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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現代性特指西方理性啟蒙運動和現代化歷程所形成的文化模式和社會運行機理，現代性的確立與實現的過程就是所謂的現代化過程。蘇北經濟發展長期滯后，從根本上說是因為缺乏現代性原則的規范，在精神性維度上表現為主體性意識缺乏，在制度性維度上表現為現代性還沒有作為理性化制度安排滲透到社會運行的機理中去。因此，要加快像蘇北這樣的落后地區的現代化進程，必須積極進行現代性的構建：立足現實，強化主體性意識；加快體制改革，促進社會轉型；破除城鄉二元制結構，推進城鄉一體化建設。

論文關鍵詞：現代性：現代化：蘇北

一、現代性與現代化

什么是現代性?中外學者們從不同視角對現代性問題進行了長期的探索，觀點各異，可謂見仁見智。英國著名學者安東尼·吉登斯關于現代性的研究在全球范圍內頗具影響，他運用多維視角對現代性進行重新審視，在不同的理論著作中對現代性作了多方面的界定，“現代性指社會生活或組織模式，大約17世紀出現在歐洲，并且在后來的歲月里，程度不同地在世界范圍內產生著影響”。現代性“首先意指在后封建的歐洲所建立而在20世紀日益成為具有世界歷史性影響的行為制度與模式”。“在其最簡單的形式中，現代性是現代社會或工業文明的縮略語。”從一般意義上來說，現代性特指西方理性啟蒙運動和現代化歷程所形成的文化模式和社會運行機理，是人類社會從自然的地域性關聯中“脫域”(disemt~ding)出來后形成的一種新的人為的理性化的運行機制和運行規則。

現代性包含精神性維度和制度性維度兩方面，是用來說明現代社會的社會與文化特征的術語。歷史上不少學者在探討現代性問題時，首先把現代性作為一種理性的文化精神，如康德關于“啟蒙”的理解、胡塞爾的“純粹的理性”、哈貝馬斯的“時代意識”、利奧塔的“宏大敘事”等等。

從現代性的精神維度來看，現代性包含我們經常所說的理性、啟蒙、科學、契約、信任、主體性、個性、自由、自我意識、社會參與意識、批判精神等。現代性作為“脫域”之后的理性化社會的主導性文化模式，不僅要作為文化精神和價值取向滲透到個體和群體的行為和活動之中，而且必然作為自覺的制度安排而構成社會運行的內在機理和圖式。正是在這種意義上，吉登斯干脆斷言，“現代性指社會生活或組織模式”，而韋伯則詳細地從經濟運行的理性化、行政管理的科層化、公共領域的自律化、公共權力的民主化和契約化等角度揭示了現代性作為理性化制度安排的普遍性。

現代化與現代性既有區別，又有聯系。現代化是指社會秩序從傳統向現代的變革過程。它是一個綜合的、多層次的動態的概念，以工業化為發端，涉及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等各領域的整體變遷在經濟上是指從農業經濟向工業經濟的進化；在政治文化方面是從經濟依附型的政治文化向參與型的政治文化轉變；在社會治理方面是指從以習慣為主導的規則系統向以法律為主導的規則系統進化。在現代化的過程中，經濟的變遷是現代化最終的決定因素。

現代化并非是在個別國家和地區發生的特有社會現象和發展趨勢，而是帶有普遍意義的全球性發展趨勢，也是世界各國、各地區發展的必經之路。現代性是在社會現代化基礎上抽象與提煉出來的一種東西，現代性是唯一的，現代化卻是可以多種多樣的。國外學者布萊克曾經用因果關系來說明現代性與現代化之間的區別：“從上一代人開始，‘現代性’逐漸被廣泛地運用于表述那些在技術、政治、經濟和社會發展諸方面處于最先進水平的國家所共有的特征。‘現代化’則是指社會獲得上述特征的過程。”現代化是動態的，是“因”，現代性則是靜態的，是“果”；現代化的過程就是現代性的確立與實現的過程。現代性與現代化二者不可分割，沒有現代化，現代性就無法體現，而沒有現代性，現代化也就失去了目標。中國的現代化離不開對現代性的追求，現代性是中國現代化的必然選擇。

