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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社會生活的政治化和行政權力的至高性依然存在，權力結構在某種程度上只與少數人直接有關，在現實的政治生活中便產生了割斷政治利益關聯、破壞政治改革動力資源的兩大惡性政治現象：在政治生活上層存在的腐敗及在政治生活基層存在的政治冷漠。

現代化是一個社會全面進步和發展的綜合過程，而非僅僅是經濟上的孤軍冒進。政治層面的改革遲遲不能展開，對經濟和社會各方面的事業都是—個潛在的制約。而業經20多年經濟改革，在物質和觀念多方面沖擊的情況下，政治發展如果仍然未能為自身積累起足夠的動力資源，這將是不可思議和令人無法接受的。根除橫亙于政治發展道路上的兩大障礙——政治腐敗與政治冷漠的最終解決方式無疑是改變這兩大障礙賴以存在的權力運行機制，用政治的社會化、權力的公共化來指引政治改革的方向。而實際上，這既是政治改革的目標，亦是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進行政治改革的唯一可能的方式。其具體實現形式即擴大了的政治參與。

在一個政治體制完善、民主機制健全的社會中，不過分的政治冷漠并不會對政治肌體產生太大的傷害，甚至還是社會正常運轉的條件之一，如同日常生活并不總是需要充滿激情一樣。但在一個變革和轉型的政治發展時期，充分的政治參與就顯得異常重要。非如此，不足以為政治的真正進步提供動力。因此，打破權力掌控社會、社會生活政治化的有效途徑不只是自上而下的體制創新，更重要的是自下而上的政治參與。

二、國有企業產權改革的深層次問題

國有企業產權改革的深層次問題，即社會主義公有制和社會主義本質特征。

社會主義實行公有制，究竟是手段，還是目的？我們認為，在當前生產力水平不發達的前提下，公有制應該是手段，是為了實現社會主義的共同富裕，而絕不只是為了在政治上體現社會主義。如果認為公有制屬于社會主義目的的范疇，就必然會把既定的或理想的公有制看得至高無上，追求公有制的“純而又純”，任何妨礙公有制的因素都要排除？所有試圖改變這種公有制的主張都不能允許。把公有制目的化并別有用心推向極端的，當屬“”之流，在他們看來，只要維持了既定的公有制，“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國家貧窮落后都在所不惜。

實踐證明，把公有制目的化，進而神圣化、僵化，給社會主義帶來的損害是嚴重的。當前，許多人對公有制經濟與私有制經濟之間應保持一種什么樣的比例各執一詞；對國有企業與非國有企業之間的比重也莫衷一是，國有企業的產權再造舉步維艱，政企難分，政資難分。大量私營企業戴著“紅帽子”（假集體）、“洋帽子”（假三資）和小帽子（假個體），不少私營企業主的收入不是用于擴大再生產，而是投入了揮霍浪費；更多的鄉鎮企業產權模糊，化公為私，名公實私，公不公，私不私。這些都表明社會尚未形成可以使私有制經濟穩定發展的基礎。因此，應當真正從手段意義上來理解和選擇公有制及其實現形式。（注：何力平：《關于所有制理論的幾點思考》，《浙江省政法管理干部學院學報》2000年第2期。）我們應以鄧小平的“三個有利于標準”為準則，凡是在經濟上有利于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有利于提高經濟運行效率的所有制結構，都可以在實踐中試行。吳敬璉指出，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各種經濟成分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只應取決于這種經濟成分本身的競爭力和對國力增強、人民生活提高所作的貢獻。不能根據所有制性質來判斷所有制的優劣。所有制是生產關系的體現，其性質的優劣取決于是否適合生產力的發展。無論是個人所有制、合伙所有制還是國家所有制，都要看是否適合生產力的發展，而不能僅就其性質判斷先進與落后。更不能對每個企業都以生產資料的占有方式來確定“私”和“公”、“資”和“社”的性質。企業只是生產要素的組織形式。

列寧“創造未有的因素”比馬克思“解放已有的因素”要困難得多。這里的關鍵是“如果新生產關系所賴以存在的物質條件沒有被創造出來，那么，就會面臨失敗的危險”。因此，無產階級取得政權以后，就必須以生產力發展水平為依據來進行社會主義的實踐。能否做到這一點是每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所面臨的最為嚴峻的考驗。

現實社會主義與馬克思所設想的社會主義處于不同的歷史方位，并不是發達資本主義的替代，而是作為不同的工業化、現代化的道路而崛起。它的形成程序不是先工業化、現代化，后搞社會主義；而是先奪取政權，再搞工業化和現代化。目前，社會主義國家和資本主義國家之間主要是政治上的區別。在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政治上是資產階級政權，但生產力的發展程度高于現有的社會主義國家；在社會主義國家，政治上是無產階級政權，但生產力的發展程度不如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因此，社會主義國家要把發展生產力作為根本任務，必須采用各種適應生產力發展的所有制形式來極大地發展生產力。從經濟關系上講，所有制反映生產力的發展水平；從政治關系上講，所有制是上層建筑的基礎。但是上層建筑具有相對的獨立性和反作用。

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征是什么？過去我們曾把公有制、計劃經濟和按勞分配作為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征。黨的十四大明確了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要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計劃經濟的標志不存在了；黨的十五大又明確了要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把按勞分配和按生產要素分配結合起來的分配制度，按勞分配標志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現在，剩下的主要標志就是公有制了。然而，現實告訴我們：中國改革開放20年來，創造了GDP年均增長9.8％的世界奇跡，而這一奇跡的形成，主要來自于非國有制經濟的發展。因為我國的非國有制經濟，更加適應市場經濟的體制環境，它們在利潤最大化的目標驅使下，僅以全社會30％左右的經濟資源，創造了70％左右的經濟增長，使之成為國民經濟快速發展的主要推動力量。這不正是長期以來我們所盼望的社會主義的發展目標嗎？回想起鄧小平同志所說的：“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實現共同富裕”，我們有必要重新認識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征。

