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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西方政治學的研究傳統是古希臘的圣哲們所奠定的。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伴隨著社會科學分化的一般趨勢，西方政治學形成了相對獨立的學科框架，完成由傳統政治研究向現代政治科學的轉變。20世紀中期，行為主義及后行為主義政治學成為西方政治學的主導范式，它的孕育、興盛和衰弱經歷了大半個世紀。“二戰”以后，西方政治學研究出現了三種范式或元理論（本體—規范的理論、經驗－分析的理論和辯證—批判的理論）共存的局面。在當代西方社會科學的雜交化、整體化大趨勢下，世紀之交的西方政治學出現了政治經濟整合研究、政治學現實性增強、政治哲學復興、由國家焦點向全球視野的轉變等新趨勢。

【關鍵詞】西方/政治學/行為主義

【正文】

政治學是一個以人類社會的政治現象、政治關系或政治實踐作為研究對象的學科領域，它涉及國家（政府）、政黨、權力、政策、統治、管理和價值分配一類的主題。在當代西方，政治學與經濟學、社會學一起并稱社會科學的三大學科。如同社會科學的其他學科一樣，西方政治學（Politicalscience）作為一個獨立的學科，形成于19世紀末、20世紀初。在經歷了百余年的發展與演變的歷程（經過確立獨立的科學框架、學科的分化及初步整合、整體化和雜交化趨勢出現三個階段）之后，世紀之交的西方政治學呈現出一種新的知識形態。本文將簡要回顧20世紀西方政治學的發展，著重評析二戰后及世紀之交西方政治學發展的狀況、成就及最新趨勢，以便為面向21世紀的中國政治學的發展提供某些有益的借鑒。

一、現代西方政治學的形成

現代政治（科）學研究誕生于19世紀末、20世紀初。然而，作為人類古老的知識領域之一，政治（學）研究源遠流長，它的歷史與國家的歷史一樣悠久。因為自從有了階級和國家，就有了階級統治和政治管理，也就需要對這一類現象加以研究，并提供政治相關知識?？梢哉f，隨著東西方最初奴隸制國家及其法律、政治制度的產生，就出現了政治的研究，開始了政治思想及政治學的發展史。在各文明古國遺留下來的歷史典籍（如《漢謨拉比法典》、《摩奴法典》和《政事論》）中，可以找到大量關于政治和法律的論述。

西方政治學的研究傳統是古希臘的圣哲們尤其是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等人所奠定的。所謂的研究傳統，是指一個學科或研究領域的研究組織、理論體系、主題范圍、研究方法和理論體系的構成方式，它決定了該學科的學者們提出課題、分析問題和理論論證的方式。古希臘產生了系統的政治研究思想，以城邦（國家）的興衰為中心，政治學作為一種為管理復雜國家（城邦）事務提供指針的專門學問而出現。古希臘時期涌現了一大批杰出的政治思想家或哲學家及學派。如梭倫、赫拉克利特、畢達哥拉斯學派、德謨克利特、詭辯學派、蘇格拉底、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等，其中尤以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的政治研究的成就最大。人們認為，他們兩人奠定了西方政治研究傳統及其方法傾向的基礎——以柏拉圖為代表的哲學思辨方法和以亞里士多德為代表的實證比較方法；或者說，前一種模式“帶有較多的哲學色彩、懷疑論和理想主義”，后一種模式“較為現實、科學和敏感”。（注：格林斯坦、波爾斯比主編：《政治學手冊》（上冊），商務印書館1996年版，第11、11～12頁。）

之所以說西方政治學的研究傳統是由古希臘時期所奠定的，理由是：第一，希臘人創立了政治事物，即描繪了政治這種東西，把它同個人存在和集體存在的其他方面區分開來；第二，希臘人在活動的意義上創立了政治學，意識到它本身是活動，是致力于研究政治事物的活動；第三，希臘人造成對單個政體（國家、城邦）兩重性中固有的問題尤其是公民與政體的關系問題的持久意識；第四，希臘人首先認真地表達了政治學研究中主要的、令人迷惑不解的、一再出現的問題，即“既然”和“應然”的關系。他們從此開辟了解決實際的和倫理的東西之間關系問題的道路，即使沒有為以后的政治研究提供一條可以被接受的路線，也提供了一個起點。（注：格林斯坦、波爾斯比主編：《政治學手冊》（上冊），商務印書館1996年版，第11、11～12頁。）

古羅馬時代盡管沒有出現偉大的政治理論家，沒有形成在后來具有重大影響的政治哲學，但是羅馬人把古希臘的政治理論加以應用，其實際成就也深刻地影響了現代西方的政治思想。這不僅表現在羅馬人擴展了實際的政治范圍——從城邦國家擴張為地域遼闊的帝國，并創立了較為完善的法律制度，而且表現在羅馬人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將古希臘的政治研究傳統帶進中世紀，進而流傳到現代世界；他們還為現代政治研究貢獻了個性意識、個人尊嚴、“自然狀態”與自然法、人生平等觀念。古希臘羅馬時代是西方政治研究傳統的形成階段。這一傳統的一個基本特點是政治思想與道德哲學或倫理學密切相關，人們研究政治問題是為了實現某種“正義”或最高的“善”，其研究成果主要是以政治倫理學的形式表現出來的。

