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源型區域經濟發展轉型戰略淺析
時間:2022-12-02 02:2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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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獻綜述
資源型城市的相關研究起源于20世紀,發達國家完成“工業革命”、進入工業化進程較早,對資源型城市的開發力度較強,而在市場經濟體制下這些地區也較早開始探尋經濟轉型道路。中國進入工業化進程較晚,資源開采技術水平低,加上計劃經濟體制下對資源的開采只注重數量,而忽視資源開采的經濟效益和環境效益,且這種狀況并沒有因為市場經濟體制的建設所好轉。這種更高消耗、更低產出、更高污染的資源產業和城市發展引起了學者或理論界的高度關注。
(一)國外資源型城市的研究成果由于煤炭不斷被廉價的石油、天然氣等能源所取代,一些學者開始關注能源型區域的發展狀況,探尋區域發展波折的原因。國外學者對次的研究經歷從對單一區域的發展進入到對群體的實證分析,后從對資源型區域整體分析進入到對特定問題的研究。20世紀80年代以來,資源型城市轉型成果逐漸顯現,這種對資源型城市特定問題的研究吸引著越來越多的學者,在“城市持續發展”、“城市生態環境”和“發展中存在的主要問題”三個方面成果頗豐。城市持續發展方面,COLLADOS和DUANE認為城市持續發展的能力可以通過模型對綜合資源的環境功能、持續發展能力和再生力進行判斷。BLAKELY為了分析21世紀復雜的網絡經濟環境下經濟發展對資源開采的依賴,設計了詳盡準確的模型。SIMONIS探討了城市化的本質,并對21世紀如何解決城市化進程中的資源有效和可持續利用問題提出來社會判斷尺度。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速,人類活動不斷集聚,這要求城市的基礎設施和相關配套設施建設與人口增長相協調,否則交通擁擠和通訊等問題必然會成為阻礙城市發展的“絆腳石”。要滿足對城市和人口的服務,必須將財政權利分離出來,以提高政府內部財力。要使工業生產系統朝著環境友善的方向發展,只有使環境成本內生化,也就是由企業承擔處理其生產所造成的污染所需的成本。在城市生態學研究方面,城市人口的過度增長和有限的城市資源之間矛盾的加劇,對社會、經濟和環境各個方面造成了嚴重的影響。PRIEMUS將生態突破戰略以環境影響鏈的模式表述出來,認為城市系統中環境質量、可持續發展能力等與區域和城市運動有關的物質流(如:能源、資源)以及參與者之間是相互影響的關系,環境投資是城市系統可持續發展所必須的。德國薩爾州是國外資源型城市轉型較為成功的案例。20世紀60年代以來,薩爾州不斷加大基礎設施建設,通過營造良好的生態環境促進旅游業發展。2009年薩爾州經濟得到恢復,對外貿易額達到207億歐元,占全德對外貿易總額14%。2010年,薩爾州GDP總值超過300億歐元,出口比重達到488%。目前,薩爾州煤鋼領域就業人員比重不足5%,不再是經濟發展的支柱產業,取而代之的是汽車及汽配工業等新興工業。薩爾州第三產業發展迅速,產值比重不斷提升,就業比重超過就業總人口的2/3,第三產業成為薩爾區經濟發展的主導力量。
