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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盜跖》篇莊子更是以知和之口對富人在消費方面“耳營鐘鼓管籥之聲，口嗛于芻豢醪醴之味，以感其意，遺忘其業”的消費習慣進行了強烈地批判，將這種行為與其它五種貪婪舉動定義為“天下之至害也”。那么，為什么莊子認為大眾追求奢侈的消費心理和消費行為愚蠢透頂呢？又是為了什么莊子認為奢侈消費是天下最大的六種危害之一呢？《天地》篇莊子以一大段論述交代了其中的原因：“且夫失性有五：一曰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二曰五聲亂耳，使耳不聰；三曰五臭熏鼻，困惾中顙；四曰五味濁口，使口厲爽；五曰趣舍滑心，使性飛揚。此五者，皆生之害也”。顯然，莊子認為過分注重感官享受會使人喪失真性；過分追求視覺享受會使人的眼睛看東西時看不明生態倫理視角下的莊子節儉消費思想探析□趙麥茹（西北大學經濟管理學院，西安710127）摘要：莊子的“知止”節儉消費理念蘊含著豐富的生態因子。莊子的節儉消費思想是一個完整的體系，從節儉消費的原因、晰；過分追求聽覺享受會使人的耳朵聽聲音時聽不真切；過分追求嗅覺享受會使人的鼻腔壅塞并且直達額頂；過分追求味覺享受會使人的口舌受到嚴重傷害；過分放縱欲念就會使人心神迷亂、心性馳競不息、輕浮躁動。以上這五種情況都反映了這樣一個不爭的事實：奢侈消費會妨害人之本性，并對人的身體造成嚴重的危害。

節儉消費的要求及標準首先，莊子號召世人保持一顆寡欲之心，《大宗師》篇莊子對于欲望過大的人進行了毫不留情的批判“：其耆欲深者，其天機淺”，莊子認為那些嗜好和欲望太深的人，他們天生的智慧也就很淺，所以以他們這種智慧想要理解那種身心真正自由逍遙的妙處自然是不可能的，也因為這一點，那些欲望過大之人經常會做出一些與“真人”做法大相徑庭的舉動并因此給自己的身心帶來嚴重的危害。莊子對于寡欲的肯定也在他對于“耆欲深者”的批判當中表露無疑了。其次，莊子也正式提出了“知止”的觀點。《齊物論》篇莊子在闡述了“道昭而不道，言辯而不及，仁常而不成，廉清而不信，勇忮而不成。五者圓而幾向方矣”這一物極必反的道理之后，正式提出了“故知止其所不知，至矣”的觀點。按照莊子之物極必反的邏輯來看，在消費領域盲目追求奢侈消費必然也會導致事物向相反的方向發展，前文所述之對耳目口鼻及心性之傷害就充分說明了這一點。也正是基于這一原因，莊子倡導人們能以一顆“知止”之心自覺遏制其消費欲望，并自覺做到節儉消費。最后，莊子通過肯定遠古時期“至人”的消費水平而悄然提出了自己的節儉消費標準。《天運》篇中他這樣論述：“食于茍簡之田，立于不貸之圃。逍遙，無為也；茍簡，易養也；不貸，無出也。古者謂是采真之游”，古代道德修養極高的至人在物質生活方面馬虎簡單、無奢無華，但是他們在精神生活方面卻自由自在、無拘無束，這樣一來他就可輕易而逍遙地立足于這個世界，莊子特別肯定這樣的理想境界，將之稱之為“采真之游”。從莊子的這一立場不難看出，他所肯定的消費標準應當類似“至人”，簡單素樸的生活方式和消費理念是他所推崇的。

節儉消費的社會效益莊子從節儉消費所能帶來的正面效應出發來規勸人們節儉消費。莊子認為以清心寡欲為前提的節儉消費會使人的身心在最大程度上得到解放，而這種解放所換來的無拘無束自由自在的理想生活境界當是這種消費所帶來的正面效應之一了。莊子在《大宗師》一篇對于“古之真人”所擁有的那種“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食不甘，其息深深……喜怒通四時，與物有宜而莫知其極”的生活極為羨慕，“真人”的與世無爭、節儉素樸、優游自在的生活方式深深吸引了莊子，他認為只有這種生活方式才能完全擺脫外物對于身心的束縛，并使人能夠輕易與周遭同樣無欲無求的自然萬物融為一體，從而使人之身心真正處于一種逍遙無待的完美境界之中，這當是節儉消費所帶來的正面效應之一了。對于統治者而言，節儉消費所帶來的最大的正面效應當是政局穩定、國泰民安了。莊子從這一角度出發闡述了節儉消費所帶來的又一正面效應：“古之畜天下者，無欲而天下足，無為而萬物化，淵靜而百姓定。”（《天地》），古代那些養育天下的統治者，因為自身的清心寡欲無所追求而使得天下百姓富足，因為自身無所作為而使得萬物自行變化發展，因為自身的深沉寧靜而使得天下百姓民心安定。所以莊子號召當代統治者效仿先人，在消費模式上首先從自身做起，統治者的節儉消費和對于物質生活的淡漠也會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國人，從而使得天下百姓人心安定，滿足于現狀并以最為自然的方式生存，這樣一來，國家的安定與和諧自然是意料當中的事情了。而這一點對于統治者來說又是至為重要的，以這一正面效應來說服統治者節儉消費自然也會產生更大的說服力。

