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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些年中國貿易順差持續拉大，原因之一就是20世紀70年代興起的產品內貿易。在全球專業分工中，處于“微笑曲線”中不同位置的國家通過不同的機制對中國的貿易順差產生影響。文章詳細分析歐美、日韓、東盟等重要國家與地區的影響機制，對中國貿易順差從全球分工角度做出了全面的解釋。在實證分析中，通過經驗數據，運用格蘭杰因果檢驗以及協整檢驗得出結論，產品內貿易與順差之間有顯著的因果關系，且存在長期穩定的均衡關系。因此，建議我國應該緊跟全球分工趨勢，完善加工貿易政策、加大進口規模，加快產業結構調整，發展良性循環，根據當前產品內貿易對順差的重要影響針對性地實施平衡貿易順差的政策舉措。

［關鍵詞］貿易順差；產品內貿易；國際分工

一、前言

隨著經濟全球化和國際分工的不斷深入，世界貿易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快速發展。中國抓住全球化機遇，充分發揮比較優勢，大力發展開放型經濟，使外資、外貿規模不斷擴大，貿易順差大幅增加。

1995年至金融危機前的2007年，年度貿易順差皆在120億美元至400億美元之間，2007年貿易順差達到2621.97億美元，是1990年的30倍。受金融危機影響，2008年中國外貿順差增勢放緩，但年度順差仍達到2954.7億美元，同比增長12.5%，凈增328.3億美元。巨額貿易順差是我國經濟實力增強的象征，在當前金融危機席卷全球的情況下，有助于保持全球債務的償債能力，降低金融高風險所帶來的社會恐慌以及動亂。但另一方面，不斷增長的貿易順差代表了貿易伙伴國不斷加大的貿易逆差，美、歐等國家和地區因此向中國施加壓力，引發了當前愈演愈烈的國際貿易摩擦以及日益加重的匯率調整壓力。除此之外，高額的外匯儲備還會成為少數反華勢力宣揚“中國威脅論”的重要借口，進一步惡化中國的國際貿易環境。鑒于此，我們應高度重視目前的貿易失衡狀況，探求引起中國貿易順差的本質原因和解決貿易順差的政策方法是當務之急。

二、文獻綜述

關于貿易順差的形成原因，學術界進行了大量的探討，從國內外各個角度給予了不同的解讀，但總的看來，文獻探討可以分為理論和實證兩大類。

從理論的角度出發，國內學者的觀點主要有以下幾種：

（一）中國長期推行外向型發展戰略的必然結果

鄧立、張坤（2007）認為我國經濟增長主要靠投資和出口拉動，外向型經濟特征明顯。余永定、覃東海（2006）指出中國的雙順差：是中國長期推行FDI的優惠政策，特別是加工貿易型FDI優惠政策的結果。中國經濟過度依賴外資，導致了國際收支結構的失衡。JohnWhalley(2010)運用二階段增長法估測了FDI流入對中國經濟增長的影響，指出由于外資企業的平均勞動生產率大大超過國內企業，導致國內市場產品大量剩余，形成大規模出口，占據了中國經濟增長的40%。劉光溪（2005）指出，國際收支近十幾年來的持續雙順差和外匯儲備的急劇攀升，說明我國外向型經濟存在較嚴重的非均衡發展，應從根本上著力進行政策規范、體制改革、結構調整、轉變增長方式。鐘山（2009）也提出相似觀點，認為國內外貿易的限制措施是順差得以擴大的政策性原因，國家需要營造良好環境，以此來緩解過度出口的不平衡壓力。孫彩梅（2007）認為，貿易順差的深層次原因是我國對貿易順差的觀念滯后，認為貿易的重點在于出口，對于保持貿易平衡的措施相對較少。