(二)國內資源型城市的研究成果我國資源型城市發展歷程較長、開采規模較大,在發展中出現不少問題,且存在一些共性問題。九十年代以來,資源型城市的相關研究成果日漸豐碩,主要分兩大類:一類是某個特定資源型城市或者某個特定地區發展方式轉型研究;另一類是就對資源型城市或地區發展方式轉型中存在的共性問題進行探討。資源型城市界定方面,由于對“資源”的定義不同,學者對資源型城市的定義也有所不同。有學者認為,資源型城市定義為“依托于自然資源、依靠礦產資源和能源的開發與經營而建立并逐步發展起來的城市”。也有學者認為資源型城市為“向社會提供礦產品及其初加工品等資源型產品的一類城市”。這一解釋得到大家更多的認可,也是本文的理論基礎之一。特定區域轉型發展研究方面,劉爽等分別對我國東北的5個典型性資源型城市發展中存在的問題進行了分析,并針對每個城市的發展態勢確定相應的轉型模式。也有學者研究了城市職能轉型,認為發展的旅游職能能夠帶動城市產業結構的轉變,促進城市經濟發展,帶動城市經濟轉型,將城市對內服務轉為對外服務,融入、建設經濟圈,能夠更好地實現經濟轉型。共性問題探討方面,路世昌和祁泉淞將資源型城市轉型歸為產業替代模式、產業接續模式和復合模式,并提出了相對應的實施標準。王青云,張米爾則對資源型城市經濟轉型的基本思路與應實施的政策措施進行了研究,認為實現可持續發展是避免“礦竭城衰”的有效途徑,實現礦業城市的可持續發展,一方面要合理開發資源,推遲資源枯竭的到來;一方面是針對資源枯竭后可能出現的問題,事先做好預防工作。鶴崗市是阜新成功轉型后的試點城市,在科學發展觀的指導下,確定“五位一體”的轉型戰略、思路,以產業轉型為核心,在國家宏觀調控基礎上,堅持以市場為導向,充分發揮區域產業、經濟優勢,大力建設“八大經濟區”、發展“十大重點產業”實施全面轉型。與2006年比,2012年鶴崗全市GDP增長14倍,達到300億元;財政收入增長2倍,增長到488億元。
二、資源型城市轉型模式
城市轉型是與城市按一般發展規律、延續傳統發展模式的常規型發展有著重要區別的非常規發展,是隨著發展的時代背景、發展階段而不斷轉變的。城市轉型需要通過理論創新來實現城市發展觀念、發展思路和發展戰略的轉變,通過不斷調整城市的發展方向、發展路徑,實現城市在新環境、新時期中發展模式的轉變]。因此,資源型城市的發展歷程、發展階段和所處的生命周期不同,它們的發展情況與特點也不相同,以至于資源型城市轉型時選擇的路徑和實踐方式也不同。一般從產業關聯的角度將資源型城市的轉型模式分為3種:產業接續模式、產業替代模式和復合模式。產業接續模式。通常借鑒美國休斯敦的經驗,不斷延伸產業鏈,對資源產品進行深加工,提高產品附加值。資源型城市通過技術進步和產業改造對城市原有資源產業的縱向發展,使下游產業鏈不斷擴展、產品的加工深度不斷增強,產業集群發展逐漸由資源開采為主轉變為以資源深加工為主,從而帶動區域產業的轉型。這種模式是一種城市內外部力量共同參與的轉型模式,主要適用于資源存儲與開采具有一定優勢且地域面積較小的地區。資源型城市可以通過自身的內部積累發展下游企業、延伸產業鏈,也可以通過招商引資實現產業轉型。這種轉型模式需要在發展原有資源產業的同時注重產業的自我積累和縱深發展,實現在恢復資源產業活力的同時帶動其他產業的發展。產業替代模式。選擇適合該區域發展的產業,既可以利用自身資源開發時期所奠定的資金、技術和人才基礎,也可以通過招商引資等吸引外部的資金、技術和人才,發展非資源產業,擺脫城市發展對原有資源的依賴。采用這種模式,轉型城市的主要任務是培育具有發展優勢的產業,并不斷完善鼓勵該產業發展的政策,帶動區域非資源產業的發展,從而實現區域的產業優化升級并形成新產業體系及區域的可持續發展。這種模式是最徹底的產業轉型模式,適用于資源枯竭或者開采成本很高的資源型城市,但如何在以采掘業為主導的產業基礎上,發展有競爭力的替代產業群是該模式面臨的最大挑戰。產業接續與產業替代的復合模式。在城市轉型的初期采取產業延伸模式,培育替代產業,使主導產業逐步由采掘業轉變為加工業,隨著加工業的發展、城市功能的完善,轉為采取產業接續模式,促進新興產業發展,促使城市逐步演化為綜合性城市。適用于經濟對資源開發依賴程度高且有其它較有優勢產業的資源型城市。這類城市的產業發展較為均衡,因此,在資源產業外仍存在較有發展潛力的非資源產業,通過對這種產業的政策和經濟扶持,從而實現城市產業優化升級的目的。轉型過程中要十分重視主導產業的選擇,以產業高級化和輻射力強為主導產業的選擇依據,大力培養,充分利用原有的工業基礎,以便于城市的平穩過渡,而對于原有的資源開發企業則逐漸予以關停或壓產。
