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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877年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提出廣義政治經濟學以來，這門學科并未獲得多大發展。西方經濟學家通常是把資本主義看成是永恒的經濟制度，根本沒有廣義政治經濟學的概念。德國歷史學派雖注意經濟史研究，但如威·桑巴特的“經濟時代”，仍是以資本主義為藍本。西方也有人研究古代或中世紀的經濟理論，但不是以生產關系為主，不成為系統的廣義政治經濟學。

在蘇聯，十月革命后流行的看法是，政治經濟學是研究商品經濟規律的。這樣，不僅社會主義是計劃經濟，是自覺地達到目的，不需要研究客觀規律的政治經濟學了；資本主義以前的社會，由于沒有商品生產或商品經濟不發達，也沒有什么可研究的了。布哈林有句名言：“資本主義商品經濟的末日，也就是政治經濟學的告終”(《過渡時期的經濟》)，到1929年，公開發表了列寧的《對布哈林《過渡時期的經濟》一書的評論》后，人們才開始研究社會主義的經濟理論。1931年發表了大衛·盧森貝的《廣義和狹義政治經濟學》，探討各種生產方式經濟理論的異同。但這時，絕大多數蘇聯學者仍是以闡述蘇維埃經濟計劃噸攻策代替經濟規律的研究。直到1952年，斯大林在《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中批評了這種情況，并肯定了社會主義還有商品生產(但限于個人消費品)，情況才有改變。1941年就開始籌備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幾經周析，到1954年才正式出版。該書從原始社會生產方式講到社會主義生產方式，是蘇聯第一部廣義政治經濟學。

廣義政治經濟學是研究歷史上各種生產方式的，這是時間上的廣義。但恩格斯同時指出，經濟發展條件在“各個國家各不相同”，“誰要想把火地島的政治經濟學和現代英國的政治經濟學置于同一規律之下，那末，除了最陳腐的老生常談以外，他顯然不能揭示出任何東西”(《反杜林論》)，這可說是空間上的廣義。

在中國，廣義政治經濟學就是按照這個空間上的廣義進行的，中國是個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三十年代初，人們就感覺到已有的狹義政治經濟學不能解答在中國發生的經濟問題，1938年，提出“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具體化”的號召(《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王亞南在譯畢《資本論》三卷后倡議建立“中國經濟學”并于1946年出版了他按《資本論》體系寫的《中國經濟原論》。同年，許滌新抱著“使政治經濟學中國化”的目的，開始寫三卷本《廣義政治經濟學》。第一卷講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第二卷講資本主義、帝國主義、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經濟，于1949年出版；第三卷以中國新民主主義經濟為研究對象，于1954年出版。

這樣，就有了兩個廣義政治經濟學的范本。一個是蘇聯的，它要求“闡明人類社會各個不同發展階段上支配物質生產資料的生產和分配的規律”(該書第一版導言)。另一個是中國的，要求“中國化”。不過，蘇聯的雖說研究全“人類社會”，其封建主義部分實際只講了歐洲的領主制經濟，又占一半以上篇幅的社會主義部分基本上是講蘇聯。中國的雖說“中國化”，實際上也講外國，其資本主義、帝國主義部分完全是講外國。

統一性和特殊性

蘇聯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是把歷史上各種生產方式都用一個“基本經濟規律”作為總括。除了壟斷前的資本主義外(因為馬克思已有論斷)，各種生產方式的基本經濟規律都是套用斯大林在《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中所用的模式，即“在什么生產力的基礎上，用什么方法，達到什么目的”。1956年開展反對個人迷信后，學術界打破了一些斯大林的思想框框。但在廣義政治經濟學的討論上，更強調了各歷史時代的經濟理論應具“統一性”。1985年茲·法因布爾格和格·科茲洛娃的《廣義政治經濟學問題》對此有詳細論述。其要點是:(1)政治經濟學研究的客體具有統一性，即馬克思所說的“生產一般”；生產的社會性的歷史發展即各種生產方式的依次更替，(2)政治經濟學借以進行研究的基本范疇，在歷史上是“貫徹始終”的，它們是廣義政治經濟學統一性的核心，(3)這些范疇的具體內容在歷史發展中會發生質變，以至變到它們的反面；但在否定之否定過程中(指共產主義)，它們又會“翻轉過來”，完成統一性。因而，八十年代初，當蘇聯已是“發達的社會主義”并預見到共產主義的曙光時，對廣義政治學的認識才完全成熟了，不過，在蘇聯，并未寫出一部成熟的廣義政治經濟學。