（二）人民幣匯率的影響

AliciaGarcía-HerreroandTuuliKoivu（2007）運用經驗數據，通過建立雙邊進口等式，發現外貿進口隨著人民幣的升值而減少，而這部分減少主要來源于東南亞國家的進口減少，這反映出“亞洲生產網絡”中的垂直一體化現象，也使得中國的貿易平衡對人民幣匯率波動反映敏感。MartinSFeldstein(2008)通過對美國貿易賬戶的數據分析，指出解決貿易不平衡的基本方式在于匯率以及國民儲蓄率的調整。Yin-WongCheung,MenzieD.Chinn，EijiFujii（2009）認為人民幣顯著低于通過跨國模型估算出的價值，并且多面貿易受相對價格的影響，盡管這種相對價格的關系有時不夠準確。因此，中美的貿易平衡應該依附于預期的實際匯率以及相對收入的變動。盧鋒，劉鎏（2007）以巴拉薩-薩繆爾森為理論基礎，分析得出雖然貿易部門工資與勞動生產率的變化方向呈正相關性，但作為具備勞動力優勢的國家，前者的漲幅仍低于后者，由此導致實際匯率被低估，形成出口部門的又一優勢，拉大貿易順差。劉光溪（2006）認為，我國貿易收支不平衡問題是由制度、結構和特定的發展階段綜合形成的，匯率政策在平衡貿易收支方面發揮著特殊的作用，但對于處于轉型并軌期間的中國經濟，其作用的發揮受到其他各種復雜因素的影響。

（三）國內投資無法完全吸收國內高儲蓄

MartinSFeldstein(2008)結合中美貿易實際情況，認為雖然極具競爭力的貨幣是解決貿易失衡的重要方式，但是本質的解決方式還是來自于國民儲蓄率。對于中國而言，降低儲蓄率主要通過提高家庭消費和政府在醫療、教育方面的公共支出來實現，借貸市場的發展，保險業的完善等舉措都能加速這一目標的實現。李揚，殷劍峰（2007）從國民經濟的供應角度出發，認為高儲蓄率構成了居高不下的高投資和高順差的物質基礎，并且由于國民儲蓄超過國內投資，貿易順差將繼續拉大。李稻葵、李丹寧（2006）認為應從世界貿易格局的變化和兩國儲蓄的變化兩方面來解釋中美貿易順差。管濤，王信（2007）從國際經驗來看，認為我國還處在工業化國家的經濟初期，當前規模的貿易順差在正常范圍內，貿易順差變動可以用國民儲蓄投資的缺口變化來解釋。何帆、張明（2007）指出，中國從1990年代中期起出現持續貿易順差的原因在于國內總儲蓄高于國內總投資。政府若放任總儲蓄率和總投資率的上升，貿易順差將繼續增長，政府若采取積極政策調整，貿易順差將會逐漸下降，后者符合中國現實內外平衡的增長戰略。與國內投資儲蓄投資缺口引起貿易順差觀點相似的是國內有效需求不足。張家勝、祁春節（2007）基于總供給與總需求模型分析，認為國內有效需求不足和國內投資擴張必然使總供給超過總需求,導致貿易順差的增長。除此之外，公共品的供給不足和貿易品供給過剩以及國民儲蓄持續超過投資也構成了貿易順差的直接因素。而人口紅利、大規模的工業化與城市化、地方政府行為扭曲、金融抑制等因素決定了我國貿易順差將在較長時期內存在。佟家棟（2007）認為因消費和投資需求不足所產生的“生產過剩”必須借助國外市場出清，形成了中國企業對國外市場的高度依賴，這種有效需求不足是不完善的市場經濟基礎上的不足。

（四）全球產品內分工生產方式導致的結果

Hummels,Rapoport,andYi(1998)指出國際企業通過在海外設立分支機構，促進了國際分工，并將這樣的國際分工稱為“垂直專業化”。Hummels,Ishii,andYi(2001)建立了兩階段生產模型，并通過研究指出垂直專業化貿易的形成是開放型國家成長多于所得的重要原因。馬野青（2009）認為我國的貿易順差主要是由產品內分工引起的國際產業轉移的結果。這種貿易順差由于是建立在產品內分工和我國比較優勢基礎上的，因此是可持續的，并且對我國產生一系列的福利，主要體現在先進要素的集聚、經濟增長質量的提高、就業增加、創新能力的提高等積極作用。徐毅（2009），蒲華林、張捷（2007）也提出了相似的觀點。盧鋒（2006）指出，雙順差直接原因來自加工貿易和外商直接投資的“結盟效應”，深層根源則是產品內分工時代背景與中國改革開放進程的互動關系。在一定程度上，雙順差結構特點是中國經濟開放成長在一定發展階段的可持續表現。