中世紀是西方政治研究及政治思想緩慢演化的時期?；浇痰呐d起以及神學世界觀的支配地位，對這一時期的政治研究及政治思想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有如政治思想家薩拜因（G.H.Sabine）所說，基督教會的興起及其對精神領域所擁有的控制權是“西歐歷史上的政治學和政治哲學兩方面最富于革命性的事件”。中世紀的政治研究主要采取了神學政治論的形式，政治學實際上是隸屬于神學體系的一個科目；《圣經》是政治研究的出發點、信仰的絕對權威，是判斷真理或是非的基本標準。這一時期政治研究的中心主題是教會與國家、教權與王權的關系，而中世紀神學政治研究中由古希臘羅馬時代所繼承并發展了的個人與社會、國家權力、理性與信仰等成為近代西方政治研究進一步討論的問題。

近代是西方政治研究的轉型時期。近代伊始，文藝復興、宗教改革等運動使政治學研究逐步擺脫基督教神學的束縛，轉入對現實政治問題的研究。馬基雅維利、布丹等人開始從歷史事實、個人經驗出發來研究國家主權、國際法等現實政治問題，使政治學研究世俗化，并具有經驗研究的某些特征。在17、18世紀，隨著資產階級革命的興起以及資產階級政治統治的確立與工業化的發展，英國、法國等西歐國家的政治研究空前繁榮，出現了一大批杰出的政治思想家，如霍布斯、洛克、斯賓諾莎、伏爾泰、孟德斯鳩、盧梭等。這一時期，國家、政府、主權、自然法、自然權利、社會契約、分權與制衡、自由、民主、平等、幸福成為政治研究的主要概念框架。進入19世紀，適應于資產階級解決日益復雜的社會問題與矛盾、維護現存制度的需要，西方政治研究發生重大變化，由過去探討國家“應當”怎樣轉變為說明國家實際上怎樣，出現了邊沁的功利主義、密爾的自由觀和代議制理論、斯賓塞的社會有機體論。同時，受19世紀自然科學進步的影響，這一時期以觀察、實驗為基礎的實證研究方法逐步取代以思辨、演繹推理為基礎的規范研究的方法而成為政治研究的主導方法?？傊?，近代政治研究為現代政治學的產生奠定了堅實的理論與方法論的基礎。

19世紀末20世紀初，在經歷了二千多年的孕育和發展之后，伴隨著近現代社會科學分化的一般趨勢，西方政治研究向政治科學轉變，即政治學形成了自己相對獨立的研究框架，并與其他社會科學學科（經濟學、社會學、人類學、史學等）區別開來。

1880年，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創立了政治學院，這被人們當作政治科學興起的象征性標志。在19世紀80年代到20世紀20年代這一時期，西方政治研究的范圍、方法與目標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近代政治學的經驗、實證的研究為現代政治科學的突破奠定了方法論的基礎。到了19世紀末期，人們普遍相信，一旦描述了在一個政治制度中決定著權力分配的那些法律，就獲得了有關政治機構如何運轉的準確的理解；學者們設想，在憲法與法律所規定的各種政治機構官員的權利及特權與他們在崗位上的實際行動方式有著緊密的聯系。因而，描述的、經驗的研究取代了規范的、思辨的研究。在現代政治學形成時期，學者們一般都注重于描述當時的政治制度與過程，把重點放在依法構成的政府上，并以法律文件及憲法規定作為主要的資料基礎，注重對這些情報資料的收集和描述。他們將制度、結構和法律看作政治領域的最重要的獨立變量，而將人性視為常量，認為政治制度是支配和影響人類行為的因素，而非人類行為影響政治制度。正是這個原因，這一時期往往被人們稱為現代西方政治學發展的形式主義、制度或法理研究的階段。

政治學作為一個獨立學科首先出現在美國。如果說，19世紀以前政治研究的中心是在西歐的話，那么從19世紀末開始，這種重心已經轉移到北美了。美國政治學研究無疑是繼承了從古希臘開始的歐洲研究傳統的?？梢哉f，美國政治學的早期發展受到了歐洲的極大影響，政治科學的奠基者們正是從歐洲政治研究的理論和方法論的成果出發，來建構政治學的研究框架以及為政治學劃界的。德國的國家學以“國家”概念為中心，注重主權以及體現國家意志和最高權力的法律等方面的研究；國家、主權、法和歷史處于西歐政治研究的一般方法的中心；英國19世紀的政治研究具有經驗主義、實證主義的傳統或傾向。這些對美國政治科學家界定政治學的范圍和方法有著重要影響。伴隨著西方社會科學分化的浪潮，政治學在美國確立了它的研究對象、范圍及方法。政治學逐步將自己限定于國家、政府、權力一類問題的研究上，而與定位于市場研究的經濟學和定位于市民社會研究的社會學相對照。而在方法論上，經驗、實證分析的方法取代以往的思辨演繹方法而成為政治學研究的主導性方法。

