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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國際經濟格局的深度調整以及國內財政收支壓力的持續加大，消費逐步成為我國經濟增長的關鍵引擎。據統計，消費對我國經濟增長的貢獻率自2015年以來一直保持在50%以上，2019年上半年為60.1%，拉動經濟增長3.8個百分點。2019年7月30日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再次強調消費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要求深挖國內需求潛力，擴大最終需求，有效啟動農村市場，多用改革辦法擴大消費。從我國實際來看，消費需求目前主要集中于城市和發達地區，人口總數超6億、國土面積占90%以上的廣大農村地區因長期受土地、戶籍制度以及軟硬件設施的制約而未能有效啟動消費市場。在城鎮居民消費邊際效應持續減弱的情況下，進一步擴大農村消費市場對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保障我國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具有重要戰略意義。

我國農村消費市場發展現狀及存在的問題

農村消費市場是指在農村地域范圍內產生的各種消費關系的總和。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始終保持中高速發展態勢，積累了大量社會財富和消費潛能，促使農村消費市場從幾乎一片空白成長為與城鎮消費市場并駕齊驅的經濟運行體系，實現了農村居民消費支出與農民收入增長之間良好的同步性（見圖1）。據統計，2019年上半年全國居民人均消費支出10330元，比上年同期增長7.5%，扣除價格因素，實際增長5.2%。其中，農村居民人均消費張琦博士（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北京100142）基金項目：中國博士后面上基金項目（編號：2018M641422）中圖分類號：F321文獻標識碼：A支出6310元，扣除價格因素后的實際增長率為6.4%，明顯高于城鎮居民的消費支出增長率4.1%。隨著國家“支農、惠農”力度的持續加大，農村居民的消費需求得到持續滿足，消費結構不斷優化，為農村消費市場的建立健全提供了有力支撐。但相比于城鎮消費市場，農村消費市場的發展明顯滯后，仍存在消費結構不合理、消費環境不完善等問題，難以滿足農村居民日益增長的多樣化消費需求。一方面，消費結構存在“重物質、輕精神”以及區域分化等問題。統計顯示，我國近20年來的農村恩格爾系數呈緩慢下降趨勢，但始終低于城鎮居民恩格爾系數水平（見圖2）。另外，農村恩格爾系數在不同區域間的分化現象非常明顯，具體表現為沿海與內陸，東北、西部與南方農村之間的明顯差距。整體來看，我國農村居民的消費結構還有待進一步優化，一些地區所達到的小康也僅僅是低水平的小康。另一方面，廣大農村地區的消費市場尚處于培育發展階段，由于缺乏有效監管和科學治理，消費環境不盡如人意，主要表現為偽劣商品頻現、市場信息不透明、消費者維權困難、商業流通體系不完善等問題不同程度的存在，導致農村消費不振以及現有消費需求的“外流”。特別是屢禁不止的各類商業欺詐行為，不僅抑制了農村居民的消費熱情，而且對其生命財產安全帶來了威脅。另外，農村金融體系不健全，金融機構對農村消費市場的參與度不高，信托、擔保、資產證券化等新型金融工具嚴重缺乏，均不利于農村消費潛力的釋放。而交通、能源、網絡等基礎設施投入不足，又在一定程度上妨礙了農村消費市場的提質擴容。

我國農村消費市場發展滯后的原因剖析

農村消費市場發展滯后是多種因素共同作用、長期影響的結果。引用新古典消費理論的主要觀點以及國內部分學者的研究成果，本文主要從消費能力、要素分配和預期的不確定性三個方面探討農村消費市場發展滯后的內在原因。（一）消費能力不足。擴大農村消費市場的關鍵在于增強農村居民的消費能力，而消費能力的增強又取決于農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我國長期形成的城鄉二元結構導致農村地區經濟發展落后、居民收入水平偏低，直接制約了農村居民消費市場的形成與發展。以居民可支配收入為例，2018年全國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39251元，農村居民可支配收入14617元，僅為城鎮人均水平的三分之一。從我國近20年的變化趨勢來看，城鎮人均可支配收入和農村人均可支配收入均實現了持續增長，但城鄉差距呈現不斷擴大態勢（見圖3）。有學者認為，農村居民的整體購買力弱、消費水平偏低，與城市居民存在10年左右的差距。加之城市對農村消費能力“虹吸效應”的存在，導致留存在農村地區的消費總量更加受限，農村消費市場面臨不斷萎縮的威脅。（二）要素分配不合理。長期以來，各類優質資源要素在宏觀政策的調控下不斷向城市聚集，推動了我國城鎮化率的快速提升，但也拉大了城鄉差距。一方面，資源要素在城鄉之間分配不均衡。比如，在土地指標的分配上，農村長期讓位于產業環境相對成熟的城市。且由于土地紅線約束以及用地指標跨區域調劑制度的存在，導致農村可用建設用地非常緊張，面臨無地可用的窘境。而現有的城鄉二元結構，又對資源要素的合理流動構成了諸多壁壘，妨礙了城鄉統一市場的形成。比如，人口流動面臨戶籍、社保、教育等方面的束縛，難以實現人盡其才。科技、資本等先進生產要素因農村落后的產業生態而無法扎根，影響到農村消費市場的升級擴容。而地方保護主義造成的市場割據，又進一步妨礙了資源要素在城鄉之間的合理流動。另一方面，農村基礎設施建設投入不足，特別是交通條件落后、物流成本過高，導致要素流動缺乏經濟性。且由于人口的持續流出，廣大農村地區正面臨空心化的挑戰，整體消費能力減弱，降低了對優質資源要素的吸附能力。（三）不確定性預期。根據范里安對消費者跨期分配消費的解釋，人們做出消費行為選擇時，不只考慮當前不同商品的組合，而是會尋求不同時期消費所帶來的綜合效用最大化（數據來源：第六次人口普查資料）。這意味著，人們對未來的各種預期會對當前的消費行為構成影響。近年來，國家不斷加大對農村地區的社會保障力度，但仍明顯滯后于城鎮保障水平，主要表現為保障體系不健全、保障標準不高、覆蓋不全面等。特別是社會保障體系的不健全，加大了農民對未來的不確定性預期，導致其消費行為趨于保守。老齡化問題的凸顯，同樣對農村居民的當期消費動機產生了較大的負面影響。根據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顯示，我國農村60歲以上的老人約9930萬，占農村總人口的14.98%，明顯高于城市的老齡化率11.68%。在現有收入水平不高或不穩定的情況下，農村居民對未來養老支出的不確定性預期必將抑制當期消費動機。一些農村居民在不確定性預期條件下尋求確定性的盛行做法是“買房養老”，把幾乎所有積蓄用于購置商品房，又進一步形成對其他消費支出的擠出效應。另外，在國家近年來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背景下，許多農民紛紛投資參股集體經濟組織或開辦企業、農家樂等實體，由于項目未來收益的不確定性，也導致農民短期內消費性支出的減少，影響到農村消費市場的擴容。

