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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問題的提出

“一帶一路”倡議是我國政府在當前世界經濟復蘇緩慢、國家之間貧富差距擴大、逆全球化的國際背景下，結合我國經濟進入“新常態”的國內背景而提出的。倡議通過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民心相通，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打造成互利共贏的“利益共同體”和共同發展繁榮的“命運共同體”。“一帶一路”橫跨亞歐大陸的中間地帶，總人口約占全球的63%，而經濟總量僅占29%。其中，許多國家基礎設施建設嚴重滯后，資金、技術、人才缺乏成為阻礙這些國家基礎設施建設，制約社會經濟合理發展的重要原因。在現有的國際金融秩序下，“一帶一路”沿線地區經濟發展存在著嚴重的金融供需矛盾。“一帶一路”沿線地區需要一個強有力的組織者，在原有的國際金融框架下進行增量調整，將資金供需雙方聯通，實現儲蓄向投資的轉化。亞投行是我國政府發起、主導并建立的第一個國際開發銀行。在上述背景下，亞投行能否解決“一帶一路”沿線資金富裕和基礎設施建設落后的矛盾？能否在改善基礎設施現狀的同時，實現中國的金融崛起？其遇到的挑戰應如何克服？本文將針對上述問題進行研究。

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的金融供需矛盾

（一）基建資金的巨大缺口影響“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經濟持續健康發展。“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之間經濟發展水平差異巨大，許多國家和地區經濟發展水平不高，基礎設施供給嚴重不足。交通基礎設施欠缺已經成為制約這些國家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給當地人民的正常生活帶來難以克服的困擾。例如，因為沒有道路，烏茲別克斯坦人民在境內運輸貨物需要從他國穿行。這些國家基礎設施建設落后，將會阻礙國內物資和人才等有形資源的自由流動，甚至還會制約信息和資金等無形資源的高效配置，又反過來影響經濟增長，由此形成一個在本國國內難以快速、有效破解的惡性循環，從而使這些國家面臨社會經濟發展停滯不前、長期低水平徘徊的態勢。要打破僵局可以從外部借力，比如從國際金融機構或外國政府等外部借款，通過外部力量打破現有平衡，為經濟注入“新鮮血液”，刺激社會經濟產生應有的活力。但是，目前國際性金融機構對此提供的貸款遠遠不夠。以“一帶一路”沿線的亞洲地區為例，據亞開行預測，2010年至2020年，亞洲地區基礎設施建設每年約需7300億美元，而亞開行在2012年和2013年分別只投放了92.84億美元和101.86億美元的貸款（王達，2015），其他國際性金融機構對亞洲地區基礎設施項目提供的貸款更是微乎其微。由此可見，“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基礎設施建設資金缺口巨大。