除了以上從理論上深入分析，提出針對貿易順差的不同觀點外，一部分學者也嘗試通過采用實證分析提出新的想法或者對已有的觀點進行進一步的驗證。BerthélemyandDémurger(2000)采用聯立方程組回歸模型，從全國的視角出發，認為FDI作為產品內貿易的一種具體方式，對經濟增長有著直接的貢獻。許煜、徐翱、尚長風（2007）提出了理論假設，中國式的財政分權是中國貿易順差的制度性根源，并采用了多變量的Johnsen協整方法進行了實證檢驗，發現兩者呈正相關關系，且系數很大，表明中國式的財政分權對貿易順差具有決定性的作用。張茵、萬廣華（2005）構造了一個結構向量自回歸模型(SVAR)，對在1985～2000年間影響中國貿易余額的因素進行了探究，指出實際沖擊是影響中國貿易余額的主要因素，實際沖擊包括國外供給沖擊、國內供給沖擊和相對需求沖擊。人民幣匯率存在一定程度的低估,但匯率變動對貿易余額影響不大。因此,貨幣性手段將不足以解決所謂的中國“貿易失衡”問題。徐毅（2009）通過對貿易順差的特征事實分析以及對儲蓄論的驗證，認為國際產品內分工是導致我國貿易順差持續，而生產要素在地方的流動和結合是其形成機制中的重要構成增加的最重要原因。蒲華林、張捷（2007）針對產品內分工和產品內貿易與中美貿易順差的關系做了實證分析，發現中日產品內貿易對中美貿易順差的貢獻最大，韓國和東盟位居其后，主要集中在勞動密集型加工環節的轉移所導致的產品內分工和產品內貿易。

以上幾種觀點雖然從不同的角度出發，根據不同的依據對貿易順差進行了合理的解釋，部分也通過實證檢驗證實了其理論推導的真實性和可靠性，但都存在一些漏洞，主要有以下三點：（1）多數研究都將貿易假設為同質，或者直接解讀為一般貿易。事實上，除了一般貿易，貿易還包括加工貿易和其他貿易，不同的貿易形式形成原因可能不相同，同時也會產生不一樣的貿易影響。（2）多數觀點關注的都是內部因素，視角局限在國內，對于國際分工帶來的影響缺乏必要的思考，與當前國際貿易分工深化的世界局勢不符。（3）在對于國內影響貿易順差的諸多因素的分析中，某些觀點一味固守傳統的宏觀經濟學理論，脫離了中國當前國情，導致理論推導與實際情況產生了偏離，不能用于指導實踐。

徐毅（2009），蒲華林、張捷（2007），盧鋒（2006）等學者雖然已從全球分工角度對貿易順差的成因進行了一系列探討，但都缺乏系統的內在機制分析。馬野青（2009）“產品內分工視角的中國外貿順差及其利益分析”彌補了這一方面的不足，從不同國家在國際分工中外貿順差轉移的角度對貿易順差的產生機制進行了深入分析。但上文只采用了統計性描述進行驗證，并沒有結合精確的實證檢驗，缺乏一定的可靠性和實踐性。基于以上研究的不足，筆者進一步從國際分工的角度尋找我國貿易順差的成因，并運用Eviews進行深入分析，以得到更加完善的結論。

