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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說，改革30年中，主要解決的是私人品供給體制的話；那么，改革30年后，主要解決的應是公共品供給的體制問題。

■縱向分析，從漢唐盛世可以看出：國計與民生的關系是，只有民生在制度上得以保障，國計(確保國家財政收入)才能興盛。

■橫向比較，從美國的經濟發展可以看出：勞動力、資本、產品的自由市場，是催生強國的土壤。

五年經濟呈現五大亮點

中共十六大以來，經濟生活呈現五大亮點：

——經濟史上的新速度。2000年-2006年中國經濟連續7年以10%左右的速度平穩較快運行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經濟發展史上從未有過的。2003年-2006年，年均增長率不僅比同期世界年均增長4.9%高出5.5個百分點，而且比改革開放以來年均增長9.7%高出0.7個百分點。

——發展理念的新變化。我國人均GDP已超過1900美元，綜合國力大為提高。站在這樣一個歷史新起點上，應當確立以人為本的發展觀，把人的發展作為新階段改革的出發點和歸宿。中共十六大以來，中央緊密結合中國發展中的經驗教訓提出了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科學發展觀。2004年召開的中共十六屆四中全會又提出了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目標。科學發展、社會和諧將成為中共十七大的兩大主題。

——宏觀調控的新舉措。中共十六大以來，在新一輪經濟增長周期中中央政府采取有力、有度的宏觀調控政策靈活運用了各種調控手段適度放活了人民幣匯率調整了外貿政策頂住了外部壓力。針對經濟生活中的“三高”和深層次的矛盾2007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經濟增長從“又快又好”向“又好又快”的方針轉變，表明我國經濟發展步入一個新的階段。

——市場化改革的新突破。2005年開始的股權分置改革為中國資本市場的健康發展奠定了重要基礎，消除了非流通股與流通股的流通制度差異，強化了市場對上市公司的約束機制，推動了資本市場的機制轉換。同年出臺的“非公36條”實屬不易，盡管執行起來阻力仍大，但對于加快市場化改革有重大意義。今年3月16日通過的《物權法》則規定，“國家、集體、私人的物權和其他權利人的物權受法律保護，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侵犯”。這意味著，公有財產和私有財產一樣受到國家保護。這些都表明中央毫不動搖地堅持市場化改革的方向。

——民生的新實惠。中共十六大以來，中央政府出臺了一系列為民、靠民、富民的新政。2006年1月1日起，中國農民徹底告別了繳納農業稅的歷史。有人對取消農業稅不以為然，其實，這是農村改革的重大突破，對于中國這樣一個農業大國來說，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與稅費改革前相比，每年減輕農民稅費負擔約1250億元。2006年，城鎮新增就業創下歷史新高新增超過1050萬人。截至2006年9月底全國一半的縣市、區進行了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改革試點4億農民受惠。2006年底召開的中央農業工作會議宣布，全國免除農村義務教育階段學雜費。住房保障近期也出臺了新政。這些舉措都反映了中央政府更加關注民生問題，爭取讓人民群眾能夠分享到發展和改革的成果。

中國是發展中大國但仍不是世界強國的理由

盡管中國發展成就令人矚目，但現在還稱不上是強國。

原因之一：中國還不是一個創新型國家。人均GDP美國是4.2萬美元，中國是1900美元，美國居世界第7位，中國是128位，我們GDP的總額占美國13.6%。在消化吸收創新方面，日本引進是1，創新是5；韓國引進是1，再創新是8，而中國引進是1，消化吸收再創新是0.075，是相當低的。一般說來，創新型國家，研發投入占GDP的比重2.5%，而中國目前是1.11%；科技成果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要求是70%，中國目前是30%；對外技術依存度要求低于30%，中國是60%。

原因之二：技術進步不是經濟的主要推動力。從發達國家來看，經濟發展70%左右靠科技進步，而我國75%左右靠能源、原材料和廉價勞動力，只有25%左右靠技術進步，科技發展速度遠遠沒有匹配我們的經濟發展速度。

原因之三：貧困人口數量還相當大。國家統計局9月19日新聞說，中國人均國民總收入步入了中等收入國家行列。但必須清醒地看到：在我國13億人中，還有一些人溫飽問題未解決，更多的人剛剛解決溫飽，遠未達到小康。據不完全統計，城市中下崗職工和失業人數大體有1400萬，相當于城市中經濟活動人口的7%。農村絕對貧困和低收入人口達6000多萬，相當于英國的總人口。

