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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關鍵詞：意識形態國族建構文學史現代性

論文摘要：本文簡析意識形態因素對臺灣文學史的影響及臺灣學界的反思，認為大陸版的文學史比較注重發掘兩岸文學的親緣關系，但因受到客觀條件限制，資料掌握不夠全面，這導致對細節的把握和分析不足，最直接影響是缺乏對臺灣區域文學史的關注。臺灣學者的文學史書寫，如葉石濤、彭瑞金等人的著作，有可取的地方，但因以意識形態先入為主的理念只選取和自身論述主軸相關的作家作品，導致了粗暴的簡單化傾向，扭曲臺灣文學的歷史發展脈絡。還有一些學者如王德威、黃美娥、邱貴芬、楊宗翰等，積極探討文學史突圍的可能。他們的現代性視野對臺灣文學史研究和書寫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文學史是權力和知識共同建構的意識形態，傳統的臺灣文學史主要分為兩類，分別是以大中國情懷建構的文學史和以臺灣意識為主的本土論。中國意識的文學史以大陸學者和臺灣統派學者所撰寫的為主，如劉登翰先生主編的《臺灣文學史》、古繼堂教授撰寫的《簡明臺灣文學史》、《臺灣小說發展史》和《臺灣新詩發展史》、呂正惠、趙遐秋兩位教授撰寫的《臺灣新文學思潮史綱》；顯現臺灣意識的文學史則主要有《臺灣新文學史綱》（葉石濤）、《臺灣新文學運動四十年》（彭瑞金）、《臺灣新文學史》（陳芳明）。就知識與權力的關系而言，臺灣文學史與“國族建構”緊密結合，這是兩岸的臺灣文學史書寫的最大共同點，不同的意識形態主導下的臺灣文學有著截然不同的風貌。

大陸版的文學史中，劉登翰先生主編的《臺灣文學史》為時較早，內容最豐富、規模也最宏大。劉登翰先生以“分流與整合”的理念闡釋臺灣文學與中華文化的關系：“中原文化的基因，在臺灣文學漫長的發展過程中，規范了它的方向，確立了它的形式，賦予它的精神內涵，奠定它的民族風格，把臺灣文學納入中國文學的傳統中。”《臺灣新文學思潮史綱》是由臺灣統派與大陸學者共同編撰的“新文學”的“思潮史”，認為臺灣新文學是中國新文學的有機組成部分，并對“文學臺獨”不遺余力地進行批駁。總體而言，大中國立場的版本認為臺灣新文學是受到大陸“五四”運動影響而發展起來的，比較注重發掘兩岸文學的親緣關系，這甚至被深綠學者認為是“發明”臺灣文學史。但因受到條件限制，大陸學者對臺灣文學史相關資料的掌握不夠全面，這導致對細節的把握和分析不足，最直接的后果是缺乏對臺灣區域文學史的關注。而資料的匱乏有可能導致理念的先行。例如古繼堂教授的《臺灣新詩發展史》，就被游喚認為“這一部臺灣新詩史是從中國大陸的預設角度出發來編寫成的臺灣新詩史。它編的成分實在遠遠大于史實的層次。”

在臺灣方面，本土派的葉石濤、彭瑞金和陳芳明主要以殖民抗爭來建構其歷史敘述的基調，強調文學中的“臺灣意識”。葉石濤和彭瑞金的文學史關注點主要集中在本土作家和鄉土文學身上，對外省作家和現代主義文學有意忽視。葉石濤的《臺灣文學史綱》強調“臺灣意識”，認為只有表現臺灣本土生活經驗和歷史經驗的文學才是真正的臺灣文學，在此書的序言中他指出：“（《臺灣文學史綱》編纂的）目的在于闡明臺灣文學在歷史的流動中如何地發展了它強烈的自主意愿，且鑄造了它獨異的臺灣性格”。雖然葉石濤承認臺灣現代文學的出現是受中國大陸白話文運動的影響，但他認為臺灣與中國大陸的持續分隔使其具有了自主性。意識形態的偏頗導致葉氏企圖把外省籍作家的文學作品排除在臺灣文學之外，認為這些作品“遠離臺灣的土地和人民”；他對現代主義作家的評價也較低，認為他們作品中的“無根”、“漂泊”的情結是對臺灣的不認同。彭瑞金的《臺灣新文學運動四十年》繼承了葉氏的本土史觀，所不同的是該書采用了文學運動的角度。總體而言，意識形態先入為主，只選取和自身論述主軸相關的作家作品，導致了葉石濤、彭瑞金所編寫的臺灣文學史的簡單化傾向，扭曲了臺灣文學的歷史發展脈絡。

