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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際關系即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受經濟關系的制約，并隨著經濟制度的變遷而改變，經濟制度是影響人際關系的最根本因素。隨著社會的發展，中國社會從漫長的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逐漸發展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在這個轉變中，中國人的交往環境和交往結構隨之改變，傳統的鄉土社會逐漸走向現代市民社會，團結互助、平等友愛、相互關心、共同進步的新型社會主義人際關系形成。

一、社會經濟制度變遷過程中人際關系的演變

社會經濟制度的變遷必然導致人與人之間關系的變化。在人類發展的原始階段，人們為了共同的物質利益而形成了一個個生活群體。那時由于惡劣的自然環境和極低的勞動生產能力等條件的制約，物質產品極度匱乏，只能實行原始的公有制，由此人與人之間結成了一種簡單的平等互助合作關系，其目的就是向自然索取物質財富來滿足自身的生存。原始社會末期，人們追求利益的目的、手段、能力的逐步分化與發展促進了利益分配方式的轉變，進而產生了私有制，產生了階級。于是，人與人之間便形成了一種不平等的關系，即人剝削人、人壓迫人、人依附于人的等級關系，古代社會就是一種等級身份社會。古代等級社會中，財富和權利是按照身份等級配置的。等級和身份越高，享受到的權利和財富越多。古代中國如此，古代西方也如此，世界各地大都經歷了自然經濟形態下的等級身份社會。在資本主義社會，商品經濟的發展極大地改變了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打破了自然經濟形態下的宗法血緣關系和等級依附關系，促進了平等和自由，使人際關系建立在互利交換的契約基礎上，結束了暴力和強權對人際關系的支配。此時，商品交換成為社會的普遍現象，社會成為商業社會，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變成人與物之間的關系。這使得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蒙上了一層神秘的面紗，也使得商品和貨幣成為人們崇拜的對象，形成了貨幣拜物教。因此，資本主義社會實質上就是一個貨幣面前人人平等的社會，是一個資本自由的社會。其結果是新的剝削產生，貧富差距加大，人際關系物質化。于是，人們產生了公有制社會的理想，也產生了對新的人際關系的渴望，并為之奮斗，一個新的社會即社會主義社會到來。在社會主義社會，生產資料公有制決定人際關系總體而言是團結、互助、平等、友愛、合作的同志式關系。但是，由于社會主義社會生產力還不夠發達，物質財富還不夠豐富，民主還不夠充分，人際關系還會受到多種客觀條件的制約和影響，人與人之間還不能達到完全的平等和自由，還存在著這樣那樣的差異和沖突。按照馬克思恩格斯的看法，人與人之間的矛盾的真正解決，人際關系的真正和諧，只有共產主義社會才能做到。此時，由于公有制取代了私有制，也由于社會經濟的極大發展，人的基本生存和消費都能達到相當的水平，人與人在經濟利益上的沖突就不會明顯。在這樣的制度下，人的價值已不再體現于經濟性財富的占有量，而是體現于個人對社會的貢獻，即由此產生的社會榮譽和個人成就感，勞動成為人的第一需要。一個全面發展的、自由和諧的社會及其人際關系，就能真正建立起來。

二、自然經濟形態下的等級依附關系

中國傳統社會是一個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社會，這種小農經濟缺少開放性，具有封閉性特點。人們居住分散，交通不便，信息不暢，經濟落后，商品交換不發達。人與人之間沒有形成平等自由的契約關系，而是一個人依附于人的以血緣關系為核心的宗法社會。這是一個人際交往不發達的熟人社會、鄉土社會，父子、夫婦、長幼以及由血緣家庭關系延伸出來的君臣、朋友、鄉鄰關系構成最基本的社會關系。因而，古代中國人立身處世或交友的范圍，基本上都是指自己周圍熟習的狹小的生活圈子。在這樣的社會中，人們有著一生不可變更的血緣關系、親戚關系、熟人關系、鄉土關系，固定的等級和身份始終束縛著人，親朋、族人、鄉人等是其交往的主要對象。因此，有學者將中國傳統社會稱之為“鄉土社會”、“身份社會”，而把在發達的商品經濟條件下形成的市民社會稱為“城市社會”、“契約社會”。傳統社會人與人之間以地域或親族關系為紐帶，交織成一個“熟人”的世界，個人處身于此，多半的人際關系受這種“先于人”的社會關系所制約，其創造空間極為有限。而城市社會、契約社會則因其流動性與開放性，人與人的交往就會很發達，社交活動也就成為一種相當重要的社會活動。鮮明的等級身份是中國傳統社會的又一大特點。那時，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不是平等的，權利與義務不對應，貨幣并不能買到一切，貨幣的價值依賴于人的身份。社會財富是按照身份等級配置的，所以那些渴望財富的人，并不直接追求財富，而是熱衷于追求身份、等級、官職。有錢的商人不一定得到尊重。與等級制相伴而生的是血緣世襲制，財產不再按照個人能力來配制，而是憑借血緣繼承下來的身份得到。這樣的模式不僅不公正而且缺乏效率，難以刺激人的能力發揮，還造成了人與人之間的不平等、依附和壓迫。中國傳統倫理的目的就是維護等級制度下的人際關系和諧。這是一個以“親親尊尊”、“孝弟忠信”、“三綱五常十義”為統率的倫理體系，其核心就是要在把一切人際關系視為家人（有時包括仆婢）或親屬之間的關系，用血緣親屬關系的準則來換算一切非親屬性的社會關系和政治關系。可見，中國傳統社會的人際關系又是一種以血緣親情為主導的人際關系，并不以利益為主導。這樣的人倫秩序重視親情、強調親屬之愛對國家和政治的優越性，把親情擴大到國家＼社會以建立和諧的秩序；反對以物欲害親情，有效避免了人與人之間關系和情感的商品化、金錢化。近代中國，西方自由平等思想傳入，反專制反等級、要求平等自由的呼聲和運動日益高漲。人們在西方思想潮流影響下，在繼承中華民族傳統文化基礎上，對中國的人際關系也進行了新的構想。如康有為的“人人相親，人人平等，天下為公”（《大同書》）的大同世界，梁啟超的民主、自由、愛已、利他、愛國的“新民說”，洪秀全的無處均勻、無人不溫飽的“太平天國”，還有孫中山的推翻封建專制制度、實現“人民自治”的世界大同的社會理想等。但是這些美好的理想在近代沒有實現，只能寄希望于社會主義社會。在社會主義新中國，特別是改革開放以后，隨著經濟制度的改變，人際關系也不斷發展，一個公平正義、平等互助、團結友愛的人際關系模式日漸形成。

