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韋伯的社會分層理論將社會依據政治———權力、經濟———財富和社會———聲望來劃分社會標準，韋伯在他的分層理論中指出，財富是指社會成員在經濟市場中的生活機遇，就是個人依據其經濟收入來交換商品與勞務的能力，也就是把個人的經濟收入作為劃分其所在的社會階級、結構層次的經濟標準。社會聲望標準是指個人在其所處的社會環境中所受到的尊敬與聲譽。在韋伯看來，政治權力就是“處于社會關系之中的行動者即使在遇到反對的情況下也能實現自己的意志的可能性”［3］(P．21)。政治權力不僅僅是指個人或者群體對生產資料的占有，也指個體在社會階層中所處的位置。韋伯對上述3條標準的劃分既是相互聯系又是獨立存在的，但在理論層次上，這3條標準是嚴格分開的。韋伯的這條經典的社會分層理論打開了利用多元標準劃分社會層次的先河，為后來的社會分層研究提供了經典的、系統的、明確的社會分層模型。

社會轉型關鍵期我國社會分層現象剖析

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的社會結構層級隨著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產生了巨大的變化。我國著名的社會學家李強教授依據機制和資源將我國現行的社會層級分為10層結構。第一層是國家與社會管理者階層，第二層是經理人員階層，第三層是私營企業主階層，接下去依次為專業技術階層，辦事人員階層，個體工商戶階層，商業服務員工階層，產業工人階層，農業勞動者階層，城鄉、失業、半失業者階層，他還闡述了導致當前我國社會分層的4種主要機制:第一是勞動分工，第二是權威等級，第三是生產資料，第四是制度分割和3種階層劃分資源，即組織資源、經濟資源和文化(技術)資源。20世紀最后幾十年，社會在政治、經濟、社會方面都發生了巨大的轉變，之后進入我國社會轉型時期，此時，社會階層結構也隨著社會轉型發生了變革，先后涌現出了不同的社會階層理論。最具有代表性的是米洛萬•吉拉斯的“新階級”理論，其理論的主要觀點是:雖然蘇俄的革命是以取消階級為號召開始，但是最后，國家壟斷權力官僚特權集團自己竟然成為了一個握有空前絕對的權威的新剝削階級。［1］(P．248)這個觀點無論是對西方還是在蘇東陣營內部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我國當前處于社會轉型的關鍵時期，尤其是市場經濟的轉型是我國當前社會經濟轉型的核心，對我國社會層級結構產生了非常大的影響。我國著名學者李路路認為，社會分層模式所涉及變化的關鍵問題就是占據市場內部轉型主導地位的社會階層處在哪一層，以及是否擁有控制地位去推進市場內部轉型這一個過程。但是隨著市場經濟轉型的進一步加深，我國社會人員向社會負向流動人數增加，失業人數也增加了。為了減少這種負面的流動效應，筆者認為，增加高等教育的入學機會，提高高等教育入學率，不失為一種解決方法。

社會分層對高等教育入學機會影響因素分析

1．經濟差異對我國高等學校入學機會的影響。經濟因素對高等教育入學機會的影響是間接產生的，遠遠不止其直接性和顯著性特征，它通過對不同社會階層的教育資源、學習條件、時間造成差異進而對高等教育產生影響。在社會經濟快速發展，兩極分化顯著的情況下，考慮高等教育與社會分層之間的互動性問題是必要的，因為它直接關系著社會結構是趨于分層的凝固化還是層級的流動化，關系著社會的良性秩序與長期穩定。20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高等教育實行大規模的擴招，大批高校開始施行收費政策，這不僅僅挑戰了學生的學習能力，更關鍵的是對家庭經濟的收入也提出了挑戰。父母收入的高低和孩子究竟能夠上到什么程度和上什么樣的大學起到決定性的作用。一些地方高職院校為了吸引一些家庭貧困生，院校采取了減免學費的政策，吸引了一批高分但是家庭貧困的學生來學校學習。經濟差異不僅僅是區分不同社會階層最明顯的標志，也是影響處于不同階層的子女接受不同類型和不同層次高等教育最為重要的因素之一。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教育始終作為一種準公共產品而存在，公眾能否進入教育系統必然受各階層收入的制約。教育經濟學認為，教育首先是一種消費，能否進入這種消費，接受什么質量、等級類型的消費和階層收入呈正相關。教育作為長期投入的活動，項目活動具有滯后性，家庭收入的差距使得學生在學習過程中對于輔助學習資料、學習資源的利用都存在著一定的差距，家庭收入高的家長可以為孩子提供理想的教育資源、優越的教育環境，而貧困家庭只能讓孩子接受一般的高等教育，這類學生在上學期間還要勤工儉學，借助獎學金和助學金完成學業，貧困生在學習的過程中必然失去部分參與學習的機會。

