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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國的經濟發展指導思想已經從過去的數量擴張模式進入到高質量發展模式。高質量發展離不開高質量的會計信息。文章從會計如何影響三大市場（即資本市場、產品市場、勞動力市場）的發展，會計如何影響企業內部的價值創造活動，以及會計與可持續發展和新發展理念之間的關系等角度，討論了會計在促進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中的作用。

【關鍵詞】高質量發展；企業價值創造；委托問題；可持續發展

我國的經濟發展指導思想已經從過去的數量擴張模式進入到高質量發展模式。高質量發展離不開高質量的會計信息。報告明確提出：要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而市場機制能夠有效發揮作用的前提之一，就是存在決策相關、公允可靠的會計信息。否則市場機制有可能因為檸檬市場效應而失效。本文中，筆者試圖結合自己的一些研究發現，談談會計在高質量發展中的作用，具體從會計如何影響三大市場（即資本市場、產品市場、勞動力市場），會計如何影響企業內部的價值創造活動，會計與可持續發展和新發展理念之間的關系等展開闡述。在闡述過程中，主要引用了筆者自己的一些研究成果，這并不意味著這些研究非常重要，而只是因為對自己的研究更為熟悉而已。

一、會計與資本市場高質量發展

會計信息對資本市場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這方面的文獻可以說是汗牛充棟。理論上而言，公司價值取決于未來現金流折現，進而又可以寫成如下公式：V=E/r其中，V是公司價值，E是公司利潤，r是折現率（或資本成本率）。因此，會計對公司價值的影響主要通過兩個途徑發生作用：一是降低資本成本率r。會計信息披露通過降低企業與投資者之間的信息不對稱，從而降低投資者面臨的非系統性風險，進而降低投資者所要求的回報率，即r。由于r與公司價值成反比，因此r越低，企業價值越高。關于會計信息披露對降低融資成本的重要性，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實踐上都已經有許多證據支持，在此不再贅述。在這方面，筆者與合作者考察了企業內控信息披露對防范股價崩盤風險的重要性[1]，研究表明，內控信息披露通過降低企業內外部的信息不對稱，有助于投資者更好地對公司價值進行定價，從而降低公司股價崩盤風險。也正因如此，新建立的科創板將確保會計信息質量作為注冊制實施的核心前提之一。二是提高企業盈利水平E。會計信息披露通過降低企業與投資者之間的信息不對稱，有助于投資者更好地監督企業內部人的行為，使得企業內部人更加難以轉移公司資產，或者從事不利于企業價值最大化的行為，從而提高公司業績E，進而提高公司價值。這方面的一個反面例子是安然公司。安然公司管理層通過復雜的會計操作，躲避外部投資者的監督，并掩蓋其自利行為，最終因為會計造假被揭露，短短一年之內，股價從80多美元每股快速下跌到幾乎為0元每股，股民損失近100億美元。為了加強對企業管理層的監督，筆者想強調會計信息可比性的重要性。我們經常說，“不怕不識貨，就怕貨比貨”。許多時候外部投資者處于信息劣勢，并不能有效識別企業的會計造假行為。然而，如果不同企業之間的會計信息可比性足夠高，那么通過對比兩家類似企業的會計處理，投資者就能夠有效識別出企業的會計造假行為。例如，某視頻公司通過延長視頻版權的攤銷期間來高估利潤。投資者一般難以判斷視頻版權究竟在幾年內攤銷比較合適，但投資者只要對比相似幾家視頻企業的攤銷政策，就很容易發現該企業的攤銷期間過長，從而比較容易發現其盈余管理行為。正是從這個角度來說，我國會計準FRIENDSOFACCOUNTING封面專題則的國際趨同不僅有助于我國經濟的改革開放，也有助于提高我國企業會計信息的全球可比性，從而可以增強投資者對我國上市公司的外部監督。雖然已有研究都支持會計信息質量和披露對資本市場發展的重要性，但同樣值得關注的是會計信息披露可能的負面效應。負面效應之一是會計信息披露程度過高，可能會導致企業私有信息的泄露，從而降低其競爭力。事實上，不少企業之所以選擇不上市，就是擔憂上市后強制性的信息過度披露損害其競爭力。因此，會計信息披露的度在什么地方，是一個值得深入研究的話題。另外，要求上市公司按照統一的會計準則和格式披露有關信息，雖然可以增強信息可比性，從而促進投資者的投資決策，但是，由于不同企業的戰略、商業模式、行業特征等都存在較大差異，按照統一的準則和格式披露會計信息是否能夠反映各類企業的業務模式和價值驅動因素，也是一個值得深入研究的話題。近年來，不少新經濟企業日益熱衷于披露另類業績指標（alternativeperfor-mancemeasure），即認為現有的會計準則規定的利潤計算方式并不能客觀公允地反映其績效，從而按照自認為更合適的方法來計算利潤并予以披露。例如，京東公司已經多年披露另類業績指標。或許，會計信息披露也存在著一個統一化和個性化的權衡問題，這是另一個值得深入研究的話題。

