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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莞市政府經濟總體狀況及效率分析

（一）政府資源總體狀況2011年，全市GDP已經達到4735億元，GDP全國城市排名第19位，分別在青島和寧波的后九位和后兩位，年均增長11.1%。來源于東莞的財政總收入、財政一般預算收入和一般預算支出分別達到839億元、313億元和351.92億，是五年前的2.2倍、2.1倍和2.38倍。（二）政府資源使用的經濟效率初步分析雖然經濟學家對政府公共投入是否可以看作生產性的這一問題目前有爭議，但多數認為教育、衛生和公共安全等在內的政府支出可以看作是生產性的，雖然他們沒有直接參與生產過程，但它們與生產直接存在一種不變替代的關系，間接為生產服務。本文認為只要對經濟增長產生直接或間接效益的（如教育、科技等公共支出）政府支出都可以看作是生產性的。由于受到經濟增長和地方財力限制，政府不可能將有限的財政資源用于單一的生產或投資領域，更不可能使其長期處于一種低效率的狀態，否則容易形成“低發展陷阱”，甚至走入政府低效率干預所形成貧困和不公平的“拉美陷阱”等等，這對于地區的高水平崛起和社會穩定來說是可怕的。政府的公共投入資金的使用效率要比直接增加財政投入重要的多，這一點毋容置疑。東莞市與人口相近的青島、蘇州、寧波和佛山等經濟發達沿海城市的人均產值———財政一般預算支出比來看，東莞公共財政資金的使用效率比較高，只是總體平均效率稍微落后于同城兄弟佛山約0.5個百分點，但卻明顯高于其他東部沿海城市青島、蘇州和寧波。