（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外匯儲藏量。巨大，但利用效率低下“一帶一路”沿線地區是全球最大的外匯儲藏地。據統計，截至2018年第一季度，全球外匯儲備最多的前十大經濟體除了瑞士、巴西之外，其余8個經濟體均在“一帶一路”沿線地區。其中，中國以3.16萬億美元，日本以1.25萬億美元，分別位居第一、第二。豐富的外匯儲備有效調節了本國的國際收支，保證國際支付順利進行，可以適時地干預外匯市場，保持本幣匯率穩定，提高抵抗金融風險能力。同時還能夠維護國際信譽，提高本國對外融資能力。但與此同時，過多的外匯儲備也可能造成一系列負面影響。比如，加大本國通脹壓力會影響本國貨幣政策獨立性，導致經濟增長動力結構不均衡，不利于實現經濟增長向內需主導型模式轉變。增大本國貨幣升值壓力，不利于對外貿易順利開展，引起流動性過剩，降低了銀行資金使用效率，加劇經濟結構失衡，提高了機會成本，加大了資金收益風險。一般來說，外匯儲備豐富的國家通常會使用外匯購買以美元計價的海外資產以達到保值目的。其中，安全性高和流動性強的美國國債是符合投資要求的選擇，但其收益率非常低下，極大低于“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資金價格，導致外匯儲備的機會成本提高。另外，由于美元超發，購買美國國債存在貶值壓力，實現保值也并非易事。“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以犧牲資源和能源換取的外匯資源并沒有為整個區域經濟地發展補充動能，也沒有成為本區域經濟發展的發動機。相反，通過美元回流，長期為美國經濟輸血，為美國經濟發展提供了成本非常低廉的資金支持，透支了“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經濟發展的后勁，造成了經濟的“虛胖”——外匯富裕與經濟水平低下的矛盾。（三）“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缺少基建領域融資的組織者。由上文分析可以看出，“一帶一路”沿線不缺資金，也不缺項目，而是缺少將資金供給方和需求方聯通起來的、強有力的組織者。這個組織者要求經濟實力雄厚、外匯儲備充裕、區域動員能力強大。經濟實力雄厚是擔任融資組織者最基本的要求，因為這個擬成立的組織是商業性的經濟組織，必須要有足夠的經濟保障，以樹立牢固的信心，吸引他國共同參與。外匯儲備充裕要求這個組織者對外支付能力強，海外資產配置潛力大，能夠在全球進行投資、建設和購買。區域動員能力強大要求這個組織者在區域內具有良好的口碑和一定的威信，能夠較好地和不同國家和民族進行對話協商，比較嫻熟地調解不同民族、宗教和黨派之間的矛盾與沖突。目前在亞洲地區能夠基本符合這一條件的區域性金融機構主要是日本主導的亞洲開發銀行（簡稱亞開行），但亞開行與世行等國際開發性金融機構類似，其主要扶持重點并非基礎設施建設領域。由此可見，“一帶一路”沿線在這一領域的國際金融扶持力度不足。在區域經濟一體化發展的趨勢下，“一帶一路”沿線需要一位強有力的組織者，適時響應目前國際金融秩序中長期被忽視的發展訴求，將資金供需雙方聯通，實現儲蓄向基礎設施投資的轉化，達到“一帶一路”沿線金融資源支持“一帶一路”沿線經濟發展的目的。