二、會計與產品市場發展

雖然已有文獻主要關注會計信息在資本市場中的作用，但近年來一個新興領域開始探討會計信息在產品市場中的作用。事實上，在資本市場產生之前，會計信息的一個很重要功能就是為商品交換服務。Basuetal.[2]基于考古資料，證明在公元前8000年的美索不達米亞地區，會計記錄通過降低交易成本，促進了商品交換和勞動分工。Breuer[3]基于26個歐洲國家的數據，考察強制性的財務信息披露和審計對產品市場資源配置的影響。他發現，強制性的財務信息披露降低了產品市場上的信息不對稱和信息搜集成本，促進了資源的有效配置，體現為不同企業之間的生產率差異縮小；但是，強制審計并沒有起到促進資源有效配置的作用，相反，由于強制審計增加了企業審計成本，導致一些中小企業被迫退出了市場，反而不利于提升整個產品市場的效率。在會計與產品市場發展方面，筆者與合作者考察了外部審計對私營企業出口的促進作用[4]。研究發現，由于外部審計降低了出口方和進口方之間的信息不對稱，增強了進口方對出口方的信任，從而促進了出口貿易。筆者采用斷點回歸、雙重差分模型等方式來緩解內生性問題，得到了一致的結論。其他學者的研究也表明，不同國家的企業通過采用同一國際會計準則，有助于增強跨國間的會計信息可比性，降低了國際貿易領域的信息不對稱，從而推動了進出口貿易。鑒于產品市場對企業發展的重要性，以及會計信息在緩解供應商和客戶之間信息不對稱的重要作用，考察會計信息如何影響產品市場競爭和發展，是一個值得關注的新興研究領域。另外，會計信息披露雖然有助于緩解供應商與客戶之間的信息不對稱，但導致企業私有信息的泄露，從而影響到企業和競爭對手之間的博弈。因此，會計信息披露如何影響產品市場的產業結構、競爭行為乃至企業績效，也是一個值得關注的話題。

三、會計與勞動力市場

會計除了影響資本市場和產品市場，還會影響勞動力市場。這個方面的研究目前主要關注企業的會計舞弊行為如何影響企業的勞動力雇傭決策。筆者的一些研究表明企業的會計舞弊行為被曝光后，會導致企業減少勞動力雇傭，并使企業對勞工保護投入減少，進而導致勞資糾紛增加，進一步降低企業的勞動生產率[5]。這表明企業的會計造假行為不僅影響資本市場，還會波及勞動力市場。目前有關會計與勞動力市場之間的互動關系，即“會計與勞動力”研究，正在成為一個新興領域。在當前強調穩就業的宏觀背景下，筆者期待這個領域能有更多的研究成果涌現出來。