現代政治學與近代政治研究的區別首先表現在方法論上。19世紀中后期工業化和科學技術進步特別是實驗自然科學的成熟，成為近現代社會科學及其方法論形成和發展的主要推動力。科學主義的日益盛行，使得人們普遍相信經驗自然科學的方法同樣適應于社會領域的研究，人文社會知識同樣可以科學化。19世紀末期，美國政治學界的杰出人物如柏吉斯（JohnW.Burgess）相信自然科學的經驗、實證方法可以用于政治領域的研究。他們認為政治體制的演變及其運行有其規律性，一套精細的分析方法可以揭示出這種規律性。這套分析方法也就是歷史—比較方法，它強調歷史文獻的搜集、整理和評論。柏吉斯等人用這種實證的分析方法取代近代政治研究的思辨、演繹方法。不久之后，這種注重歷史文獻、囿于文件和紀錄而忽視政治現實的歷史—比較方法便受到人們的懷疑和批評。進入20世紀，美國政治學界的頂尖人物伍德羅·威爾遜（WoodrowWilson）、弗蘭克·J·古德諾（FrankJ.Goodrow）和阿瑟·本特利（ArthurBently）等人主張用“現實主義”取代歷史—比較方法，主張政治學必須研究現實政治生活。威爾遜號召政治研究走向社會，深入民眾，去大街、辦公室和議會大廈；古德諾強調政治?вρ芯俊罷魷質倒矣泄氐牧煊頡?；本特利则茹暘，政指Cвρ芯空渭偶捌浠疃O質抵饕逖芯糠絞降某魷直曛咀盼鞣醬車惱窩芯肯螄執窩а芯康淖洹?/P>

現代政治學與傳統政治研究的另一個區別在于學科的制度化方面。學科的制度化（或學科的社會建制）是指一個學科或研究領域在學術團體、專業雜志、書籍出版、基金資助渠道、教育培訓、職業化以及圖書館新的收藏目錄的確定等方面的建設，特別是大學相關專業教育的發展（專業、系科設置以及研究生教育的發展等）。與政治學從人文社會知識或道德哲學的分離相一致，19世紀末、20世紀初，政治學逐步在美國大學及研究所扎根，成為大學專業教育和學術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1880年，在柏吉斯的倡導下，哥倫比亞大學創立了政治學院；1886年，該校創辦了《政治學導刊》。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政治學的研究與教學起步也很早，亞當斯在這所大學首先提出歷史學和政治學方面先進的教學和研究計劃，并于1877年成立“歷史和政治學會”。密西根大學、賓夕法尼亞大學、芝加哥大學、威斯康星大學、哈佛大學也屬于第一批興起政治學的教學和研究的大學之列。這些學校都培養研究生，開始授予博士和碩士學位。到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政治學成為各大學廣泛講授的科目；政治學作為一項培養研究生層次的事業，也在20多個的主要大學中扎根。到1920年，全美大學興辦的政治學系已近50個。另外，值得一提的是，1903年，全美權威性學術組織“美國政治學會”成立；1906年，學會出版著名雜志《美國政治學評論》，這是政治學成熟的另一個重要標志?？傊?，到了20年代初，政治學與經濟學、社會學等學科一樣，已經制度化而成為美國大學教育及學術研究體制中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

二、行為主義政治學的興衰

二戰后，美國政治學發生了一場所謂的“行為主義革命”，行為主義政治學成為美國甚至整個西方政治學的主導范式。這是一場曠日持久的政治學運動，發端于本世紀初的政治學的“現實主義”的研究方式，孕育于20～40年代政治學中的“科學主義”運動，興盛于50～60年代，并持續到70～80年代的“后行為主義”時期。

本世紀20～40年代既是美國政治學學科框架的逐步完善和學科制度化建設進一步發展時期，也是行為主義研究方法的醞釀時期。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后，現實主義的方法取代歷史—比較方法（“現實主義”）而成為“當代各派政治理論的共同發源”（注：王滬寧：《比較政治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02頁。），這可以說是科學主義及行為主義研究方式的開端。緊接著，出現了提倡科學主義的“新政治科學運動”，它主張用社會學、心理學和統計學的方法來研究政治問題，排除妨礙政治分析的價值判斷，使政治研究科學化。這場運動的倡導者是當時美國政治學界的頭面人物查爾斯·E·梅里安（CharlesE.Merriam）。他在1921年發表的《政治學研究的現狀》一文以及1925年出版的《政治學的新方面》一書中提出了“新政治科學”的概念，主張運用科學方法研究政治過程，將政治行為作為調查研究的基本對象，重視在政治分析中理論與經驗研究中必然形成的相互關系。他特別強調應用心理學、社會學和統計學的概念和方法，以解決政治學中積累起來且日益增多的事實材料。他認為，政治學的發展在19世紀上半期經歷了一個先驗演繹的階段，下半期又經歷了一個歷史—比較方法的階段。盡管在20世紀初已經出現涉及觀察和測量的歸納科學的發展，但政治學要取得進一步的突破，必須對政治和政治行為進行更具理論性和以心理學為基礎的更深入研究。“新政治科學運動”為二戰后行為主義政治學的興起開辟了道路。這一時期梅里安所在的芝加哥大學繼哥倫比亞大學之后，成為美國政治學的另一個學術中心，形成了以梅里安為首的所謂的“芝加哥學派”，其主要代表人物有戈斯耐爾、凱伊、特魯曼、西蒙、阿爾蒙德以及亨廷頓、伊斯頓等人。

