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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年代中期，美國對華政策開始醞釀重大的調整。這一時期中美兩國的尖銳對抗和在越南戰場進行的間接戰爭，無疑推遲了美國調整對華政策的進程，但同時也為美國政府根本改變其政策造成了必不可少的主客觀條件。迄今為止，國內的有關研究主要著重于兩個方面。一類研究著重于分析這一時期美國對華輿論的變化，研究成果達到了很高的水平。[1]另一類研究則是勾勒這一時期美國對華政策所涉及的各個方面，可能是因為受到論著體例和篇幅的限制，這類研究成果與前者相比，其論述可以說是比較粗略的。[2]本文的目的是在綜合上述兩類研究成果的基礎上，針對一些關鍵性問題做進一步地探討，以期揭示這一時期美國對華政策的內在矛盾及其后來轉變的必然性。

（一）肯尼迪上臺前后有關對華政策的討論。

從50年代末開始，美國社會中開始出現了一種要求改變美國僵硬的對華政策的動向。這是由兩個因素引起的。其一是1958年的臺灣海峽危機給美國對話政策造成了沖擊，它使美國朝野擔心因臺灣問題而導致美國與中國大陸的戰爭。[3]其二是美國政界一些人認為，有必要根據變化的世界形勢，重新審議美國的外交政策。作為這種動向的比較典型的反映是1959年出臺的《美國對亞洲的外交政策——美國康侖公司研究報告》，后來被簡稱為《康侖報告》。

1958年春季，美國參議院外交委員會在該委員會主席威廉·富布賴特（WilliamJ.Fulbright）的主持下，就美國對東亞、南亞、非洲、歐洲以及拉丁美洲的政策，舉行了一系列聽證會，目的是對美國的對外政策進行一次系統的檢查。5月間，參院外交委員會根據聽證會的情況及其效果，決定成立一個特別小組委員會，討論全面研究美國對外政策的可行性和必要性。該小組經研究認為，進行有關的研究既有必要又切實可行。7月15日外交委員會投票通過決議，要求參議院授權進行有關的研究。31日參議院通過決議，授權外交委員會“對美國的外交政策進行一次充分而全面的研究”，并撥款30萬美元予以資助。《康侖報告》即是這項研究的產物之一。

《康侖報告》出臺的重要意義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首先是報告突出了中國的重要性。該報告雖然分為南亞、遠東和東南亞兩個部分，但是綜觀全文，不論哪一部分都包含著對中國的嚴重關注。正如報告所指出的：“共產黨中國是美國在亞洲面臨的最復雜和最嚴重的問題”，“對我們將來在亞洲和世界的地位來說，沒有再比美國對華政策的決定更起決定性的作用了”。報告還指出，美國應該確認兩個基本事實，其一是中國的政權是穩固的，而不是像當時許多美國人所認為的那樣“是一個暫時的現象”。報告稱“大部分跡象表明，現政府是近代中國歷來最堅強、最團結的政府”，“只要不和美國作戰，中國共產黨政府長期存在下去是非常可能的”。其二是中國的政治、經濟和軍事迅速增長，“非常可能在二十世紀后期作為一個主要世界強國而出現”。所以報告提出，美國的對華政策“不管具體形式怎樣”，都應該根據上述“假設來實施”。[4]

其次是《康侖報告》實際上已經成為后來美國朝野人士考慮對華政策的重要參考。在后來一段時間里，美國各方人士曾經多次提出改變對華政策的設想和建議，但是他們都沒有超出《康侖報告》設計的框架。此外，參議院外交委員會參與策劃這一項目的人包括了很有影響的參議員，如富布賴特和后來擔任總統的肯尼迪(JohnF.Kennedy)。報告的撰寫人包括著名的中國問題專家斯卡拉賓諾（RobertA.Scalapino）等。這些人在政界和思想界都有著重大的或獨特的影響，所以報告所包含的一些重要想法必然會被傳播并保留。

根據參議院外交委員會的計劃，《康侖報告》出臺后準備繼續就對華政策問題舉行聽證會，以便就對華政策展開討論。不過在艾森豪威爾政府時期，顯然不存在重新考慮對華政策的任何條件，加之1958年的臺灣海峽危機結束不久，美國內對中國的敵意相當強烈，所以國務院決定不派人參加聽證會。11月間《紐約時報》登載了《康侖報告》的內容，結果引起臺灣方面的強烈反應。最后由美國國務卿赫脫（ChristianA.Herter）親自出面發表聲明，并且國務院還專門出版了有關臺灣問題的小冊子，表示美國確實“無意改變現行政策”，這才將事態平息下去。[5]

在1960年的美國總統競選中，對華政策成為和共和黨辯論的重要議題之一。從兩黨爭論的情況看，雙方均無意對美國的對華政策作重大的改變。值得注意的是，方面為了競選政治的需要，試圖在對華政策方面作些文章。不過他們的觀點差不多就是《康侖報告》的設想。

4月間，美國的《外交季刊》發表了的政策委員會主席、曾經當選參議員、后來在肯尼迪政府中擔任副國務卿的切斯特·鮑爾斯(ChesterBowels)的長篇文章《重新考慮中國問題》。鮑爾斯在文章中提出，美國應根據中國的現實和美國的利益制定對華政策。目前的中國政權已經“穩固”，而且實力日增。美國在處理有關地區性的事務（如東南亞問題）和全球性事務（如裁軍問題）時，如沒有中國參與，其成效值得懷疑。至于如何解決中美之間的臺灣問題，鮑爾斯提出了所謂的“中臺國（China-FormosaNation）方案”，其內容包括臺灣當局從金門、馬祖撤軍，大陸沿海島嶼中立化以及臺灣成立獨立的“中臺國”。[6]

鮑爾斯的文章很可能反映了方面在對華政策上的主流意見。在總統競選進入白熱化的階段，候選人肯尼迪指責共和黨政府在對華政策上分不清輕重緩急。他一方面繼續指責中國推行“敵視”美國和“好戰”的對策，同時也公開表示，希望同中國“建立和平的關系”，并稱希望同中國“和平相處是正確的”。[7]他在10月7日和13日的電視辯論中提出，美國應該只保衛臺灣，放棄金門、馬祖和其他一些大陸沿海島嶼。共和黨候選人尼克松則批評肯尼迪是在中國的“訛詐面前屈膝投降”，而他本人決不會把任何地方的“一寸土地讓給共產黨”。[8]肯尼迪抨擊共和黨的對華政策并不完全是競選時期的靈機一動，除了他的競選班子的建議外，他本人在1957年發表的一篇文章中，就曾批評過美國的對華政策過于僵硬和傾向使用武力。[9]

不過就如同美國選舉政治通常表現出來的一樣，肯尼迪和他的政策班子在競選時期就對華政策發表的言論并沒有在贏得大選后付諸行動。根據尼克松的回憶，肯尼迪在競選期間便通過助手向他表示過，不希望在涉及對華政策的問題上過多糾纏。[10]肯尼迪這樣做很可能是因為意識到，在美國國內當時的政治氣氛下，在總統競選中過多地強調改變對華政策是不智之舉。

