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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古代戰爭中，經常出現殘酷殺戮戰俘的現象。古兵家在總結政治軍事斗爭經驗的基礎上，提出了善待戰俘的策略思想，具有歷史的進步意義。將優俘政策同無產階級立場、革命宗旨與其歷史任務聯系起來，將之作為對敵斗爭的一項重要的政治工作方針，藉以改造俘虜，化敵為友，化敵為我。他關于優俘政策的實踐與理論，創造性地繼承、突破、改造了我國古兵學軍事斗爭的相關理論，為無產階級軍事斗爭的理論與實踐作出了貢獻。

[關鍵詞]古代兵學優俘政策繼承突破和發展

一、古代戰爭中殘酷殺戮戰俘的現象及其后果

在遠古時代，氏族、部族及此后的奴隸制國家之間發生戰爭，對戰俘多加以殺害，用以祭奠上帝、先祖或戰死的亡靈。春秋戰國以后，戰爭規模不斷加大，殺害戰俘的現象也變得更加慘烈。秦昭王47年，秦將白起降趙卒四十萬，“盡坑殺之。”［1］（P564）秦將章邯投降項羽，項羽“夜擊坑秦卒二十余萬人新安城南。”［1］（P81）這些野蠻、殘暴地大規模屠殺戰俘的行徑，嚴重地喪失人性，激起了當時廣大人民的強烈憤慨，并招致更加猛烈的反抗。秦始皇死去不久，強大的秦王朝頃刻間土崩瓦解；項羽以力逞強，很快就走上了覆亡之路。歷史的經驗證明，殘殺戰俘，即使作為勝利者來說，也是極不明智之舉。

二、古代兵家善待戰俘的策略思想及其進步意義

我國古代兵家在總結歷史上政治軍事斗爭經驗的基礎上，很早就提出了善待戰俘的策略思想。如《三略.上略》曰：“歸者招之，服者居之，降者脫之”［2］（P531－532）。《荀子.議兵》云：“服者不禽，格者不舍，奔命者不獲。順刃者生，蘇刃者死，奔命者置［2］（P317）。《司馬法.仁本》：“不窮不能而哀憐傷病，是以明其仁也……又能舍服”。“敵若傷之，醫藥歸之。”［2］（P407-408）《孫子.作戰篇》：“卒善而養之，是謂勝敵而益強。”［2］（P185）這幾節引文大致的意思是：1．要寬待戰敗投降或投誠歸附的敵軍。除了繼續頑抗的敵人，要堅決予以消滅外；對那些放下武器，愿意投降、歸順的，就予以赦免，不再捉拿；留之活命，招撫安置。2．敵人臨戰逃跑，不與我為敵的，不要抓作俘虜。3．不過分逼迫已喪失戰斗能力的敵人，善待敵方傷病員，給以醫藥治療，或將之釋放回家養傷。4．優待俘虜中身強力壯或擅長技擊的人，讓之為我所用，使自己變得更加強大。

古兵家不僅在理論上提出要寬待戰俘，不少人在實踐中也確實履行了這一策略。如三國時曹操的崛起，同他于公元192年降服30多萬青州黃巾軍，以及在歷次戰爭中收用來自敵方陣營的賈詡、許攸、許禇、張遼等謀臣武將，具有極大的關系。再如呂蒙襲取荊州，俘虜政策也用得較為成功。呂蒙趁隙攻入荊州，城內的吏民全都成了吳軍俘虜。當時這些吏民既惶恐不安，又對吳軍懷有很強敵意。呂蒙舉措稍有不慎，都可能引發蜀漢吏民的騷亂或強烈反抗，與帶兵在外的關羽里應外合，荊州城就會得而復失。所以呂蒙入城后，立即撫慰關羽將士家屬，以安其心；申明軍紀，不得侵犯民眾，消除其反抗心理；以小過斬殺親近部下，嚴肅執紀，向蜀漢民眾示好；慰問接濟名望人士，覊縻其心志；厚待關羽使者并使視察城內情況，瓦解關羽士卒斗志。呂蒙的這些措施，不僅迅速穩定了城內秩序，消弭了暴亂發生，且也離散了關羽軍心，致其部下紛紛背蜀降吳，關羽也終于敗走麥城，身首異處［3］（P877）。呂蒙的勝利，不僅是軍事上偷襲的成功，更是其政治上采取正確的對敵方略與俘虜政策的成功。