四、會計與企業內部的價值發現問題

市場經濟條件下，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然而，市場機制一般來說發揮作用的主要場景在企業外部，即資源在不同企業之間的配置通過市場機制來進行，更具體來說，通過價格機制來配置資源。然而，在企業內部，資源配置依然更多的是通過指令性方式來進行。正如科斯在《企業的性質》一文中所描述的那樣：“如果一個工人從部門Y流向部門X，他這樣做并不是因為相對價格的變化，而是因為他被命令這樣做。”[6]市場機制雖然在提升資源配置效率方面具有巨大的作用，但現實中依然有相當部分的資源并非通過市場機制來進行配置，而是通過企業或政府部門來配置。這是因為，市場機制也具有巨大的交易成本，包括：信息搜尋成本和價格發現成本；談判和簽約成本；契約執行成本。一項交易的不確定性越高，則市場機制的這種交易成本就越大。當市場機制的交易成本過高，企業就應運而生了。在企業內部，人們直接通過指令行為來完成經濟活動，從而節約了交易成本。然而，企業在節約交易成本的同時，也會帶來另一類成本，即組織成本。組織成本包括兩方面的成本，一是價值發現成本，二是偷懶成本。1.企業雖然節約了價格發現成本，但是會帶來組織內部的價值發現成本，即需要識別何種活動有利于組織利益最大化（這些活動所創造的價值高于其所消耗的成本）。在市場機制下，如果一項活動不能創造價值，就會自動被市場交易主體所摒棄，但在企業內部，由于組織的復雜性，以及許多參與者并非企業剩余價值所有者，識別某項活動是否創造價值，以及舍棄那些低價值的活動，并非易事。如果不能有效識別并摒棄那些低價值的活動，組織內部的資源配置效率就會降低。2.企業雖然節約了談判和簽約成本，但也會導致企業內部的偷懶成本上升，即激勵問題。在市場機制下，市場交易主體獲得交易的剩余價值，因此會有動力盡可能提高效率，降低成本；但企業內部個體并不獲得經濟活動的剩余價值（或者不是獲得全部的剩余價值），同時也沒有完備契約規定每個個體在各種情形下應該如何做事，從而會存在偷懶行為。價值發現成本屬于“做對的事情”的問題，而偷懶成本屬于“如何把事情做對”的問題，后者也被稱為委托問題。后文再單獨闡述會計在解決委托問題中的作用，這里側重探討會計如何能夠幫助企業發現高價值活動。為了在企業內部識別高價值活動，需要測算每類活動的收入和成本。為此，首先需要將企業的收入分攤到各類經濟活動上。這里的難點是有些收入是多項活動協同作業完成的，那么這部分收入該如何在這些活動之間進行分攤呢？因此，企業內部不僅有成本分攤問題，也有收入分攤問題。這個問題目前還較少探討，但隨著企業內部協作日益頻繁，這個問題會愈加凸顯。一個可行的解決方式是采用內部轉移定價，協定好不同活動之間的收益分享機制。其次，為了準確衡量各個業務單元的價值創造，需要將各類成本費用分攤到各項活動上。這方面已經有不少進展，例如作業成本法。然而作業成本法也存在不少缺陷。作業成本法將固定成本和變動成本合并，統一按照一個成本動因進行分攤，這混淆了固定成本和變動成本的不同特性。事實上，作業成本法并不能反映某一作業的邊際成本。但由于作業成本法給人一種暗示是它計量了某一項作業的單位成本，結果反而導致更大的一種認知混淆。對于共同成本分攤，目前流行的趨勢是采用內部轉移定價來實現間接成本的分攤。例如，阿米巴就是內部轉移定價的典型。海爾提出人單合一，也是希望能夠更好地在企業內部各項活動之間分配收益和成本，進而更好地判斷一項活動的經濟價值。在成本費用分攤方面，很重要但又容易被忽視的一項成本是資金占用成本。企業內部各個業務單元都不同程度占用企業資源進行經營活動，因此，在考慮企業內部各個業務單元的價值創造時，就需要考慮這些單元所占用的資源（包括資金占用）的成本。