三、社會主義公有制下平等互助式的人際關系

新中國建立后，我國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公有制成為我國的基本經濟制度，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是計劃經濟條件下社會主義公有制的表現形式。這種經濟制度決定了社會主義社會人與人之間根本利益一致的關系，人際關系從總體上說表現為平等互助的同志式關系。但是由于新中國剛剛建立，舊社會的遺存仍然存在，小農經濟仍然普遍，工業化程度較低，計劃經濟統得過死，所以明顯地存在著平均主義、大鍋飯、特權等級、官本位以及農村中的血緣宗法關系。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對上述觀念進行了有力的沖擊，競爭、效率、平等、契約、信用等觀念日益深入人心，對中國傳統人際關系形成巨大沖擊，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發生了明顯改變。現代社會，充分的市場形成，貨幣廣泛流通，資源得以在全世界范圍內自由流動，資本成為配置資源的有效方式，從而改變了過去獲得和占有資源的方式（比如對外依靠戰爭和侵略，對內依靠等級和特權）。這就深刻地影響了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因為，當資源和財富通過市場用貨幣可以自由買到的時候，自然經濟下的一切等級特權、身份血統的區別也就消失了。市場面前人人平等，市場交換是一種公平互利、自主自愿的契約。這種經濟制度肯定了人的平等，交易與否完全取決于交易者的意志，給等級制和強權奴役的制度帶來極大的沖擊。人們從身份社會走向契約社會，獨立自主觀念產生，廣泛參與意識增強，民主政治形成，暴力、強權對人際關系的支配歷史結束。市場經濟社會中，客觀上存在著人與人之間的相互依賴關系，競爭固然是市場經濟基本特征，但是合作更是市場經濟的基礎。因為在市場交換中，“每個人的生產，依賴于其他一切人的生產；同樣，他的產品轉化為他本人的生活資料，也要依賴于其他一切人的消費”［1］。市場經濟會發展出一種積極健康的人際關系，分工協作和市場交換客觀上形成了人與人之間的普遍依賴和相互服務關系，公平互利、相互服務成為人與人關系的主流。而社會主義制度與市場經濟的結合，更有利于促進新型人際關系的形成。現階段，在以公有制為主體的經濟基礎上，在全體人民共同利益一致的前提下，逐步形成了團結互助、平等友愛、相互關心、共同進步的人際關系。這是社會主義中國人際關系的主體。但是，由于我國尚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以按勞分配為主體的多種分配方式并存，再加上現實社會的復雜性，給人際關系帶來多方面的影響和變化，使得人際關系又呈現出復雜的局面。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和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中國人的交往環境已與傳統社會大相徑庭。城市已經成為經濟與政治中心，聚集的人口日益增多，城市化進程日益加快；農村人口日益減少，農村也日益現代化。中國的人際關系結構隨之改變，傳統的鄉土社會、身份社會逐漸轉向現代市民社會、契約社會。自然經濟條件下盛行的初級社會群體趨向衰落，鄰里街坊、家庭親情等地緣、血緣群體關系變得日益疏遠、薄弱，取而代之的是經濟往來和利益關系，陌生人之間公共生活以及現代社會的科層化組織日益發達。與傳統農業社會相比，現代城市人群工作繁忙，競爭激烈，生存壓力大，社會流動性高，社會階層結構開放，人們的活動內容豐富復雜，人際交往日益發達；但同時也引發了血緣親情關系淡化、人際冷漠、交往的功利性增強、貧富差距增大等一系列問題。這是市場經濟對人際交往的負面影響。