擴大我國農村消費市場的政策建議

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廣大農村地區是主戰場，也是矛盾和問題的多發區。通過改革相關政策來釋放農村的土地、人口紅利并構建完善的基礎設施網絡，有助于啟動龐大的農村消費市場，為推動我國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注入更多確定性。（一）改革土地利用政策，為農村消費市場注入動力。土地是農民的立身之本，也是農村經濟的重要支撐。一直以來，我國對農村集體土地的開發利用滯后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步伐，阻礙了農業農村的均衡發展。2019年8月26日，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審議通過關于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的決定，批準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土地入市交易，激發了社會資本的參與熱情。但我國目前的農村集體建設用地約19萬平方公里，其中經營性建設用地僅占14%，宅基地占比超過70%。因此，僅允許存量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對活躍農村經濟無異于杯水車薪，也難以持續助力農村消費市場的發展。因此，一方面可在堅持土地所有制性質不改變、耕地紅線不突破、農民利益不受損的原則下，積極促進農村土地與資金、產業的良性互動。具體來講，可穩步推動宅基地入市政策的出臺，允許農村閑置的宅基地轉換成工業、商業等經營性建設用地并在符合國土空間規劃的前提下入市交易。另一方面，努力提高農村土地的資產化、資本化水平。通過賦予農民完整的用益物權，制訂有利于土地集中流轉、作價入股、土地信托、經營權抵押貸款、開發性PPP運用的相關政策措施，吸引更多社會資本參與鄉村建設，共同培育壯大農村消費市場。（二）發掘居民消費潛能，為農村消費市場增添活力。針對我國目前存在的消費類產品結構性過剩，居民有效需求不足等問題，需采取改革的方法，制訂更多鼓勵消費的政策，促使消費模式從被動剛需型向主動改善型轉變，其中激發農村消費潛能更是關鍵所在。具體來講，一是加強農村金融體系建設。推動農村信用社和農村商業銀行回歸本源，擴大網點布局和業務范圍，創新金融產品供給機制，依法開展農民房屋財產權、承包地經營權、集體資產股權等有序流轉和擔保融資，切實提高農民的資產性收入。二是加大對農民消費信貸的支持。健全農村信用評價體系，針對性開展消費信貸業務，鼓勵具有一定支付能力的農村居民提前消費，解決消費斷層和消費季節性平滑等問題，實現消費水平與消費質量的同步提升。三是實施差異化消費刺激政策。比如，針對東部沿海發達地區的消費刺激政策應側重于擴大居民對教育、文化、旅游、休閑娛樂、醫療保健、信息咨詢等方面的消費，培育新的市場熱點。針對中西部地區對農業生產性消費需求較大的特征，應從支持生活性消費向鼓勵生產性消費延伸，培育農民的創收能力，從而提升其消費水平。四是提高農村居民的消費預期。著力構建平等競爭、規范有序、城鄉統一的勞動力市場，統籌推進農村勞動力的轉移就業和就地創業就業，進一步穩定農村居民的收入預期。另外，通過加快健全農村社會保障體系、加大支農惠農力度、強化市場監管等措施，進一步提高農村居民的消費動機，為農村消費市場的持續健康發展提供堅實保障。（三）完善新型基礎設施，為農村消費市場提供支撐。近年來，在一系列宏觀政策和大規模財政投入的支持下，我國農村地區在道路建設、污水處理、河道治理、能源供給、垃圾回收、公共交通、信息網絡等領域的基礎設施得到了極大改善。以農村公路為例，截至2018年底，全國農村公路總里程達405萬公里，通硬化路鄉鎮和建制村分別達99.64%和99.47%，建制村通客車率達96.5%。但我們應清楚地意識到，這些傳統基礎設施的建設僅僅是“還欠賬”，彌補前期的投入不足。隨著信息化、智能化時代的到來，基礎設施的內涵發生了深刻變化。2019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將5G網絡、人工智能、工業互聯網、物聯網等定義為“新型基礎設施”，必將成為下一輪大規模投資的熱點。在此背景下，應按照“設施聯通”的要求，在農村地區同步規劃、同步布局、同步建設新型基礎設施，特別要及時出臺支持信息網絡、冷鏈物流以及交易平臺等新型基礎設施建設的相關產業政策，為農村消費市場的發展提供支撐。

作者:張琦 單位: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