但通常會計報表由于忽略自有資金的占用成本，使得常規的報表低估了業務單元的成本，從而高估其價值創造，不利于企業做出更有效率的資源配置決策。2010年，國資委開始采用經濟增加值來考核央企績效。經濟增加值考慮了股權資本的資金成本，是一個更為優良的業績指標，能夠提高業績與人努力程度之間的相關性。筆者曾經基于經濟增加值的原理，為一家央企的海外事業部重新設計了業績評價系統，并得到該企業的高度評價，被認為能夠有效解決現有利潤考核系統的不足。采用經濟增加值還有助于我們更好地衡量企業價值創造。在實踐中，人們通常采用凈現值來判斷某項投資是否創造價值，如果凈現值大于0，那么該項投資帶來正的回報，反之則反。然而，凈現值法的難點在于需要估算未來的現金流，而這有許多的不確定性。另外一個廣為采用的指標是投資回報率（ROIC）。投資回報率等于收益除以投入資本，如果投資回報率大于資金成本，那么可以認為企業在創造正的回報。這個指標為股票投資者所喜歡，例如巴菲特就很推崇該指標，并作為股票投資決策的主要依據之一。然而，將投資回報率作為企業決策目標，導致的一個問題是企業可能為了提高投資回報率而放棄一些雖然投資回報率依然高于資本成本（從而能夠帶來正的凈現值），但低于現有資產投資回報率的項目，因為增加這些項目會降低企業的整體投資回報率。試舉一個例子，假設某個企業面臨如下投資決策：其原有的項目投入資本回報率為20%，資本成本率為10%。目前面臨一個新的投資決策，該新增項目的投資回報率為15%，由于仍然高于資本成本率10%，因此其凈現值依然為正，顯然應該追加投資。但如果追加投資，那么企業總體的投入資本回報率將下降為18.33%，低于原來的20%。因此，如果該企業以提高投入資本回報率為目標，那么將放棄該新增項目（新增投資決策分析見表1）。而已知該新增項目的凈現值為正，因此理論上仍應該追加投資。這表明，如果基于投入資本回報率來進行決策，有可能導致決策扭曲；但如果采用經濟增加值來進行決策，可以看到由于該新增項目的經濟增加值為正，企業依然會追加該項投資。即以經濟增加值作為業績考核目標，能夠較少導致投資決策扭曲。此外，創新對企業發展的重要性不斷增強，如何有效管理日益增長的研發投入顯得至關重要。筆者于2017年承擔了財政部管理會計專項課題“研發支出管理與績效評價研究”。在該項研究中，基于案例研究和理論分析，筆者構造了研發支出管理全流程圖，并提出了研發支出績效評價的三維績效指標體系：投入指標、產出指標和技術性能指標。該課題成果已經順利通過財政部驗收。當然，會計并非解決企業內部價值發現的唯一辦法。事實上，價值發現問題也可以通過組織結構變革的方式來解決。例如，通過組織內部分權的方式，將決策權賦予具備信息優勢的單元，從而由更具有信息優勢的單元來判斷哪些業務能夠創造價值，哪些業務導致價值毀損，并在此基礎上進行資源配置決策，以提高企業內部的資源配置效率。然而，這一方法的缺點在于分權與企業內部管控之間可能會存在沖突，即在過度分權的同時，如果沒有輔之以有效的監控手段，容易導致企業內部各個業務板塊失控。另外，分權還會導致內部資源配置只能達到局部最優，即分權管理者只能在其管轄范圍內利用其個體信息實現本部門內部的資源最優配置，但無法利用組織全局信息在組織整體范圍內實現資源優化配置。會計作為一種正式制度、硬信息，有助于組織內部的信息溝通和傳遞，因此企業高層管理者可以基于會計信息來改善企業內部的管控和資源配置決策，例如，基于會計信息在企業全局范圍內實現資源的最優配置。這也是會計為何要強調貨幣計量的原因，因為非財務信息無法跨部門加總，從而難以匯集傳輸到組織高層。