莊子節儉消費思想的根基

莊子的節儉消費思想何以產生？仔細研讀《莊子》不難發現答案：莊子的節儉消費思想來自其天人合一的哲學思想、由外而內由表及里的邏輯思路、崇尚自然的宗教文化以及無私無欲的人性理論。

1.天人合一的哲學思想天人合一幾乎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本特征，作為中華文明兩大源頭的儒家與道家文明自然不能例外，但與儒家天人合一之“天”帶有明顯的倫理色彩且更偏重于德性層面相比，道家卻顯然更傾向于自然層面。莊子的《齊物論》通篇都是站在生態中心論的立場上闡述萬物平等、無所差別的道理。是非、長短、高矮、貴賤、有無等范疇隨著時空視角的轉變而轉變，所以“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大山為小，莫壽于殤子，而彭祖為夭”類似的言論在《莊子》一書中不勝枚舉。正因為有了這種齊物的思想，莊子才能夠從形而上的高度洞悉蕓蕓世間萬物一體、共生共存的道理，其“天地與我并生，而萬物與我為一”（《齊物論》）、“泛愛萬物，天地一體也。”（《天下》）、“故其好之一也，其弗好之一也”（《大宗師》）等言論在其書中俯首可拾，顯然，莊子認為自然界是一個統一的和諧的不可分割的整體，人和自然界的其它物種一樣只是自然界的組成部分之一罷了，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莊子又提出了“以道觀之，物無貴賤”（《秋水》）的主張，即從道的角度出發，人和萬物都是自然界的產物，都有著共同的本源，并且都有著存在于宇宙與自然的獨特的它物無法替代的內在價值，可以說都是同等尊貴與同等重要的。能夠深刻反映莊子之“物無貴賤”、“天地與我并生，而萬物與我為一”思想的文字集中在莊子對于理想社會與理想境界的描述中：“故至德之世，其行填填，其視顛顛。當是時也，山無蹊隧，澤無舟梁，萬物群生，連屬其鄉，禽獸成群，草木遂長。是故禽獸可系羈而游，鳥鵲之巢可攀援而窺。夫至德之世，同與禽獸居，族與萬物并，惡乎知君子小人哉”（《馬蹄》），這一段描述將人與自然萬物和諧相處互不侵犯的共處局面描寫得非常溫馨：當時文明未生，一切都處于原始而未開發的狀態，交通設施尚且沒有，所以山野里沒有現成的路徑和隧道，水面上也沒有船只和橋梁，各種物類共同生活，人類的生存空間相通相連而沒有什么鄉、縣差別，禽獸成群結隊游弋，草木自由地生長。人們甚至可以用繩子牽引著禽獸游玩，也可以攀登到鳥鵲的巢穴上面窺視里面的情況。在那個時代，人類保留著最完善的天性，跟禽獸以及其它各種物類和諧共處，哪里知道什么君子、小人呢！莊子的這個理想社會很明顯是指文明程度非常低下的原始社會時期，莊子出自于對現實社會的失望而希望回歸到人類文明的懵懂未開化時期，這在一定程度上說明了莊子的消極思想，但正是通過這一長段描述，我們卻很清晰地窺視到莊子骨子里的“天人合一”思想以及由此反映的“物無貴賤”思想。在如何與自然界萬物相處的問題上，莊子選擇了“泛愛萬物”（《天下》）“、順物自然而無容私焉”（《應帝王》）以及“萬物不傷”（《繕性》）的生態倫理準則。莊子的“愛”是泛愛、平等的無差別的愛，和儒家的“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之有差等的愛有著明顯的區別，體現的是一種大宇宙觀和生態倫理觀。莊子的“順物自然而無容私焉”強調的是應該尊重萬物生長演變的客觀規律，不將個人感情強加到萬物的發展中，不人為干涉萬物的發展，而任萬物依其本性自由發展演變，這體現的也是對萬物的尊重與愛護。而“萬物不傷”所強調的是萬物平等的生存權，雖說這是莊子在追述混沌鴻蒙、淳風未散的遠古時代的那種完滿的渾一狀態時所提出的，但卻深刻反映了他的“物我同一”立場。這一立場在《知北游》之“圣人處物不傷物。不傷物者，物亦不能傷也。唯無所傷者，為能與人相將迎”的論述中也得到了體現，圣人與外物相處卻不損傷外物。不傷害外物的人，外物也不會傷害他。正因為無所傷害，因而能夠與他人和諧相處。換句話說，人與萬物的和諧共處是建立在彼此互相尊重的基礎上的，但這里莊子顯然給予人以更大的責任與義務。莊子的“萬物不傷”思想深刻到他的消費思想。

