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消費社會下時尚場域競爭邏輯探討一文來源于網友上傳，不代表本站觀點，若需要原創文章可咨詢客服老師，歡迎參考。

摘要：在消費社會的背景下，消費和商品更多地被賦予了符號上的意義。人們通過對商品的消費構建起自我和群體身份的認同，實現社會階級與階層的分化。同樣，在時尚場域內，無論是生產者還是消費者，都在為爭奪合法性與卓越化的目標而開展象征性競爭。本文運用布迪厄的時尚再生產理論探究了以蒂芙尼（Tiffany&Co.）為代表的時尚生產與消費的競爭邏輯，揭示出社會發展的演變的實質，為我們更好地理解社會政治、經濟和關系提供了新的視角。

關鍵詞：消費社會；時尚場域；象征斗爭；身份認同；

一、前言

自20世紀70年代波德里亞提出“消費社會”這一概念以來，有關這一社會形態的討論從未停止過。事實上，消費這一人類行動實際存在于在任意一個時代。正如齊格蒙特•鮑曼所認為的，消費社會在更大程度上可以被理解為這樣一個社會，即消費取代生產成為新的重心。他在《全球化》一書中講到：“我們的社會向其成員提出的標準是有能力并愿意去扮演消費者的角色?！盵1]在這里，消費本身成了目的，成了人們生存的必要條件。并且，與以往任何社會中的消費者不同，人們的消費不再是單純滿足生理的需求，而是尋求諸如體面、休閑及一系列與美好生活方式相關的社會需求的滿足。因此，“如同有史以來人類便開始從事生產活動并將直至消亡的那天為止，但我們仍然把現代社會稱為‘生產社會’那樣，從本質上講，我們的社會是一個‘消費社會’?！盵2]

二、消費社會下消費行為的象征性意義

在這個社會中，不能夠將人們為滿足社會需求的消費行為看作是那種相對于生產活動的純物質性實踐，它更多地被賦予了符號價值的意義。而且，消費品也從有形的物品擴展到無形的服務以及親身體驗等多種符號意義的形式。（一）消費的自我認同構建。人們消費的不僅僅是商品或服務的使用價值，更為重要的是其背后所蘊含的意義。這就好似原始社會中，人們希冀能夠獲得圖騰所代表的神性，獲得神靈力量的庇護。只是在當代社會，那些圖騰儼然變成了更具符號價值的一系列商品或服務，人們通過消費這種“現代圖騰”，獲得心理與精神上“人物合一”的滿足。而消費者主體與客體之間的關系，最終也被同等化了，商品已然成為階層地位和權力的外在體現，消費行為也在這一意義上成了自我認同構建的有效方式。因此，現代社會的消費者形象也可以被描繪為“我就是我占有和我所消費的一切”。[3]需要指出的是，商品所具有的符號象征意義是外在于消費者主體的。消費者并不是盲目接受廠商灌輸的象征意義，而是能動地對商品進行選擇。而這一選擇行為本身也無時無刻不體現著消費者作為個體的“習慣”。（二）消費的群體認同和分類區隔。在消費社會，人們不僅通過消費這一手段進行自我表達，建立自我身份認同，還通過消費構建社會群體認同。既然消費者已與其所消費和占有的商品或服務等同。那么，在同一個消費社會中的其他主體對同一種商品或服務的消費與占有也就通過商品這一中介實現了邏輯上的同源性。因此，“擁有不僅僅象征著個體的個人屬性，而且象征著他們所屬的群體和他們一般性的社會身份。這意味著人們通過物質擁有，既向他們自己又向他人表達個人的和社會的屬性?！盵4]由此，現代社會中，個體之間的關系就通過商品和消費重新連接起來，而非傳統的姓氏和血緣關系。人們根據商品這一特殊的符號快速辨認和區別同類或異己。另外，正如布迪厄所指出的那樣，“商品具有明顯的等級性?！盵5]任何一種商品或產品都能夠在顯示著正統性等級序列中找到其相應的位置。所以，一方面，個體通過消費表達著自身的認同和群體身份的標識；另一方面，又根據個人或他人所消費商品的序列判斷其所處的消費水平。由此，商品體系中的序列，在一定程度上，轉化成了定義人類社會的序列，現代社會因此被組織成為一個有機的系統。