肯尼迪當選總統后多少表現出調整對華政策的意愿。他在1961年2月1日主持召開的國家安全委員會第次會議上，曾經討論過是否可以略微放寬對中國的貿易禁運，允許西方盟國的船只為中國承運糧食。肯尼迪在會議上要求國務院進一步研究可行的辦法。[11]在華沙的中美大使會談中，美方也曾經提出交換記者和以優惠條件向中國出售糧食等建議。[12]考慮到當時中國國民經濟正面臨嚴重困難，中國政府已經開始在國際上大量采購糧食等情況，肯尼迪政府的上述想法還是有一定的象征性的。

不過肯尼迪的這些政策“微調”很快便不了了之了，其原因主要是包括肯尼迪在內的參與處理中美關系的人物們，基本上沒有理解中美關系的癥結，以及中國政府當時的基本立場和態度。他們一直企圖繞過臺灣問題，通過一些“微調”先緩和中美之間的氣氛。問題恰恰在于，即使像鮑爾斯那樣曾經試圖改變美國對華政策的人物提出的辦法，當時根本不可能為中國領導人所接受，而且只會增加他們的懷疑和敵意。

這一時期中國領導人顯然也在考慮和試探緩和雙方關系的可能性。1959年3月13日，在會見美國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Anna.Louise.Strong)等人時曾表示，他希望“到密西西比河去游泳”，阻礙他的是共和黨政府的三位領導人：艾森豪威爾、尼克松和杜勒斯。[13]

1960年美國總統選舉進入高潮時，于8月30日會見了美國記者斯諾(EdgarSnow)。指出，美國方面企圖繞過臺灣問題來緩和中美關系是行不通的，至于所謂的“中臺國”則是根本不可能接受的。值得注意的是在美軍撤出臺灣的問題上，提出了比以往靈活的建議，即美國首先必須同意從臺灣撤出其軍事力量，至于美軍何時和如何撤出臺灣的具體步驟，可以隨后討論。[14]10月18日，再次會見斯諾，系統地闡述了中國在裁軍、中國的聯合國席位、核試驗和臺灣等等問題上的立場和政策。在談話中表現出對在對華政策上的觀點了如指掌，而且此前他在旅途中還向斯諾詳細介紹有關中蘇分歧的情況。由此觀之，至少可以肯定對談話是有所準備的。[15]四天以后，即10月22日，同斯諾討論了肯尼迪與尼克松的電視辯論的有關內容。集中闡述了中國解決臺灣問題的立場和政策，指出中國會把金門和馬祖留在手里，中國“要的是整個臺灣地區”，不過中國會承擔維護和平的責任，不主動向美國開戰，并“要談判解決”臺灣問題，“不要武力解決”。[16]

中國領導人會見像斯諾這樣的美國記者從來都是有的放矢的，和在美國總統大選期間花如此之多的時間與斯諾討論中美關系，很可能是在為與美國的新領導人打交道進行試探和準備。[17]

肯尼迪當選總統后不久，王炳南在大使級會談中向美國方面表示，希望肯尼迪政府“在中美關系的進展方面有所建樹”。他的表態肯定是得到中國領導人允許的。[18]在1961年4月訪問雅加達期間，在回答《紐約時報》記者關于中美關系的提問時，一方面指出肯尼迪政府的對華政策“和艾森豪威爾政府在基本上并沒有什么變化”，同時也說明在改善中美關系的問題上“要看美國的新總統能否采取主動”，“美國政府是不是可以先做出一點貢獻”。[19]

目前已經公布的歷史文獻尚不足以清晰全面地揭示這一時期中國對美政策的全貌。不過上述跡象已經表明，在美國政局發生重大變動期間，中國領導人的確在進行密切的觀察和謹慎的試探。

關于不會進攻金門、馬祖的談話其實也是講給聽的。在美國總統選舉期間，臺灣當局對有關對華政策的辯論表現出極度的敏感。10月11日，會見美國記者莫爾文（DavisMervin）時強硬地表示，臺灣當局即使“戰至最后一人”、即使沒有美國的支持而“必須單獨作戰”，也決不放棄金門馬祖。[20]三天后，臺灣“外交部”發表聲明，指名道姓地斥責肯尼迪“不負責任”、“大慷他人之慨”、“隨便處置”他國的領土等等。聲明還信誓旦旦地宣布：“不會放棄……一平方英寸領土”，而且不需要美國協防金門、馬祖。[21]10月29日至11月2日，親自前往金門、馬祖視察，并在金門題字“經營戰場”、“培養戰力”。此后不久，臺灣當局舉行大規模軍事演習，參演部隊達14萬人，包括坦克、裝甲運兵車等7000輛各類軍車。

毫無疑問，公開聲明不使用武力攻占金門、馬祖，是對堅守金馬的最有力的支持和鼓勵，也是臺灣當局敢于保證不在金門、馬祖的防衛問題上拖美國下水的重要原因。和在反對美國“兩個中國”政策上的隔海配合的確是相當默契的。

由于臺灣海峽兩岸的領導人都堅持“一個中國”的立場，美國朝野一些人企圖用“兩個中國”的方案作為改變對華政策的出路，一開始便走不通了。當然，除了臺灣海峽兩岸反對“兩個中國”的計劃，肯尼迪政府在美國國內也面臨著巨大的反對力量，特別是在美國國會中，親臺灣的勢力不斷通過各種各樣的決議，以便反對和挫敗任何有可能削弱美臺關系的行動。肯尼迪是以微弱多數票戰勝共和黨候選人的，剛入主白宮時政治地位尚不穩固，還不敢在重大政治問題上冒險。另外在他看來，新政府在內政和外交領域，都面臨著遠比對華關系更為重要的問題，因此他私下表示，不希望在改變對華政策這樣敏感和困難的問題上，招致公眾輿論的過分關注。[22]

肯尼迪不打算調整對華政策的意圖很快便在美國領導人的言行中反映出來。4月12日，肯尼迪就任總統后首次就對華政策發表公開講話。他聲稱美國將繼續履行對臺灣當局的政治和安全“承諾”，反對在目前的形勢下允許“紅色中國”進入聯合國，支持臺灣當局保留其在聯合國的位置。[23]5月3日，美國會參議院兩黨領袖共同提出一項提案，支持肯尼迪關于繼續履行對臺灣承諾的聲明。[24]5月14日，美國副總統約翰遜（LyndonB.Johnson）訪問臺灣，進一步表明美國無意改變對華政策的立場。

