產力水平的，新經濟政策的實行推動了蘇聯經濟快速平穩地恢復與發展。而無論是戰時共產主義還是斯大林體制，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和用行政命令支配國家經濟運行與生活的方式同當時蘇聯國民經濟狀況格格不入。蘇聯模式和斯大林體制的失敗，正是因為他們僵化而不是發展了社會主義。而蘇聯和中國在同一種社會主義制度框架下演化出兩種不同的發展路徑，再一次證實了制度變遷對一國經濟增長的重要作用，也證明了市場作為一種資源配置的有效方式，依舊是當今世界各國經濟發展的動力。在市場機制作用的發揮和產權界定明晰的制度框架下，經濟自由和民主政治會逐漸推動一國社會經濟的不斷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