三、貿易順差的形成機制

產品內貿易是在國際分工和全球貿易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一種貿易形式，是指由產品內分工所引起的中間投入品的貿易。所謂產品內分工，則是將產品生產價值鏈中的不同環節，包括工序、區段、零部件進行拆分，在空間上分散到不同的國家，每個國家根據其比較優勢對產品進行專業化生產的現象。中國作為人口大國，在改革開放初期的外向型經濟策略中，充分利用了“人口紅利”，即充足的勞動力資本，以低廉的勞動力價格出口成本低廉的勞動密集型制成品。美國、日本以及歐洲各國為了降低生產品本，提高競爭水平，擴大營業利潤，紛紛將其勞動密集型的產業或工序轉移到中國內地，之后新加坡等新興工業化國家也加入其行列，由此逐步形成當前中國作為“世界工廠”的現實。產品內分工導致全球生產格局發生了巨大的改變，生產組織結構呈現出一條類似于“U”形的微笑曲線，而各個國家根據其專業化工序的不同分布在曲線上的不同位置。日本和韓國主要從事產品的研發和設計，美國和歐洲各國則提供核心技術，從事產品的全球化管理以及市場營銷，這些都屬于資本技術密集型的生產活動，附加價值最高，位于微笑曲線的兩端最高處。臺灣地區和東盟各國提供產品的零部件系統或模塊，屬于中間產品的供應商，處于微笑曲線的次高端。中國大陸則從事中間品的加工組裝，提供少量的組件，屬于勞動密集型的生產活動，附加價值最低，位于微笑曲線的最低端。由于各個國家都順應了全球化變革下對生產工序的“重新洗牌”，在改變的過程中必然涉及到對國內原有的某些生產環節進行海外轉移，或者對當前的生產工序尋找更加廉價的生產地進行外包生產，這一方面使得各國交往更加頻繁，聯系更加密切，擴大了世界貿易的規模；另一方面也必然引起各國貿易順差在世界范圍內的轉移。根據微笑曲線的各國的不同位置，貿易順差轉移的原因和作用機理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歐美國家

歐美國家消費水平高，占據了消費品市場的大塊份額，同時它們也具有共同的產業特點，即技術密集型產業發達，人力資本價格昂貴，若在國內進行生產，最終產品價格必然居高不下，不利于國民生活品質的改善。因此在產業結構升級中，歐美企業會將大量產品生產鏈移向海外轉移，在本國內重點發展服務業，并依托高新技術產業牢牢占據價值鏈的高端。對于產業鏈的轉移，主要包括中間產品、零部件系統及最終產品的生產轉移，而最終出口地分為兩種情況，不同的出口地帶來的貿易順差轉移的影響也不相同。一是將加工制成品用于承接國本國市場的銷售，事實上，大量的歐美企業投資都是以在東道國銷售產品為目的。原本在歐美國家制造生產并銷往海外的產品現在直接在目標市場所在國進行銷售，并且不需要中間產品的出口，這樣歐美國家對中國的貿易順差變為零。而對中國而言，本來應該向海外進口中間產品或制成品，由于產業鏈轉移到國內，這部分進口也就不需要了，因此貿易進口量減少。二是將加工制成品銷往海外，包括對轉移國最終產品需求的進口返銷。歐美企業將本該承擔的對外貿易順差轉移到中國的經常性賬戶中，并且由于對該產品由于需要進口返銷，歐美國家表現為貿易逆差。而中國由于出口經加工后的制成品，出口增加。因此，中國的外貿順差從進口減少、出口增加兩方面得以擴大。在將產業鏈向發展中國家轉移的同時，某些歐美企業也會向承接國出口一些精密部件，由此增加了中間產品的出口，賬戶上反映出對中國的順差。但是，精密部件有較高的科技含量，而歐美對中國一直以來實行技術出口限制，具有競爭力的高科技產品出口難度大。因此，中國真正進口的零部件只是一小部分，再加上中間產品價值遠小于最終產品價值，遠無法覆蓋對歐美國家的出口額，賬戶總額上仍然顯示大額順差。由此可見，歐美國家通過在中國建立跨國公司，獲取對外投資的利益，卻將貿易順差留在中國的賬戶上。