50年代、60年代，行為主義政治學崛起，并在美國政治學研究中居于主導地位。何謂行為主義？按照羅伯特·達爾的說法，政治學中的行為主義與人的實際行為以及他們賦予其行為的意義有關，行為主義用觀察到的行為來解釋政治現象。德懷特·沃爾多稱：行為主義運動可以被解釋為重新進行努力和加強努力來對待政治學中的“科學”，使政治學成為一門真實的或真正的科學。戴維·伊斯頓認為，行為主義的核心信條是按照自然科學的方法論及模式來發展政治學。他在《政治分析的框架》（1965）一書中將行為主義政治學的基本信念概括為如下幾條：（1）政治學最終可望成為一門科學，它可以進行預測和解釋，其目標是建立系統的、經驗的理論；（2）社會科學研究應以理論定向，理論與資料之間必須有密切的相互作用；（3）政治分析必須將事實問題與價值問題區別開來；（4）社會科學的各學科從根本上是一致的，科際合作或跨學科研究對各學科都是有益的；（5）政治學者對方法論應該更加自覺、熟練和精通；（6）政治分析應以個人、團體的行為作為焦點，而不是以政治制度作為焦點。（注：DavidEaston,AFrameworkforPoliticalAnalysis.NewJersey:Prentice-Hall,EnglewoodCliffs.1965,pp.6～7）80年代末，伊斯頓來中國社會科學院作了題為“美國的政治學：過去和現在”的學術報告，將行為主義政治學的要點歸結為：第一，行為主義認為在人的行為中存在著可以發現的一致性；第二，這些一致性可以被經驗主義的實驗所證實；第三，行為主義對獲得和進行分析的方法有更嚴格的要求；第四，行為主義運動使自己在理論上比過去更多地注意精細化；第五，行為主義者一般認為，研究者和社會的價值標準基本上可以被排除在探究的過程之外；第六，行為主義意味著把新發現的重點放在基礎或純粹理論上，而不是放在應用研究上。（注：單天倫主編：《當代美國社會科學》，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5～6頁。）

行為主義政治學的興起有其特定的歷史背景。首先是由二戰后科技革命的展開以及政治學發展本身的內在邏輯所決定的。二戰后，科學技術革命推動了自然科學、技術和人文社會科學的迅速發展，自然科學以及社會科學的某些學科（經濟學、心理學等）更嚴格的資料收集和方法所取得的成就尤其是建立可檢驗的經驗理論的成就，對政治學研究產生了強烈的示范效應，而傳統政治學的歷史描述和印象主義的分析、常識性的研究似乎走到盡頭。不斷發展的大規模的工業化社會及其出現的大量復雜的社會政治問題已難以用這種方式來加以研究及解決；在對政治體制、機構及過程的認識中，大量的現象和問題懸而未決，難以用不精確、不可靠的理論來加以解釋。因此，人們迫切希望將政治學研究或政治分析由常識變成科學。其次，行為主義的興起與當時美國特定的社會條件有關。二戰后，出現美蘇冷戰的局面，并爆發了朝鮮戰爭，當時的參議員約瑟夫·麥卡錫掀起了后來稱為麥卡錫主義的思想及政治上恐怖主義時期，旨在迫害自由和進步的思想，這促使政治學及社會科學其他學科的學者更傾向于做價值中立、客觀的科學或學術研究；戰后西方社會經濟的持續發展和“繁榮”以及50年代、60年代初流行的保守主義，導致了所謂的“意識形態終結論”的流行。這形成了有利于行為主義政治學發展的文化氛圍。

行為主義政治學作為50年代、60年代美國政治學發展的主導性潮流，有其成功和合理之處，在當代西方政治學的發展過程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首先，行為主義使政治學的研究方法及分析技術的探索成為自覺，并提供了一系列政治研究或分析的有用的方法和技術。在行為主義興起以前，哪怕是在主張“現實主義”研究方式的政治學者那里，并沒有多少專門的方法可以用來研究資料或進行分析，方法——即需要專門的注意力或技巧的領域被看作是不成問題的，結果，沒有嚴格的專門的方法可以用來檢驗所獲得的資料以及所得出結論的可靠性程度。行為主義主張將經驗科學的方法用于政治問題的研究，特別重視經驗研究和定量分析方法的應用，力求使政治研究科學化；他們提供了政治研究的“工具箱”，其中觀察、訪問、實驗、模擬、模型、統計分析、系統分析等成為基本的工具。其次，行為主義將政治學研究的重心由法規、制度的靜態研究轉向政治制度的運作或政治過程、政治行為的動態研究，并力求建立起可檢驗的經驗理論。行為主義者相信通過運用科學方法論進行經驗研究可以使政治學成為一門能夠作出解釋和預言的科學?；谶@種認識，行為主義政治學的主要代表人物紛紛建構各種理論體系，如伊斯頓的政治系統論、阿爾蒙德的結構—功能論、多伊奇的政治溝通論、西蒙的行政決策論、亨廷頓的政治發展論。且不論這些理論本身有何缺陷，它們在當代西方政治學的發展中都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再次，行為主義者強調社會科學各學科本質上的一致性，重視跨學科的研究，順應了當代科學技術以及社會科學發展的交叉、綜合和整體化的發展趨勢。行為主義政治學自覺地吸取了當代科學技術的成果，特別是心理學、社會學、經濟學、人類學、統計學、系統分析等學科的概念、理論和方法，擴展了政治學的研究視野，豐富了政治學的理論內容。行為主義者深知人與社會之間不可分割的聯系，試圖在研究人類的政治行為的基礎上來獲得關于人類行為的一般規律（規律性）的認識。這在某種程度上突破了傳統政治學研究的狹窄的眼界。