9月21日，聯合國大會指導委員會通過表決，同意將中國代表權問題列入聯大討論的議程。以此為標志，美國多年來用擱置討論的辦法阻撓恢復中國在聯合國的席位的企圖已經失敗。面對這種局面，肯尼迪政府的方針是盡可能地推遲中國現在就恢復在聯合國的席位。在肯尼迪政府的高層會議上，美國駐聯合國代表史蒂文森（AdlaiStevenson）曾經主張，用聯合國同時給予“兩個中國政府”席位的辦法，保住臺灣當局的席位，同時也讓中國進入聯合國，而肯尼迪考慮的是至少要將中國恢復在聯合國的席位的時間拖到美國的中期選舉以后。他告訴史蒂文森，“如果紅色中國在我們來到首都的第一年期間進入聯合國……，他們就會把我們兩人都弄得筋疲力盡”。[25]

10月19日，肯尼迪發表特別聲明，聲稱“美國堅決反對中共進入聯合國或聯合國的任何機構”。[26]史蒂文森也在聯合國大會拼命鼓噪，于12月1日提出了所謂“重要問題案”，即接納中國進入聯合國取代臺灣當局的位置，必須要出席聯合國大會的國家的三分之二多數通過。[27]12月15日，聯合國大會以61票對34票、7票棄權，表決通過了美國牽頭的“五國提案”，將中國進入聯合國列為“重要問題案”，從而為恢復中國在聯合國的席位設置了新的障礙。

中國政府對美國阻撓恢復中國在聯合國的席位進行了嚴厲的譴責，《人民日報》連續發表文章，抨擊肯尼迪政府是在搞“反華新陰謀”。[28]至此可以說在肯尼迪任內，美國政府改變對華政策的可能性已經完全消失了。

二，陷入絕境的對華政策。

國內新的研究成果認為，肯尼迪有意在他的第二任期（如果他能競選連任的話）重新審議對華政策，其根據是肯尼迪在遇刺前不久，曾經在1963年11月14日舉行的一次記者招待會上說：“當紅色中國人表示其愿意同美國及其鄰國和平相處時，那么很明顯，美國就將重新審議自己的政策。我們并不墨守對紅色中國的敵視政策”。肯尼迪遇刺后不久，主管東亞事務的助理國務卿希爾斯曼(RogerHillsman)于12月13日發表了經肯尼迪審閱過的長篇講話，其中首次提出要對中國采取“不把門關起來”的政策。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美國“對未來中國可能發生的變化敞開大門，對那里出現的能夠促進我國利益、服務于自由世界和有益于中國人民的變化，不把門關起來”。[29]由于肯尼迪被刺身亡，人們無法證實上述觀點的可靠性。但是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即這時的美國對華政策確實已經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而且約翰遜政府也未能采取、確切地說是根本沒有能設想出任何切實可行的步驟來解決問題。

從肯尼迪到約翰遜兩屆美國政府在處理對華關系方面，都面臨著即中蘇分裂、中國發展核武器和越南戰爭等三個關鍵性的問題。

1，關于中蘇分裂問題。

從中蘇結盟之日起，美國政府便一直試圖使用各種手段，離間和分化中蘇關系。肯尼迪上臺后，面對漸行漸遠的中蘇關系，在繼續奉行促使中蘇分裂政策的同時，美國政府開始考慮如何利用中蘇分裂。

肯尼迪上臺后不久，即下令對中蘇關系進行深入的研究。可能是因為喬治·凱南(GeorgeF.Kennan)在競選期間曾經在中蘇關系問題上寫信向肯尼迪進言，肯尼迪于是請他再度出山，主持有關中蘇的研究項目。凱南在1960年8月17日給肯尼迪的信中聲稱：在最近的將來，對美國而言“沒有比保持中蘇之間在觀點和政策上的分歧更重要的了”。[30]到1961年底，該項目由國務院政策設計室完成了初稿，全文長達77頁，題為《中蘇分歧與美國的政策》。報告的主要觀點是，社會主義陣營正在分裂，中蘇分歧表面是意識形態之爭，實際上是雙方的“國家利益”的沖突，因此也是難以彌和的。從長遠的角度看，中蘇分歧符合美國的利益，但從近期看美國未必會立即獲益。因為中蘇仍然都將美國視為敵人，而且由于中國的“好戰”，美國在東南亞將面臨更嚴重的挑戰。[31]

1962年1月2日，國務卿臘斯克首次主持召開了專門討論中蘇分裂的國務院政策計劃會議，會議討論的依據便是上述凱南主持完成的報告。與會者認為，中蘇分裂具有“前所未有”的歷史意義，但由于缺乏有關的情報，美國難以對其發展及其影響作出判斷和反應。臘斯克在會議上決定，有必要動員朝野力量，進一步收集情報并進行更為深入的研究。值得注意的是，資深外交官、蘇聯問題專家查爾斯·波倫(CharlesBohlen)在討論中聲稱，蘇聯與中國的分歧就像是“孟什維克”與“布爾什維克”的分歧一樣，中國比蘇聯更激進，美國可以支持鐵托，但不能支持中國那類的“左派”。[32]波倫的觀點在美國政府中有相當大的代表性。

根據此次會議的建議和安排，美國政府的有關機構、美國的思想庫、甚至包括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有關機構，均對中蘇分裂的情況展開研究。綜合起來看，美國各有關方面主要關心的問題包括中蘇分裂的程度、性質、未來的發展、以及中蘇分裂對兩國對西方的政策的影響等。隨著中蘇分裂的日益加劇，到1963年夏季，肯尼迪政府大致斷定，中蘇分裂已經不可挽回了，而且對中蘇未來的沖突可能達到的程度有些預測，如估計中蘇有可能發生邊界軍事沖突等等。[33]實際上從60年代中期中蘇發生邊界糾紛后，約翰遜政府已經多少獲得了一些有關情況的報告。

關于中蘇分歧的性質，美國政府居主流的看法是，雖然中蘇的分歧是圍繞意識形態展開的，但其深層原因的確相當復雜。兩國的國家利益和對外政策的目標互不相容，歷史上中俄兩個民族的矛盾的影響，中蘇結盟后雙方在軍事和經濟問題上的分歧等等因素，都是導致中蘇分裂和矛盾升級的重要因素。也正是因為造成中蘇分歧的原因如此復雜，所以從根本上看雙方的分歧是不可調和的。[34]

至于中蘇分裂對兩國對西方的政策的影響，肯尼迪政府中的主流看法是，蘇聯和中國都對美國和西方國家保持敵對的態度，這一點并沒有因為它們之間的爭論而發生根本變化。不過相比較而言，中國更為“激進”和“好戰”。1962年以來發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如古巴導彈危機、中印邊界沖突和中國支持越南的民族革命戰爭等等，均強化了肯尼迪政府中敵視中國的情緒，使美國的決策者深信，中國是對美國更直接和更危險的威脅。[35]美國輿論界也危言聳聽地散布所謂“中國是主要威脅”的言論。

根據1962年底檢討美國對華政策的結果，肯尼迪政府認為，只有使中國“軟弱、孤立”，才符合美國的利益，因此美國必須繼續在政治、軍事和經濟等各個領域保持對中國的壓力。[36]在這種方針指導下，一旦斷定中蘇同盟不復存在，肯尼迪政府首先采取的策略就是利用蘇聯與中國的分歧，向中國施加壓力，對中國采取更加敵視的政策，而約翰遜政府在對華政策上則基本是蕭規曹隨的。