古兵家善待俘虜的政策，應該說，首先是古代思想家仁愛與仁政思想在軍事斗爭中的體現。古思想家針對春秋戰國時期大規模戰爭殺人盈城盈野的狀況，提出了戰爭的正義性與善待敵國民眾的關系問題。如《尉繚子.武議》曰：“兵者，所以誅暴亂、禁不義也”。“凡兵不攻無過之城，不殺無罪之人，球殺人之父兄，利人之貨財，臣妾人之子女，此皆盜也。”［2］（P473）。《司馬法.仁本》曰：“攻其國，愛其民”［2］（P407）。古兵家認為發動戰爭，是用來討伐暴亂、禁止不義行為的。進攻一個國家，是因為關心愛護那個國家的民眾(解放他們脫離苦難)。故仁義之師不亂攻濫伐，不殺害沒有罪過的人。殺人父兄，掠人財物，奴役人家的子女，都是強盜行為。古兵家堅持戰爭的正義性，而正義與否的標尺，就在于對民眾是否具有悲憫仁愛的情懷。因為敵國的士卒來自民眾，是受統治者驅使而被迫與我作戰的。所以古兵家正確地認識到在敵我雙方的戰爭中，敵國士卒是無辜的。只要他們放下武器，不再抵抗，就不能再將之當敵人看待；而應從仁愛的情懷、人性的關懷、施行仁政的理念出發，采取人道的方式將戰俘當作民或人來善待。顯然，善待戰俘的政策，較之那些大規模屠殺戰俘的暴行，顯示了仁愛的理念與人性的光輝，具有歷史的進步意義。

古兵家善待戰俘的政策，巧妙地將敵國民眾與其少數當政者區分開來，聲言發動戰爭是為了討伐其無道的統治者，而關愛拯救其民眾，這既將自己立于政治上堅持正義的有利立場，同時又對敵國的統治者與其民眾實施了分化政策。為敵國民眾而戰的口號和善待戰俘的政策，常能感化敵俘為我所用，并以之影響其他民眾，從而進一步壯大己方力量，削弱敵方戰斗意志和戰斗力，起到不須過多戰斗、過多流血就戰勝敵方的作用。所以，善待戰俘的政策，顯現了古兵家軍事斗爭結合政治斗爭，運用政治謀略分化削弱敵軍、壯大自己的策略，具有化敵對因素為我方有利因素的辯證法思想，對后世歷代政治軍事斗爭，都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三、在對敵斗爭中一貫堅持優待俘虜的政策