三、亞投行推動“一帶一路”金融建設

在“一帶一路”沿線，我國能同時滿足以上三個基本條件，并且還具有改革開放40年以來在基建領域積累的經驗優勢。我國發起成立的亞投行能夠緩解“一帶一路”沿線資金富裕和基礎設施建設落后的矛盾，能夠聚攏沿線資金形成強大資金池，支持基礎設施建設，滿足沿線發展中國家擺脫貧窮落后的迫切金融需求。截至2018年12月，亞投行已經為13個國家的31個基礎設施建設項目提供了超過60億美元的貸款（劉一靜，2019）。亞投行在為“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基礎設施建設項目提供金融服務的基礎上，一定程度上完善了現有國際金融秩序中的薄弱環節，有序推動了人民幣國際化的進程，逐步提高了我國參與制定國際金融秩序的話語權。（一）在一定程度上完善現有國際金融秩序中的薄弱環節。許多發展中國家經濟落后主要是由地理位置偏僻、交通閉塞等客觀區位條件引起。因此這些國家要擺脫現狀，首當其沖的是提高互通能力，通過基礎設施建設來加強區域內的互聯互通，促進生產要素自由高效流動。這也是目前國際開發性金融機構一貫扶持的領域，但是其所占比重越來越小。目前國際開發性金融機構更加傾向于為具有提高教育水平、改善環境質量、節能減排、消除疾病、推動性別平等等項目服務，并且附加人權改革、開放市場、控制財政赤字等政治和經濟方面的貸款條件。而發展中國家更為緊迫的是使民眾獲得生存權利和維持正常生活的基本經濟權利。政府在民族產業基本無競爭可言的情況下，通過重點扶持和適當保護使其獲得健康發展的時間和空間。然而，這一訴求在現有的國際金融秩序下是難以實現的，由基建設施落后引起的社會經濟發展硬傷在目前的國際金融秩序下難以有效愈合，現有的國際金融秩序不利于發展中國家經濟持續健康發展，而亞投行的市場定位恰好就是為基礎設施建設項目提供金融服務。基礎設施的高質量發展和適當超前建設是我國經濟能夠快速發展的重要經驗，我國已經成功驗證了這一點。現在我國有實力和能力將這一做法和相關經驗推薦介紹給與我國過去社會經濟相似的國家和地區，幫助其彌補長期以來阻礙社會經濟進步的發展短板，打破其經濟發展的靜態死循環，為其提供發展動力。（二）能夠推動人民幣國際化的進程。通過研究英鎊、美元、日元的國際化進程，不難發現一國貨幣的國際化往往伴隨著大規模的對外經濟活動（劉洋和劉謙，2015）。大規模的資本和商品對外輸出帶來本國貨幣在支付、結算和計價方面的廣泛使用，進而形成一種習慣，同時也促進其成為一種國際儲備貨幣。我國的“一帶一路”倡議能夠形成大規模的對外投資建設，尤其能夠帶動大量基礎設施項目建設。在此過程中，亞投行作為中國主導建立的國際性開發銀行，以其最大股東的優勢，可以建議相關國家選擇以人民幣作為主要對外支付、計價和結算貨幣，使其能夠享受到使用人民幣帶來的各種交易便利和經濟節約，享受良好的使用體驗，逐步促成其養成一種使用習慣。另外，亞投行還可以在國際市場發行以人民幣計價的證券，通過一系列的措施，逐步擴大人民幣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的使用，減少美元匯率波動帶來的系統性金融風險，同時降低國際金融市場等外部沖擊的影響力。目前人民幣已成為全球儲備貨幣，亞投行可以倡導和鼓勵“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加大人民幣儲備的份額，促使其形成更加多元化的外匯儲備政策。（三）提高中國參與制定國際金融秩序制定的話語權。目前國際金融秩序主要由美歐等發達經濟體主導，代表發達經濟體的意志。在對被援助國家進行資金扶持的同時，往往輸入了某些意識形態和價值觀等方面的內容，要求受援國出讓一定的政治或經濟自主權來換取經濟發展資源（Kilby，2013）。因此，有些發展中國家對國際金融機構提供的資金援助計劃存有疑慮。另外，現有國際金融秩序往往忽視了中國、印度、巴西、俄羅斯等新型國家的崛起，尚未充分認識到新型國家在國際金融事務中的作用與影響。以美國主導的世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為例，金磚五國加起來的投票權比美國分別低2個和6個百分點（寇佳麗，2017），尤其是一票否決制更是賦予了美國獨斷專行的權利，新型經濟體缺少發聲機制，不能代表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利益訴求。亞投行的成立將能彌補這一遺憾，亞投行是一個由新型經濟體國家發起、成立并主導的國際金融機構，能夠站在發展中國家的角度，為“一帶一路”沿線廣大的發展中國家提供資金，支持其基礎設施建設，非常務實地針對制約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緊迫問題進行援助，提高了資金利用效率，也有力地支持了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亞投行沒有設置一票否決權，將投票權合理地在區域內和區域外進行分配，給予發展中國家充分的表決權，這一做法使中國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甚至在國際社會均獲得良好口碑，得到了國際社會的廣泛認同。截至2019年4月，亞投行已有97個成員國，成員國中既包括發達經濟體，也涵蓋了眾多欠發達經濟體。中國在參與制定國際金融秩序中的話語權因此也得到一定程度的提高。

