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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是按照鄧小平規劃的“三步走”現代化戰略追求超常規發展，而這個戰略實施中又恰逢新經濟蓬勃興起。對于新經濟的理解，一般都聚焦到以第三次產業革命或者稱為“信息時代”為標志的這樣一種經濟發展——在新經濟已風起云涌的情況之下，鄧小平確立改革開放大政方針時特別強調的就是堅持黨的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基本路線一百年不動搖，抓住這個戰略機遇期。筆者擬從“新經濟連接著中國現代化的戰略機遇期”、“新動能主要是來自于能夠對沖下行因素的全要素生產率”、“如何運用‘后發優勢’和規避‘后發劣勢’”和“守正出奇，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環境中創新發展”四方面闡述“創構新動能，以新經濟引領和支持動力機制的轉型升級”。

再不可錯失的戰略機遇期

在2020年實現全面小康已經沒有多少懸念的情況下，還要有新的更充沛的動能形成和聚集起來，支持中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最后在2049年建國一百周年時，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這是認識新經濟所必須在戰略層面上把握的大背景與再不可錯失的戰略機遇期。中國在實施現代化戰略過程中，從追趕、起飛到如今越來越明確地盯住趕超目標的同時，已經上升為上中等收入經濟體——這是世界銀行用可比指標動態公布的全球各個經濟體排名中，中國已躋身的位置，而按經濟總量，中國已臻全球老二。但是，要特別注意怎樣認識、適應和引領2011年以來經濟下行中的“新常態”。這個“新常態”的“新”早已明朗，就是進入中等收入階段以后必然和其他經濟體大同小異地來告別高速增長階段，完成一個增長速度下調而面對經濟增長質量提高所必須憑借的經濟結構優化調整和改變。筆者認為2017年，中國有可能在已經有前面八個季度6.7％以上增長速度的小平臺上，去對接經濟探底之后的企穩，經過檢驗期以后，要進入新常態“由新入常”的新階段。關鍵是要貫徹落實好黨的十八大以后明確提出的“五位一體”、“四個全面”的戰略布局，以及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戰略方針。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關鍵就是要以制度供給、制度創新為龍頭實現整個動力體系的轉型升級，來支持繼續按照超常規發展的軌跡實現國家宏觀戰略目標。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已經沒有多少懸念的情況下，還要有新的更充沛的動能形成和聚集起來，支持中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最后在2049年建國一百周年時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這是認識新經濟、必須在戰略層面上把握的大背景與再不可錯失的戰略機遇期。

動力升級轉型的主要來源

西方學者的“全要素生產率”的理念，思路上近似于鄧小平“科技是第一生產力”的認識，就是傳統的生產力三要素——“勞動力、勞動對象、勞動工具”之外，科技不是做加法、不是要它做第四要素，而是做乘法，它是一個乘數效應、放大效應，所以才是“第一”。中國在經濟高速增長后升級版的的中高速增長，追求的是結構優化支持的增長質量。引領新常態由新到常的新動能，就主要來自于“全要素生產率”。筆者以為，西方學者的“全要素生產率”的理念，思路上近似于鄧小平“科技是第一生產力”的認識，他們都是在揭示有別于供給側傳統要素——勞動力、自然資源（通常可以以土地為代表）、資本外，科技創新所產生的動力潛能的釋放非同小可，因而鄧小平給加了個前置定語——“第一”。從學理上說，鄧小平的認知是嚴謹的。這么多年學者們對于第一生產力的研討已經可以清晰地形成這樣一個基本認識框架，就是傳統的生產力三要素——“勞動力、勞動對象、勞動工具”之外，科技不是做加法、不是要它做第四要素，而是做乘法，它是一個乘數效應、放大效應，所以才是“第一”。現在追求的新動能，就必須通過科技所代表的革命性力量對沖以傳統生產力要素作為支撐力的下滑——勞動力變得越來越貴、資本常規投資邊際收益明顯下降，以及土地和自然資源開發過程中遇到的諸如征地拆遷補償越來越困難等等下行因素的拖累，找到對沖它們的上行因素，而最值得看重的就是“全要素生產率”，這是新動能應該抓住的發展動力升級轉型的主要來源。