三、時尚生產場域的象征斗爭

正是由于商品的這種象征性意義和序列性，消費者為了在社會領域占據優勢位置，獲取更多生產與消費所需的資源，社會中的各個主體之間就在不同的生產與消費場域進行著激烈的競爭。其中，以時尚場域的競爭最為引人注目。（一）時尚及其研究。早在15世紀的法國，時尚與潮流便成為一種社會風尚，備受推崇。隨著社會的發展，時尚已不再是早期歷史時期上層階級的專屬，這一日漸平民化的的活動，幾乎占據著每一個現代人生活的重要部分。同時，“時尚”這一社會現象也日益引起諸多社會學家的關注。其中，亞當•斯密認為“時尚最先并且最重要的應用領域是那些品味概念占據中心位置的領域[6]?！饼R美爾從個人與群體的互動以及社會文化習俗與審美的視角出發，用時尚機制來解釋現代社會碎片化生存的困境。而布迪厄則從消費水平的角度出發，對時尚生產與消費場域內，行動者為占據更有利的社會空間位置而展開激烈的斗爭進行了深入研究。本文便試圖借鑒布迪厄文化消費理論中的時尚再生產理論對蒂芙尼（Tiffany&Co）這一百年時尚奢侈品牌進行考察。（二）蒂芙尼（Tiffany&Co.）案例。引入蒂芙尼（Tiffany&Co.）這一“珠寶界的皇后”始創于1837年，依靠文具飾品和銀制餐具起家，后轉行經營珠寶，其中以鉆石和銀制品著稱于世。1886年，蒂芙尼經典的Setting系列鉆戒首創“六爪鑲嵌法”，這一獨特工藝打破了傳統內嵌的弊端，一經問世便獲得王室貴族和新貴的欣賞，并成為訂婚鉆戒鑲嵌的國際標準。蒂芙尼也因此確立其在時尚珠寶界的地位。19世紀，隨著資本主義經濟的繁榮，日漸富裕的美國人迫切希望擁有象征著上流社會地位的王室珠寶等奢侈品以展示自己的經濟能力和社會地位，獲得自身價值的認可和肯定。蒂芙尼的創始人CharlesLewisTiffany順應這一潮流廣泛搜集歐洲貴族珠寶，并推出一系列集原創和簡潔風格為一身時尚珠寶單品，從而形成了與歐洲品味相抗衡的“浪漫、活力、靈感、夸張和魅力”的獨特氣質，成為美國知名珠寶品牌，在珠寶時尚領域畫上了濃墨重彩的一筆“蒂芙尼藍”（TiffanyBlue）。[1]（三）時尚生產場域內的卓越化斗爭。縱觀蒂芙尼（Tiffany&Co.）的發展，其在時尚生產場域內圍繞商品的合法性與卓越化的斗爭從未間斷。所謂場域，布迪厄在《時尚與文化》一書中指出：“通常情況下，場域是指游戲空間內個人或團體為爭奪‘賭注’而展開競爭時所形成的客觀關系結構?！盵7]不置可否，在珠寶時尚場域中，搶占了先機的生產商或者說設計師總是處于有利位置。他們掌握著優勢資源，并掌握著場域內的最高權力。而那些緊隨其后進入者必然不甘處于相對劣勢位置，而與先進入者競爭場域內的優勢資源，并爭奪場域內界定什么是資源（標準）的權力。當然，對不同的對象、在不同的時代，這種優、劣勢地位都是相對而言的。因此，時尚場域，也包括其他任何場域，總是處于一種不穩定的、動態變化的博弈關系中。與此同時，場域內的雙方出于對自身實力的考量以及客觀狀況的差異，也相應的采取進攻/防御策略。率先進入者為了維護既得利益，傾向于阻止場域內等級秩序的變動。他們通常竭力向消費者或者其他廠商宣揚和推銷足以維護既存秩序的理念或產品，企圖鞏固現有的正統性體系。后進入者總是傾向于顛覆當前的等級秩序格局。他們往往高調倡導新的審美趣味，即追求純粹的、大膽的、自由的和簡潔的時尚潮流。然而，盡管這兩者在時尚場域內開展著激烈的競爭，但不得不承認，在這種競爭的背后隱含著這樣一條規則——場域內任何的象征競爭都必須在不毀滅場域本身的范圍內進行。從這個意義上來講，那些革新者的流行口號，看上去是對先進入的支配者的批判，其實不過是企圖改變現有分配模式的借口。正如上個世紀蒂芙尼（Tiffany&Co.）躋身珠寶界的努力，正是對場域內不停歇的象征斗爭的真實寫照。另外，既然蒂芙尼已經占據著時尚場域的支配地位，必然也承受著新的顛覆壓力。近些年來，炙手可熱的高街品牌（HighStreetBrands）[1]，如Lunaticart、Minoux、Agjc、LeetieLovendale等，憑借其親民的價格和個性十足的設計正在迅速占領著市場份額。這給蒂芙尼（Tiffany&Co.）這一傳統的珠寶商在場域中的支配地位帶來不容小覷的威脅。