三、山西省轉型試點城市發展態勢
山西省是煤炭資源大省,2011年山西省原煤產量達到87228萬t,占全國總產量的25%。其中,大同、陽泉、長治、晉城、朔州、臨汾、呂梁7個試點城市煤炭產量超過51225萬t,占全省原煤總產量的58%以上。7個試點城市地區生產總值達到2300億元,占全省總產值的50%左右,其中煤炭產值占工業總產值的50%以上。
(一)山西省轉型試點地區經濟發展不均衡2011年山西省經濟發展速度較快,2007—2011年間7個試點城市GDP年均增長率均超過10%。按GDP增長率的高低將7個城市分為兩類:一類是GDP增長率超過在20%以上的地區,包括陽泉、長治、晉城、呂梁。這4個城市的GDP增長率較高,經濟實力相差不大。其中,呂梁地區人均GDP水平最低,為3萬元,屬于經濟基礎較弱但發展速度較快地區;陽泉、長治、晉城人均GDP水平達到中等水平,屬于經濟基礎較好、經濟發展速度較快的地區。另一類是GDP平均增長率在10%~20%之間的地區,包括大同、朔州和臨汾。其中大同和臨汾的人均GDP水平較低,僅為朔州的一半左右,經濟基礎較差,而較低的GDP增長率使大同和臨汾與其他地區的差距逐漸拉大,可見這兩個城市的地區經濟發展的任務仍然艱巨;朔州人均GDP值是樣本中最高的,達到5萬元,經濟發展基礎雄厚,但GDP平均增長率較低,可能是由于朔州原有的產業發展處于“瓶頸”階段,經濟發展難以突破。山西省城市發展基礎不同且經濟發展階段不同,發展速度也有所差異,導致山西省各市區經濟發展起點不同、發展能力不同。在城市發展中,單靠政府招商引資,對于協調資金在省內城市間的分配力度有限。要促使城市間的協調發展,必須加強城市間經濟交流,促進資金從發展較好地區向發展較弱地區的流動,加大對發展較弱地區的資金支持。此外,城市間頻繁的經濟交流有利于形成區域經濟圈,發揮產業集群的規模效益,從而促進城市的共同發展。
(二)山西省各市經濟發展的歷史慣性還很大,工業產業仍然是經濟發展的支柱山西省是工業大省,工業產業是城市經濟發展的主導力量。2011年,山西省轉型試點城市工業產值占GDP總產值的比重均在50%以上,呂梁地區的工業產值比重高達737%,可見山西省對工業發展的重視程度。對工業產業的過度關注,必然會影響資金對農業產業和第三產業的支持力度,影響農業和第三產業的發展。農業產業發展方面,盡管臨汾是轉型試點城市中農業產值比重最高的,但也僅為659%,最低的是陽泉,農業產業比重不足百分之二。可見山西省第一產業總體發展相當薄弱。第三產業發展方面,雖然各地區第三產業產值均在300億元左右,但在GDP總值中的比重卻有較大差距。第三產業比重最高的是大同市,達到437%,僅比第二產業比重低7%,比重最低的是呂梁地區,僅為22%,低于第二產業比重52個百分點。據此將山西省轉型試點城市分成兩類:長治、臨汾、呂梁為一類,其第二產業比重高、工業基礎雄厚,第三產業發展薄弱。在城市轉型中缺乏產業不斷優化升級的經濟內生動力,需要政府加大產業結構調整、扶持接續產業的發展;大同、朔州、陽泉和晉城為另一類,其第二產業發展明顯弱于第一類城市,而第三產業發展較好。這類城市工業發展稍弱、經濟積累程度不高,在轉型中需要在原有資源優勢的基礎上振興工業,提高城市經濟積累,并不斷培育接替產業,實現產業結構由“二、三、一”向“三、二、一”的。這兩類城市的發展均需要政府繼續擴寬產業融資渠道,加大產業發展經濟和政策保障力度,促進企業做大做強,增強企業競爭力和抵御風險的能力。
