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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對金融與經濟增長關系理論流派進行了回顧，對金融與經濟增長關系的研究視角進行了總結，分析了我國金融的發展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并得出相關的政策結論。

關鍵詞：金融發展；經濟增長；流派；關系；探析

金融是現代經濟的核心。世界經濟發展史反復證明，金融抑制和金融過度都會損害經濟增長。處于轉型時期的我國經濟要實現持續、健康快速發展，必須能夠正確把握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建立起與經濟快速增長相適應的現代金融體系，這不僅關乎金融體制改革乃至整個經濟體制改革的成敗，也關系到能否順利實現第三步發展戰略目標。因此，從理論和實踐上深入研究這一問題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

一、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關系理論的流派

從早期的古典經濟學算起，西方經濟學界對金融與經濟增長關系的探討迄今已有三百余年歷史。在這場長期論爭中，有兩種作用機制一直備受關注：一是貨幣影響經濟增長的機制：二是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場影響經濟增長的機制。根據對這兩種作用機制的不同理解，大體上可以把金融與經濟增長關系的流派分為金融無關論、金融促進論和金融從屬論三種。

金融與經濟增長無關論。古典經濟學家將金融與實體經濟之間的關系抽象成貨幣變量與實際變量之間的關系，從而形成了西方經濟學中的“兩分法”。在此基礎上，薩伊提出貨幣中性論，強調貨幣數量的改變只會造成物價水平等比例的上升或下降，對生產供給、實際產出和就業不會產生實質性的影響，即貨幣只是實體經濟的面紗。新古典經濟學派認為，貨幣只不過是經濟運行的潤滑劑。使得商品交換更加容易和順暢，而對經濟中的實際變量并不發生實質性的影響。貨幣學派代表人物弗里德曼認為，貨幣需求函數是極其穩定的，短期內由于存在適應性預期，貨幣供應量的變化可以影響產量和物價；但從長期看，產出量是由勞動、資本和技術等非貨幣因素決定的，貨幣供應量只決定物價水平。理性預期學派認為，只有未預期的貨幣變動能夠影響短期真實變量。從長期看，由于貨幣政策是可預期的，貨幣變動只會引起價格水平的相應變化，而對真實產量和就業沒有影響。盡管理性預期學派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貨幣面紗”論，但仍堅信金融與經濟增長無關。

金融促進經濟增長論。有關貨幣流通對經濟增長起促進作用的討論，可以追溯到經濟學鼻祖亞當·斯密。他認為，慎重的商業活動可增進一國產業，但增進產業的方法不在于增進一國資本，而在于使本無所用的資本大部分有用、本不生利的資本大部分生利。瑞典經濟學家魏克塞爾早在19世紀末就認識到古典貨幣中性論的不足，指出，在信用制度條件下，貨幣對經濟活動起著積極的作用。只有在貨幣利率等于自然利率、一般物價水平穩定的狀態下，貨幣才是中性的。熊彼特則從信用創造的視角突出了銀行體系對經濟發展的強大推動力。他認為，經濟發展的實質在于創新，而功能健全的銀行可以對企業家進行篩選，為創新活動提供資金支持。20世紀30年代，凱恩斯指出，未來的不確定性是貨幣經濟的主要特征，通過利率對投資的誘導作用，貨幣就能影響國民收入的產出水平。凱恩斯還通過總量分析，把實體經濟和貨幣經濟理論結合起來，克服了古典經濟學“二分法”的不足，實現了對早期貨幣中性論的質的突破。20世紀50年代，約翰·格利和愛德華·肖闡述了金融中介在儲蓄一投資轉化機制中的重要作用，揭開了金融理論研究的序幕。此后，金融因素逐漸在經濟理論中得到重視，并凸顯成為同土地、資本、勞動同樣重要的經濟增長因素。1969年，現代比較金融學的奠基人戈德史密斯指出，以初級證券和次級證券為形式的金融上層結構加速了經濟增長，改善了經濟運行，為資金轉移到最佳的使用者手中提供了便利。20世紀70年代，愛德華·肖和羅納德·麥金農分別在金融深化論、金融壓制論的分析中，將貨幣與非貨幣資產、銀行與非銀行金融機構統一起來，闡述了一國金融體制與該國經濟發展之間存在互相刺激、互相制約的關系。之后，卡普爾等人把麥金農和肖的靜態分析發展成為動態分析，進一步闡明了金融深化對于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重要作用。20世紀90年代以來興起的內生金融理論強調，資本效率的改進得益于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場在把資本分配到最佳可能用途上所起的關鍵作用。

金融從屬于經濟增長論。一些經濟學家認為，金融對實體經濟發展所起的作用十分有限，金融發展只是經濟增長的一個結果。瓊·羅賓遜反對熊彼特關于金融部門引導產業部門并激發技術創新行為和企業家精神的論斷，強調經濟發展為某種特定形式的金融安排創造了需求，而金融體系只是對這些需求作出反應，從而否認了金融體系對經濟增長的積極作用。多恩布什認為，金融儲蓄與真實利率并不相關。