2，關于中國發展核武器問題。

在肯尼迪上臺以前，美國政府便在跟蹤了解中國的核武器發展計劃。根據美國情報部門在1960年的估計，中國將在1961年晚些時候建成核反應堆，在1962年生產出可用于核裂變的鈾。從1961年起，美國開始利用臺灣作為U-2型偵察機的基地，對中國進行間諜活動，其深入地點達到蘭州和包頭。這些偵察飛行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要了解中國核武器研制的進展。[37]與此同時，由于衛星攝像技術的發展，美國可以通過衛星獲得有關的照片資料。1961年12月，美國通過衛星拍攝，得到了第一張中國羅布泊核實驗場的照片。1963年3月和6月，美國情報部門通過衛星照片分析認為，中國核原料工廠坐落在蘭州。有關照片還提供了一些發電廠與蘭州工廠之間的輸電線路。美國情報機構對中國何時會爆炸第一顆核裝置作出了種種估計，其中一種相對接近后來實際情況的估計是，中國將在1964年晚些時候或1965年進行第一次核試驗。[38]

隨著情報部門提供越來越多的有關中國核武器發展的資料，美國政府中的文武官員們越來越感到緊張。他們認為，中國掌握核武器將是對美國安全的非常嚴重的威脅。首先是中國掌握核武器，將對美國和亞太美軍的安全構成直接的威脅；其次，美國在亞太地區的盟友和一些非共產黨國家的安全也會受到更嚴重的威脅，其中一些國家有可能在中國的壓力下疏遠美國，接近中國；第三，一些亞太國家如日本、印度、澳大利亞等，有可能因為恐懼而發展自己的核武器；第四，中國的對外政策有可能變得更加咄咄逼人。總之美國無論如何也要阻止中國成為核國家。[39]肯尼迪本人更是堅決地表示他“無法忍受”中國掌握核武器，美國必須在阻止中國成為核國家的問題上“有所作為”。[40]

肯尼迪的智囊們曾經企圖利用美蘇首腦會晤，爭取蘇聯與美國合作，共同阻止中國研制核武器。但是肯尼迪與赫魯曉夫的維也納會晤證明，肯尼迪政府至少也是時機沒有選對。赫魯曉夫當時雖然有意與美國一起搞點兒緩和，但并不想走得太遠。會談中肯尼迪一再建議赫魯曉夫應該反對中國的好戰政策，包括在核禁試問題上與美國相互配合，結果都被赫魯曉夫一一駁回。[41]美蘇首腦會晤后，肯尼迪曾經相當悲觀地表示，一旦中國掌握了核武器，它就會控制整個東南亞。

1962年夏季，美國政府試圖加快與蘇聯談判達成核禁試條約的步伐。引起美國對核禁試的態度變化的主要原因一方面固然是美蘇在核領域競賽的狀況。1961年8月30日，蘇聯恢復了大氣層核試驗。1962年1月美英蘇在日內瓦的三邊會談失敗，美國隨后于4月25日開始進行大氣層核試驗。美蘇競相恢復大氣層核試驗引起國際輿論的強烈反應，肯尼迪政府不能不有所顧忌，加之美國在核技術方面領先于蘇聯，所以肯尼迪政府也企圖利用核禁試談判來約束蘇聯不過當時對肯尼迪政府來說，更重要的原因則是對中國發展核武器的擔心。在夏季肯尼迪主持召開的一系列與武器控制和國家安全有關的高層會議上，美國決策者及其助手們普遍表現出對中國和其他一些國家將擁有核武器的嚴重關切和沮喪。與會者認為，美國有必要在防止核武器擴散的問題上與蘇聯合作。[42]

直到10月發生古巴導彈危機以后，美國政府的努力才開始從蘇聯得到回應。蘇聯政府當時建議，美蘇簽署的應該是一項全面停止核試驗的條約。1963年1月在討論核禁試條約的會議上，肯尼迪明確地表示，他在核禁試問題上的重要考慮之一是如何防止中國擁有和使用核武器。如果一項核禁試條約有助于阻止中國擁有核武器，就值得美國認真予以考慮，盡管那是蘇聯提出的也無關宏旨。[43]

根據肯尼迪的決定，美國政府對談判采取了積極的態度。2月12日日內瓦三邊談判復會。5月下旬，美蘇簽訂了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合作備忘錄。6月8日，赫魯曉夫致函肯尼迪，宣布同意美英派特使到莫斯科談判。兩天后，肯尼迪便以一次熱情洋溢的公開講話給予了回應。7月14日，美國特使哈里曼（AverellW.Harriman）率領的談判代表團到達莫斯科，并受到蘇聯政府的熱烈歡迎。肯尼迪在第二天給哈里曼的指示中，再次透露了他對急于與蘇聯達成協議的動機。他聲稱即使少量的核武器掌握在中國領導人手中，對“我們大家都是非常危險的”，所以哈里曼還應在私下與蘇聯領導人討論中國發展核武器的嚴重性。[44]顯然，拉攏蘇聯以阻止中國掌握核武器，至少也是肯尼迪政府急于同蘇聯達成協議的主要原因之一。

7月25日，美英蘇三國代表在莫斯科草簽了《禁止在大氣層、外空與水下核武器試驗條約》，其主要內容就是兩條：一是簽約國不進行條約禁止的核試驗；二是不縱容其他國家進行核試驗。8月5日美英蘇代表在克里姆林宮舉行了正式簽約儀式，10月10日互換文本，條約正式生效。從美國對華政策的角度看，該條約其實是美國在核武器問題上向中國施加政治壓力和在國際上孤立中國的手段。[45]實際上美國在條約簽定以前已經估計到，蘇聯對中國核政策的影響力微乎其微，盡管肯尼迪仍然幻想蘇聯也許能說服中國也簽署該條約。蘇聯與美國合作與其說是準備承擔義務，說服中國放棄研制核武器的計劃，不如說是因為恐懼而與美國合謀向中國施加壓力。

美國領導人在爭取蘇聯合作迫使中國放棄研制核武器計劃的同時，也在考慮使用武力打擊中國的核設施。6月24日，肯尼迪在訪問波恩期間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上，針對中國研制核武器問題稱，美國將說服其他國家不要“抓起棘手的核問題”，否則得到的將是“與核擴散相伴而來的虛假安全”。[46]

在為哈里曼赴莫斯科談判做準備的過程中，了解蘇聯是否會與美國合作對付中國的核武器計劃，成了美國決策圈子的重要話題。肯尼迪在哈里曼啟程前授權后者，在探討美蘇就對付中國達成諒解的可能性方面，他“要走多遠就可以走多遠”。[47]哈里曼到達莫斯科的第二天便接到肯尼迪的一項更為露骨的指示，要求他“盡力查明赫魯曉夫對限制或阻止中共核計劃的看法，以及他愿意由蘇聯采取行動，還是愿意接受美國的行動”。[48]根據哈里曼的報告，赫魯曉夫對美國的試探興趣不大。他認為，在法國也沒有簽署核禁試條約的情況下，單獨將中國挑出來作為威脅是難以接受的，而且一旦中國有了核武器，就不會像現在這樣“大喊大叫”了。[49]蘇聯領導人很可能認為，與美國共同簽署核禁試條約，已經是向中國施加了足夠的壓力，因此沒有必要再為過分的行動付出政治代價。