五、會計與企業內部激勵問題

前已述及，會計對企業內部價值創造的影響，一是發現低效益部門，二是更有效激勵內部員工的行為，使得內部員工行為與企業價值創造保持一致。在一個經典的委托模型中，委托人通過將人的薪酬與業績指標掛鉤來激勵人努力工作。這些業績指標通常都是財務指標，例如利潤、股價等。委托模型證明了成本取決于業績指標的相關性和可靠性。業績指標的相關性是指業績指標在多大程度上能夠反映人的努力程度；業績指標的可靠性是指業績指標中的噪音因素。業績指標相關性和可靠性越高，則成本越低，委托關系越有效。基于委托理論，筆者與合作者曾經研究了關聯交易對成本的影響。研究認為，關聯交易會增大集團內部子公司業績中的噪音，從而使得子公司高管薪酬業績敏感性下降，進而導致子公司的成本上升。基于中國上市集團公司的樣本，該研究對這些假說進行了驗證，并得到了與理論分析一致的結論[7]。當然，會計并非解決企業內部委托問題的唯一辦法。激勵問題也可以通過賦予各個業務單位剩余索取權，或者通過信任、企業文化、社會規范等非正式方式來解決。近年來，制度會計學在這方面進行了不少有益的探索。制度不僅影響市場交易成本，同時也影響企業組織成本，即影響個體決策者在激勵問題中的收益和成本。盡管如此，企業管理所面臨的兩大基本問題依然是價值發現問題和激勵問題，制度因素只不過改變了這兩大問題中的決策參數。此外，參與者的認知能力也會影響到會計信息在企業價值創造中的作用。個體的認知能力影響市場交易成本，也影響組織成本，例如組織內部的信息收集、處理能力，從而影響組織內部的資源配置結果，以及對會計信息的需求。此外，認知因素還會影響個體對相應的行為成本評價，以及對收益的效用評價，從而影響激勵結果。決策者的認知能力如何影響經濟后果，進而如何影響會計信息的需求和經濟后果，是未來值得探索的話題。隨著神經科學的突飛猛進，會計學者可以基于神經認知理論來加深對這一問題的認識。

六、會計與經營業績預測

業績預測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無論是投資還是預算制定，都需要基于對未來的準確判斷。會計信息雖然基于歷史成本原則，是一種“向后看”的數據，但不少研究表明，會計信息也具有未來預測功效。在這方面，筆者與合作者基于一項覆蓋全國幾萬家大型企業的調查數據，試圖基于會計信息來預測企業下一年的業績情況。基于3年的調查結果，構造了如下指標，即YZ指數：YZSCORELOGIT=-0.707+0.699×△LNSALES+1.708×OLSPREAD-0.781×△OLSPREAD+0.454×FAI-0.194×MED_FAI+0.103×△SGA-0.074×△LABOR+1.893×INCOMETAX其中：△LNSALES=ln（營業收入t）-ln（營業收入t-1）OLSPREAD=（經營性利潤+經營性負債*無風險報酬率）/經營性資產-無風險報酬率經營性利潤=稅后利潤+財務費用*（1-稅率）-公允價值變動收益經營性負債=總負債-長短期借款及應付債券經營性資產=總資產-現金-金融投資（短期投資、交易性金融資產、可供出售金融資產等）無風險報酬率用以衡量經營性負債的內含資本成本。FAI=固定資產/總資產△SGA=（銷售管理費t-銷售管理費t-1）/銷售管理費t-1-（營業收入t-營業收入t-1）/營業收入t-1△LABOR=（營業收入t/員工數t-營業收入t-1/員工數t-1）/營業收入t-1/員工數t-1INCOMETAX=所得稅費用/所有者權益YZ指數可以進一步變形為如下得分：YZSCORE=eYZSCORELOGIT/（1+eYZSCORELOGIT）得分如果大于0.5，意味著企業下一年的業績很可能增長，反之則反。該研究基于上市公司數據對YZ指數的有效性進行了檢驗，發現YZ指數能夠有效預測企業未來業績增長和下一年股票收益率等。