三、政府經濟職能的轉變

從特定的意義上講，經濟的發展是一個社會分工不斷從簡單到復雜、從單一到多元化、從低級形態向高級形態的演進過程。近代和現代經濟發展的歷史已經表明，同其他經濟體制相比，惟有市場經濟體制能夠長期、有效地推動社會的經濟發展，不論在已經發達還是追求發達的國家里均是如此。其中的原因何在？對此，現代自由派經濟學家們明確指出，市場經濟之所以導致社會資源配置的最優化，是因為有關資源配置的決策是在一個相關經濟主體之間進行自愿交換和契約交換的制度下作出的，而這一制度的有效性又在于，經濟主體必須對所要交換的物品有明確的、專一的和可以自由轉讓的所有權（私有產權）。同時，一個社會的所有權體系如果明確規定每個人的專有權，為這種專有權提供有效保護，那么這個社會就更富于“革新精神”，并且更能使經濟增長。這正是市場經濟的內涵。正因如此，市場經濟制度中的經濟主體便具有不斷努力地實現高效率地使用資源以追求財富積累的創新機制，并表現為持久的積極性、敏銳的市場意識和各個領域內的創新行為。這一創新機制是內生的，只要外界有一個保護私有產權和公平競爭的社會環境，他們就會以自由選擇的方式實驗、總結，再實驗、再總結，不斷地尋求技術、產品和組織管理形式方面的創新，并形成新的專業分工和各種發展模式。這便是社會經濟發展的原動力。在其推動下，社會就出現了新產業的崛起、新技術的發明與應用、專業市場的形成、新型的貿易方式以及從夫妻店、合伙制到大型企業、跨國公司的各類各樣的產業組織形式。

雖然，人們常說計劃經濟中有市場，市場經濟中也有計劃，但是與計劃經濟不同，市場經濟的實質是以商品交換和契約交換為主要內容的自由經濟，是以微觀經濟主體的普遍的自利行為來最終實現公共利益不斷增長的自由經濟。因此，兩者的區別在于：前者的資源配置過程主要靠政府、靠計劃，只是把政府和計劃解決不了的問題留給市場（契約）；而后者則把市場（契約）解決不了的問題留給政府和計劃。因而兩者對政府職能的要求也是不一樣的。

在早已確定了市場經濟的改革方向后，在當前到處都是市場經濟的旗號下，哪些內容真正是屬于市場經濟，哪些不過是換了包裝，依舊是計劃經濟的翻版？現實中顯然存在著兩種不同的發展趨向。前者是繼續降低發展私有、民營經濟的壁壘，令私企、民企有更加廣闊的發展空間，打破地區封鎖、形成統一市場，在深化民主與法制建設的基礎上營造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后者則是繼續各級各類政府部門主導的靠行政權力推行的企業發展、地區發展活動，維護或新設置地區和行業壁壘、阻礙統一市場形成，以特權壟斷行為追逐部門的商業利益，繼續以拿來主義的方式模擬外部世界的新型專業分工模式。公務員之家

加入WTO將使中國經濟融入經濟全球化的市場競爭，在這樣的競爭中，比自然資源、資本、技術、勞動力等比較成本競爭更重要的是制度的競爭能力。在一個社會的主要資源配置活動中，是由市場通過產權交換和契約行為抉擇，還是靠政府使用行政權力抉擇，不同制度競爭的根本點就在這里。面對入世，同是講發揮后發優勢，是要短期內的快速，繼續以政府權力主導、壟斷主要的資源配置活動，而其興衰會呈現舊日的循回；還是要長遠的高效，用分散的、由眾多經濟主體的自由選擇達到資源配置的優化？取決于能否在制度改革方面取得新的推進。當前，我國需要的是通過制度變革加強前一種趨向，弱化后一種趨向。而要做好這類轉變，首先要解決政府不再管企業的問題。

世貿組織的基本規則是在各成員國之間相互給予“最惠國待遇”和“國民待遇”。前者是指在WTO中，當一國給予另一國的投資活動以更優惠的待遇時，它應無條件地將同一待遇擴展至其他成員國。后者是指WTO的成員國對來自其他成員國的產品和投資要給予“不差于相同的本國產品的待遇”，在各方面均不得歧視。這也是市場經濟制度的基本規則。我國進了世貿，必將加大整體經濟的對外開放程度，將要進一步按照上述原則對待進口產品和外來的投資活動。那么，凡能給予外資的待遇（這包括外國私人資本和同屬于中國人的港臺私人資本），有何理由不能給予國內的私企和民企。凡能夠讓外國和港臺私人資本進入并經營的行業和項目，為什么卻不準國內私人資本進入和經營？搞朝向市場經濟制度的改革，欲發揮后發優勢及其它比較優勢應當從給予私企國民待遇和“最惠國待遇”做起，即在企業融資、各行業的市場準入和權益受到有效保護等各個方面，在加大對外開放的同時，亦需加大對內開放，讓國內的私企和民企能夠得到與國企和外企相平等的待遇（我們在經濟領域中不應讓大清朝搞洋務運動時“寧與外寇，不與家奴”的那一套在21世紀繼續流行。）在有了私企、民企的國民待遇和市場準入之后，政府管理經濟的主要職能將轉為保護產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