二、蘇北現代化進程中的現代性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和社會發展中不少地區出現經濟發展失衡的現象，這種現象無疑是阻礙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構建的一個重要因素，因而引起了學術界、政府和廣大民眾的高度關注。江蘇作為全國為數不多GDP超萬億的經濟強省，內部各區域之間顯著的經濟差異一直是困擾它的一大難題。江蘇省根據其13個市在本省的自然地理位置與經濟發展水平分為蘇南、蘇中、蘇北三大經濟板塊。蘇北地區包括徐州、連云港、淮安、鹽城、宿遷5個省轄市，共40個縣(市、區)，土地面積達5．24萬平方公里，2006年年末總人口達3281．12萬人。蘇北無論從土地面積還是從人口數量上來說都可以算是江蘇省的半壁江山。從地理位置而言，蘇北地區處于我國發達的東部沿海中部，連接華北、西北、長江三角洲，東臨太平洋，隔黃海又與日本、韓國兩個發達的東亞國家相望，是亞歐大陸橋的東橋頭堡，擁有得天獨厚的區位優勢。但是基于歷史的、客觀的等諸多原因，蘇北地區的社會經濟發展一直是全省經濟發展的一個低谷。從2000年來蘇北經濟社會發展的情況看，蘇北不僅在經濟總量和均量上占全省的比重越來越小，有的經濟指標甚至不到全國平均水平，與蘇南的差距不是在縮小，而是越來越大。2000年，蘇北五市人均GDP為6289元，是全省的53．4％、蘇南的28．3％；到2006年，蘇北五市人均GDP雖然達到12910元，卻降到了全省的45％，蘇南的22％，低于全國平均水平3021元；2000年，蘇北五市財政總收入為130．28億元，是全省的15．1％、蘇南的24．7％；到2006年，蘇北五市財政總收人為501．13億元，降到了全省的12．7％、蘇南的20．3％。另有統計資料顯示，蘇北淮安、鹽城、宿遷、連云港等地級市不僅經濟總量達不到蘇南一些縣級市，而且人均GDP也只有蘇南一些縣級市的1／10，甚至更低。

蘇北經濟在全省經濟發展中長期滯后，原因是多方面的，如果從現代性的視角來分析，蘇北的現代化建設需要現代性原則的規范。因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使社會越來越注重個體的主體意識，如果沒有主體意識的自覺，市場經濟根本就不可能快速發展。中國雖然從20世紀初就開始向往和追求西方的民主和科學精神，但是，直到現在我們也不能說中國已經形成了西方文明特有的現代精神氣質，尤其是蘇北這樣的欠發達地區，幾千年來中國封建文化的消極影響仍然嚴重阻礙著市場經濟和商品經濟中個體自由和主體意識的形成。現性雖然也是人們關注的焦點問題之一，但它只是以碎片的、萌芽的形態出現在某些個體的意識中，出現在社會運行的某些方面或某些側面，而沒有作為社會深層的和內在的機理、機制、存在方式、文化精神等全方位地扎根、滲透到個體生存和社會運行之中。相反，封建的小農經濟、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大量殘余在人們的思想觀念中卻根深蒂固，主要表現有：人治高于法治，人情大于法理，關系大于能力，依附大于獨立，身份大于實力，安貧樂道，小富即安，“等靠要”等。這些因素都嚴重制約了蘇北現代化的迅速發展。

三、從蘇北現代化進程看落后地區的現代性構建

改革開放以前，由于我國實行的是嚴格的計劃經濟體制，中央政府以下行政組織對經濟和社會的管理只是上級政策的簡單執行，中國東部、中部、西部以及各省域內經濟和社會發展雖有差距，但不是很顯著。改革開放以后，中國實行了優先發展東部沿海地區的戰略，隨著東部沿海地區的迅速發展，國內區域差距13益擴大，區域經濟和社會發展的不均衡已成為伴隨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重要特征。像江蘇這樣的經濟大省，蘇南、蘇中、蘇北經濟上的顯著差異非常類似于中國東部、中部和西部經濟發展上的梯狀分布，其它省份也不同程度地存在著區域發展的失衡。如何推進像蘇北這樣落后地區的經濟發展以促進各區域的共同發展，～直是中國各級政府共同關注的重要問題。中國政府曾先后提出了西部大開發戰略、東北老工業基地振興戰略、中部崛起等區域發展戰略，并且已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除了政府政策上的扶持之外，更重要的是加快落后地區現代性的構建，在精神層面上進一步解放人們的思想，在制度上加快體制轉型，破除城鄉二元結構，積極推進中國的現代化建設。

