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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借貸出現問題的原因

第一，由于民間借貸是一種自發、分散的活動，缺乏正確的引導，特別是借貸雙方欠缺必要的法律知識，導致不少的民間借貸關系不合法、不規范，從而導致了經濟糾紛的發生。（1）合同內容不明確。民間借貸合同的具體內容一般包括：借貸數額、利率、用途、期限及還款方式。其中在利率的問題上最容易發生糾紛，主要原因是借貸合同中沒有明確的利率約定。（2）未訂立書面協議。在民間借貸中，多數人僅憑口頭協議就發生借貸關系，而且沒有無利害關系的第三人在場見證或是錄音之類，在這種情況下，借款方一旦毀約，貸方無法提供事實根據，很難通過法律渠道討回應有權利。（3）缺乏有效的擔保。民間借貸很多情況下是沒有擔保物的，即使有擔保物也不見得是規范的。比如民間借貸中，債務方通常以所有權、使用權不明或者有爭議的財產作為抵押擔保，而根據我國法律規定，被依法查封、扣押、監管的財產等都是不能成為抵押物和質物的，從而導致很多種擔保情況均無法根據現行法律法規來進行維權，這就有可能造成債權的落空。第二，市場化運作，利率必然推高，進而使得民間借貸演變為非法的高利貸。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貨幣作為商品，在流通過程中會向利益最高方流動。由于民間借貸資金相對于企業需求來說是有限的，所以資金必然會流向利率最高的方向以獲取最大利益，再加上現在民間借貸大多經過層層放貸者之手，進而利率不斷被抬高，民間借貸由此逐步走向高利貸。而成為高利貸之后，民間借貸的混亂程度就會大大增加，不管是道德風險還是法律風險都很高，這樣就導致了民間借貸問題頻發。第三、企業進入借貸市場，空殼套取銀行貸款。這種情況在溫州尤為典型，企業發現從事民間借貸獲取利益遠高于本身業務的利潤，干脆放棄其主營業務，以其企業空殼做抵押，大量套取銀行貸款資金，投入借貸市場之中，獲取利息差，本來本分的實業公司變成了“金融”企業。這本身就是違法行為，不僅影響本企業正常經營活動的，而且嚴重威脅資本市場安全，大量資金涌入卻沒有應有的實業做后盾，在民間借貸鏈條斷裂后會造成巨大的損失。首先是民間借貸的監管缺失。根據我國現有金融監管法律和監管體制框架，民間借貸沒有納入法律調整范圍，游離于政府監管之外。央行、銀監會、證監會、保監會既沒有監管的權利，也沒有監管的動力。地方政府有監管的壓力卻沒有監管的權力和手段，因為沒有法律授予其監管的職責，金融監管是中央政府保留的權力，因此，對于民間借貸出現了無人監管的狀態。一旦出現了問題，只能采取“臨時性”措施，而不能使問題得到根本性的解決。其次對于民間借貸的法律保護也不健全，或者說到底該如何保護、保護怎樣的民間借貸，國家也沒有很好的解釋清楚。在我國，民間借貸一直游走于政策法律的邊緣，我國禁止非法集資行為，但民間借貸和非法集資的差別在哪里，到底該如何界定非法集資與正常的民間借貸行為，我國尚無明確的司法解釋。對于正常的民間借貸行為，我國采用默許的方式，即作為正常債權加以保護。但對于高于限定利率水平的民間借貸行為是不受法律保護的，如高利貸行為則屬于法律明文禁止的范疇。由于民間借貸行為受法律保護力度的不夠，一直處于地下運行的灰色地帶，加上民間借貸與銀行儲蓄之間存在較大利差，因此有相當部分民間資本選擇了民間借貸的投資方式，導致民間借貸的規模逐步增大，但由于缺乏正式監管，民間借貸行為的規范程度較差，投資者的合法權益也很難得到有效保護。

民間借貸存在的合理性

雖然民間借貸亂象百出，但是并沒有因此而消失，由此可見，民間借貸的存在有其必然性，這個必然性是很容易理解的,從經濟學角度來說,就是存在供給方和需求方。在中國的漸進式改革過程中，正規金融機構存在著偏好公有制經濟，排斥非公有制經濟的慣性思維和決策模式。這種現象的產生并非沒有自身的道理。正規金融機構排斥非公有制經濟的思維模式是由于長期以來的計劃經濟體制形成的。政府在金融資源的分配中具有明顯的所有制傾向，大部分的金融資源集中到了國有經濟中，只有很少部分的資金流向非公有制經濟，這樣就導致了非公有制經濟所能得到的資金支持嚴重不足。近些年，中小企業等非公有制經濟發展迅速，而企業在發展過程中需要資金的支持，這需要企業從資本市場來獲得。我國的資本市場包括股票市場和債券市場，然而這兩個市場對于中小企業的需求并不能很好地滿足，他們的服務對象更多的集中在國有經濟這個范圍。隨著民營經濟的發展，民間的資本日益膨脹，加上城鄉居民的可支配收入逐年增加，民間資本的流動量達到了驚人的程度，這為民間借貸提供了充足的資金保證。如此充裕的資本積累在民間，必須要尋求增值保值的機會。但是分析一下投資渠道可以發現，首先銀行儲蓄的利率相對于通貨膨脹因素來說就成了負利率，資金只要是存在銀行就等于是在貶值；股票市場雖然可能賺錢，但是風險太大，而且對于知識水平要求較高，很多人不敢嘗試；債券市場在我國主要是國債，然而額度也很有限，利率也不是很高，所以也滿足不了這么多資金的投資。而民間借貸的收益相對來說就高得多了，以民間借貸十分活躍的溫州為例，農村民間私人自由借貸的利率平均大約為月息千分之二十五，最高可達到千分之三十；企業在民間的借款利息率平均大約為月息千分之二十到千分之二十六。因此，正是在缺乏現資工具和民間借貸高收益的驅動下，民間資本充裕者紛紛把資本投向民間借貸。

本文作者：金叔閣工作單位：鹽城市軍分區后勤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