原因之四：經濟發展極不平衡。經濟總量基本平衡，但結構嚴重失衡，導致局部過熱、局部過冷。這些失衡包括：城鄉發展失衡，東中西發展失衡，國民收入的分配和再分配失衡，高技術產品過少和中低檔過多的失衡，對地方政府考評過分重視“政績”與建立和諧社會保一方幸福的失衡，速度、質量、效益的不均衡，消費、投資、出口的不匹配，人口、資源、環境的不協調。

原因之五：公平、正義是稀缺資源。改革近30年，社會不公現象依然沒有解決，腐敗讓社會公平正義受到嚴重傷害。中國人尋求公平、正義的道路還比較艱難，打不起官司，法院的門檻太高，訴訟成本太大，腐敗嚴重。

原因之六：公共品供給嚴重不足。現在全國勞動力的平均受教育程度只有8.2年，農村5億農民的平均受教育程度只有7年。70%左右的新增貧困人口因病致貧、因病返貧。加上脆弱的社會保障系統，導致國內消費較弱。有人提出，“我國財力不足，不具備解決公共服務不足的條件。”應該說，目前中央政府財政收入已達4萬億，具備了解決公共服務不足問題的條件。問題在于在財政支出中，行政性支出比例太大，公益性支出太少。我國公益性支出一度曾降低到11%，而行政管理支出從1986年的220億元增長到2005年的6512億元，20年間增長30倍，年均增長率19.5%。公車私用、公款吃喝、公費旅游、建造豪華辦公大樓、會議過多、能源資源消耗過高和政績工程浪費等，每年高達6000億元，其中公款吃喝就達3700多億元。1986年-2005年，中國人均負擔的年度行政管理費用由20.5元增長到498元，增長了23倍。

原因之七：人才配置仍不合理。強國盛世的人才配置有三個特征：一曰人能成其才，二曰人能盡其才，三曰人才輩出。我們現在最大的問題是存在人才的負淘汰機制，即干得好的人得不到應有的回報，干得不好的人卻可以通過溜須拍馬而獲得較多資源。中國知識分子身上蘊藏著巨大的未開發的能量，由于人才配置的不合理，往往被庸人所斷送。今天，如果不從根本上改革用人、選人機制，還是在“由少數人選人”和“在少數中選人”，在全球人才爭奪戰中，中國勝算幾何呢？

縱向分析：漢唐何以為盛世

縱向分析，中國歷史上漢唐為何是盛世？綜觀兩漢的田租法令，在經濟史上，其稅率是最輕的，同時，它施行的時間也最長。這兩項加起來，意義特別大。因為，田租是在農業經濟為主體的傳統中國最基本的稅項，也是農民最主要的經濟負擔，漢代田租以法律形式減輕了負擔，保障了農民最基本的生存和發展，毫無疑問，它是漢朝興盛的重要動力。

在唐代，勞動力、土地的自由、合理結合，大大釋放了農民的生產力，加上水利設施和社會穩定的配合，一舉促成了唐朝前期經濟社會的繁榮。社會充滿活力，物價便宜，人丁興旺，文化繁榮。當時的長安、洛陽、揚州、杭州、泉州、廣州、益州(今成都)均是國際性商業都市，真正為世界所矚目。

追尋漢唐盛世，我們可以看出：國計與民生的關系是，只有民生在制度上得以保障，國計(確保國家財政收入)才能興盛。反觀唐后期，大量的土地集中在官僚、豪強、商人手中，結果大量農民失去土地，人不能盡其力，土不能盡其用，人力和土地得不到合理的配置，民不聊生，盛世很快轉為亂世。

橫向比較：美國為何成強國

橫向比較看美國。從美國發展中最值得借鑒的就是自由的經濟制度。美國成為強國的制度原因有三：

從微觀層面來說，美國建立了激勵相容的企業制度。這種企業制度的基本特征是通過知識入股來界定知識的所有權，在知識入股的基礎上，形成企業所有權，建立了由資本家和“知本家”共享的產權結構。“知本家”與勞動者在主體上的統一造成了勞動收益權與資本收益權的統一，并使得利潤與工資具有相互激勵的性質。在這種激勵相容的企業制度下，最重要的生產要素——知識獲得了前所未有的作用，大大激發了知識要素的創新作用，使創新源源不斷。當亞洲國家還是傳統的工業社會時，美國率先步入后工業化社會。它生產的不再是鋼筋，不再是水泥，而是信息，是基于知識的高科技。知識的普遍應用，使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成為現實。因為，知識經濟的最大特點是取之不竭、用之不竭而且充滿創新，使美國充滿了創造力。這樣，大大提高了美國的勞動生產率。在全球領先的行業中，美國一國就占了26個，使得美國經濟持續有力。