七、會計與可持續發展

近年來，可持續發展成為人們關注的熱點。2015年9月，世界各國領導人在聯合國峰會上通過了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為了促進可持續發展，會計系統也需要進行相應變革。首先，從會計主體來說，目前的會計主體實際上屬于股東主體，更確切說，是現有股東主體。這間接上導致了股東價值最大化的思維模式，使得企業并不關注其他利益相關者的利益實現。例如，員工所得在報表上體現為人力成本和費用，客戶付出與產品成本之間的差額在報表上體現為毛利，占用供應商資金在報表上體現為商業信用融資，等等。這些都不利于企業與其他利益相關方之間的互贏與合作。為了促進企業不僅關注股東的價值創造，而且關注其他利益相關者的價值實現，需要采用新的會計計量和報告模式。近年來，海爾進行了有益的探索，提出了“共贏增值表”的概念（海爾共贏增值表見表2），這個表格不僅關注海爾自身的價值獲取，也關注合作方通過海爾企業平臺實現的價值獲取，并將經營目標定位于實現生態圈價值創造最大化，而非僅僅是海爾自身的價值創造最大化。其次，從持續經營假設來說，應該關注如何實現持續經營。現在的會計報表只能提供有關持續經營的結果，并不能有效幫助利益相關者評價企業可持續經營的能力。為此，近年來理論界和實務界都開始尋求如何更好地反映企業可持續經營的驅動因子。最初的典型探索是平衡計分卡。平衡計分卡認為財務業績的動因是客戶維度，客戶維度的動因是流程與業務，而流程與業務的動因是員工成長與企業能力建設等。平衡計分卡雖然理論上能夠自圓其說，并且涵蓋了企業運營的各個維度，但其缺陷在于由于動因鏈條過長，使得一些動因未必能夠成為真正的價值動因。例如，一些研究發現員工滿意度、流程改進等與財務績效并不存在相關性，只有客戶滿意度能夠較好預測財務績效。這也表明了過長的動因分析鏈條降低了其理論有效性。考慮到平衡計分卡的不足，近年來一些探索更側重于將用戶因素作為最主要的價值動因。這方面的例子有前文述及的海爾共贏增值表。共贏增值表的分析起點就是用戶資源。德勤也提出了數據資產表的概念，此處的數據資產主要是指用戶數據資產。然而，并非所有企業最重要的資產是用戶資源。對于有些企業來說，其他類型的資源可能更為重要，例如對于出租車公司來說，出租車牌照數量是更重要的資源。為此，列夫和谷豐提出了“戰略性資源報告”的概念，認為企業應該關注、計量和報告企業戰略性資源的獲取、維護和喪失問題，從而幫助用戶更好地把握企業價值增長動因[8]。以上這些嘗試無疑都增進了人們對企業可持續增長能力的認識，但目前這些嘗試都主要關注企業所控制的資源，仍然是秉持靜態的視角來分析企業價值。而按照企業理論，企業本質上是一系列契約映企業與利益相關者之間的關系及其動態變化。例如，通過計量員工工齡、平均每月工作時間、薪酬、獎金等來反映企業與員工之間的契約關系；通過計量企業與供應商的合作年限、每年采購頻率、平均每次采購金額、供應質量、供應速度等來反映企業與供應商之間的契約關系；通過計量企業與客戶的合作年限、每年購買頻率、平均每次購買金額、客戶購買單價、售后服務頻率、售后服務成本等來反映企業與客戶之間的契約關系；通過計量企業與投資者的合作年限、股東會頻率、股東會效率、融資成本等來反映企業與投資者的契約關系等。企業就其本質而言，是被一系列契約關系所定義的。因此，要想真正理解企業的價值創造能力和可持續發展能力，必須全面度量和反映企業與關鍵利益相關者之間的契約關系。再次，從會計分期來看，目前的財務報告頻率過于頻繁，這不利于企業采取長期視角的經營戰略。不少企業上市后之所以不再研發出偉大的產品，是因為這些企業往往出于短期業績考慮，而不得不砍掉基礎性的研發投入。因此，為了鼓勵企業培養長期導向的發展戰略，有必要適當延長財務報告周期，至少有必要消除季度報告。最后，會計的第四個假設是貨幣計量，然而，從可持續發展角度來看，真正重要的往往是不容易用貨幣計量的。從可持續發展角度來看，應該鼓勵企業關注更多的非財務指標，例如社會責任、社區貢獻、利益相關者滿意度等。同時，會計應從關注勾稽關系轉向關注因果關系，構建起從非財務指標到財務指標的因果關系。這樣有助于企業在確保財務可持續性的前提下，盡力關注那些對可持續發展來說至關重要的非財務目標。總之，為了實現可持續發展，有必要重新反思那些產生于工業時代的若干會計假設，并轉而采用共贏、綜合、長期導向的會計理念，來計量、反映和激勵企業的可持續發展行為。