在中國，直到七十年代，對政治經濟學的研究是受蘇聯思潮的影響，但它一直是根據中國經濟的特點進行的。1954-1956年，對于多種經濟成行并存的這一中國特有的經濟制度展開了一場熱烈的“過渡時期經濟規律”的討論。這以后，在對社會主義經濟的研究中特別提出了社會主義商品生產和價值規律問題。1979年以后，則更是沿著“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和“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理論進行政治經濟學的建設了。歷史方面，雖然還限于經濟史的研究，但也注意到經濟理論；尤其對中國地主制封建經濟的研究，有突出的進展。1982-1986年，許滌新集中國內和國外最新研究成果，修訂了他的三卷本《廣義政治經濟學》，成為迄今比較完整的一部廣義政治經濟學。

上述法因布爾格等的統一性論點，主要是根據馬克思1957年為政治經濟學批判所寫的《導言》手稿而來的，尤其是手稿中“政治經濟學的方法”一節(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冊)。馬克思把這種方法總結為:“在第一條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發為抽象的規定；在第二條道路上，抽象的規定在思維行程中導致具體的再現”。政治經濟學就是這第二條道路上的再現。不過，馬克思所說的是狹義的即壟斷前的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學。這種資本主義已實踐了三百年，它的第一條道路即從具體到抽象的研究已經基本完成，因而應當再走第二條道路，從抽象再回到具體，其結果即三卷本《資本論》。對于資本主義以前的各種生產方式應當怎么辦呢?《導言》確實說“生產一般”是個合理的抽象，但也說“用這些(抽象)要素不可能理解任何一個現實的歷史的生產階段”。《導言》也講到簡單范疇(即法因布爾格所稱基本范疇)在歷史上是存在的，“但是，它的充分深入而廣泛的發展恰恰只能屬于一個復雜的社會形式”(指資本主義形式)。因而，用這些范疇只能“在精神上再現出來”一個封建社會或奴隸社會，但它“決不是具體本身產生的過程”。

共性寓于個性，一般只能在特殊中表現出來。對于前資本主義以及社會主義社會形態的研究目前還處于馬克思所說的第一條道路的階段，或者還沒有進入從具體到抽象的研究。這時候，我覺得強調廣義政治經濟學的統一性并沒有什么現實意義，恩格斯說:“政治經濟學本質上是一門歷史科學。它所涉及的是歷史性的即經常變化的材料；它首先研究生產和交換的每一個發展階段的特殊規律，而且只有在完成這種研究以后，它才能確立為數不多的，適合于一切生產和交換的、最普遍的規律”(《反杜林論》)。從廣義空間來說，恐怕也是這樣。只有在研究主要國家或民族經濟發展的特殊規律以后，才能研究“人類社會”經濟發展的普遍規律，所以，我覺得中國的、結合本國特殊性進行政治經濟學研究的道路，是可取的。

政治經濟學是以經濟實踐為根據的，在研究上，就是以經濟史為基礎，我國經濟史的研究有優良的史學傳說，并自三十年代建立學科以來就是在馬克思主義的指導或影響下發展的。近年來，它擺脫了教條主義的束縛，破除了“歐洲中心主義”的支配，在實事求是的道路上，取得豐碩的成果。在這個基礎上，如果我們的經濟學家和史學家，把它進一步提高到理論研究，那就必然會對廣義政治經濟學的發展作出重大貢獻。在這項研究中，我覺得入手之處，應當是在中國歷史最長、內容最豐富、發展最成熟的封建主義經濟。中國的封建主義經濟，象希臘、羅馬的奴隸制經濟一樣，是人類古代史上最具有典型意義的兩種經濟形式。