然而，行為主義政治學具有其內在的理論及方法論的局限性。例如，它的實證主義的研究方式，過分推崇經驗自然科學的研究方法及模式；事實問題與價值問題的分離（政治研究的價值中立性）；注重學術研究而忽視現實社會問題研究；偏重于微觀、中層理論的建構而忽視宏觀理論研究的傾向；等等。這使它受到了來自各個方面的強烈批評。首先來自傳統政治理論家（包括規范理論家和批判理論家）的批評。這些傳統主義者堅持政治理論或政治哲學的研究傳統，反對政治研究的科學化。他們認為，就科學一詞的嚴格意義而言，政治學不可能像行為主義者所主張的那樣成為一門科學，因為政治學的研究對象與自然科學的研究對象不同，它涉及人類行為；與自然現象及過程不同，人類行為十分復雜，沒有規律性，缺乏穩定性，牽涉到太多的偶然性和變量；人類行為以及政治行為是獨一無二且不能重復的，不能做實驗，科學方法不能處理無窮的偶然性，因而尋找行為的規律性是徒勞無功的。傳統主義者進而認為，量化和嚴格的分析更不適用于政治學，因為它既缺乏精確的概念，也沒有合適的計量方法。在他們看來，社會科學及政治學不能把價值、情感和意識形態一類的東西與經驗事實分開，社會科學家以行動定向，他們應扮演人道主義者、批評家和改革者的角色，并應致力于宏觀社會政治理論的探索。其次是來自科學哲學和科學方法論的挑戰，特別是托馬斯·庫恩在《科學革命的結構》這一著名論著中對實證主義研究方式的沉重打擊。庫恩提出一種歷史主義的新科學發展觀，認為科學研究基本上是一種非理性的過程，科學的發展并不是一種漸進的、量的積累過程，而是表現為一種漸進中斷或科學革命即新的“范式”取代舊的“范式”的過程，科學的歷史表現為從一種決定研究的范式向另一種范式的隨機性轉變；他強調科學的發現、理論的建立、檢驗、發展及接受為歷史、社會、文化因素所制約，擺脫價值、意識形態、個人偏好的所謂純客觀的研究是不存在的。這就動搖了行為主義政治學的哲學及方法論基礎——實證主義方法及其價值中立性的基礎。最后是來自行為主義政治學內部尤其是達爾、尤勞、伊斯頓等人的批評。例如，達爾在《政治學中的行為方法》（1961）一文中尖銳地批評行為主義的事實與價值分離的觀點，指出行為主義難以運用歷史知識，難以用想像力去做預測。

60年代的美國社會狀況則提供了對行為主義的批判及隨之興起的后行為主義“新革命”的有利條件。當時的種族沖突及民權運動、城市騷亂、反文化運動、環境的惡化、政治領袖的相繼遇刺、貧困和社會不平等、越南戰爭等等，引起了政治學家及其他社會科學家對自身的社會責任感的反省，對價值中立、純客觀研究產生了深深的懷疑。對行為主義的批判及后行為主義的出現正是以這種社會背景作為基礎的。正如伊斯頓所說：在最廣泛的意義上，后行為主義代表了現代世界對迅速失去控制的工業化、種族和性別的歧視、世界性的貧困和核戰爭危險的覺醒。

伊斯頓是這場所謂的后行為主義“新革命”的發起者。他在1969年9月擔任美國政治學會會長的就職演說《新的革命》中說：“美國政治學正在發生一場新的革命?！目谔柺顷P聯與行動，它的批評對象是學科、專業和大學”。（注：DavidEaston:"TheNewRevolutioninPoliticalScience",AmericanPoliticalScienceReviewLXⅢ(December,1969),pp.1051）他說，前一場革命——行為主義革命還沒有完成，就被政治時代日益增長的社會政治危機所拋棄了；行為主義注重方法而忽視內容、注重事實而忽視價值等缺陷引發了政治學研究的危機。他呼吁政治學者關注當前重大而迫切社會問題的研究，關注人類價值，謀求社會福利，用知識促進社會改革，以科學方法為手段建設理想社會。這篇文章產生了廣泛的影響，被稱為后行為主義“新革命”的一份遲到的宣言。

后行為主義的核心信條是“關聯與行動”（relevance&action）。根據伊斯頓在《政治系統》第二版（1971）中的概括，后行為主義的基本主張是：（1）實質重于技術，即與當代迫切社會問題發生關聯并加以研究，重于成熟的分析技術本身；（2）行為主義蘊涵著經驗保守主義的意識形態，它局限于事實的描述與分析，妨礙它自身從最廣泛的脈絡上去了解這些事實；（3）行為研究與現實脫節，其核心是抽象分析，后行為主義關注在危機時刻滿足人類的真正需要；（4）研究并加以建設性的發展，是政治研究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5）政治學者作為全體知識分子的組成部分，必須履行保護人文價值的義務或責任；（6）擁有知識等于負有行動的責任，而行動也就是去改造社會；（7）知識分子不能對各種政治斗爭置之不理，政治學者的政治化是不可避免之事。（注：DavidEaston:ThePoliticalSystem:AnInquiryintotheStateofPoliticalScience,2nd.ed.NewYork:AlfredA.Kropt,1971,pp.322～237）

后行為主義的“新革命”實際上是美國政治學中的一場改革運動，它的興起標志著行為主義政治學的衰落。因為它拋棄了行為主義的基本信條，由強調政治學的科學化、實證化和精確化轉向“關聯與行動”；它拋棄了行為主義的“科學主義狂熱”，主張實質重于技術，含糊優于沒有什么意義的精確性；它反對排除價值、否認規范作用的純描述性研究，主張關注人類價值，重新引入價值及規范研究；它反對政治學為學術而學術，提倡研究緊迫的社會問題，政治學研究為社會改革、公民福利和人類目標的實現服務；它批評行為主義政治學局限于細小問題的研究，主張重建宏觀的社會政治理論。后行為主義的“新革命”導致了傳統的政治理論或政治哲學的復興，也促使政策科學或政策分析的異軍突起、身價百倍，乃至有不少學者（包括伊斯頓本人）主張用政策科學來取代政治學的研究。70年代以后，西方政治學呈現出一幅更加豐富多彩的知識圖景。