在長期的軍事斗爭中，一貫堅持優待敵俘的政策。早在井岡山時期，他攻占寧岡縣城，俘敵300人。工農革命軍和赤衛隊在押解俘虜途中出現打罵和搜俘虜腰包等行為。發現后，立刻作出規定，要求紅軍對俘虜不殺、不打，不罵，不搜腰包，治療傷病，留去自由，留者開歡迎會做革命軍戰士，去者開歡送會并發路費。“紅軍士兵們對于所捉俘虜的撫慰和歡送，十分熱烈”［4］(P66)。在此期間，他親手制定《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將“不虐待俘虜”列為八項注意的第八條［4］(P1137)。1936年3月2日，他在發給、等人的電報《關于執行優待俘虜政策的問題》中，提出對“敵軍大小軍官，一經解除武裝，一律不得剝衣，不得搜身，不得打罵，不得捆綁，不得譏笑，而以熱烈歡迎誠懇招待的態度向著他們［5］。5月，他親自接見被東征紅軍俘獲的晉軍團長郭登瀛。37年10月，他在《和英國記者貝特蘭的談話》中，將“瓦解敵軍和寬待俘虜”列為八路軍政治工作的第三個基本原則［4］(P350)。40年10月新四軍黃橋大捷，對俘獲的3200多名頑軍，嚴格執行優俘政策，在對俘虜做了大量思想政治工作后，將他們全部遣返回去。頑軍長李守維溺水死亡，我方派員幫他妻子收尸并護送她安全回到興化。知道此事后，即在政治局會議上提出善待俘虜的問題。并代表中央書記處起草指示：對反共俘虜今后原則上一律不準殺害、侮辱(打罵或寫悔過書)，而應予優待釋放。凡可參加我軍人員，則收留之［6］。同年12月，他在《論政策》中再次強調“對敵軍、偽軍、反共軍的俘虜，除為群眾所痛惡、非殺不可而又經過上級批準的人以外，應一律采取釋放的政策……如其再來，則再捉再放；不加侮辱，不搜財物，不要自首，一律以誠懇和氣的態度對待之。不論他們如何反動，均取這種政策……對于叛徒，除罪大惡極者外，在其不繼續反共的條件下，予以自新之路；如能回頭革命，還可予以接待”［4］(P725)。這年日軍公開聲言要對八路軍施放毒氣，再一次聲明“我們寬待俘虜的政策仍然不變。我們仍然把被俘的日本士兵和某些被迫作戰的下級干部給以寬大待遇，不加侮辱，不施責罵，向他們說明兩國人民利益的一致，釋放他們回去。有些不愿回去的，可在八路軍服務。”［4］（P352）在38年5月發表的《論持久戰》中，他將“尊重已經放下武器的敵軍俘虜的人格”放在與“尊重士兵，尊重人民”同樣重要的位置上［4］(P479)。41年9月，八路軍總政治部專門了《關于日本俘虜優待辦法的規定》，將日軍戰俘的伙食費標準規定為我軍戰士的兩倍。47年10月，親自頒布《中國人民解放軍宣言》，提出對“一切蔣軍官兵，蔣政府官員，蔣黨黨員……做過壞事的人們，趕快停止作惡，悔過自新，脫離，準其將功贖罪。本軍對于放下武器的蔣軍官兵，一律不殺不辱，愿留者收容，愿去者遣送，對于起義加入本軍的蔣軍部隊和公開或秘密為本軍工作的人們，則給予獎勵。”［4］(P1135)在長達20多年的革命戰爭中，的優俘政策取得哪些成效呢？

四、優俘政策在瓦解敵軍、壯大我軍中的巨大作用

（一）利用俘虜擊破敵軍謊言，擴大我軍良好的政治影響無論是國民黨反動派還是日本侵略者，他們為欺騙人民和中下層官兵，對人民軍隊都要泡制種種謊言，如“共匪見人就殺”、“共產共妻”等，竭盡造謠誣蔑之能事。針對敵人的無恥讕言，我軍實行優俘政策，輔之有效的反宣傳，就以鐵的事實揭穿了敵人謊言，讓人民與敵軍官兵中的絕大多數人看清我軍的真實面目。在井岡山時期，我軍“釋放俘虜”、“醫治傷兵”、留去自由，“敵軍的士兵和營、連、排長被我們俘虜過來，即對他們進行宣傳工作”［4］(P66)。這些官兵回家或回到原部隊，將在我軍的見聞如實告知身邊的官兵和民眾，無形中充當了我軍政策的義務宣傳員，擴大了我軍良好的政治影響。上世紀30年代，我軍對派來圍剿陜北根據地的東北軍，采取優俘和釋放政策，并不失時機地向他們提出“打回老家去”，“中國人不打中國人”等口號，不僅戳穿了國民黨虛假宣傳，渙散了東北軍剿共士氣，且改善了同東北軍的關系，實現了陜北地區局部停戰，為此后西安事變、爭取抗戰新局面創造了條件。

（二）從思想上瓦解敵軍，削弱敵軍戰斗力在40年10月代表中央書記處下達的指示中指出：俘虜“政策是孤立與瓦解反共派的最好辦法。”確實，敵軍經我方教育釋放后，大多數人從思想與情感上都不愿與我軍作戰。有的當了逃兵。有的雖回到原部隊，但人無斗志。有的自發宣傳我軍見聞，起到了在思想上渙散軍心、瓦解敵軍的作用。有些官兵每逢與我軍作戰，朝天開槍。有的士兵一遇戰斗就自動繳械投降。甚至就連日軍的士氣也受到很大打擊，產生并增長“思鄉厭戰直至反戰的心理”［4］(P433)，逐漸喪失侵華初期不可一世的瘋狂氣焰。