四、亞投行在推動“一帶一路”金融建設中存在的挑戰

（一）基建項目的融資特點要求亞投行具備強大的資金動員能力。基建項目主要有以下特點：一是具有準公共產品屬性。往往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競爭性的特點。建設經營主體通常為政府，項目在審批、開發、評估、管理、運行等程序方面比私人項目復雜，存在政治博弈；二是具有基礎性特點。良好的配套，如道路、供水、供電等，是其他產業發展的先決條件，是人民幸福和社會進步的基本物質保證；三是具有無法貿易的特點，不能像其他產品或服務可以直接從外地或國外引進，還需要本國生產要素的大力參與。因此，基建項目融資就比其他一般私人項目更加復雜和困難，主要體現在以下三點：一是基建項目建設周期長，很多項目需要10年以上的建設周期；二是融資數額巨大，比如機場、港口、高鐵等基建項目都屬于資本密集型項目，投資數額動輒十幾億美元；三是投資回報率低，準公共產品屬性決定了項目未來收益不能超過當地人民的承受能力，很多項目的盈利要求僅僅是微利保本；四是基建項目融資主體一般是政府，還可能涉及到主權風險。雖然亞投行資本實力雄厚，擁有1000億美元的注冊資本，但在每年約7000多億美元的需求面前，還是顯得有些力不從心（高鵬，2015）。因此，亞投行必須要擴大資金來源，要盡可能低地降低融資成本，吸引價格優惠的資金進入基礎設施領域。在此過程中如何引導民間資本，撬動金融市場將成為展示亞投行運營效率和運作能力的重要考驗。（二）多種因素疊加導致亞投行開展業務潛在風險高。內因加外因，使得亞投行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開展業務具有較高的和潛在的信用風險、市場風險、政治風險以及安全風險。其中，信用風險也就是違約風險，在政府作為主要融資主體的情況，亞投行的債權主要為主權債權，目前主權貸款及主權擔保貸款占約占亞投行貸款總額的70%（徐秀軍，2018）。一是不同于一般的商業貸款，主權貸款很少有抵押擔保物，如果違約，亞投行難以對債務人直接懲罰，不能對其啟動破產清算，亞投行面臨債權保護不力的風險。二是由于主權國家違約也不會破產，同時主權債又有一定的主權豁免預期，再加上國際社會解決主權債務違約司法方案實行困難，從而導致債務人過度舉債，并存有戰略性拖欠動機。三是亞投行成立的時間短，對管理跨國基建項目缺少經驗，在項目風險識別、度量與定價方面缺少前期積累。市場風險在于有些國家社會發展封閉，甚至不是WTO成員國，對開放合作發展積極性不高。另外有些國家正在經歷經濟轉型，利率、匯率等價格異常波動時有發生，導致亞投行支持項目的潛在系統性風險較高。政治風險的主要表現為：一是有些國家受恐怖主義的威脅，極端暴力事件事有發生；二是有些國家政局不穩，出現政府換屆、軍政府當權、領土爭端、教派沖突等政治問題；三是有些國家受西方大國干預，對投資合作難以達成共識。如在推進過程中受到種種阻礙的泰國和印尼高鐵項目，這些政治風險為亞投行融資項目的發展前景蒙上了一層陰影。安全風險主要集中于“一帶一路”沿線的中東、南亞和中亞地區，戰爭、武裝沖突、恐怖主義、跨國犯罪等一系列問題從未完全消停過，給亞投行在這些地區的發展帶來嚴重的不良影響。（三）經濟問題政治化使亞投行與其他國際金融機構的關系復雜。“一帶一路”倡議是中國在和平崛起過程發起的第一個對外開放合作新戰略，亞投行是第一個由中國主導設立的具有世界影響力的國際金融機構。這兩件事引起以美日為代表的某些西方國家的過度解讀，有些媒體將其渲染成為“中國版的馬歇爾計劃”“中國版的布雷頓森林體系”，成為“中國經濟、金融外交戰略取得階段性勝利的標志”（王達，2015）。美國對亞投行尤其敏感，極力勸阻盟友不要加入，擔心亞投行通過“一帶一路”對外開放投資，推動人民幣國際化，從而動搖美國主導的國際貨幣金融體系。中國的發展可能會使美國的“蛋糕”變小，因此從中國超越日本，成為世界第二那時起，美國就成立TPP、TIPP等各種“圈子”孤立中國。雖然亞投行與其他世界主要開發性金融機構有不同的市場定位，與日本主導的亞洲開發銀行和美國主導的世界銀行只存在少量的業務交叉，但在過度政治化解讀的籠罩下，未來亞投行與其他國際金融機構的關系將可能復雜化，矛盾可能會被放大。