八、會計與宏觀經濟管理

我國著名會計學者楊紀琬和閻達五曾提出“社會會計”的概念，認為會計不僅對微觀企業管理極為重要，而且是一項重要的宏觀經濟管理工具[9]。近年來，一個新興的研究領域考察了會計與宏觀經濟之間的互動關系。一方面，宏觀經濟影響微觀企業的會計信息特征；另一方面，由于宏觀是微觀的加總，因此，可以基于加總的微觀企業會計信息來得到宏觀經濟變量。在這方面，一項代表性成果是人大王化成教授的會計宏觀指數，他通過將上市公司的會計業績加總，得到了會計宏觀指數，并發現該指數有助于從一個全新角度幫助人們認識宏觀經濟。筆者與合作者進一步發現加總的微觀企業資產減值信息能夠預測未來宏觀經濟形勢，但是企業的盈余管理行為降低了資產減值信息的宏觀經濟預測功能。此外，由于會計信息的一個典型特征是穩健性，即會計信息對損失的反應速度快于收益，這導致了對企業業績的低估，因此，基于微觀企業會計信息加總的宏觀指數也會低估宏觀經濟指標[10]。美國學者Crawley的研究表明，這易導致宏觀決策者誤判經濟形勢，進而做出錯誤的宏觀經濟決策[11]。會計與宏觀經濟管理的關系不僅限于會計信息對宏觀經濟形勢的反映功能，事實上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政府職能轉變、政府債務風險管控等都與會計密切相關，特別是與政府會計關系密切。我國近年來推行政府會計制度改革，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提升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需要。在此限于篇幅，不予以展開。

九、會計與新發展理念

2015年10月29日，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了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新發展理念。會計與這五大理念都息息相關。創新理念要求我們應更好地計量、反映和報告企業的無形資產和研發活動，以及如何通過會計準則改進來激勵企業的研發與創新行為。協調理念要求會計信息不應僅僅反映個體企業的績效，還應該通過宏觀會計計量來度量區域發展指數、行業發展指數，以及不同行業、區域之間的發展平衡性等。此外，如何通過會計信息來反映產能利用率，對當前的去產能政策也至關重要。綠色理念需要環境成本會計、碳會計、自然資源會計等方面的發展。開放理念則需要我們更加積極介入會計準則國際協調進程，更加積極參與國際會計準則制定工作，在互利共贏的原則下實現會計準則國際趨同。共享理念則需要我們發展人力資源會計、收入分配會計，通過會計信息來引導、改進初次和二次分配行為，促進收入分配的均等化。

十、結語

對于會計如何為企業創造價值，促進高質量發展，自然是各家有各家的視角。本文謹提供一種個人化的視角。本文無意窮盡可能的角度，僅限于筆者所熟悉的視角。隨著會計理論與實踐的發展，我們自然能夠發掘出會計對高質量發展的更多維度上的啟示與價值。我們相信，經濟越發展，會計越重要，反過來亦成立，即會計越發展，經濟越高效。

作者:葉康濤 單位:中國人民大學商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