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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在經濟市場化和全球化條件下，品牌是市場競爭的基本單位，品牌價值的高低代表了企業市場地位的高低和競爭能力的強弱，品牌已被大家公認為是企業和國家的重要資產。企業和國家擁有高價值強勢品牌越多，其財富創造和獲取的能力就越強。出于品牌推動經濟發展的重要作用，品牌受到了全球學政企等多界人士的廣泛關注和重視，并圍繞品牌、品牌管理、品牌價值以及品牌促進企業和經濟發展等方面進行了大量研究。但遺憾的是，主流品牌理論不能很好地解釋不同地區或國家間品牌經濟發展水平差異的問題，鮮有從地區經濟、社會、制度等軟硬件環境視角來進一步探討地區品牌成長與品牌經濟發展的基礎條件和前置變量等問題。對此，總理多次在國務院常務會議上強調“政府工作不僅要繼續改善基礎設施等‘硬環境’，更要通過體制機制創新，優化營商環境，在‘軟環境’上有新突破。”營商環境是地區品牌經濟發展的基礎條件和前置變量。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要著力優化營商環境，深入推進“放管服”改革。2018年《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優化營商環境就是解放生產力、提高競爭力”的重要論斷。基于這一思路，本文首先就品牌經濟的重要作用、優化營商環境的必要性以及營商環境是品牌經濟發展的基礎等重要命題進行文獻與理論分析，接著利用我國2018年的品牌500強數據和營商環境指數，就我國營商環境對品牌經濟發展影響的區域差異進行實證研究。

二、文獻與理論分析

（一）品牌經濟的重要作用。國際經濟競爭越來越體現為品牌之間的高端競爭。發展品牌經濟是建設創新型國家的客觀要求、是參與經濟全球化的戰略需要、是擴大國內消費需求的必然選擇、是轉變外貿增長方式的重要途徑、是促進區域協調發展的有力措施（姜增偉，2007）[1]。對此，在2014年5月視察河南時作了“推動中國制造向中國創造轉變，中國速度向中國質量轉變，中國產品向中國品牌轉變”的重要講話。不難看出，三個轉變之間是層層遞進的關系，其中前兩個轉變是第三個轉變實現的基礎，第三個轉變是前兩個轉變的追求目的。總理也在2015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要“加強質量、標準和品牌建設”。2016年6月，國務院辦公廳正式《關于發揮品牌引領作用推動供需結構升級的意見》（國辦發[2016]44號）。2017年4月24日，國務院批復國家發展改革委《關于設立“中國品牌日”的請示》，同意自2017年起，將每年的5月10日設立為“中國品牌日”（國函[2017]51號）。品牌是區域經濟發展的依托和強大動力。品牌資產和品牌戰略能有效推動產業升級換代、促進規模企業迅速擴張，品牌是區域實力的重要標志（王兆峰，2007）[2]；品牌對國家經濟安全有重大影響（顧海兵、陳芳芳、孫挺，2012）[3]。做大中國品牌是引領中國制造業轉型、實現由大到強的“最后一公里”；做強中國品牌是推動供給和需求結構升級、獲取競爭優勢的必由之路；做精中國品牌是助推中國經濟戰略轉型、推動創新發展的立足點和動力源泉；做優中國品牌是發揮品牌引領作用、推動中國企業邁向國際產業鏈中高端的必然選擇（張建星，2016）[4]。（二）優化營商環境的必要性。營商環境是企業從開辦、營運到結束整個活動過程的各種周圍境況和條件的總和，包括影響企業活動的政治法律、經濟和社會要素等方面環境因素。企業營商環境由企業內部環境和外部環境構成（Duncan，1972）[5]。企業外部環境是由任務環境和一般環境構成的，任務環境主要包括顧客、競爭者、供應商等市場環境的參與者，一般環境主要包括政治法律、經濟、技術、社會文化等因素（Bourgeois，1980）[6]。世界銀行從2002年起，對全球100多個國家（地區）的營商環境進行持續跟蹤研究，并于2003年起每年一份年度營商環境報告。良好的城市營商軟環境對城市經濟發展有顯著的促進作用。制度環境可以影響服務業占GDP的比重，且服務業發展受投資者保護這個指標影響最大（江靜，2017）[7]；地區人口數、性別比例、受教育程度、工資支付水平、自主創新水平、體制創新水平以及交通設施與中小企業數量型發展顯著正相關（徐昱東、崔日明，2015）[8]。營商環境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包括技術促進效應和成本降低效應兩個方面。金融市場化程度提高有助于民營企業獲得銀行貸款，同時，法制環境的改善、地區法律體系的構建對企業的保護程度提高也能夠促進企業獲得銀行貸款的概率（佟明亮，2015）[9]。根據世界銀行營商環境數據，我國在法律制度落實、依法行政和各種所有制經濟產權保護、完善法律維權服務、強化營商法律文化建設等方面還存在很多需要彌補的短板（袁莉，2018；楊繼瑞、周莉，2019）[10-11]。（三）營商環境是品牌經濟發展的基礎。品牌成長需要一定的經濟基礎和市場規模。地區流通產業發展水平、地區經濟實力、國家經濟實力是我國品牌成長的基礎，對地區和國家品牌經濟發展和競爭力形成具有重要促進作用。產業聚集是樹立區域品牌的前提，合理分工、密切協作是打造區域品牌的基礎，創新能力是區域品牌競爭市場的關鍵（陳方方、叢鳳俠，2005）[12]。發展品牌經濟需要構建8種有效制度：公平競爭制度與良好競爭秩序、完善的法人治理制度、完善的有效知識產權保護制度、健全的商業標識法律制度體系、消費者權益保護制度、征信體制、契約精神與誠信意識、國家品牌管理體制機制（謝京輝，2015）[13]。（四）本文將開展的工作經過前述文獻與理論分析，我們清晰地認識到地區經濟、社會、制度等軟硬件環境對地區品牌成長與品牌經濟發展的至關重要性。但是，目前尚缺乏把地區營商環境狀況作為地區品牌經濟發展前置與解釋變量的實證研究成果，基于此，本文將利用我國2018年的品牌500強數據和營商環境指數，就我國營商環境對品牌經濟發展影響的區域差異進行實證研究。本文第三部分將用我國2018年品牌500強地區分布的數據和價值數據對我國不同地區的品牌經濟發展狀況進行客觀描述；第四部分將用我國2018年的城市營商環境評價數據對我國不同地區的營商環境狀況進行客觀描述；第五部分將在第三、四部分描述性分析的基礎上進一步就我國不同地區營商環境狀況與品牌經濟發展狀況進行相關和回歸分析。