2．文化資本差異對我國高等學校入學機會的影響。我國的社會學家以職業分類為基礎，以組織資本、經濟資本和文化資本來劃分社會階層，在這3個資本當中，文化資本是很難在一段時間內改變的。法國學者布爾迪厄最早提出文化資本的概念，他認為文化資本是社會各階級和個體所擁有的知識、技術、氣質及文化背景的總和，是一種有別于經濟資本和社會資本，基于對文化資源的占有的資本。韋伯在他的分層理論中將社會聲望標準定義為個人在他所處的社會環境中所受到的尊敬與聲譽。筆者認為文化資本的差異是對家庭背景中父母所處的社會聲譽環境下的一種直接反應，父母受教育的程度越高，相對應是他們所受到的社會尊敬和所享有的社會聲譽就越高，這是一種正相關。而這種階層背景的直接差異就是“文化再生產模式”的產生。這種模式是指擁有較高文化教育背景的父母，其子女在教育機會上享有優勢。父輩的文化教育水平能在子代得以繼承和延續，從而完成家庭的文化再生產過程。文化資本是實現文化再生產的主要機制之一，也是制約不同階層子女入學差異的隱性因素。擁有較多文化資本的父母越發重視教育在人的一生中所顯示出的重要作用，俗語說的“龍生龍，鳳生鳳”也不是全無道理可言的。父母受教育程度的差異，對家庭的教育理念有很大影響，決定著子女未來受教育的程度。有調查顯示，在重點大學就讀的學生父母是大專及大專以上文化程度的比例要高于高中和中專學歷，在普通本科學校則相反，這說明父母受教育的程度越高則子女受教育的程度就可以越高。家長受教育的程度不僅僅對學生學校的選擇有影響，對于專業的選擇也是重要的影響因素。西方關于家庭文化背景與教育關系的國際比較研究表明，造成學生學業成績差異的原因，80%在校外，而家庭的社會文化背景是其中最主要的因素。［4］(P．87)與西方社會相比，我國的家庭文化資本差距對我國高等教育的入學機會的影響更大更明顯。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平均受教育程度偏低，受過高等教育的和沒有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口數目差距明顯。而西方發達國家人均受教育程度高于中國國內。要想提高中國人口的受教育人數是一個漫長而艱巨的過程。

社會分層現象對高等教育入學機會影響的啟示

列寧說過，在共產主義第一階段，還不能做到公平和平等，富裕的程度還會不同，而不同就是不平等。如何提高高等教育公平性問題，“發展群眾的文化教育事業”［5］(P.321)，讓更多的學生能夠進入夢想中的大學是當前高等教育研究者時刻關注的問題。《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當中就提出教育公平的概念，即“形成惠及全民的公平教育，堅持教育的公益性和普惠性，保障公民依法享有接受良好教育的機會”［6］。教育的公平性問題是社會公平在教育領域的延伸，如何實現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公平，筆者認為可以從以下3個方面來進行。首先，縮小城鄉收入差距。經濟差距是導致孩子上不同大學的一個重要因素。另外，孩子在高考失利的情況下，家長是否支持孩子復讀，足夠的經濟支撐是物質保障。當前城市建設需要更多的農民進城務工，這為提高勞動就業率、增加農村家庭收入提供了一條渠道，此外，應當針對農村地區人口實行福利政策，確保低收入農民能夠正常生活，為無勞動能力的學齡兒童提供免費教育，減輕農村家庭負擔，提高上學率。其次是改革考試招生制度，實施優惠的招生政策。第一是適當改革高考的招生政策，向農村和貧困生有所傾斜。第二是高校在招生的時候要能夠根據生源地的具體情況確定考試科目，劃分招生分數線，如上海每年對高考的自主命題就能夠根據上海當地的教育優勢實行招生。第三，應當樹立終身學習的理念。我國當前的制度化教育是一種篩選教育，用于篩選來自不同社會層次的人員在經歷一段時間的學習之后，技能等方面是否達到一定的要求和標準。終身教育作為生命歷程中的一種連續性的教育，將制度化的考試當作一個階段性的考試，它并不能就此決定人的一生，而是作為一個新的起點。終身教育是實現教育公平的理想化的策略之一，《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進素質教育的決定》中明確提出“形成社會化、開放式的教育網絡，為適應多層次、多形式的教育需求開辟更為廣闊的途徑，逐漸完善終身學習體系”，我們應當建立終身教育體系，完善終身教育制度;轉變價值觀念，實現教育機會均等。

作者：趙靜單位：蘭州大學教育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