應該說，行為主義及后行為主義政治學僅是50年代、60年代及70年代初西方政治學的一種思潮（也許是居支配地位的思潮，起碼在美國是如此），它不是西方政治學研究的全部。聯邦德國學者克勞斯·馮·柏伊斯在《當代政治理論》（初版于1972年）一書著眼于歐洲及北美的情況，對二戰后西方政治學的發展及圖景作了更全面的概括，認為“在當代的政治學中，存在著三種相互競爭的元理論的基本觀點：（1）［本體—］規范的理論；（2）經驗—分析的理論；（3）辯證—批判的理論。這三種理論中的每一種理論都是以政治的——政治科學的核心概念——不同的基本概念和不同定義作為出發點。”（注：克勞斯·馮·柏伊斯：《當代政治理論》，商務印書館1990年版，第10頁。）這三種元理論也就是戰后到70年代西方政治學的三種模式、三種思潮。行為主義政治學可以歸入經驗—分析理論之中（另一個典型是英國波普爾的批判理性主義）；這種理論以實證主義作為哲學基礎，主張事實與價值分離，追求政治學的科學化。

本體—規范的理論則沿襲從古希臘開始到中世紀及近代的政治理論傳統。它反對實證主義及行為主義的拒斥形而上學（本體論）及排除價值因素的純科學研究，自覺以本體論作為理論基礎，主張規范研究。盡管它并不否定經驗研究的作用，但反對用定量分析來處理政治問題，更多地要求從個別情況或典型事例入手作政治研究。它要求知識與行動、理論與實踐的統一。本體—規范的理論即使在行為主義政治學興盛的時候，仍有其廣泛的影響力。如柏伊斯所說：“規范的政治理論存在于所有重要的國家之中，甚至存在于大不列顛這個據說由于它的經驗主義傳統并不怎么喜歡規范主義的國家中。在美國，那些最著名的規范理論家都是從流亡者的隊伍中產生的，例如，A·阿倫特、L·斯特勞斯、E·費格林、H·斯彼歐；有的則同歐洲的思想傳統保持密切的聯系，例如D·哲敏諾?！保ㄗⅲ嚎藙谒埂ゑT·柏伊斯：《當代政治理論》，商務印書館1990年版，第14頁。）

辯證—批判的政治理論的淵源則是古代的辯證哲學，其直接的先導或理論基礎是德國古典哲學（唯心主義辯證法）和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法。這種理論的主流是我們通常所講的“西方馬克思主義”或“新馬克思主義”的社會政治理論，尤其是法蘭克福學派的批判理論。這種理論在歐洲尤其是德國、意大利、法國、英國、美國等地都有廣泛的影響?！暗诙问澜绱髴鹬螅隈R克思主義的理論中，凡是在早期馬克思的人道主義觀點被發現的地方，法蘭克福學派批判理論就能找到它的形形色色的孿生姐妹”。（注：克勞斯·馮·柏伊斯：《當代政治理論》，商務印書館1990年版，第42頁。）其主要代表人物及流派有盧卡奇、盧森堡、科爾施，以霍克海默、阿多爾諾、馬爾庫塞、弗羅姆、哈貝馬斯等人為代表的法蘭克福學派，以列斐伏爾、梅洛—龐蒂、薩特等人為代表的“存在主義的馬克思主義”，以阿爾都塞、普蘭查斯等人為代表的“結構主義的馬克思主義”，以薩格勒布等人為代表的實踐派的馬克思主義等。這種辯證—批判理論的原則是：以政治和社會的歷史性作為出發點，強調理論與實踐的統一，并把批判社會當作首要任務；以辯證法當作基本方法，強調社會“政治事實”與歷史“總體性”的聯系，重視矛盾與歷史分析；拒絕按照自然科學的模式來塑造社會科學和經驗分析方法；反對社會科學的片面專業化，主張建立宏觀的社會政治理論。（注：關于辯證—批判的理論，詳見拙作：《“新馬克思主義”》（廈門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法蘭克福學派與科學技術哲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和《“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社會政治理論》（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

三、世紀之交西方政治學發展的新趨勢

進入70年代，隨著西方國家的政治、經濟環境的變化，西方社會科學乃至整個科學技術出現了一個基本或一般的發展趨勢，即跨學科、交叉研究以及雜交化、整體化發展趨勢的不斷加強。處于這種大趨勢之下，本世紀最后25年，西方政治學研究出現了一系列的新變化，呈現出新的知識格局：政治學日益與其他人文社會科學學科及自然科學學科相互交叉融合，研究方法、途徑以及知識的產生方式得到更新；政治學的研究范圍不斷拓寬、主題日趨多樣、理論內容更加豐富；政治學的現實性增強，日益與解決當代人類社會重大的、緊迫的社會政治問題密切相關。由此形成了大量的新學科（分支）、新思潮、新流派，如政策科學（政策分析）、新政治經濟學、國際政治經濟學、科學技術政治學、地緣政治學、環境政治學，以及公共選擇理論、新制度學派、新自由主義、新保守主義、社群主義、女權主義、“新馬克思主義”（“生態馬克思主義”、“分析的馬克思主義”、“市場社會主義”）等等。世紀之交西方政治學的新發展趨勢及特征可以概括為如下幾個方面：