與葉石濤、彭瑞金文學史的“排他性”不同，陳芳明雖然也重視臺灣意識，但他的文學史論述并沒有排斥外省作家。陳芳明尚未完成的《臺灣新文學史》是從“左翼的、女性的、邊緣的、動態的”立場出發，企圖在“后殖民史觀”的基礎上書寫一部相對具有寬容性、多元性的臺灣文學史著作。他提出了“殖民三階段論”史觀（或稱“再殖民史觀”）作為文學史論述的框架：日據時代是“殖民階段”，國民黨敗退到臺灣后稱為“再殖民階段”，解嚴后（亦即李登輝上臺后）稱為“后殖民階段”。陳芳明的“殖民三階段論”被疑“以論套史”，有簡單化臺灣文學史的趨向，游勝冠認為陳氏族群和解、多元共存的理念，使他在處理解嚴后的臺灣文學時在事實上轉為多元的“后現代史觀”。

就當前臺灣文學史的書寫現狀來說，除了“中國意識”和“臺灣意識”的國族建構史外，學者也積極探討文學史突圍的可能，這引發了眾多的文學史研討會及相關討論。討論的焦點：一是認為知識與權力的共謀造成書寫過程中化約的傾向，某些族群、性別的文學書寫被淡化處理；二是單線的歷時性的文學史書寫，無法處理文學史的“斷裂”和“非連續性”等問題。當前臺灣學界偏向以“現代性”為主軸來建構臺灣文學史，“就是拉到整個現代性中去看，而不只是反殖民。……而這種史觀允許多元性。”［5］王德威、黃美娥、邱貴芬、楊宗翰等學者對此都有所思考和建樹。

邱貴芬對臺灣文學史書寫反省相當深刻。真正體現她突圍努力的是《從戰后初期女作家的創作談臺灣文學史的敘述》。她從戰后初期女作家創作的角度，指出傳統的臺灣文學史，其著力點都在男性作家上，無法完整涵蓋女性作家的創作。同時，她認為臺灣學界從殖民抗爭的角度書寫臺灣文學史，這種壓迫與反抗、官方與民間、本土與外省等二元對立的模式遮蔽了女性作家在文學史上的貢獻。可貴的是，邱貴芬認為“要真正呈現臺灣這塊土地復雜的文學活動狀貌以及其脈絡，做法不是企圖以‘女性’（哪個女性？哪樣的‘女性’觀點？）觀點來取代‘男性’觀點來敘述臺灣文學史或是以某個族群（外省第一代第二代、原住民、客家人）的觀點來取代另一個族群（福佬族）的觀點，而是重新檢討傳統史學方法的基本概念。”［6］在邱貴芬看來，以往的臺灣文學史注重反殖民、反壓迫的一面，壓抑與主旨無關的其它類型的文學，比如女性文學、原住民文學等非主流文學，即使進入書寫范疇也是處于邊緣狀態。為此，她提出以“現代性”為切入點書寫臺灣文學史，這樣就可以關照到各個層面。但也有學者認為邱貴芬依然沒有跳脫以往的文學史的局限：“此文與作者所點名批判的各本臺灣文學史一樣，都犯了兩個共通的弊病：一是不自覺地將詩風筆潮與社會變遷兩者間的聯系，過度簡單地化約成一對一的鏡象關系；二是諸位史家或研究者雖意圖采取不同的史觀與解釋模型，然皆不脫‘沖擊─回應’此一范式的魅影。”［7］但即使存在這些弊病，但邱貴芬看到傳統的殖民抗爭無法關照到臺灣的多元族群、性別、階級等議題和文學史的“斷裂”、“不連貫”，提出以“現代性”來建構多元的復雜的臺灣文學史，成績依然不可小視。