（二）日韓國家

日本和韓國在產業結構升級后，將產業的重心轉移到產品的功能設計和工藝開發上，而較低層次的加工制造環節則外包給毗鄰的中國，最后將最終產品從中國出口銷往海外。當日韓企業將生產環節轉移到中國時，需要向中國出口大量的中間產品及零部件系統，雖然日韓本國所需要的最終產品要從中國返銷進口，形成了一部分的日韓對中國的逆差，但其價值遠低于中間產品出口的價值額，日韓對中國顯示的是大額順差。對于中國而言，日韓的產業鏈轉移包含三個步驟：第一步是從日韓進口中間產品以及零部件；第二步是在國內進行加工制造；第三步是將成品出口至歐美國家以及日韓。雖然中國對日韓國家存在中間產品的進口逆差，但在承接生產鏈的同時也承接了向海外出口制成品的貿易順差，而后者的價值遠遠大于前者。日韓國家將對制成品的貿易順差用中間品順差來替代，大大縮小了順差額，但中國卻承擔了對日韓國家和歐美國家的兩部分順差，形成了順差最大化。統計數據分析，近年美國對日韓的貿易逆差占其全球貿易逆差的比重在逐漸下降，而中美之間的貿易順差在不斷增長，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產業結構轉移所引致的產品內貿易的發展。

（三）臺灣地區和東盟

臺灣地區和東盟各國在產業特點上也有勞動力價格低廉的特點，提供原材料、中間產品和零部件模塊是其利用資源稟賦以及勞動力比較優勢的體現。制造業是臺灣和東盟地區的支柱產業，若將生產環節全部轉移到中國大陸，必將產生“制造空洞”，因此這些地區往往會將對歐美出口摩擦較大的產業鏈進行轉移，以避免國際貿易糾紛。轉移地將某些加工零部件和原材料出口到中國，經過加工制造后以中國為出口平臺銷往海外。這個過程將本該轉移地承擔的貿易順差全額轉移到了中國的賬戶上，轉移地對海外的最終產品貿易順差為零，只承擔了部分中間產品和原材料的順差，遠遠小于成品的貿易順差。由于進口大量原材料和中間產品，中國對臺灣和東盟地區表現為貿易逆差，而作為出口平臺，對歐美國家又表現為貿易順差，兩相抵消，在賬戶上仍顯示為貿易順差。在向中國轉移生產環節的同時，臺灣和東盟國家進口中國內地生產的制造業的中間產品，主要包括零部件系統及模塊，這進一步拉大了中國對這些地區的貿易順差。除此之外，臺灣和東盟地區向中國的出口有很大一部分是為了再進口，也就是將原材料、中間品在中國進行加工制造，再返銷到原地區進行下一步的加工制成。事實上，承接國在其中只獲得了少量的勞務費用，但在經常賬戶上卻顯示了對轉移地的大額順差。

（四）中國內地

中國人口總數大，就業崗位有限，因此就業問題一直以來是國內長期關注的問題，也是影響社會穩定的一大隱患。對外開放以來，大量的外包工作也同樣帶來眾多的就業崗位，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國內就業壓力。從某一程度上來說，低廉的勞動力優勢緩解了農業隱形失業問題，這種社會福利是大部分國家在全球產業轉移中都無法惠及的。中國在整個世界產業鏈中負責加工、組裝的部分，從國內角度來看主要經過進口-加工-出口三個環節。隨著大量外資的引進，許多外資公司將整條產業鏈轉移到中國，經常賬戶上進口為零。生產出成品之后，外資公司將產品向海外銷售，獲取銷售利潤，產品出口收益記錄在中國出口賬戶上，而實際上中國只是作為出口收益的“屬地”，真正獲取這部分收益的“屬人”是外資公司。這里的外資公司不僅有傳統意義上的發達國家設立的公司。近些年，越來越多的東南亞發展中國家也開始在中國設立外資企業，大部分都是技術含量較低的電子機械、皮靴、玩具以及服裝。這種產業轉移使得中國與周邊大部分國家與地區呈現逆差狀態，而與美國、歐洲等發達國家呈現大量的貿易順差。