一是跨學科研究尤其是政治學與經濟學的整合研究成為世紀之交西方政治學發展的一個基本趨勢。上述列舉的當代西方政治學的新學科（分支）、新思潮和新流派幾乎都是跨學科或交叉研究的產物，而在這種跨學科研究中，要算政治學和經濟學的整合研究最為突出。這一趨勢導致了在本世紀初、中期衰落了的政治學傳統的復興。美國著名政治學家戴維·伊斯頓在《美國的政治學：過去和現在》的學術報告中將政治與經濟的整合研究當作當代美國政治學發展的四大趨勢之一；我國政治學者王滬寧在《比較政治分析》一書中認為，到了80年代，西方政治學已從政治社會學轉向政治經濟學，政治經濟學成為現在政治研究中的時髦方法。美國學者福格森（ThomasFerguson）和羅杰斯（JoelRogers）在其主編的《政治經濟學》（1984年）一書的前言中寫道：“在專業性政治科學的最新發展中，再沒有什么事件比政治經濟學的出現并迅速成長為一個獨立的研究領域更引人注目了?！@個領域目前正在成為政治學系或研究所的重要課程內容之一，……它所產生的論著已經跨越且侵入傳統上被認為是政治理論、比較政治、國際關系、行政學、尤其是美國政治等研究領域。”（注：ThomasFergusonandJoelRogerseds.:ThePoliticalEconomy:ReadingsinthePoliticsandEconomicsofAmericanPublicPolicy.NewYork:M.E.Sharpe,1984,p.Ⅶ）公共選擇理論、新制度學派、國際政治經濟學可以說主要是這種政治經濟的整合研究所形成的理論或學科分支。

以公共選擇理論為例。這是一個政治學和經濟學交叉研究而產生的流派或學科，更準確地說，是一個用經濟學方法來研究政治學主題的跨學科學派。按照奠基者布坎南的觀點：“公共選擇是政治上的觀點，它從經濟學家的工具和方法大量應用于集體或非市場決策而產生”；它是觀察政治制度的不同方法；它把四分之一的世紀以來人們用來調查市場缺陷和市場失靈的方法同樣應用于國家和公共經濟的一切部門?；蛴昧硪粋€公共選擇學者繆勒的話來說，公共選擇理論可以定義為非市場決策的研究，或簡單地定義為將經濟學應用到政治科學；公共選擇的主題與政治學的主題是相同的，涉及國家理論、投票規則、投票者行為、政黨政治、官僚機構等。由此可見，公共選擇理論就是應用經濟學的理論和方法來研究政府—政治行為與過程的一個跨經濟學、政治學的新領域（人們稱之為“政治的經濟學”或“新政治經濟學”）。公共選擇學者通過對其涉及的各個主題的研究，形成了種種理論，如非市場決策（公共決策）論、代議民主制經濟論、國家理論、利益集團理論、尋租理論、官僚機構經濟論、政府擴張論、政府失靈論、俱樂部理論、財政聯邦制理論、立憲經濟論等等。這大大豐富了當代政治學的研究內容。（注：關于這種理論可參見拙作：《公共選擇理論與當代政治學研究》（《高校社會科學研究與理論教學》1997年第7期）、《非市場缺陷的政治經濟學分析》（《中國社會科學》1998年第6期）。）

二是政治學日益關注現實緊迫的社會政治問題的研究，它的現實性不斷加強，并反映出當代社會科學的知識產生方式由以學科為中心向以問題為中心的轉變。政治學與社會科學的其他學科一樣，其基本功能是社會政治問題的解決。但是，西方政治學尤其是美國的政治學在相當長的時間里，由于行為主義及實證主義研究方式的盛行，只注重政治研究的科學化，忽視了對人類社會發展的研究；只注重細小、局部問題的研究，忽視重大、緊迫問題的研究；只關心事實分析而排除價值研究。因而政治學理論與實踐脫節，政治學不能履行好它解決政治問題的功能。60年代末、70年代初出現的“后行為主義革命”在相當程度上是為了克服政治學發展的這種偏差。后行為主義政治學者提出“關聯與行動”的口號，要求政治學研究價值問題，關心社會政治問題的解決和端正人類社會的發展方向，從而導致政治學向政策科學的轉變，也引發了其他關注西方現實社會政治問題的思潮、流派及理論（如女權主義政治學、環境政治學、科技政治學、地緣政治學等）的發展。