三、我國品牌的地區分布概況

從表1中國品牌500強地區分布信息，我們可以看出中國品牌500強分布在27個省市區①。表1中地區按其擁有品牌數量的多少依次排列，其中擁有中國品牌500強數量最多的前10個地區依次為北京、廣東、福建、上海、山東、浙江、江蘇、四川、河南、河北、湖北（和河北并列第10）。這10個省市共擁有中國品牌500強的總數為419個，占中國品牌500強的比例為83.8%。從表1中我們還發現，擁有中國品牌500強品牌價值最高的前10個省市依次為北京、廣東、上海、山東、浙江、江蘇、四川、福建、吉林、湖北。這10個省市共擁有的中國品牌500強品牌價值總額為160350.97億元，占中國品牌500強價值總和的86.92%。從擁有中國品牌500強數量和品牌價值最多的前10個省市占中國品牌500強數量和品牌價值總和的比例來看，中國品牌500強具有很強的地區聚集性。四、我國品牌所屬地區營商環境分析目前，針對我國營商環境評價的權威數據主要有世界銀行于2003年起開始提供的國家數據和粵港澳大灣區研究院于2017年開始提供的我國主要城市數據，涵蓋了我國各省級區域最具代表性或最優秀的城市，每個省級區域至少挑選了一個城市。因為目前還沒有針對我國各省級區域的權威評價數據，所以為了研究的需要，我們以各省級區域最具代表性城市的評價數據來代表該省級區域的營商環境水平。從表2中國品牌500強所屬地區營商環境指數情況來看，排名前10的地區是廣東、上海、北京、重慶、四川、江蘇、浙江、湖南、湖北、陜西，其中有沿海省份，也有中西部的省份。從軟環境指數來看，排名前10的地區是廣東、湖南、陜西、福建、浙江、四川、貴州、山東、江蘇、河南。從生態環境指數來看，排名前10的地區是海南、廣西、貴州、廣東、山東、遼寧、江西、重慶、福建、北京。從商務成本指數來看，排名前10的地區是新疆、甘肅、貴州、山西、陜西、內蒙古、重慶、廣西、江西、海南。從基礎設施指數來看，排名前10的地區是上海、北京、重慶、廣東、四川、天津、江蘇、湖北、陜西、浙江。從市場環境指數來看，排名前10的地區是上海、北京、廣東、重慶、天津、浙江、湖北、四川、江蘇、山東。從社會服務指數來看，排名前10的地區是北京、山西、陜西、浙江、甘肅、江蘇、上海、廣東、貴州、湖北。從營商環境6類二級指標分別排名進前10的地區來看，廣東省在5類二級指標排名上進了前10，北京、貴州、江蘇、陜西、浙江、重慶在4類二級指標排名上進了前10，湖北、山東、上海、四川在3類二級指標排名上進了前10，福建、甘肅、廣西、海南、江西、山西、天津在2類二級指標排名上進了前10，河南、湖南、遼寧、內蒙古、新疆在1類二級指標排名上進了前10。