發揮優勢規避劣勢

在漸進改革形成路徑依賴的情況下，如果處理不好，改革的攻堅克難、說的“啃硬骨頭”啃不下來的話，可能到了某個臨界點以后，再往前會發現這個瓶頸很難突破。這是必須認識的嚴峻挑戰：制度這方面如果不能夠真正如愿達到改革的決定性成果的話，后發劣勢會極其破壞性地拖累國家的發展。從中國西部看，發展可以創構新動能的新經濟，既有技術視角的后發優勢，也要警惕中國已經形成路徑依賴的漸進改革中制度供給層面可能出現的后發劣勢。所謂“后發優勢”明顯的表現就是超常規的追趕過程，不但是沿海，而且中部、西部都有不少非常成功的案例。如成渝經濟圈的成都，這些年日新月異地發展不能用常規發展來描述它，而是超常規的，體現的就是地方政府無一例外地在制定自己發展戰略時常用的“跨越式發展”、“彎道超車式發展”等語匯。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在很多案例中，企業這方面也可以印證的，就是在工業革命后落伍的經濟體，一旦認準了正確的現代化大方向，就有可能較便捷地得到技術方面的后發優勢的支持，我國的高鐵已經體現出從追趕而走到世界前列的后發優勢；民營企業——華為（它有別于像高鐵這樣國有經濟成分）現在也在全世界不斷擴大市場份額，明顯地也是從追趕到趕超，現在已經把它的競爭對手都甩到了身后；還有電商BAT＋京東四巨頭，早五年沒人想象他們能發展到如此輝煌。另一個角度上筆者要強調的是制度視角的后發劣勢。在漸進改革形成路徑依賴的情況下，如果處理不好，改革的攻堅克難、說的“啃硬骨頭”啃不下來的話，可能到了某個臨界點以后，再往前會發現這個瓶頸很難突破。按中央的說法，現在我們仍然處在寶貴的戰略機遇期之內，同時面臨著矛盾累積、隱患疊加。有的研究者用過的一個比喻筆者是認同的——中國社會的矛盾表現為改革和社會問題在賽跑，人們希望改革能夠跑在前面，能夠化解累積的矛盾、疊加的隱患。改革到了深水區，中央要求到2020年左右要取得“決定性成果”，現在就要盯住這個決定性成果，沖破瓶頸、沖過“歷史三峽”，這是必須認識的嚴峻挑戰：制度這方面如果不能夠真正如愿達到改革的決定性成果的話，后發劣勢會極其破壞性地拖累國家的發展。

在改革的深水區攻堅克難

某種意義上說在沒有完成決定性的轉軌之前，要強調“制度高于技術”，靠制度創新拓開千千萬萬非政府主體創新者的科技創新和管理創新的潛力空間。如果沒有制度創新充分打開科技創新和管理創新的空間，原來意愿中追求的現代化過程，可能到了某一個臨界點上會突然發現受阻而過不去了。所以，在中國現代化的歷史命運上，主觀可為的、可以說唯一的選擇，就是認定所強調的“唯改革創新者勝”，要敢于涉險灘，在改革的深水區攻堅克難，把硬骨頭啃下來。要“沖破利益固化的藩籬”，以實質性的制度創新開拓科技創新和管理創新的巨大潛力空間，守正出奇地繼續實現生產力整體躍升式的超常規發展。新經濟大潮中的技術創新，也勢必倒逼制度創新。在完成經濟社會轉軌過程中所強調的所謂全要素生產率，應明確是把制度和科技放在一起構成“第一生產力”的內容，而且某種意義上說在沒有完成決定性的轉軌之前，要強調“制度高于技術”，靠制度創新拓開千千萬萬非政府主體創新者的科技創新和管理創新的潛力空間。

政府的有限與有為

“守正出奇”，就是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要把有效市場和政府的有限、有為有機結合起來。“守正”，就是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出奇”強調的是政府不能簡單地去照搬成熟市場經濟體所推崇的“守夜人”這樣非常簡潔的定位，要有為、要創新。這里的“守正出奇”，是指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要把有效市場和政府的有限、有為有機結合起來。所謂有效市場，講的就是“守正”，堅定地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是要認識、尊重、乃至敬畏市場的力量，政府更好發揮作用不要誤以為政府可以唱主角，總體的資源配置和總體的科技創新、市場創新中，政府是要做配角來更好發揮作用的。“出奇”強調的則是政府不能簡單地去照搬成熟市場經濟體所推崇的“守夜人”這樣非常簡潔的定位，這于中國政府來說不夠用。政府要“有為”，當然還要理性地“有限”，在尊重、順應、乃至敬畏市場的同時要積極培育、建設市場和理性地彌補市場缺陷。中西部這些年在發展中，市場不成熟是顯而易見的，但不能等待這個市場自然成熟起來，很多的時候就要政府有意識地來培育和建設。在這個過程中，有些事情市場本身就不能很好解決——如對基礎科研的支持，政府要更加注重，因為這是市場缺陷的領域。在這樣的領域里，政府要排在前面，需要政府唱主角——這也是“守正”。而到了在基礎研究支持之下成果需要孵化、需要中試和發展創業園的時候，就要更多地引入市場機制，要特別注重和市場有效兼容的特定的機制創新。“出奇”并沒有現成可套用的經驗，必須創造。現在的PPP創新，在公共工程、基礎設施、產業新城建設和運營，某些產業新技術園區、高新科技區的連片開發等方面，PPP大有可為。當然，在這方面怎么樣把它做好，還有一系列挑戰性的任務在面前。綠色金融、普惠金融、草根金融等，都無一例外地必須考慮適當地加入政策性融資支持因素，不可能完全脫離政策支持就可全部實現它們獨立的可持續發展。總之，中國也好，中國西部也好，尋求出奇制勝確實有難度和風險，但是各種制約條件之下可以選擇的，就是義無反顧地以創新發展作為第一動力、以制度創新作為龍頭來創構新動能，爭取沖破瓶頸，實現國家現代化的宏觀發展目標。

作者:賈康 單位: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