2.由外而內、由表及里的邏輯思路莊子對新興的封建貴族及文化充滿了仇恨和鄙視，胡寄窗先生很明確地點出了這一點：“在戰國社會經濟巨大變革的過程中存在著一股對這種變革不滿因而否定一切的逆流。道家者流的經濟觀點，正是這一逆流的表現，而莊周卻把這股逆流推到了它的最高峰。”[2]盡管持否定鄙視的態度，但他卻沒有能力對現狀加以改變，所以他將尋求精神家園的希望寄托于人類文明之外的純粹的自然，也正是通過對自然界的觀察和在此基礎上的思索，他形成了與眾不同的思想體系。《莊子》一書雖“寓言十九，籍外論之”（《寓言》），即往往假托他人之言而寄寓己意，但其“寓言”仍是經過對自然界的觀察而提升的產物。如莊子就從大木因“不材得終其天年”而故人之鵝“以不材死”（《山木》）的對比中，悟出了人應處于“材與不材之間”“與時俱化，而無肯專為……以和為量，浮游乎萬物之祖”（《山木》）的道理，在莊子看來，只有處于“材與不材之間”方能免受拘束與牽累，方能沒有贊譽沒有詆毀，時而像龍一樣騰飛時而像蛇一樣蜇伏，跟隨時間的推移而變化，而不愿偏滯于某一方面；時而進取時而退縮，一切以順和作為度量，優游自得地生活在萬物的初始狀態，役使外物，卻不被外物所役使。這種境界特別契合莊子一直所追求的絕對精神自由和逍遙“無待”之境。顯然，莊子將他在自然界中的觀察升華到他所追求的理想境界之中。由此可見，道家學者都傾向于從外界的自然現象或自然秩序中體認領悟到人類社會現象或社會秩序，其邏輯思路顯然是由外及內、由表及里的，這恰與儒家推己及人由內而外的邏輯思路相反。之所以出現這種差異是因為兩家思維方式的不同。儒家學者是以積極入世的處世哲學來直面世界的，其文化現實應用色彩強烈，他們希望以“禮”和“德”拯救分崩離析的社會秩序，所以他們是以肯定的思維方式由人類的禮制文化推出“仁”“、誠”等哲學范疇，并加以推廣開去。而道家學者是以消極出世的處世哲學來應對世界的，他們對現實世界與禮樂文明已失望透頂，在無奈之中選擇了避世自保的立場和態度，所以他們是以否定的思維方式實現肯定的目的，從本然世界推論現實世界，體現了一種高度自覺的體驗式思維。