五、營商環境指數與品牌經濟發展水平關聯分析

（一）相關分析。從表3相關分析的數據來看，地區營商環境指數與該地區擁有的中國500強品牌數量的相關系數為0.746，地區營商環境指數與該地區擁有的中國500強品牌的價值總和的相關系數為0.654，說明地區營商環境狀況與品牌經濟發展水平高度相關。從營商環境的6類二級指標來看，除了商務成本指數與品牌經濟發展水平高度負相關外，其他指標均為正相關。具體而言，因為商務成本指數包含了工業水價、電價、氣價、職工工資成本、房價收入比成本，特別是經濟發達地區房價收入比非常高，所以就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品牌經濟的發展。其他5類二級指標中除了生態環境指數與品牌經濟發展水平相關性不強外，其余都具有較強的相關性。（二）回歸分析。根據前面的文獻梳理與數據相關分析，我們知道地區的營商環境狀況對品牌經濟發展有很大的促進作用。為了進一步驗證地區營商環境狀況與品牌經濟發展之間的因果關系，我們分別構建地區擁有的中國500強品牌數量及其價值對地區營商環境6類二級指標指數的回歸模型。設被解釋變量地區品牌擁有量為YN，地區品牌價值為YV，解釋變量軟環境指數、生態環境指數、商務成本指數、基礎設施指數、市場環境指數、社會服務指數分別為X1、X2、X3、X4、X5、X6，根據這6個變量建立2個回歸模型如下：模型一：YN=a1+b1X1+c1X2+d1X3+e1X4+f1X5+g1X6+u1模型二：YV=a2+b2X1+c2X2+d2X3+e2X4+f2X5+g2X6+u2回歸結果見表4和表5。從模型一來看，可決系數達0.928，變量X1（軟環境指數）、X3（商務成本指數）、X5（市場環境指數）的顯著性水平非常高，說明了軟環境指數、商務成本指數、市場環境指數對地區品牌經濟的發展尤為重要。從模型二來看，可決系數達0.820，變量X3、X4（基礎設施指數）、X5、X6（社會服務指數）的顯著性水平非常高，說明了商務成本指數、基礎設施指數、市場環境指數、社會服務指數對地區品牌經濟的發展非常重要。從X1、X3、X4、X5、X65個指標的具體內容來看：一是要注重軟環境的改善，包括市場主體數、內外投資額與投資增速、人口增速等；二是要注重商務成本的降低，包括工業水價、電價、氣價、職工工資成本、房價收入比等；三是要注重基礎設施的建設，包括使用機場航空吞吐量、全社會貨運量、公交車數量、道路面積、軌道交通、移動電話數量等；四是要注重市場環境的改善，包括GDP總量、人均GDP、地方財政收入、社會消費品額、進出口額等；五是要注重社會服務水平的提升，包括科技服務、醫療服務、養老服務、金融服務、教育服務等。綜合模型一、二的回歸結果，很好地驗證了地區的營商環境條件與該地區品牌經濟發展之間的因果營商環境對中國品牌經濟發展影響的區域差異關系，我們發現除了變量X2（生態環境指數）對地區品牌經濟發展影響不大外，其他變量都對地區品牌經濟發展有重要促進作用。這就從很大程度上解釋了區域品牌經濟發展水平差異產生的原因。因此，培育和創建良好的營商環境是進行地區品牌經濟發展的重要前提和基礎條件，地區營商環境的改善能促進地區品牌經濟發展水平的提升。

六、相關建議

對我國政府而言，必須認真按照“營商環境只有更好，沒有最好”的講話精神和“以優化營商環境為基礎，全面深化改革”的要求，大力優化營商環境，以促進我國品牌經濟更好更快發展。（一）構建好開放型經濟新體制。對外開放是我國的基本國策，通過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促進我國加快外商投資管理體制、走出去戰略新體制、外貿可持續發展新機制等制度、法規建設，優化我國對外開放區域布局，加快實施好“一帶一路”倡議，不斷改善我國的營商環境和創新環境，降低市場運行成本，提高運行效率，提升我國的國際競爭力。（二）在特大城市加大營商環境改革力度。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等特大城市要努力構建高效率的政務環境，營造穩定公平透明、可預期的營商環境，增強城市發展的創造力、吸引力、競爭力，并為其他城市營商環境改革提供參考。具體而言，一是深化商事制度改革，使企業注冊便利化；二是以構建大數據化的智慧政府平臺為抓手，大幅提升政府服務效率；三是開展投資審批改革，取消和下放一批審批事項；四是建立涉企收費目錄清單制度，清理并減少各類檢查和罰款。（三）開展營商環境評價。按照國際可比、對標世行、中國特色的原則，圍繞與市場主體密切相關的開辦企業、辦理建筑許可、獲得信貸、納稅、辦理破產等方面和知識產權保護等，開展中國營商環境評價，逐步在全國推開，推動出臺更多優化營商環境的硬舉措，讓企業有切身感受，更大限度激發市場活力、調動人的積極性和社會創造力，聚焦市場主體和人民群眾的痛點難點，突出重點，把該放的權利放給市場主體，營造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激發創業創新活動，使我國繼續成為中外投資發展的熱土。

作者:李佛關 單位:重慶三峽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