（三）感召敵軍官兵投奔我人民軍隊在《井岡山的斗爭》一文中，列舉當時邊界紅軍的六個來源，其中第五個來源是“許克祥、唐生智、白崇禧、朱培德、吳尚、熊式輝等部的俘虜兵。”［4］(P62)在我軍俘虜政策和強大政治工作的感召下，“敵軍士兵和毫無出路的下級軍官……自拔來歸的”也“日益增多，紅軍擴充，又是一條來路。”［4］（P80）“紅軍士兵大部分是由雇傭軍隊來的”［4］（P62）。“敵軍俘虜兵往往過來不久，就要當連排長，今年二三月間的俘虜兵，現在有當了營長的。”［4］（P63）就是說，從敵軍中俘虜及投誠過來的官兵，不僅成為當時紅軍中的主要成份，很多人還成了紅軍的基層骨干。在共產黨人、滕代遠、趙博生等人運作下，28年7月，國民黨軍一個團舉行平江起義；31年12月，被調江西“剿共”的第26軍1.7萬多官兵舉行寧都起義，先后參加了紅軍。抗戰期間，我軍約俘虜日軍7000余人。在我優俘政策和多方思想政治工作感召下，不僅很多俘虜，甚至有成建制的日軍舉行起義或向我軍投誠。不少人參加了日本反戰同盟，積極配合我軍對敵展開爭取分化工作，有的直接參加中國共產黨和八路軍，奔赴前線與我軍一道作戰，直至流血犧牲。解放戰爭時期，我軍“以俘獲敵人的全部武器和大部人員，補充自己”，“人力物力的來源，主要在前線”［4］（P1144）。48年10月在《中共中央關于九月會議的通知》中預計“今后三年準備收容俘虜參加我軍一百七十萬人（以占俘虜全數百分之六十計算）”［4］（P1239）。我軍人數從抗戰勝利時的120萬，迅速發展為建國初的550多萬人，其中很大一部分，是俘虜、投誠、起義過來的國民黨軍。我軍高級將帥有、譚甫仁、呂正操、陳明仁等150多人，都是在不同革命時期，或起義、或投誠、或作為俘虜過來的。由于我軍的優俘政策、軍內民主制度和良好的思想政治教育，使得“新來的俘虜兵，他們感覺國民黨軍隊和我們軍隊是兩個世界。他們雖然感覺紅軍的物質生活不如白軍，但是精神得到了解放。同樣一個兵，昨天在敵軍不勇敢，今天在紅軍很勇敢，就是民主主義的影響。紅軍象一個火爐，俘虜兵過來馬上就熔化了。”［4］（P64）的優俘政策與其他政治工作一道，在瓦解敵軍，壯大我軍、減少革命阻力，加快日本侵略者和國民黨政府崩潰的進程中，起到了許多軍事斗爭所難以起到的巨大作用。

五、俘虜政策對我國古代兵學的繼承和發展

的優俘政策，從內容上看，大致有以下幾點：1．對于放下武器的敵軍俘虜，保護其人身安全。2．尊重俘虜人格。3．保護俘虜私有財物。4．尊重俘虜個人意愿，留去自由。5．做俘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使其充分了解我軍政策。6．爭取俘虜參加人民軍隊。7．對參加我軍的敵軍俘虜，加緊政治訓練和教育［4］（P85）。8．對加入我軍的俘虜，在使用上不歧視，與老兵一視同仁。9．對有罪惡的敵方官兵、叛徒等準予悔過自新，立功贖罪、鼓勵其投誠或起義。以上政策，多數為古兵家論述過。但以誠懇和氣的態度、尊重俘虜的人格和意愿，做其思想政治工作、開展政治訓練等，則為的發明，是古兵學中所沒有的。在封建時代，古兵家雖然提出了優待俘虜的方略，其目的也主要是瓦解敵軍，減少抵抗力，以實現軍事斗爭利益的最大化。充其量，它也是統治階級實現其利益的手段，而不是它的宗旨或目的。由于一切舊式軍隊都是統治階級的暴力工具，統治階級貪婪兇惡的本性在它身上打有很深的烙印，它對待自己治下的民眾都每常是窮兇極惡，對于戰爭中的俘虜，多是殺罰由心，極少有人尊重俘虜人格，更談不上什么思想工作。所以古兵家的俘虜政策，多體現在淺層次的條令上，缺乏理論上的深層次分析；多停留在書面上，極少在實踐中實行。