按照職能分類對東莞市地方政府經濟的簡要評價

（一）市場化程度及估計與地方經濟建設市場化是指用市場作為解決社會、政治和經濟問題等基礎手段的一種狀態，意味著政府對經濟的放松管制，工業產權的私有化的影響。其認定標準很多，但主要還是從行政干預、政府資本、土地等自然資源等幾個主要方面加以判斷。但對于中國而言，在市場化程度眾多指標體系中，最典型和具有代表意義的就是經濟主體的自由化程度。即非公有制經濟在經濟中的比重變化。截至2011年底，東莞市非公有制經濟實現增加值為3563.46億元，占全市GDP的比重達到75.3%，比上年增加了1.1個百分點。從非公有制經濟在經濟中的比重這一指標判斷，東莞市場化程度已經相當高，這和東莞國有大型企業較少，改革開放程度較深，活躍的民營經濟和外資經濟已經成為繁榮市場的主力軍分不開。（二）社會事業主要投入領域的政府負擔狀況1．教育及人力資本投入狀況東莞市近年人均教育財政投入不斷增加，但是人均教育投入量不夠穩定，且波動幅度過大，與青島、寧波、佛山人均水平差距不大，但與蘇州差距卻相當懸殊，平均差距將近7000元。這種現象可能是由于東莞高校數量少，人口結構特殊，本地戶籍人口和外來人口出現嚴重倒掛，且各種產業水平比較低，導致東莞常住人口受教育水平和人力資本積累一直處于比較落后的狀態，與其經濟規模不相適應。東莞常住人口受高等教育程度僅為7.1%，而佛山、寧波和蘇州分別為9.47%、10.33%和13.97%，最高為青島達到了14.86%①。2．公共衛生與醫療與人口數量相近的相關城市公共衛生支出及相關項目的比較來看，東莞近幾年的公共衛生支出在4個城市比較中最低。就人均醫療衛生水平來說，2011年東莞的人均醫療衛生支出約為167.76元，佛山和青島分別約為264.26元和340.07元，寧波最高約為619.84元。但從衛生技術人員和病床數的波動情況來看，東莞市的公共衛生投入所提供的衛生技術人員和病床數量與佛山基本相當，但略低于寧波和青島。這些差異的原因：一方面可能是我國醫療保障制度本身缺陷的制約；另一方面是東莞人口倒掛最嚴重，導致對外來人口投入的公共醫療費用不足。所以地方政府的公共衛生投入效率問題值得進行專題研究。3．社會保障的政府負擔從我國實際情況來看，社會保障是一個制度問題而與各級政府財政負擔沒有直接關系。一方面，中央及地方各級財政按照制度要求全力保障社會保證支出；另一方面，社會保障的制度設計實質上也造成了分配不公，社會保障并不能在每個公民中得以實現。因此在判斷地方社會保障的效率時，只能按照制度設計來加以研究且只能停留在政府公布的數據層面。從2011年《東莞市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來看，政府社會保障負擔情況是達標的，但如果按照社會保障所涉及的廣度和深度來判斷，需要進一步分析。（三）地方行政一般公共服務及公共安全投入情況如果從人口數量相近的城市政府行政負擔的比重來比較，東莞的財政行政負擔的比重還是基本合理的，但產生的效率卻不好評價。但有一點是確定的，即基本保障了政府運轉的需求，維持了社會的基本穩定。從2010年的地方政府一般公共服務和公共安全財政支出分別占一般財政預算支出的比例來看，東莞市財政支出兩個項目所占的比例分別為5.4%和9.3%，而同期青島、蘇州、寧波該兩個項目所占的比例分別為15.1%、13.35%、15.08%和6.3%、7%、7.4%②。可見東莞的一般行政公共服務支出還是比較少的，可能有兩方面的原因：第一就是東莞擁有市直管鎮的特殊行政架構，降低了行政管理費用成本；第二就是這種特殊的政府行政架構管理效率較高。但是東莞的安全支出占一般財政預算支出的比例卻相當高，且遠遠高于一般行政服務支出比例，說明東莞的社會治安安全形勢比較嚴峻。這和東莞龐大數量的外來人口收入偏低、整體文化素質不高，同時地方政府提供社會保障不足有著直接的關系。（四）科學技術公共財政投入狀況政府只有積極推動創新，引進高水平人才、提供一定資金保障，才能增強高水平崛起的不竭動力。充分發揮科技創新對實現高水平崛起的引領作用，加快發展創新型經濟，建設創新型城市，不斷提升科技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就科學技術公共財政投入總量而言，東莞和佛山、青島相當，但遠遠落后于寧波。（五）初步結論通過以上分析，我們可以按照職能分類對東莞市政府經濟干預的效率進行初步的判斷（見表1）。

本文通過高水平崛起的地方政府經濟干預模式的分類，對東莞政府資源總體狀況以及按照政府經濟職能分類對地方政府經濟干預的有關問題進行了分析。結果表明，近年東莞地方政府經濟干預效率有待進一步提高。一是從地方政府向公共服務型的政府轉變來看：東莞市地方政府應該加大經常性公共資本支出從而相對減少直接生產性公共資本支出，努力提高公共產品的總量與質量，使公平服務與經濟增長協調發展，力爭使公共教育支出、公共醫療衛生支出和社會保障支出的使用效率和占GDP的比重繼續提高，使經濟社會高水平崛起所要求的市場機制在短期內形成。二是從經濟增長的源泉方面來分析：人力資本水平提高和積累以及由此產生的勞動力流動、土地資源、R﹠D及管理水平提高的相對狀態應該是目前制約東莞高水平崛起的主要因素，而相對的資本要素卻不是高水平崛起的主要制約因素。盡管近年來東莞市地方政府對社會公共事業投入不斷增加，但由于受到產業水平、戶籍制度、社會保障制度以及特殊人口結構等客觀因素影響，導致社會公共事業的高投入沒有明顯提高東莞的常住人口總體受教育水平、人力資本水平與積累及公共醫療衛生水平，從而制約人力資本積累和勞動力合理流動，同時也制約了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的高水平崛起。

本文作者：王曉芳工作單位：東莞職業技術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