美英蘇簽署核禁試條約后，美國政府內部一直有關于使用軍事打擊阻止中國核試驗的設想。其中比較具體的是1964年4月，國務院的羅伯特·約翰遜(RobertJohnson)根據國務院政策設計室領導人的要求，提出了四種供選擇的方案，包括：1，由美國發動對中國核設施進行空中打擊；2，由臺灣的空軍進行空中打擊；3，雇傭在中國的特務進行地面破壞；4，空投國民黨軍隊。不過他在報告中指出，先發制人的軍事行動并不可取，不僅是因為沒有蘇聯的合作行不通，而且美國可能會付出沉重的政治代價。[50]9月15日，在中國第一次核試驗前一個月，約翰遜總統專門召集會議，再次討論如何對付迫在眉睫的中國核試驗。與會者排除了由美國單獨采取先發制人的軍事打擊的計劃，但是仍然企圖嘗試與蘇聯采取聯合行動的可能性，并獲約翰遜同意。[51]這次會議的決定實際上反映了美國決策層這一時期多數人的看法，即美國用先發制人的軍事打擊來阻止或拖延中國成為核國家，即使能夠成功也是代價高昂的，而且根據中國的實際能力和對外政策的趨向，其實是沒有必要的。月16日，中國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顆原子彈，美國不得不面對一個新的核大國已經崛起的事實。美國政府的反應是在盡可能地貶低其影響的同時，拒絕接受中國成為核俱樂部的成員。約翰遜在當天發表的聲明中聲稱，中國的核試驗并不“出乎意料”，美國和西方國家會“認識到這種爆炸的有限意義”，而且不必擔心“立即導致發生戰爭的危險”。[52]但是，在美國政府內部不少人心里都明白，不管美國愿意不愿意，中國因為握有核武器而恢復在聯合國的席位和參與核裁軍等國際事務的談判，只是個時間問題了。

肯尼迪早在競選總統期間就說過：如果沒有“人民中國”的參與，同蘇聯達成任何有關核試驗的協議“都將是不完整的”。[53]在中國第一次核試驗成功前，美國政府內部的一些關于核擴散和裁軍的報告已經透露出對中國早晚要加入裁軍談判的無可奈何。[54]問題是到那時美國還能拒不承認中國嗎？10月28日，國務院的托馬斯(JamesC.Thomas,Jr.)在給助理國務卿邦迪（WilliamBundy）的備忘錄中寫到，美國必須記住的兩個重要事實是：一，中國早晚會進入聯合國和參加核裁軍的國際談判；二，中國與西方國家的貿易和交往正在越來越迅速地增加。因此美國必須設法改變僅僅是“遏制”的對華政策，逐步打開同中國交往的大門。[55]這項建議毋寧說是中國核試驗給美國未來的對華政策帶來的啟示。

3，關于越南戰爭問題。

肯尼迪和約翰遜兩屆政府逐步使美國卷入越南戰爭的主要原因，就是因為當時的美國領導人幾乎無一不信奉所謂的“多米諾骨牌”理論,而且將這種理論同對中國的敵視緊密地結合在一起。

在肯尼迪政府時期，美國領導人就斷定，印度支那地區的緊張形勢是由共產主義勢力擴張造成的，那里的民族革命戰爭不過是那種被肯尼迪形容為是“堅如磐石、冷酷無情的陰謀運動”的一個部分。[56]約翰遜更是堅定不移地認為，如果美國在南越遭受失敗，蘇聯和中國，特別是中國就會前來填補美國離開后的“真空”，可能會有兩億中國軍隊從“山間小路”涌進印度支那，而且其鄰國會一個一個地向中國“屈服”。為了制止中國的擴張，約翰遜從上任伊始，便聲稱他“將不喪失越南”，不做“目睹東南亞重蹈中國覆轍”的美國總統。[57]需要指出的是，約翰遜的這種看法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代表了美國政府內的主導傾向，它毋寧說是當時美國政府中彌漫著的反華、反共和反革命的歇斯底里的典型而且是極其有影響力的反映。[58]

在美國決策者看來，在印度支那的干涉、特別直接參與越南戰爭，目的都是為了遏止中國在這一地區的擴張，但是美國也因此而陷入無法解脫的矛盾。首先是因為中國在這一地區的實力和地位，從一開始就限制了美國干預的規模和限度。換句話說，美國既要遏止中國，又不希望與中國發生直接的沖突，這種困境從一開始就在折磨美國領導人。例如在肯尼迪執政初期，美國政府內部曾經有人建議，在老撾形勢危急時，直接向那里派遣美國軍隊，結果遭到否決。反對派遣美軍的人的主要理由就是擔心那樣做會引起中國介入，他們提出要么大干，要么不干，除非美國準備使用戰術核武器，否則干脆不要直接插手。[59]

約翰遜政府在決定直接介入越南戰爭時，面臨同樣的困境。它每一次決定是否將軍事干涉升級時，都不得不反復考慮中國的反應，因為他們確實擔心會重蹈朝鮮戰爭的覆轍。結果是美國為了遏止中國而卷入越南戰爭，同時又因為擔心同中國發生直接的軍事沖突而不得不對軍事卷入的規模和程度有所限制。

美國面臨的另一個困境是，北越由于得到中國的有力支持，一再拒絕了美國關于舉行和談的建議。據美國方面的統計，直到1968年，美國為和談而進行的大大小小的試探多達2000多次，但是從未有結果。[60]北越堅持武裝抵抗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中國在向北越提供全面援助的同時，也一再勸告北越領導人不要輕易接受美國的和談建議，否則越南的民族解放斗爭和完成國家統一的斗爭將前功盡棄。中國的反對至少也是北越長期拒絕與美國談判的主要原因之一。不僅如此，中國領導人還利用自己的影響，在國際上制造反對美國和談“陰謀”的輿論。[61]中國報刊這一時期強烈譴責美國的和談不過是企圖欺騙越南人民，軟化北越進行抗美救國斗爭的立場。[62]中國的強硬立場沉重地打擊了美國鼓動國際調停的努力。中國支持北越堅決抵抗和頑強反對美國和談“陰謀”的兩手政策，確實使美國政府在越南戰爭中進退兩難。從美國調整對華政策的角度看，這種局面構成了一種特殊的背景，它決定了美國如要從越南戰爭中“脫身”，就有必要改變其對華政策，起碼不能將遏制中國作為進行干涉的目標。另一方面，美國要緩和中美關系，就必須放棄在印度支那的軍事干涉，至少需要首先表明，它確實準備為結束軍事干涉作出切實的努力。