四、基于中國數據的經驗分析

經過上述分析，可以得出產品內貿易對貿易順差存在一定的影響，本文將運用格蘭杰因果檢驗、協整關系及誤差修正模型來研究加工貿易總額與貿易順差是否存在長期均衡關系，進一步闡明其中的內在聯系。由于中國從1981年開始發展產品內貿易，因此加工貿易貿易進口與加工貿易出口數據選擇1981～2008年年度數據，來源于《中國海關統計年鑒》。進口總額和出口總額數據來源于1981～2008年《中國統計年鑒》相關各期。在本文實證檢驗中，分別設進出口差額以及加工貿易進出口總額為SUR、PRO。

（一）平穩性檢驗

在進行一系列的檢驗之前，首先運用Eviews對序列SUR和PRO及其差分序列進行平穩性檢驗。

進出口差額的ADF檢驗表明，SUR在差分前是不平穩序列，經過二階差分后平穩，因此SUR序列為二階單整過程。

在對加工貿易總額的ADF檢驗中發現，PRO是一個三階的單整過程。在協整檢驗中，根據降階規則，本文等號兩邊的變量的單整階數要求相等。由于等號左邊的SUR序列是二階單整過程，因此需要轉化PRO的形式，使其序列同樣變為二階單整過程。在此，將PRO變量去對數，重新進行ADF檢驗。

上述檢驗結果表明，PRO的對數形式經過二階差分后平穩，因此LPRO是二階單整過程，在協整檢驗以及誤差修正模型中，加工貿易總額將以對數形式出現，以保證檢驗的正常運行。

（二）格蘭杰因果檢驗

運用Eviews中的GrangerCausalityTests，檢驗貿易順差(SUR)和加工貿易總額（PRO）之間的因果關系。

在EstimateVAR中，根據AIC、SC最小值原則，選擇滯后4期為最優滯后期（選擇過程略）。

格蘭杰因果檢驗

根據上述檢驗結果觀察兩個假設的可能性值，可以得出，可能性值分別低于1%的顯著性水平，因此拒絕原假設，得出結論：（1）加工貿易是貿易順差的格蘭杰原因，即加工貿易增長促進了貿易順差。（2）貿易順差是加工貿易的格蘭杰原因，即貿易順差增長促進了加工貿易。

可見加工貿易能夠促進貿易順差的擴大，同時國內貿易順差也能顯著正向作用于加工貿易，兩者相互促進，相互融合。前者是本文的討論重點，因此下文將對兩者的長期關系進行進一步探討。

（三）協整檢驗

在LPRO與SUR時間序列都為二階單整的基礎上，做如下協整回歸，檢驗二者是否存在協整關系。根據AIC、SC最小原則，選擇滯后5期最為時間序列LPRO和SUR的最優滯后期。檢驗可得，上述變量存在協整關系：

其中，LPRO的t值顯著。上述等式說明了加工貿易與貿易順差之間存在長期均衡關系，即加工貿易每增加一個百分點，貿易順差總額就會上升225個單位，兩者之間存在密切的長期關系。

利用協整關系，進一步建立誤差修正模型：

△SUR(t)=1.528*△SUR(t-1)+1.47*△SUR(t-2)+1.388*△SUR(t-3)+1.340*△SUR(t-4)+1.276*△SUR(t-5)+1219.606*△LPRO(t-1)+647.696*△LPRO(t-2)+1088.004*△LPRO(t-3)-743.992*△LPRO(t-4)-650.511*△LPRO(t-5)-612.046-1.384(SUR(t-1)-225.053*LPRO(t-1)+1259.052)

上述模型將長期效應和短期影響明確分開，SUR(t-1)=225.053LPRO(t-1)-1259.052為長期均衡關系，調整系數為-1.384,表明誤差修正項對△SUR(t)的調整速度，負數符合反向修正機制。短期動態關系較為復雜加工貿易對數與貿易順差總額的滯后一期至五期均對貿易順差產生短期影響。