中國封建主義經濟

近三千年的中國封建主義經濟是不斷發展和進步的。其間有嚴重的曲折，以至人口喪失三分之一；但即使在這種時候，生產力的某些方向或貿易的某些環節，仍有進步或發展。

中國的封建社會，較早地廢除了領主割據，較早地由農奴制轉入租佃制，并較早地實現土地買賣，形成了一種以地主制經濟為主導的封建社會，這種社會的封建制度，不象歐洲領主制度那樣僵化，直接勞動者有一定的生產積極性；因而生產力的發展比較快。十一世紀以來，中國的農業生產、手工業生產和科學技術的許多部門，都居于世界前列；商業發達，城市繁榮，文化昌盛；堪稱為一種發達的，成熟的封建主義，這種情況，在人類歷史上是罕見的。

十六世紀以來，我國的地主制經濟制度又經歷了一些重要的調整，如田制的公消私長，賦役的由丁入地，地租的定額化和永佃權的出現，雇工人身的逐漸自由等，因而，在我國封建社會的晚期，未出現由頂峰走向衰落的過程，而是繼續發展。

在我國封建社會晚期，生產力仍有增長，十八世紀糧食的產量約比十六世紀增長二三倍，手工業也有發展，不過，農產品的增長主要是由于擴大耕地面積和集約化耕作而來，集約化耕作又以勞動投入為主，甚少資本投入。因而，盡管畝產量發展到傳統農業的高峰，邊際產量和勞動生產率已有下降的征兆。手工業的發展也主要是來自工藝的改進，在生產工具和勞動分工上已逐漸落后于西歐了。公務員之家

封建社會也和任何社會系統一樣，有它本質的東西、非本質的東西，還有異質的東西。地主制經濟，是我國封建社會的質的決定者。自耕農、手工業者和其他個體勞動者，他們從屬于地主制經濟，但也可從屬于他種經濟，它們是非本質的經濟成分。在我國，自耕農的比重比較大，又小農業與家庭手工業的結合比較牢固，這都與西歐異趣。按照辯證法或系統論的原理，一個系統中如果不含有異質的東西，它就不能進化，商業資本和其它貨幣資本，自始就是用貨幣草生貨幣的資本形式，它們是與封建主義異質的，馬克思說:“資本在歷史上到處是以貨幣形式，作為貨幣財產，作為商業資本和高利貸資本，與地產相對立”。西歐的封建制度，就是以“貨幣權力”戰勝“地產權利”而最后告終的(見《資本論》第一卷第167頁)，但在中國，這種對立和它的表現形式即城鄉對立并不尖銳，到晚期，且出現地主、商人、高利貸者“三位一體”的現象。

這都說明，在我國發達的、成熟的封建主義社會中，生產結構比較穩固，自給性比較完整，地主制經濟能夠容納一定的商品經濟，進行自我調整，加以我國早就是一個統一的帝國，上層建筑的保護力量比較雄厚。因而，晚期雖有資本主義的萌芽出現，但發展極為緩慢，封建主義長期延續下來，直到鴉片戰爭以后。

鴉片戰爭以后，中國地主制成為一種與增長著的資本主義經濟長期并存的封建主義。之所以能長期并存，是因為中國地主制經濟基于本身特點，能夠吸收商品經濟，以至吸收外國的和買辦的商品經濟，進行自我調節，延續自己的壽命，這幾近離奇，但環顧今日第三世界，這種現象并不罕見。鴉片戰爭后百年來，中國的農業生產力仍有所增長，說明地主制經濟仍有生命力，如果不是經過共產黨領導的革命和，它還會生存下去。不過，隨著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農村自然經濟的解體，商業資本和金融資本支配農村，以及地主階級本身成份的演變，近代中國的地主制經濟，已不是原來的封建主義，而是半封建主義的經濟。從封建主義到半封建主義，仍然是符合于歷史唯物主義原理的一個進化。當然，它也持續給中國人民造成無窮的苦難。