從政府層面來說，迄今為止，美國是世界上政府對經濟干預最少的國家之一。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美國政府先后放松或改革了一系列經濟領域和部門的規制，完善金融體系，促進證券市場的自我發展，發展創業資本投資，加強產、學、研的密切聯系，改革教育和科研體系，完善醫療保健和社會保障體系，形成了高流動性、高彈性的勞動力市場。大力促進信息網絡化，鼓勵跨國經營。這些在經濟領域的所謂變革和宏觀經濟政策的有效實施，為美國經濟的發展提供了一個制度平臺。

從市場層面來說，在美國不僅開業是自由的，退出同樣是自由的。進出市場無壁壘，看不見行政壟斷，再加上風險資本的活躍，使擁有創意的知識分子自由地進入實業界，以最快的速度把知識和創意轉化為具有經濟價值的創新性成果，為美國經濟帶來了繁榮。這里，美國的金融業起了關鍵的兩個作用：一是以創業板市場為主要退出機制的風險融資制度，讓大批像比爾·蓋茨這樣的創業家成批涌現；二是股權融資大大促進了企業發展，既為企業提供了強有力的支持，又保證了企業的獨立和活力。正是這樣的制度，使美國經濟崛起，成為世界第一強國。

從美國強盛可以看出：勞動力、資本、產品的自由市場，是催生強國的土壤。

民生為本造就盛世

那么，中國的盛世強國之路在哪里呢？有四大要點：

創新政治體制，以公共服務職能構建現代政府。經濟學家肯尼思·阿羅在其《社會選擇與個人價值》中指出：“人們根據偏好決定效用，又根據效用決定個人的選擇。”從這個意義引申，政府行動的重要選項是如何“轉型”。從公共經濟學上說，政府職能包括經濟調節、市場監管、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四個方面。在這四項職能中，公共服務是現代政府的第一職能，然而，多年來，我國的政府職能轉變和調整多集中于經濟調節和市場監管方面，忽視了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職能的調整和強化——這雖然在改革初期十分必要，但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的薄弱，卻引發了社會不公。這一狀況必須加以改變。如果說，改革30年主要是解決私人品的供給體制問題；那么，改革30年后主要的問題應是解決公共品供給的體制問題——以公共服務職能構建現代政府。

創新經濟體制，形成勞動力、資本、產品的自由市場。正如斯密的自由貿易論一樣，李嘉圖的比較成本說也表明，國際分工與自由貿易是最有效地利用一國資源的途徑，于區域經濟亦然，實現區域經濟必須打破壁壘。中國為何沒有世界級企業和世界品牌？原因在于我們還沒有形成一個開放、公平、有效率的自由市場。自由市場要求經濟法制健全、產權完整明晰、破除行政壟斷，并允許在此框架內擁有廣泛的思想創意自由之時，才能最大程度地促進現代企業的成長。

創新文化體制，借鑒國際慣例促進文化的大繁榮。在經濟全球化時代，中國文化產業有自己的邏輯，同時也受制于世界文化產業發展的邏輯，受制于全球性的游戲規則，受制于國際規范。在文化大舞臺，任何參與者必須遵守游戲規則，遵循國際規范，學習世界一流的文化管理模式，這樣才能真正促進本國文化的大繁榮。因此，在文化體制改革上，注意借鑒國際慣例，遵循產業發展規律，掌握國際文化產品和跨國性文化企業的內在標準，尋求中華優秀文化與世界先進文化的最佳結合點，推動我國文化經濟實現跨越式發展。

創新社會體制，推進以民生為重點的社會體制改革。在現代市場經濟中，即使大多數人也不能侵犯少數人的利益；在現代法治社會，最重要的不是保護強勢者，而是保護弱勢階層免受強者的侵犯。在當前的中國，弱者生活上遇到三大困境：一是社會保障不健全，一旦發生較大疾病，即使節衣縮食也束手無策；二是住房保障不公、教育不公導致在支付大宗費用上發生困難；三是當逢年過節、食品漲價時，會出現難以應對的尷尬。今年8月份通脹率達到6.5%，創下11年來的最高水平。這就要求政府在發展成果由民共享的理念指導下，從部門利益、行業利益、地區利益中超脫出來，樹立起公平、正義、共享的核心價值取向，切實解決七大民生問題——就業問題、教育問題、公共醫療、社會保障、住房保障、以食品安全為主的公共安全、環境保護，讓人民群眾充分分享發展和改革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