3.崇尚自然的宗教文化莊子追求的是絕對的逍遙無待的自由，齊死生，忘物我，尚原始混沌之境，所以他崇尚的“本根”即是“陰陽四時運行，各得其序。惛然若亡而存，油然不形而神，萬物蓄而不知”（《知北游》）的純粹自然，他所認定的“道”存在于自然界包括螻蟻、稊稗、瓦甓、屎溺在內的一切事物上，同時卻又超然其外，是一種超越的絕對存在。除此之外，莊子還深刻意識到自然界的一切東西都有著自己的運動規律，人為因素在這種規律面前毫無用處。存在于自然界中的客觀運動規律體現在一切物質之中，莊子舉了其中的幾個例子：“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明矣，星辰固有列矣，禽獸固有群矣，樹木固有立矣”（《天道》），天地有自己的運動規律，日月存在光亮，星辰有各自的序列，禽獸有各自的群體，樹木直立于地面，這些都是這些事物所固有的東西，是一種客觀存在，任何外力無法改變其發展規律。因此，洞悉此點的莊子號召人們在這種規律面前俯首稱臣，懷著敬畏之心去因順自然的這種規律：“且夫得者，時也，失者，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大宗師》）；“天有六極五常，帝王順之則治，逆之則兇。”（《天運》）；“游心于淡，合氣于漠，順物自然而無容私焉，而天下治矣”（《應帝王》），顯然，莊子認為就個人養生來說，最大的自由和舒適愜意來自于對自然的因順，因為一切合乎自然規律的舉動都會使人與周遭萬物的變化融于一體，這一點類似于孔子的“從心所欲而不逾矩”（《為政》）的境界，是天人合一的最高理想境界。同時，就治理天下來說，帝王同樣應遵循因順自然界的這種規律，否則肯定會給國家帶來特別兇險的災難。為了說明以敬畏之心因順自然的必要性，莊子還假托孔子之口說出了這樣一番話：“饑渴寒暑，窮桎不行，天地之行也，運物之泄也，言與之偕逝之謂也。為人臣者，不敢去之。執臣之道猶若是，而況乎所以待天乎！”（《山木》），即類似饑餓、干渴、嚴寒、酷暑以及窮困的束縛使人事事不能通達這樣的事情是天地運行、萬物變遷的結果，人應當隨著天地、萬物一塊兒變化流逝。做臣子的，理當不敢違拗國君的旨意，做臣子的道理尚且如此，何況是用這樣的辦法來對待自然呢！由這一段話不難看出莊子強調敬畏自然與因順自然的立場。可見，莊子是在更徹底的否定中尋找肯定，在更徹底的混沌之境中尋找一種長久理性的存在。莊子這種崇尚自然的自覺行為緣于其真誠的信念，他在遁世、消極無助的困境之中從自然界悟到了足以撫慰其精神家園的處世哲學，這種直覺性思維足以解釋其整個哲學體系。

4.無私無欲的人性理論莊子堅信無私無欲才是人性之道，《山木》篇他這樣表明自己的立場：“南越有邑焉，名為建德之國。其民愚而樸，少私而寡欲……吾愿君去國捐俗，與道相輔而行”，莊子對“建德之國”百姓之純厚而又質樸、少私而寡欲的人性大加贊賞，從其鼓勵國君放棄國政捐棄世俗而追隨大道的言論來看，他顯然認為這樣的人性方符合大道，換句話說，少私而寡欲的人性才是人性的“本根”。《馬蹄》篇中，莊子更是直接點明無欲才是民性之本：“至德之世……同乎無欲，是謂素樸。素樸而民性得矣”，莊子對“至德之世”時期人們無知無欲、于禽獸同游、與萬物并存的生活狀態極為迷戀，在莊子看來，那樣的生活狀態才最理想，人們因為無知才不會以所謂的智慧與技巧迷亂心志，因為無欲才不會妨害人本來的素樸本性，兩者結合就能力保人民生活在一個身體與精神都寬松無比的理想環境之中，也正是因為這個原因，莊子才會由衷地感嘆道“：素樸而民性得矣”。既如此，與人性相悖的那些言行又該如何解釋呢？從莊子“凡事亦然：始乎諒，常卒乎鄙；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人間世》）和“故天下每每大亂，罪在于好知”（《胠篋》）的論述來看，他顯然認為那些與人性相悖的行為是社會發展的必然產物，因為人類所謂的智慧與文明會使人盲目追求感官享受，從而使人的心性迷亂以致于沉溺于其中而不能自拔。既然素樸無欲是人之本性，那么固守這種本性，人類當然會在消費領域自覺降低消費標準，沒有過多的奢求，這樣節儉消費自然不成問題。所以，從理論上來說，莊子的節儉消費觀的可操作性是相當強的。可見，天人合一思想為莊子節儉消費思想提供了理解與追求自然之“道”這種自覺行為的哲學平臺，由外而內、由表及里的邏輯思路又為之提供了推動其高度自覺行為的思想動力，崇尚自然的宗教文化信仰提供的是保證這種自覺行為永久運行的理論基石，無私無欲的人性理論提供了這種思想存在的必然性論據。這些共同構建了莊子節儉消費思想體系的穩固基礎。