四、時尚消費場域的斗爭策略

在消費場域內，消費者之間也存在著對正統性和卓越化的爭奪。如前所述，在消費社會中，消費已經成為一種個體自我表達，建立自我身份認同及群體認同的策略。同時，也是產生社會認同感的重要手段。在消費場域內，通過消費這一行為展開的斗爭，是以消費主體所擁有的資本總量和階級趣味密切相關的。（一）資本總量及其資本結構與消費習慣。在布迪厄那里，資本總量應該從經濟、文化和社會三個維度上來度量。根據主體所擁有的資本總量，社會消費被劃分為三個水平。并且，由于三種形式的資本在每一個階級內部成員中的分配比例的差異，在每一階級內部又可以被劃分出不同的階層。同時，布迪厄還認為，處于不同的階級與階層的個體，其所形成的習慣和審美趣味截然不同。相應地，其文化消費的實踐活動也必然存在巨大差異。這也就決定了他們在消費場域內的地位。需要指出的是，由于資本總量與資本結構并非是穩定不變的，因此，隨著時間的推移，建立在其基礎之上的習慣也會產生相應的變化。譬如，當前處于相似階級地位的個體或群體，由于他們過去地位上的不同，他們所形成的習慣必然有所差異。另外，隨著社會的發展，二者地位的變化，也同樣帶來習慣和趣味的改變。也就是說，在社會化過程中所形成的習慣與趣味，不僅包含著過去的印記，也蘊含著未來可能的變數，是一個不斷變化的事物，只是這種變化具有相當程度上的穩定性。至此，布迪厄關于“軌跡”的概念便應運而生。由于每一個個體的原生狀況的不同，其最初即其此后的人生發展也表現為上升、保持現狀或者下降的趨勢。所以說，“不管是對于團體或個人，只有當其軌跡同其他行動者重疊時，他們在社會空間中的位置才可能同其他階層重合，其實踐行為才更為相似?！盵8]（二）消費場域內的階級斗爭。對上層階級而言，購買昂貴的奢侈品不僅是他們經濟能力的象征，也是他們長期形成的習慣的結果。此時，商品則更多地轉化成了他們自身品味、地位的符號語言，是他們在社會中身份的認同和彰顯。同時也是其與其他人區別開來的重要標志。由此，生產場域中那些在激烈競爭中能夠脫穎而出的商品，在很大程度上，是與消費者需求相吻合的產品。對時尚生產者來說，只需遵循生產場域合法性與卓越化的運行邏輯，同時根據消費場域所追逐的合法趣味向廣大消費者提供符合現有等級序列的豐富商品即可大獲全勝。而對于其他人，尤其是工人等而言，他們的消費往往以商品的實用為主。受到經濟資本的限制，即使他們認同某些奢侈品背后的文化象征意義，也只能選擇其他商品。當然，人們的消費選擇并不必然如此。許多中間階級，甚至普通階級有時也競相追逐高檔商品。這是由于，在消費場域這一競爭性的空間，只有占據支配地位才有資格參加時尚的再生產活動，而經濟資本占有量較少是沒有權力，或者說沒有能力加入這類卓越化競爭，最多也只是作為支配者競爭的一種襯托而存在。因此，類似于珠寶等奢侈品，它們本身就代表著一種“上流性”的符號意義，消費者企圖通過占有這些物品將其所蘊含著的“上流性”這一卓越化的象征意義轉移到自己身上，使自己獲得（有時只是假裝）上流社會的標識。五、結語在場域內，代表著合法趣味的時尚總是被一部分人優先占有，并通過“時尚”這一符號實現階級區隔。因此，為了占據有利的社會地位，人們總是傾向于選擇這類位于商品等級序列前端、具有合法性與卓越化意義的商品。然而，這種策略一旦被大眾所認同，“消費時尚”即可形成。如此一來，由于社會的廣泛模仿，商品的稀缺性必然不復存在，用以進行符號分類和社會區隔的功用急劇消失。此時，生產者不得不推出新的商品，以維護這種消費秩序。在此，生產與消費場域就共同成了時尚的生產與再生產的場所。

總之，在消費時代的背景下，布迪厄的文化消費理論通過揭示時尚場域生產與消費的激烈競爭，從根本上解釋了社會發展和演變的實質，為我們更好地理解社會政治、經濟和關系提供了新的視角。

作者:鄧偉偉 單位:同濟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