楊宗翰的觀察和省思不僅全面而且頗具特色。他質疑臺灣學界對“臺灣意識”的強調，“我認為是不是一個美學作品跟有沒有臺灣意識事實上并沒有關聯，我討論的是說不管是由大中國主義或是以臺灣意識為主到最后都是與建構一個國族史或是一個正典化的部分。”［8］他認為臺灣社會應該允許多元聲音的存在，臺灣文學史應該是一部包容多元的文學史。其次，就敘述方式而言，他提出可以借鑒新歷史主義的手法來書寫文學史，新歷史主義認為歷史是虛構的，那文學史就是虛構的虛構，應允許文學史家在敘述方式上嘗試多種手法，甚至“后設”的手法來與讀者互動。再次，文學史的興起與教育體制息息相關，文學史書寫往往有著隱含的作者，即“國家權力”。楊宗翰認為：與大陸文學史書寫多采取集體寫作方式帶有官方味道相比，臺灣的文學史則更多“在野性質”。但遺憾的是，隨著民進黨上臺，“本土意識”、“臺灣主體性”成為臺灣當前最大的“政治正確”，臺灣文學迅速成為一門顯學，臺灣文學史的“在野性質”能保持多久還是個問號。

對當前臺灣文學研究界“本土意識”高漲的情況，王德威認為：“如果‘復國’的神話需要被解構，‘建國’的神話又何嘗不是如此？由此類推，正典的生成不總已經預設了正典的遺/棄？”［9］他認為臺灣文學史的書寫不能忽視臺灣長期以來的“遺民”心態，這對外省作家作品的分析尤其有效。同時，王德威以實踐反省臺灣文學史書寫，他的《臺灣：從文學看歷史》一改過去單線歷時的敘事方式，以共時的文學作品為分析脈絡。陳建忠評價此書：“《臺灣：從文學看歷史》與既有的文學史論作，有著不同的編寫觀念，創造了一種較新的文學史體例。再者，像這般有堅強顧問群、編輯群與出版社、傳媒支持的新型態文學史出版模式，也展現出不同的文學傳播風貌，而可能改變讀者的視野。”［10］該書編撰和出版方式，極具“現代性”，體現了消費社會和大眾傳媒時代的特色。

就研究實踐而言，黃美娥的《重層現代性鏡像———日治時代臺灣傳統文人的文化視域與文學想象》從日據時期臺灣特殊的歷史境遇入手，指出當時臺灣的現代性并不是單一的以西方文明為中心的，而是多元并存多重糾結的，存在著殖民性、現代性、本土性、傳統性多重糾葛的鏡像。區別于從新文學角度評價傳統文人的視角，黃美娥從舊文人/傳統文人的立場出發，厘析日治時期新舊文學論戰，分析舊文人在論戰發生前后的應變與思索，重構雙方在文壇中面對日本殖民帝國的威脅所產生的復雜關系，挖掘傳統文人“維新”和“現代”的向度。黃美娥對傳統文人“被壓抑的現代性”的發現，打破新舊文學“斷裂關系”的傳統認知，尋找新舊文人面對現代情境時的合力和協力。同時，扭轉人們對傳統文人“落后”、“守舊”的思維定勢，揭示傳統文人在世紀初面對現代性的“迎新”表現；從傳統文人的角度發現傳統詩文“延續漢文斯文”的抵殖民作用等。這種以現代性關照傳統文人的做法，與大陸學界近年來對晚清“被壓抑的現代性”的關注以及“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提法相呼應，并以實際行動加入該實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