莊子節儉消費思想的生態因子及其當代意義

當前解決環境問題無非三種途徑：法律、技術和道德，而后者最為關鍵，人類要想真正解決困擾我們的生態問題，必須從信仰、生態意識的高度，理性地為人類設定一種可被普遍接受的行為法則，這種法則必須源于我們內心的自覺意識，這樣我們才能自覺行動起來，困擾我們的生態問題也才能有望得以徹底解決，而支撐著莊子節儉消費思想的正是其高度自覺的生態倫理和對自然由衷的敬畏之情，這種自然自覺的生態倫理給身處生態危機的當代人類以深刻的啟迪。與儒家相比，莊子更注重以一種反樸歸真的形式追求人與自然萬物的和諧共處，所關注的是整個大的自然系統和生態系統，其“天人合一”的“天”更傾向于自然之“天”，其“合一”更傾向于人與自然之間物我兩忘式的融合與交流。這種特點決定了他對于自然萬物的態度，莊子的“物無貴賤”、“泛愛萬物”、“天地與我并生，而萬物與我為一”等生態中心論觀點在先秦諸子中獨樹一幟。R•納什在《大自然的權利》一書中就對艾普、雷阿利等西方學者的觀點加以附和，認為道教所主張的“萬物與我為一”，實則是要求人們把自我融進自然界這個更大的有機整體中，這就消弭了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隔膜關系與思想障礙，這也是卡利科特將道家的思想定性為“東亞的深層生態學”的原因之所在。莊子這種整體思維模式和大環境意識也是致力于解決環境問題的當代人類所應當繼承與發揚的。莊子由外而內、由表及里的邏輯思路使其擅長于從自然界中體悟人生的哲理，他自覺地將自然秩序和人類社會秩序、自然現象與人類社會現象對應起來，并將從自然秩序中所體悟出的哲學思想融會于人類社會秩序之中，這一特色與道家崇尚自然的宗教文化信仰也大有關聯。正是出于對自然的自覺崇尚和敬畏，莊子對不符合自然之道，向自然過度索取的消費行為非常反感。在人性理論方面，他堅持“無欲”“無私”方是人之真性，過度消費與這種真性自然嚴重不契合。基于以上思想，莊子堅定地選擇了“知止”的消費理念。莊子遵循自然之道的自覺意識要比今天我們以犧牲生態環境為代價所換來的后知后覺要更高深一層。因為前者是莊子在迫于自身窘境（仇恨現實卻又無力改變現實），為其尋找精神家園的過程中通過深沉思索而得到的豐碩智慧成果，這種成果一旦形成，就成為其真誠的信仰。而后者是當代人類為解決環境問題而推出的權宜之策，是為解決問題而解決問題，是形而下的“器”，無法上升到類似前者的那種形而上的“道”的水平。當前我們面臨的生態環境相當脆弱，而這與人類無知與狂妄不無關系。工業革命以來，科學技術突飛猛進，人類兩三百年所創造的產值甚至超過了以往的總和。隨著人類對自然所謂的“駕馭”“認知”能力的加強，人類中心主義甚囂塵上。

我們以征服自然為傲，以拉動消費、追求GDP的增長為首任，這樣的短視行為所造成的后果就是自然資源受到嚴重破壞，生態環境日益惡化。L.H.牛頓就指出了這一點：“周圍的自然界似乎在不斷惡化，而且看起來正是我們的過錯造成了這種局面。”[3]戴斯•賈丁斯在其《環境倫理學》一書中也對當代的人類消費方式進行了反思：“但我們是否消費過度了呢？消費和經濟增長真的對環境構成威脅嗎？現在的消費方式違背了我們對未來后代的責任嗎？從我們對未來后代的責任的倫理分析來看，許多環境事實證明確實如此。”[4]。的確，越來越多的原始森林、濕地和湖泊飛速消失，越來越多的動植物滅絕或瀕臨滅絕，溫室效應、臭氧層空洞、酸雨、大氣土壤和水資源的嚴重污染等無不說明人類所面臨的環境問題已經相當嚴重，該是我們有所作為的時候了。還好，現在一些有識之士已意識到環境問題的嚴重性，并采取了相應的行動。如環境倫理學從無到有的地發展起來，適度消費、可持續發展等概念逐漸產生了一定的社會影響，溫總理也認為“加快建設節約型社會，事關現代化建設進程和國家安全，事關人民群眾福祉和根本利益，事關中華民族生存和長遠發展”[5]，此外，類似飛播造林這樣的技術手段也用在了實踐領域。但是，這種事后的補救和莊子先驗的自覺的信仰完全是兩回事，與道德相比，技術和法律在環境治理問題上只能是治標不治本，要解決環境問題，還是要靠高度自覺的道德與信仰，在這一方面，莊子給予我們的啟迪是深刻的。

作者：趙麥茹單位：西北大學經濟管理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