二、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關系研究的不同視角

在Shumpeter(1969)、Goldsmith(1969)、McKinnon(1973)和Shaw(1973)做出開創性研究之后，有關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之間關系的研究逐步成為理論界研究的重點。后來的研究(包括理論模型和實證分析)，或通過證明兩變量間相關關系的存在性、或通過分析兩變量之間的因果方向、或通過研究兩變量間的傳導機制，拓展和深化了我們對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之間關系的認識。近年來，國外學者DemirgucKunt＆Levine(1996)，Thakor(1996)，Levine(1997)對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關系的研究很有建樹；而許多國內學者也基于中國數據、利用不同方法對中國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的關系進行過檢驗。

綜述以上研究，學者們對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兩變量間的相關度和因果方向具有不同的認識，大致可分為以下四種視角：第一種視角是“供給拉動性”(supply—leading)觀點，即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具有正向效應。根據這種觀點，金融中介和資本市場對經濟增長的推進渠道有：(1)通過提升資本積累效率并依次提高資本的邊際生產率(Goldsmith，1969)；(2)通過提高儲蓄率進而帶動投資率(McKinnon，1973；Shaw，1973)。換句話說，通過增加儲蓄規模和改進投資效率，金融發展將拉動更高的經濟增長，這種觀點得到了相關大量實證研究的證明(如Bencivenga&Smith．1991；Greenwood&Jovanovic，1990；Thakor，1996)；第二種視角由Robinson(1952)最先提出，即金融發展“追從”經濟增長的“需求引致性”(demand—following)觀點。該種觀點認為，實體經濟的擴張增加了對金融服務的需求，從而導致金融產業的發展，對這種觀點的實證支持可參見近年來的一些相關文獻(Demetrides＆Hussein，1996；Friedman＆Schwartz．1963；Ireland，1994)；第三種視角認為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兩變量是互為因果的，即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之間存在雙向因果聯系(Demetrides＆Hussein，1996；Greenwood&Smith，1997)；第四種視角則緣于Lucas(1988)，他認為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之間不存在因果聯系，而“經濟學家常常過度強調金融因素在經濟發展中作用”。

三、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關系在中國的檢驗

眾多理論分析與計量結果顯示，金融發展對我國的經濟增長具有積極的推動作用，但力度有限，甚至有些指標還呈現負面影響；總體來看，我國的金融發展滯后于經濟增長，落后的金融體制已經嚴重束縛了經濟的發展。我國經濟增長和金融發展之間互為促進的關系體現在我國對金融體制所進行的漸進式改革具有一定的經濟績效，能夠帶動我國經濟的持續增長；同時，經濟的持續性增長對我國金融的深化也具有持續的推動作用。但是，我國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兩者間因果關系也存在不對稱性。這種不對稱性從側面說明，我國的金融發展相對于同期的經濟增長具有不匹配性，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度還不及經濟增長對金融發展的促進作用，考察其深層原因仍在于我國金融體制改革的滯后性。目前我國的金融體制已經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現行的金融體制已無法滿足企業擴張帶來日益增長的融資需求，加入WTO后的外來競爭壓力也迫使企業和銀行對融資機制做出新的調整。改善目前的落后的金融發展局面，一方面要努力拓寬企業的融資渠道，讓企業更多的利用資本市場進行直接融資，改善融資機制，消除“所有制歧視”，為中小企業創造良好的投融資環境；另一方面加速資本市場的發展和規范。發掘債券市場的潛力，為直接融資提供更大空間，并且積極推進非國有銀行和中小銀行的發展，促成金融機構的合理競爭。有理由相信，加快金融深化和金融體系改革必將有助于推動經濟增長。

四、對我國金融政策的啟示

一是結合人世和金融業對外開放提供的發展機遇，加快金融市場結構的調整步伐，盡快建立起多層次、能夠提供全方位金融服務的市場體系，重點是發展證券市場和建立健全面向中小企業的金融服務體系，大力推進企業債券市場的發展，改善企業融資結構。二是鼓勵金融機構進行金融創新，在加快金融業電子化和網絡化建設的同時，盡快推出期權、貨幣互換等衍生工具，擇機推出利率期貨、貨幣期貨，完善衍生市場，為企業經營與投資提供必要的規避或分散金融風險的工具。三是要加快金融機構法人治理結構的改造，建立健全金融機構的內部風險控制機制，增強金融機構對金融風險的自我防范能力。四是進一步改革金融監管體制，在分業監管和增強市場監管作用的基礎上，加強監管機構之間的協調與配合，提高統一監管能力，在促進金融業穩健發展的同時，防范金融泡沫化。五是在全社會進行信用觀念的宣傳教育，形成良好的遵法守信環境。六是保持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的基本匹配，尤其是防止房地產泡沫，因為金融泡沫和房地產泡沫是一對孿生姐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