作為一個跨學科、綜合性的新研究領域，政策科學或政策分析的出現被人們譽為當代西方政治學的一次“最重大的突破”，是當代西方社會科學發展過程中的一次“科學革命”。政策科學或社會科學尤其是政治學中的政策研究方向的想法，始于40年代末、50年代初拉斯韋爾的思考以及思想庫的政策分析實踐。到了60年代末、70年代初，這種新的研究方向或途徑迅速發展并制度化，成為當代西方政治科學的七大基本領域之一（其他六大領域分別是：政治理論或政治哲學、比較政治學或比較政府、公共行政學、國際政治學、政治學方法論、本國政治）。政策科學將科學知識尤其是社會科學知識與公共決策過程密切聯系起來，提倡以問題為中心，而不是以學科為中心的知識產生方式；政策科學的倡導者們力求克服政治學及其他社會科學將理論與實踐相脫離，片面強調學術研究的局限性，提出一門能把各種知識和方法直接運用于解決社會政治問題的新學科或新的研究方式。政策科學是一門以實踐取向的學科，它是適應人類利用已有知識和方法去改進政策制定系統，提高政策質量的需要而產生的。政策科學的研究對象是政策實踐或實際的政策過程（Y.德洛爾說政策科學的核心是把政策制定作為研究和改革的對象；S.S.那格爾則將政策科學界定為“為解決各種具體社會問題而對不同公共政策的性質、原因和效果的研究”），它的目的和功能是提供政策相關知識，為政策實踐服務。因此，政策科學不是純理論科學或基礎研究，而是一門應用性很強的學科，可以說體現理論與實踐的高度統一，它既來源于實踐，又在實踐中得以應用和發展。（注：關于這個領域，可參看拙作：《政策科學的研究綱領》（《中國社會科學》1997年第4期）、《是政策科學還是政策分析？》（《政治學研究》1996年第4期）、《美國政策科學的形成、發展及最新趨勢》（《國外社會科學》1995年第11期），以及作者主編的《政策科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一書。）

三是以國家為分析單元或焦點向跨國或全球的視野發展。按照華勒斯坦（I.Wallerstein）在《開放社會科學》中的說法，60年代末以前，西方社會科學特別是政治學、經濟學和社會學這三門以探求普遍規律為目標的學科，基本上是以國家作為焦點或分析框架和視野的。即使是國際政治（國際關系）也是以主權國家作為立足點，即從一個主權國家的角度看它與其他主權國家的關系，相應的政策稱為對外政策或外交政策，目的是研究各國彼此間所采取的政策，而不是跨國結構所出現的種種新特征。隨著全球化、信息化、經濟與政治的一體化趨勢的出現，從70年代開始，這種以國家為焦點的傾向受到懷疑和削弱，而跨國或全球化的視野開始出現。一些新學科領域，如國際政治經濟學、世界城市研究、全球制度經濟學、世界體系分析、文明研究、跨國地區研究（如東亞、歐盟等）都以獨有的方式向以國家為中心的理論前提提出挑戰。

例如，國際政治經濟學這一學科也是當代社會科學的跨學科研究，尤其是政治學與經濟學雜交的產物。從本世紀初開始，伴隨社會科學的分化，經濟學形成了它特有的以市場為研究對象的學科框架，全面分析和理解市場及其相互間的影響和作用成了大部分經濟學家的工作；而另一部分人則把研究的重點轉移到似乎與經濟無關的政治生活上，與政治學家合流。研究領域的這種分化造成了學科的空白。有如國際政治經濟學的主要代表人物R·吉爾平（R.Gilpin）在《國際關系的政治經濟學》（1987年）一書中所指出的，這就產生將國家政治與市場經濟兩個范疇重新結合在一起的必要性。A·肖恩菲爾德在這方面的貢獻尤為突出，他指出了學科的相互滲透的發展趨勢和政府干預經濟管理的趨勢，研究了政府的政治、文化和社會政策對經濟和民主的作用，并因此制定了一個新的政治經濟學的研究綱領，以此作為經濟學與政治學之間的橋梁。國際政治經濟學以國家與市場（或權力與財富）之間的關系作為研究主題，它要應用理性行為模式來解釋國家行為。然而與（新）政治經濟學的其他分支及流派不同，它主要著眼于國際政治—經濟關系領域；更重要的是它不以單一主權國家為焦點，而是以跨國或全球為視野。按照吉爾平和華勒斯坦（后者為世界體系論的創立者）的觀點，國際政治經濟學所涉及的主要問題是跨國市場經濟和競爭國家系統之間的關系，核心則是世界體系中的經濟和政治秩序應如何創造和維持。在國際政治經濟學學者看來，了解世界經濟的性質對于理解國家的性質是至關重要的，這個學科不是把國際經濟當作一種交換領域，而是當作一種由跨國公司所控制的全球商業系統，它是由公司、貿易協會和政府等體制機構相互聯結的多維系統。

四是政治理論或政治哲學的復興、意識形態爭論的熾熱化和政治學研究主題的多樣化趨勢。如前所述，在西方尤其是美國，行為主義政治學的興起曾一度使政治理論或政治哲學這一政治學的最古老的分支受到了冷落。而50年代～60年代西方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的持續發展與“繁榮”，自由—保守主義的資產階級意識形態居于支配地位，加上社會科學研究的片面的學術化、科學化傾向，導致了“意識形態終結論”橫行。進入70年代，西方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停滯和各種矛盾的加劇尤其是滯脹現象、生態危機、社會政治危機的出現，實證主義的研究方式以及行為主義政治學的衰落，政治學研究重新理論化，政治學者也“重新”政治化；政治學日益關注現實政治問題的研究，并以價值定向，從而促使政治理論或政治哲學的復興（到80年代，它重新確立了作為政治學的七大主要領域之一的地位），以及意識形態爭論的表面化和白熱化。在目前世紀之交的西方，意識形態的爭論十分尖銳。既有傳統的得到了發展更新的意識形態理論，也有適應新形勢而產生或復活的新意識形態理論。新自由主義、新保守主義、民主社會主義、“新馬克思主義”、社群主義、女權主義、生態主義、民族主義這些主要意識形態既相互交鋒，又相互融合，構成了當代西方政治理論的一個復雜多變的畫面。此外，政治學研究不再固守原來的“政治領域”（國家、權力、政治系統及過程、政治行為等），而是侵入原本屬于社會科學其他學科的“領地”，幾乎涉及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主題日益多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