(三)非營利性基礎設施建設和經濟利益追逐之間的矛盾較大資源型城市的發展同時肩負著經濟增長和城市轉型兩項任務,而經濟增長是城市轉型的保障,也是城市轉型的目的。但是城市轉型不僅僅是城市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還包括人民生活水平和質量的提高。這要求提高政府社會服務水平和管理水平,加大對基礎設施建設和公共事業的投資,而這部分投資力度的加大,必然弱化了資金對經濟效益的追逐能力,因此,經濟轉型與城市發展之間不僅相輔相成,還存在著不可調和的矛盾,需要政府協調資金在兩者之間的分配。山西省7個轉型試點城市中朔州、長治、臨汾和呂梁地區對基礎設施和公共事業投資的關注程度較高,尤其是呂梁地區對技術設施和公共事業投資的額度明顯超過經濟項目投資。這雖然有利于呂梁地區第三產業的發展,但也使得呂梁地區GDP增長率有所降低,呂梁地區政府應加大對第三產業項目的扶持力度,一方面促進第三產業發展,一方面提高地區經濟競爭力。
(四)煤炭企業兼并重組有所成效,地區差異較為明顯為了改變山西省煤炭企業“小、多、散、低”而導致煤炭產業競爭力大幅下降等一系列問題,山西省從2008年開始,大力推進實施煤礦企業兼并重組整合工作使山西省煤礦企業逐步向規模化、集約化、機械化和信息化邁進,走上全面可持續發展的軌道。2011年山西省轉型試點城市煤炭企業兼并重組總體成果顯著,煤炭經濟不斷復蘇。朔州、長治煤炭產量大幅增加。2011年朔州全年生產原煤185973萬t,比2010年增長1627%,地方煤礦和平朔煤礦原煤產生量分別為767630萬t和10921萬t,同比增長3692%和513%;銷售量分別為760035萬t和796545萬t,同比增長3570%和745%。長治市2011年原煤產量達498850萬t,同比增加104232萬t,歷史上首次實現年增一千萬t目標。大同、陽泉、晉城和呂梁地區煤炭產業平穩發展。2011年大同全年原煤產量達1034747萬t,較2010年增加了9444萬t,同比增長1263%;陽泉市2011年全年累計完成煤炭生產189175萬t,同比增長35%;2011年晉城地方煤礦煤炭產量首次突破5000萬t,實現現價煤炭工業產值36822億元,同比增加8199億元,增幅為2864%;呂梁地區原煤產量則達到近7000萬t。臨汾市煤炭企業發展有待進一步加強,安全生產狀況有待進一步提高。2011年臨汾市屬煤礦(不包括霍州煤電集團1415萬t原煤產量)原煤產量3398萬t,雖比2010年增加1000萬t左右,但相對于全市整合后1億t左右的原煤產能僅發揮34%。且由于臨汾市煤炭賦存屬高瓦斯,開采難度不僅大,而且技術要求高,安全生產的條件與其他地市相比,仍有一定的差距。2011年,臨汾煤炭百萬噸死亡率為027,高于全省3倍。山西省試點城市煤炭產業總體發展良好,通過企業兼并重組,產量穩步增加,實現經濟利益穩步上升。然而,煤炭產業屬于高污染產業,煤炭開采所造成的地下水污染、粉塵污染等仍需引起關注。2011年山西省全省廢水排放量達到40000萬t,雖比2010年增加1000萬t左右,但相對于全市整合后1億t左右的原煤產能僅發揮34%。且由于臨汾市煤炭賦存屬高瓦斯,開采難度不僅大,而且技術要求高,安全生產的條件與其他地市相比,仍有一定的差距。2011年,臨汾煤炭百萬噸死亡率為027,高于全省3倍。山西省試點城市煤炭產業總體發展良好,通過企業兼并重組,產量穩步增加,實現經濟利益穩步上升。然而,煤炭產業屬于高污染產業,煤炭開采所造成的地下水污染、粉塵污染等仍需引起關注。
作者:彭超張艷榮單位:甘肅農業大學經濟管理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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