這里有必要提及1966年3月中美大使級會談第129次會談的情況。根據中國代表王國權的回憶，美國代表在會談中有意地使用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稱呼，并在會談結束后向中方的翻譯強調了這一用語的含義，而且中方翻譯確認了那是“友好的表示”，并將此情況轉達國內。[63]王國權本人和有的論著認為，主要是因為受到中國國內政治形勢（“”）的影響，中國政府未能迅速作出反應，從而“錯過了一次及時推動中美關系的有利時機”，或者說是“失之交臂”。[64]就探討中國對美決策的國內環境而言，必須承認“”造成的激烈氣氛很可能對當時處理這一情況造成了重要的影響。不過如果考慮到美國正在擴大越南戰爭，而中國正全力以赴地支持北越抵抗美國侵略并堅決反對北越與美國和談等情況的話，可以基本上斷定，當時基本上不是“推動中美關系的有利時機”。換句話說，中國政府沒有及時作出反應，很可能并不主要是受國內政治的影響，它涉及到中美關系總的狀況、中國的國防政策和對越南戰爭的政策等復雜的因素。

以上的分析表明，美國的對華政策到六十年代中期確實已經陷入絕境，從根本上調整對華政策已經勢在必行。

三，美國對華輿論的變化及其特點。

正如以往的研究指出的那樣，這一時期的美國對華輿論出現了重大的變化，其突出的表現就是當美國政府的對華政策陷入絕境而無法自拔時，要求改變美國現行對華政策的輿論卻愈顯活躍，聲勢與日俱增。

美國輿論變化的最初標志是《康侖報告》的出臺，其內容已如前述。六十年代初，盡管肯尼迪政府繼續推行僵硬的對華政策，美國民間關于中美關系和改變美國對華政策的研究和討論并沒有中斷，其中最有影響的是“對外關系委員會”主持的中國研究項目。

1962年1月，美國政府由于迫切希望了解有關中蘇分裂的情況，認為有必要動員“非政府”的智力資源，展開相關的資料收集和研究工作。正是在國務院領導人的授意下，代表東部權勢集團的思想庫紐約“對外關系委員會”從2月起邀集大批專家學者，就中蘇分裂和美國的對策進行討論。

很可能是受到這些大型研討會的影響，“對外關系委員會”在福特基金會的贊助下，于4月提出了一項研究中國的宏大項目。“對外關系委員會”設計這一項目的原因是該委員會認為，中國對西方在亞洲的地位構成的威脅，是美國在60年代面臨的兩大挑戰之一，必須給予關注并對那里的新情況進行深入的研究，并檢討過去10年來美國的對華政策。該項目的研究成果包括：提供政策備忘錄供決策者參考；在外交季刊和其他重要的學術刊物上發表有關的文章；出版有關的小冊子以及出版正式的系列著作。

根據該項目的計劃于1966年陸續出齊的八部著作涵蓋了中國的政治、軍事、經濟、外交以及各國的對華政策等領域。[65]盡管八本書的內容不同且觀點各異，但是它們的出發點都是要重新研究中國各方面的情況及其對美國和中美關系的含義，歸宿則在于探討美國對華政策的得失，并為制定對華政策“努力開拓新的理解”。

這套叢書的另一個引人注意的特點是，作者具有相當高的權威。他們中間包括有報道中國問題的資深記者、著名的研究中國經濟的專家、曾在中國任職的退休高級將領以及多次參與中美談判的外交官，等等。值得注意的是，這一項目不僅本來就同美國政府要求研究中蘇關系有密切關系，而且項目的“指導委員會”還聘請前國務卿的弟弟、曾經任中央情報局局長的艾倫·杜勒斯(AllenDulles)擔任作主席，從而大大增加了該項目的“非政府”色彩。[66]這一時期美國對華輿論的變化的確給美國的政治氣氛多少帶來了一些變化。例如“對外關系委員會”的叢書出版后，美國一些有影響的報刊給予了報道，一些權威性的報刊如《紐約時報》、《星期六評論》、《芝加哥論壇報》等，均給予了肯定的評價。這種變化表明，談論“重新考慮對華政策”至少已經不是大逆不道的了。

繼紐約“對外關系委員會”的中國研究項目啟動之后，美國輿論界主張松動對華關系、改變對華政策的言論此伏彼起，從未中斷。其中最有影響的當數1966年由美國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富布賴特主持的對華政策聽證會。

1964年3月5日，富布賴特在參議院發表題為《舊神話與新現實》的講話，抨擊美國現行的對外政策僵化，與國際政治的現實脫節。他在講話中指出，不能排除美國與中國的關系在未來的時期里會有所改變，美國的對華政策應該具有靈活性，以適應變化的現實。特別值得指出的是，他在談到中國的現實時說：“最重要的是，實際上并沒有‘兩個中國’，而是只有一個，那就是大陸中國，它是在中共的統治之下，并且很可能將無限期地統治下去。”[67]這里實際上否定了美國對華政策長期以來賴以支撐的那個完全是虛幻的依據，即中國大陸的共產黨政權不會長期存在下去。

從1965年開始，隨著美國在印度支那的軍事干涉的升級，美國會中的反戰勢力和公眾輿論越來越表現出強烈的不滿。在這種背景下，國會參、眾兩院就美國的對越南政策舉行聽證會。作為這些聽證會的組成部分，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于1966年3月8日至30日，舉行了12次對華政策聽證會。應邀出席作證的包括一些持各種觀點的著名中國問題或國際問題專家如費正清(JohnFairbank)、鮑大可(DoakBarnett)、漢斯·摩根索(HansMorganthau)等，也有當年著名的“中國幫”的成員周以德(WalterJudd)。這些人中除周以德等少數人表示擁護美國政府現行的對華政策外，多數人分別從不同的角度，對美國的對華政策進行了不同程度的批評。其中最有意義的是鮑大可提出，美國對華政策應該是“遏止但不孤立”。

作為在聽證會上作證的第一人，鮑大可明確指出，“在未來的十年里，如何處理對華關系將是我們對外政策面臨的最棘手的問題之一”，而美國的政策必須被置于現實的基礎之上，即中國大陸的共產黨政權并非“即將消失的現象”，而是會“繼續存在下去”，美國只能“面對這個現實”。他認為，由于中國會得到國際社會越來越廣泛的承認，美國企圖將中國永遠排除在聯合國之外的做法越來越難以為繼。從以往的經驗看，美國對中國的遏制也許還是有成效的，但是孤立中國則是失敗的和不明智的。他建議美國政府當前對中國應實行一種“遏制但不孤立”的政策，而最終目的則是與中國“建立正常的外交關系”。[68]鮑大可的觀點不僅得到多數出席作證者的贊同，而且在美國政界中引起了一定的反響，美國政府中的一些人實際上也是在沿著這條思路醞釀改變對華政策的。[69]