首先，在精神性維度上，立足現實，強化主體性意識。人的主體性是現代性的基本原則。主體性原則可以使人的目的、利益和需要得到最大的實現”。西方的現代化進程中，主體性與現代工業生產密不可分，現代工業的巨大生產能力第一次把自然界當作人的對象，人不再任意聽從自然界的擺布，而是為自然界立法。正是人的主體性支撐著宗教改革、啟蒙運動和法國大革命，奠定了現代西方文明的基礎。中國改革開放30年的實踐也證明，思想解放的程度、主體性意識覺醒的程度決定經濟發展的速度。哪個地區思想解放得快，主體性意識覺醒得早，老百姓追求物質財富的欲望最強烈，哪個地方市場化進程就快、經濟發展也就快。張家港經濟發展的成功經驗中最為重要的一條就是緊緊著眼于解放人的思想，培育人們的主體性精神。張家港人首先在思想觀念上實現了許多突破性的飛躍，比如“沒有名次就沒有地位”，“不能吃飽肚子，空了腦子”，“拿金杯是手段不是目的”，“一個聲音喊到底”，“不是要我發展，而是我要發展”，這些新觀念滲透到許許多多人的頭腦中，極大地促進了生產力的解放和發展。而蘇北地區人們思想解放得慢、主體性意識較弱，沒有真正把發展經濟放在第一位。因此，盡管有良好的區位優勢、省委省政府的政策扶持、較為豐富的資源，但是蘇北經濟還是長期發展不上去。要想推動像蘇北這樣落后地區的經濟快速發展，轉變人們的思想觀念是首要的，要強化在經濟發展中的主體性意識，徹底拋棄“等靠要”的觀念，讓創業致富成為發展的主旋律。只有這樣，才能達到內增凝聚力外增吸引力、提高向心力、發展生產力的目的。

其次，在制度性維度上，要加快體制改革，促進社會轉型。體制問題對于一個地區能否發揮后發優勢至關重要沒有一個運轉良好的體制，再好的政策也執行不好，再好的區位優勢也無法發揮。在體制改革方面，要以思想解放為先導，打破舊體制條條框框的束縛，切實轉變政府職能規范國家機關和工作人員的行為，提高辦事效率，解決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的越位和缺位問題。積極推進理性化社會新秩序的建立，使原來重權力的社會逐步過渡到重能力的社會、人情關系社會過渡到理性社會、人治社會過渡到法治社會，在社會管理模式上實現向“小政府、大社會的過渡。

第三，破除城鄉二元結構，推進城鄉一體化建設。我國在計劃經濟體制時期，在制度和管理上把城市與農村截然分開，城市經濟以現代化的大工業生產為主，而農村經濟以典型的小農經濟為主，從而形成社會經濟城鄉二元結構分治格局。城鄉經濟的二元結構是后發國家才有的問題，是個典型的現代性問題。當我們考察現代性在一個地區的現實境遇時，不能僅僅從城市區域的人力資源狀況和社會運行機制的狀況來得出普遍性的結論，必須把視野投放到在社會城鄉二元結構中從比重上占主體的農民、農村和農業的狀況。這種以農為本的文化模式和社會結構會大大降低我們對城市化群體的現代性程度的估計。在城鄉二元結構中，我們看到了傳統與現代之間的對抗與沖突，看到了傳統的頑強的生命力。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與完善，城鄉分割局面在逐漸被打破，但不可否認現實生活中仍存在著“城鄉二元結構”的種種現象，有待我們去沖破和改革。蘇北地區的現代化進程，可以說在很大程度上是要實現城鄉二元經濟結構向城鄉一體化結構的轉換。城鄉一體化是一個國家和地區在生產力水平或城市化水平發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選擇。廣大農村要迅速發展，必然要求工業反哺農業、工業為農業提供發展資金，只有工業化、城鎮化發展了，才能為農民轉移就業提供條件，才能為反哺農業、帶動農村提供經濟基礎。“以城帶鄉、以鄉促城、城鄉結合、優勢互補、共同發展”的城鄉一體化道路是落后地區現代化過程中的必經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