五、亞投行推動“一帶一路”金融建設的對策

（一）充分發揮亞投行資金媒介和融資平臺功能，吸引國際資本支持基建項目。基礎設施建設需要低成本、低收益的巨額資金投入。因此，亞投行首先要以自身作為媒介籌集低成本資金。2017年和2018年亞投行同時獲穆迪、惠譽和標準普爾三大國際評級機構給出的最高信用評級和“穩定”評級展望，并獲得巴塞爾銀行監管委員會零風險權重的認定，據此亞投行能在國際金融市場獲得低成本融資。同時為了繼續保持這一最高殊榮，亞投行還應對標評估條件，繼續強化優勢，規避不足（高蓓等，2016），防止評級倒退。其次，亞投行需要以其作為平臺，通過發行債券、股票和資產化證券化產品，撬動民間資本進入基建領域。再次，亞投行還應該吸引他國商業銀行及其他國際金融機構參與，通過聯合貸款等多種合作方式吸引國際資金投入“一帶一路”沿線。最后，為了多渠道融資，亞投行還需要積極探索PPP模式，通過激活各種資源，引入國際私人資本支持“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基礎設施建設。（二）使用多種手段將潛在風險控制在可接受范圍之內。亞投行在“一帶一路”沿線開展業務會遇到多種類型的潛在風險，需要采取多種手段將潛在風險控制在可容忍范圍內。在控制信用風險方面，針對主權債務違約風險，亞投行需要按照國際社會主權債務重組規則，接受債務置換或直接免除等方案。另外，由于多數債權國會依據本國法律起訴債務國，我國還應該重視在這方面的法律建設，健全主權債務治理體系和治理規則。亞投行可以借鑒世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項目談判、貸款審批、貸后管理及貸款評估等方面的豐富經驗，同時積極進行金融產品創新，通過開發資產證券化產品、信用保險、保證保險等金融產品轉移和分散信用風險。在管理市場風險方面，參考世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其他國際金融機構的做法，亞投行要加強期權、期貨、互換等金融衍生產品創新，對沖市場風險。為了降低美元匯率波動造成的市場風險，亞投行可以逐步提高人民幣跨境支付、結算業務，鼓勵成員國將人民幣作為儲備貨幣和結算貨幣。在管理政治風險和安全風險方面，一是要盡量避免在風險集中的地區開展業務，優先選擇與我國比較友好的、政治局勢相對比較穩定的國家作為投資國；二是選擇經濟較為發達的國家作為投資榜樣，樹立典型，傳遞和諧友善的信念；三是借助中國和有關成員國的地緣政治優勢，通過外交斡旋，鼓勵和敦促相關勢力通過對話談判協商有關矛盾沖突，降低矛盾升級的可能性。（三）降低政治影響，與其他國際金融機構建立良好的合作關系。亞投行是由我國政府主導的、由眾多國家參與的國際性開發銀行，其主要性質是盈利性的商業機構，具有開放、包容、平等、協商的特點，這可以從其吸收區域外國家的積極參與體現出來。當美國的傳統盟友——以英、法、德、意為代表的歐盟國家有意向加入亞投行時，中國持歡迎態度，并讓出一定的管理治理權。只有顯現出非常大的誠意與發展經濟的意圖，亞投行才能與世界銀行、亞開行等其他國際金融機構處理好關系，進行不同形式的廣泛合作，攜手共同為“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的基建項目提供金融服務。當然，金融歷來與政治走得最近，中國近些年來的和平崛起必然會對原有的國際政治秩序產生影響，中國強大的經濟實力必然會推動人民幣國際化，必然會更多地參與國際金融秩序制定，必然會引起原有既得利益者的不滿，這是發展中遇到的問題，也只能在發展中化解。

作者:蘇靜 單位:中共四川省委黨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