富布賴特聽證會的意義在于它導致了對美國對華輿論的一次轉折。在聽證會期間，198位專家聯名發表公開聲明，呼吁美國政府面對亞洲的現實，采取靈活的對華政策，與中國建立聯系。[70]聽證會結束后，公開討論和批評美國對華政策再也不是禁區了，要求改變對華政策日益成為美國公眾的呼聲。當尼克松政府終于下決心打開與中國交往的大門時，美國社會已經形成了要求改變對華政策的不可忽視的輿論力量。

這里需要強調的是，本節所分析的對華輿論實際上是所謂的“精英輿論”，其主要特點之一是它的產生和形成與美國的決策層有著相當密切的聯系。這種聯系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1，制造這種輿論的機構和運行機制中，包括許多與這一時期各屆政府有密切關系的人物，他們或是從政府退休的前官員，或是有機會在未來的政府中任職，或是與政府中的一些官員有個人交往。他們有時接受政府的咨詢，有時甚至反映的是政府中一些人不宜公開表達的某種觀點。2，這種輿論有時有可能對重要決策決策產生影響，或對政策轉變創造有利的氣氛和條件，如1966年富布賴特聽證會所起的作用。不過這種輿論有時也受政府政策調整的影響，是政府政策“導向”的直接或間接的產物。如紐約“對外關系委員會”1962年實施的中國研究項目，其實就是國務院建議該委員會研究中蘇關系的一個副產品。至于這種輿論后來如何演變，就不是政府所能干預的了。

3，一些參與對華決策的關鍵人物往往是這種輿論的參與者。如前所述，肯尼迪本人在執政前參與過富布賴特的研究項目，并在重要刊物上就對華政策發表過公開的評論。最典型的還是打開中美關系的歷史性人物尼克松，他在1967發表的那篇受到關注的文章《越南以后的亞洲》，其實就是當時要求改變對華政策的輿論的一個重要部分。[71]參與制造輿論以及在此過程中思考有關問題和感受國內的政治氣氛，是尼克松上臺后決心改變對華政策的不可缺少的思想準備。

總而言之，上述事實已經足以表明，關注和深入研究美國對華輿論、特別是精英輿論，的確是有重要意義的。

結論

本文的研究表明，這一時期的美國對華政策一直存在著深刻的內在矛盾。這種內在矛盾表現在一方面美國將中國視為最危險的敵人，斷定中國對美國的利益和安全的威脅甚至比蘇聯還要嚴重，所以美國必須盡可能地遏制和孤立中國。另一方面，美國朝野逐步認識到、或者說是體會到，中國的國際地位日益提高，中國對國際事務的影響日益增強并得到國際社會越來越廣泛的承認。美國企圖長期孤立這樣一個正在崛起的大國、拒不與之來往，既不合情理，也做不到。美國處理對華關系中的這種內在矛盾到六十年代中后期已經無法再協調下去了，與美國對華政策陷入絕境同步發展的美國對華輿論的變化，正是這種狀況的突出表現。這一矛盾的歷史進程的意義就在于，與美國對華政策陷入山窮水盡同時，美國對華輿論已經醞釀出對華政策將要進行調整的內在邏輯和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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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參見資中筠：《緩慢的解凍——中美關系打開之前十幾年間美國對華輿論的轉變過程》，《美國研究》，1981年第2期；蘇格：《60年代后期美國對華政策的“解凍”》，《美國研究》，1997年第2期；顧寧：《美國“遏制但不孤立”中國政策提議的歷史由來、反響及其意義》，《世界歷史》，1997年第1期。

[2]參見資中筠主編：《戰后美國外交史——從杜魯門到里根》，世界知識出版社1994年版，上冊，第6章第5節“對華政策”；蘇格：《美國對華政策與臺灣問題》，世界知識出版社1998年版，第九章“中美關系解凍的前奏”。

[3]參閱鄭永平著：《臺灣海峽危機期間的美臺關系》，資中筠、何迪編：《美臺關系四十年》，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4]何慧譯：《美國對亞洲的外交政策——美國康侖公司研究報告》，世界知識出版社1960年版，第2，218，263頁。

[5]陳志奇：《美國對華政策三十年》，臺灣中華日報社1981年版，第189——191頁。

[6]ChesterBowels,“TheChinaProblemReconsidered”,ForeignAffairs,Vol.38,no.3,April1960,pp.476-487.

[7]《肯尼迪在記者招待會上談對華政策等問題》，《參考資料》，1960年7月17日。

[8]理查德·尼克松著、伍任譯：《尼克松回憶錄》，商務印書館1978年版，上冊第283——284頁。Newsweek,October24,1960,p16.

[9]JohnF.Kennedy,“ADemocratLooksatForeignPolicy”,ForeignAffairs,October1957，轉引自GordonH.Chang著、梅寅生譯：《敵乎？友乎——美國分化中蘇聯盟內幕》，（臺北）金禾出版社1992年版，第209頁。

[10]《尼克松回憶錄》，上冊，第284頁。

[11]參閱戴萬欽：《甘乃迪政府對中蘇共分類之認知與反應》，（臺北）正中書局1992年版，第30頁。

[12]王炳南：《中美會談九年回顧》，世界知識出版社1985年版，第83頁。

[13]TracyB.StrongandHeleneKeyssar,“AnnaLouiseStrong:ThreeInterviewswithChairmanMaoZedong”,ChinaQuarterly,Vol.103,September1985,p493.

[14]EdgarSnow,TheOtherSideoftheRiver:RedChinaToday(NewYork:RandonHouse,1962),p91.

[15]TheOtherSideoftheRiver,pp.759-761.

[16]：《同斯諾談臺灣問題及其他》，1960年10月22日，《外交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和世界知識出版社1994年版，第448——454頁。

[17]前述肯尼迪關于對華政策的講話登載與和其他主要中國領導人了解國際問題必讀的主要刊物《參考資料》上，他們完全有可能注意到有關的內容。

[18]《中美會談九年回顧》，第83頁。

[19]《人民日報》1961年4月3、6日。

[20]轉引自《美國對華政策三十年》，第199頁。

[21]《中央日報》，1960年10月15日。

[22]WarrenCohen,TheAmericanSecretariesofStateandTheirDiplomacy,(Totowa,N.J.:CooperSquarePublishers,1980),p164.NationalSecurityActionMemorandumNo.3,McgeorgeBundytoSecretaryofState,“BunkeringofFreeWorldShipsUnderCommunistChineseCharter”,February3,1961,PaulKesais,DocumentsofNationalSecurityCouncil,1947-1977(WashingtonD.C.:UniversityPublicationofAmerica,Inc.,1980),Reel5.

[23]PublicPapersofthePresidentsoftheUnitedStates:JohnF.Kennedy,1961(WashingtonD.C.:U.S.GovernmentPrintingOffice,1962),pp.259-260.