四、市場經濟條件下人際關系的功利化、差異化

經濟制度的轉變深刻地影響到人際關系的變化。改革開放以后，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按國家計劃配置資源轉向通過市場配置資源，相應地促進了人與人之間的平等，消融了各種各樣的身份和特權，民主政治日益完善，人際關系日益和諧，但同時也產生了不少負面影響。

一是利益關系普遍化，人際交往的功利性增強。在市場經濟負面影響下中國出現了一股個人主義、拜金主義、享樂主義、消費主義的浪潮。許多人只關心自己的利益，不關心社會和他人，有些人為了自己的利益甚至犧牲他人的利益。人與人之間的信任度、關愛度下降，人際關系淡化，人們猜忌防范心理加重，人際隔閡加劇。由于商品交換的充分發展，陌生人之間因經濟交往而發生著廣泛的聯系，傳統的因血緣、親情、鄉鄰等原因形成的熟人關系卻逐漸淡化，轉向利益關系，人與人交往的功利性增強。人們往往借助熟人這種傳統的人際網絡來相互獲取信息、資源和利益，更有甚者則會借助于熟人關系來“非法”獲取利益。傳統意義上的熟人關系受到了挑戰，受到了經濟利益和工具理性的侵蝕。

二是競爭加劇，人際冷漠與孤獨感增加。市場經濟社會中，等價交換是基本原則，人與人之間既有民主平等、互利合作，又有競爭和對抗。競爭的加劇、交換的發達，引發了人與人之間的隔絕、對抗和冷漠，人們的精神壓力越來越大，孤獨感增強。壓抑、苦悶、冷漠情緒造成人際關系交往不暢，一些人的自私自利和個人主義又使人際關系惡性循環。所以，在物質生活日益豐富、經濟狀況日益改善的情況下，人們卻又感到生活空虛，并且抱怨人際關系難處，人情冷漠、人心不古。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市場經濟改變了人們的思想觀念，人們更多地追求經濟利益最大化，忽略了精神需求和人情溫暖，失卻了精神寄托。正如弗洛姆所描述，“個人解脫了經濟和政治紐帶的束縛，他通過在新的制度中積極和獨立地發揮作用，獲得了積極的自由。但同時，他的擺脫的這些紐帶正是過去給予他安全感和歸屬感的那些紐帶，人不再生活在一個以人為中心的封閉的世界里。他受到了強大的超人力量、資本和市場的威脅。隨著所有人都成為他潛在的競爭對手，他同他人的關系成了一種勾心斗角，爾虞我詐的關系。新的自由不可避免地帶來了深深的不安全、無力量、懷疑、孤獨和憂慮感”［2］。

三是貧富差距加大，不平衡心理增強。市場經濟社會所表現出來的以資源配置為最有效化、以效率最大化為目的、以自由競爭為手段的社會生產和社會消費，使得人與人之間收入差異加大，經濟地位不同、財富占有不均。通過制度設計，即使能保證市場競爭的起點相同、規則公平，不能有效保證競爭結果的平等，即不能保證終點的相同。況且我國正在社會轉型時期，經濟秩序還不健全，制度設計還不能保證競爭起點和規則的公平，因此導致了貧富差距增大，財富分化現象嚴重，廣大群眾心理不平衡，弱勢群體數量增加，人際關系特別是窮人與富人關系緊張。我國目前突出的一個問題就是因貧富差距加大而導致的人與人之間關系的沖突和不安。特別是由于不合理、不合法收入的存在，收入分配手段和功能不足導致的貧富差距擴大，使得人與人之間的利益摩擦增加，矛盾加劇，以致產生仇富、仇官心理，對富人的惡性犯罪案件不斷發生。

總之，中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的發展，進一步沖擊了千百年來形成的穩定的熟人社會和血緣宗法關系，傳統社會的人際關系解體。普遍的商品交換使得人們之間的交往日益廣泛，隨著經濟制度的變革，中國人際關系也快速由傳統向現代轉化，民主平等、團結友愛的新型社會主義人際關系形成。但同時，由于公有制為主體、多種經濟成分并存；由于經濟結構的變化必然帶來的生產方式、利益主體、生活方式、價值觀念的多元化、多樣化、個性化趨勢；再加上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不平衡性，也使得人與人之間的存在這樣或那樣的差別、矛盾和沖突，比如富裕與貧窮、強勢與弱勢、城市與農村、干部與群眾等之間的差異、矛盾甚至沖突。其中，大量的、主要的是非對抗性矛盾，同時也還有對抗性矛盾。這使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人際關系也發生著明顯而深刻的變化，構建社會主義社會和諧的人際關系，進而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將是一個長期、艱難但又極其偉大、光輝的歷史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