五、政策建議

根據上述分析，可以得出結論，加工貿易是貿易順差的形成中的至關重要的因素，同時貿易順差也會對加工貿易產生正面影響。基于兩者之間的內在聯系，在此從加工貿易的角度出發，提出減少貿易順差的一些政策建議。

（一）完善加工貿易政策

政府需要加強外資引進測評力度，合理引導海外產業鏈向國內的轉移。對于大規模的產品外包承接，地方不能一味追求政府績效全盤接受，而忽略了產品和生產鏈本身的質量及其發展潛力。政府需要制定更為全面、嚴格的外資引進政策，對于引進的外商投資，不僅要考量其規模，更需要對其產品鏈中涉及的原材料、加工工藝、中間產品的質量進行評估，考慮其是否對地方整體發展有益。在對產業鏈進行綜合評估之后，再重新思考對于外商投資的引進問題，逐步減少低質量外資，由此可以進一步降低加工組裝后的產品出口。另一方面，逐步取消某些吸引外資政策，如“超國民待遇”。推出此類政策的最初目的是吸引外商投資，而現今中國已經建立并且鞏固了其在全球市場上的加工組裝地位，優惠政策反而會導致更多的“假外資”流入國內。對于歐美國家市場導向型的外商直接投資，優惠政策的取消并不會影響其FDI的進程，因此取消部分政策實際上是給所有面向中國的產業轉移進行了一次“過濾”，使得海外投資市場更加透明，利于中國FDI的長期發展，也減少了許多不必要出口，緩解貿易順差。

（二）改善進口結構，在貿易轉移過程中適當加大進口規模

在上文中提到，歐美、日韓國家在向中國進行產業鏈轉移的同時，也會向中國出口精密部件，并且這種情況是常態。但是由于各個國家的制度限制（如美國的技術出口限制），這部分進口往往有限。政府需要在國際貿易協商中加強談判技巧，爭取更多的主動權，以獲得更多的進口機會。同時改善國內進口環境，實行進口優惠政策，以吸引更多的資源進入國內。對于進口的內容，不僅包括精密儀器，也要拓展至國內短缺的原材料、精密設備和先進技術的進口，逐步在擴大進口規模的同時不斷優化進口結構。隨著進口量的擴大，貿易順差的壓力會有所減小。

（三）加快中國產業結構調整，改變出口增長方式

勞動力低廉的特點使得中國外貿出口呈現粗放型增長方式，即出口量是由大規模出口而非高收益引起。要擺脫加工貿易引起的貿易順差，就必須打破當前的貿易格局，脫離“微笑曲線”的最低端，不斷向上攀升，最終實現效益型增長的轉變。政府需要重點發展技術進步與科技創新，不斷增加外包產品的技術含量，提高出口產品的競爭力，同時輔以金融、財政、投資政策對產業結構加以調整，直至出口貿易實現內涵式發展。當然，這種轉變并非一蹴而就，在產業結構沒有徹底轉換之前，外貿都要始終保持自身比較優勢，將加工貿易作為本國外貿的一大奠基石，在循序漸進中逐步實現產業結構的良性轉換。

（四）發展良性循環

從上述的格蘭杰檢驗，得出結論：貿易順差也會對加工貿易施加正面影響，因此貿易順差的減少會引起加工貿易的減少，由此進一步降低貿易順差總量。由于兩者相互促進，可形成良性循環，以達到最終緩解貿易順差的效果。

以上政策建議是從加工貿易角度出發提出的，實際上，貿易順差是一個宏觀問題，受到國內外各方面因素的影響，僅僅優化一方面并不能最終解決問題。加工貿易屬于影響貿易順差的外部因素，內部因素包括國內消費需求、外匯管理、經濟發展等，只有綜合所有因素考量貿易順差的形成，并針對各方面問題輔以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加以調整，才有可能引導貿易順差達到較為合適的位置，真正促進中國經濟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