有句名言：“我們的共產黨和共產黨所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是革命的隊伍。我們這個隊伍完全是為著解放人民的”［4］(P905)。這里的革命，是指無產階級革命；解放，指解放中國人民也解放全人類。這句話既講清了我黨我軍的性質，又講清了我黨我軍的革命宗旨和歷史任務。認為戰爭中的俘虜，絕大多數是被反動派抓壯丁、或因生活無著而被迫當兵的勞苦大眾。他們在反動軍隊中都倍受反動派的壓迫和摧殘。我們應同情其遭遇，幫助其獲得解放。即使對日本戰俘，由于“兩國人民利益的一致”［4］(P352)，也可在“政治上爭取”他們，“引導他們了解日本統治者之反人民的侵略主義”［4］(P470)。鑒此，在井岡山反復做戰士優待俘虜的思想工作。37年10月，八路軍總部發出《對日軍俘虜政策問題》的命令，除規定“一律盡量優待”“并發動群眾慰勞”［外，還規定“在火線上負傷者，應依階級友愛醫治之”［7］。解放戰爭時將加入我軍的俘虜兵稱做“解放戰士”，軍內廣大官兵將戰俘當作階級兄弟，政治上予以誘導，思想上熱情幫助，人格上充分尊重，生活上無微不至地關心。可以說，成為我軍俘虜，真正使這些被俘兵在政治上、人身上和精神上獲得了解放。鑒此，優待戰俘作為一項政策，就不僅是對待和處理俘虜的方式，而且充分體現了我黨我軍的階級性質、革命宗旨和歷史任務。之所以堅持不渝地執行優俘政策，就在于他將優俘政策同階級分析的觀點和無產階級立場聯系起來，同無產階級革命宗旨和歷史任務聯系起來，同無產階級國際主義聯系起來，這是對我國古代兵學中的仁愛情懷、仁政理念和善待戰俘傳統理論的突破和革命性改造，也是對無產階級軍事斗爭理論的豐富和發展。

在長期的軍事斗爭生涯中，始終將優俘政策作為我軍能否戰勝敵人的一項重要原則和政治工作方針來抓。他對于優俘政策的規定，顯然比古代的俘虜政策，在內容上要具體、細致、深入得多。他多次強調，優待戰俘要與大量細致而富有成效的思想政治工作相聯系，讓戰俘看到人民軍隊與舊式軍隊的區別。要通過說服、教育的方式［4］(P85)，提高其階級覺悟，使戰俘不再與我為敵。要尊重俘虜人格和意愿，讓他們在自愿的基礎上參加我軍。讓加入我軍的俘虜參與民主生活，體驗官兵平等、軍民一致，加強對他們的政治訓練和不良思想、不良習性［4］(P84-93)的改造。“經過政治教育，紅軍士兵都有了階級覺悟……都知道是為了自己和工農階級而作戰。因此，他們能在艱苦的斗爭中不出怨言。”［4］（P62）在抗戰期間，我軍在各地創辦“日本工農學校”，教育和改造了千多名日本戰俘。許多日軍俘虜從這里走上抗日前線，為抗戰作出了貢獻。將優俘政策同對戰俘的教育訓練相結合，同過細的思想政治工作相結合，同改造戰俘、轉變俘虜的政治觀點和政治立場相結合，同教育培養俘虜迅速成長為合格的革命戰士相結合，在實踐中運用得既充分，又完美，簡直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它不僅成為瓦解敵軍、壯大我軍的重要手段，而且成為改造戰俘脫胎換骨成為新人的熔爐。教育改造戰俘、化敵為友和化敵為我的政策及一系列方略，是他對古兵學理論中善待俘虜策略思想的創造性繼承和對人民軍隊軍事斗爭理論與實踐的偉大貢獻。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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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對待反共派俘虜的政策.據手稿刊印[Z].中共中央書記處發給華北局、華中局、西北局、陜甘寧邊區等地領導機構電報1940.10.18

[7]陳輝，日本八路的訪日紀實[J].北京，世界軍事.200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