以上是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上，我對中國封建主義經濟的一些看法。這種看法來未必妥當，也不免謬誤。每位經濟史學者，都會有自己的看法。不同觀點的提出和切磋，說明一點，即我國封建主義經濟史的研究，已有可能進行理論探討，寫出一部或幾部(按照不同觀點)中國封建主義政治經濟學了。我祝愿這一天早日到來。

余論

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給廣義政治經濟學提出的第一個定義是:“研究人類社會中支配物質生活資料的生產和交換的規律的科學”。并指出:“生產和交換是兩種不同的職能”，每種“都有多半是它自己的特殊的規律”，“以致它們可以叫做經濟曲線的橫坐標和縱坐標”。這種“兩個坐標”論給我們經濟史的研究以很大的啟示，即現察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有兩個指標，一是生產力的增長，一是交換的擴大，兩者應當是同等重要。

但是，三十年代以來，我們經濟史的研究總是重生產，輕交換，甚至不研究交換，這是因為，我國原有重本輕末的傳統；在革命戰爭和物資匱乏的年代人們最關心的當然是生產；此外，還受蘇聯思潮的影響。斯大林認為，商品交換“不是一切社會形態而只是某些社會形態所特有的現象”(《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因而在《政治經濟學教料書》中所列政治經濟學定義，如前文所引，刪除了交換。在我國，輕視交換的思想是到黨的十一屆三中金會提出社會主義是有計劃的商品經濟以后，才扭轉過來。

恩格斯在文中不僅講物質交換(Austausch)，還提到廣義的交換(Verkehr、譯交往)。我曾有文論到，人類社會的交換實早于生產，愈在古代，交換推動社會發展的作用愈重要(《試論交換經濟史》，載《中國經濟史研究》1987年第1期)。就封建社會說，在歐洲，因日耳曼人入侵破壞了城市和商路，中世紀出現鄉村化和商業凋敞的現象，人喻為“回到野蠻”。這只是歷史上一個特例。我國長期的封建社會，總的說，商業和商品經濟的發展是比較正常的。這方面應重點研究，補西史之不足。

恩格斯在講生產、交換必然產生相應的產品分配方式以后，給廣義政治經濟提出了第二個定義，也是更完整的定義，即“研究人類各種社會進行生產和交換并相應地進行產品分配的條件和形式的科學”。值得注意的是，恩格斯在這里沒提“規律”，而提“條件和形式”。政治經濟學是研究經濟規律的，所謂規律，通常指事物關系和演變的內在必然性；規律有客觀性，并常需一定的精密性，不能是“大概如何”。事實上，在經濟發展中，真正成為規律的是很少的。我查《資本論》，第一卷僅有八處標明規律字樣，而八處都是講價值規律，第二、三卷中提到資本主義積累規律、供求規律、人口規律，僅此而已。象生產關系要適合生產力的發展，利潤平均化等，都不標明為規律。馬克思對規律的用法是很嚴謹的。蘇聯學者喜講規律，往往規律連篇；不過他們對規律的理解不同，如認為發展趨勢就是規律(尤金:《哲學小詞典》)。這并不可取。

以中國封建經濟史的研究而論，時間那么長，演變十分繁復，要總結出真正的規律，實在很難。并且，研究產生政治經濟學的目的，是為當今的經濟發展戰略和經濟決策提供借鑒，規律過于概括，反不易說明問題，恩格斯的第二個定義提出研究經濟現象和經濟行為的條件和形式，這就開拓得多了。“條件和形式”，大體相當于我們今天所說的經濟運行的“機制”，包括各種作用的因素和變數，這正是客觀經濟要研究的主要問題。這種研究也比較具體，便于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