[24]《美國對華政策三十年》，第203——204頁。

[25]小阿瑟.施萊辛格著、仲宜譯：《一千天：約翰·菲·肯尼迪在白宮》，三聯書店1981年版，第359，362頁。

[26]《美國對華政策三十年》，第214頁。

[27]PaulE.Zinner,DocumentsonAmericanForeignRelations,(NewYork:CouncilonForeignRelations,1961),p502.

[28]《人民日報》1961年9月21日，22日，28日。

[29]《美國對華政策與臺灣問題》，第335——337頁。

[30]LetterfromKennantoKennedy,August17,1960,attachedtoGeorgeF.KennanOralHistory,KennedyLibrary.

[31]“TheSino-SovietConflictandU.S.Policy”,December19,1961,JamesC.ThomsonJr.,Papers,Box14,KennedyLibrary.

[32]MemorandumfromThomasontoHarriman,“Secretary’sPolicyPlanningMeeting,Janurary2,1962:DiscussionoftheSino-SovietConflictandU.S.Policy”,January12,ThomasonPapers,Box15,KennedyLibrary.

[33]《甘乃迪政府對中蘇共分裂之認知與反應》，第171——172頁。

[34]參閱《甘乃迪政府對中蘇共分裂之認知與反應》，第166——169頁。

[35]《一千天》，第643頁。

[36]FRUS1961-1963,VolumeXXII,pp.326-332.

[37]ChrisPocock,DragonLady:TheHistoryoftheU-2Spyplane(Shrewsbury:Airlife,1989),pp.92-95.

[38]WilliamBurrandJeffreyT.Richelson,“AChinesePuzzle”,TheBulletinoftheAtomicScientists,July/August1997,pp.42,44.

[39]GeorgeC.McCheetoSecretaryDeanRusk,“AnticipatoryActionPendingChineseCommunistDemonstrationofaNuclearCapability”,September13,1961,RobertH.Johnson,“NuclearProliferation”,October15,1962;allofthemseeninDavidWolffedited,SelectedRecently-DeclassifiedU.S.GovernmentDocumentsonAmericanPolicytowardtheDevelopmentofAtomicWeaponsby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1961-1965,(WashingtonD.C.:1996).(該資料集是編者為1996年8月為“中國地區檔案會議”編印的非正式出版物，編者贈本人收存)。“Non-ProliferationofNuclearWeapons”,August14,1964;“AReporttothePresidentbytheCommitteeonNuclearProliferation”,January21,1965,FRUS1964-1968,VolumeXI,ArmsControlandDisarmament,pp.81-83,pp.173-174.

[40]OralHistoryInterviewofWilliamC.FosterbyCharlesT.Morrissey,August5,1964,pp.36-37,KennedyLibrary.

[41]《一千天》，第287——288，297頁。

[42]GlennT.Seaborg,Kennedy,KhrushchevandtheTestBanTreaty(Berkeley: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81),pp.162-171.

[43]轉引自《戰后美國外交史：從杜魯門到里根》，上冊，第422——423頁。

[44]“TelegramfromStateDepartmenttoEmbassyinSovietUnion”,July15,1963,FRUS1961-1963,VolumeVII,p801.

[45]OralHistoryinterviewofHumphreyTreveyanbyJoerphE.O’Connor,September13,1963,KennedyLibrary.

[46]NewYorkTime,June25,1963,pp.1,10.

[47]《一千天》，第644頁。

[48]“TheTelegramfromStateDepartmenttoinSovietUnion”,July15,1963,FRUS1961-1963,VolumeVII,p801.

[49]《一千天》，第648頁。”TelegramfromEmbassyinSovietUniontoStateDepartment”,July27,1963,FRUS1961-1963,VolumeVII,p860.

[50]G.W.Rathjens,“DestructionofChineseNuclearWeaponsCapabilities”,Dcember24,1964,DavidWolffedited,SelectedRecently-DeclassifiedU.S.GovernmentDocumentsonAmericanPolicytowardtheDevelopmentofAtomicWeaponsby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1961-1965.

[51]“MemorandumfortheRecord”,September15,1964,SelectedRecently-DeclassifiedU.S.GovernmentDocumentsonAmericanPolicytowardtheDevelopmentofAtomicWeaponsby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1961-1965.

[52]國際問題研究所編：《美國總統約翰遜對外關系言論摘錄，1964年7月—12月》，國際問題研究所1965年編印，第67——68頁。

[53]《肯尼迪在記者招待會上談對華政策等問題》，《參考資料》，1960年7月17日。

[54]“MemorandumofConversation”,February27,1964m,pp.13-16;“MemorandumofConversation”,June16,1964,pp.76-81;“Non-ProliferationofNuclearWeapons”,August14,1964,pp88-91;“MemorandumofConversation”,March22,1965,pp.194-196;FRUS1964-1968,VolumeXI,ArmsControlandDisarmament.

[55]“MemorandumforMr.Bundy”,October28,1964,SelectedRecently-DeclassifiedU.S.GovernmentDocumentsonAmericanPolicytowardtheDevelopmentofAtomicWeaponsby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1961-1965.

[56]肯尼迪對共產主義擴張的看法可參閱時殷弘：《美國在越南的干涉和戰爭》，世界知識出版社1993年版第83-84頁。

[57]FranzSchurmann,TheLogicofWorldPower,P460，并見《美國在越南的干涉和戰爭》，第154頁。

[58]可參閱RobertS.McnamarawithBrianVanDeMark,InRetrospect:TheTragedyandLessonsofVietnam,pp64-65,102，116,218.

[59]《一千天》，第259頁。

[60]參閱《美國在越南的干涉和戰爭》，第255頁。

[61]《年譜1949-1976》，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版，中卷，第750頁；下卷，第74頁；《外活動大事記》，世界知識出版社1993年版，第444，471，820頁；“DocumentsonChinaandVietnamPeaceTalks”,ZhaiQiang,BeijingandtheVietnamPeaceTalks,1965-68,NewEvidencefromChineseSources,ColdWarInternationalHistoryProject,WorkingPaperNo.18,pp26-34..

[62]以1965年春美國提出和談為例，中國的報刊對國際上的所有調停努力都進行了猛烈和密集的抨擊。《揭穿約翰遜的大騙局》，《人民日報》1965年4月11日；《正告吳丹》，《人民日報》1965年4月12日；《短命的騙局》，《人民日報》1965年4月13日；《評十七國“呼吁書”》，《人民日報》1965年4月22日；《我外交部兩次照會英國政府，不歡迎英國政府派特別代表來華討論越南問題》，《新華月報》1965年第5期，第153頁。

[63]王國權：《我的大使生涯》，《當代中國使節外交生涯》，世界知識出版社1995年版，第154——155頁。

[64]《我的大使生涯》，第155頁；《美國對華政策與臺灣問題》，第347頁。

[65]這八本書包括：TheUnitedStatesandChinainWorldAffairs，TheAmericanPeopleandChina;CommunistChina’sEconomicGrowthandForeignTrade,ImplicationfortheUnitedStates;NegotiatingwiththeChineseCommunists;U.S.Experience1953-1967;TheChinesePeople’sLiberationArmy;PoliciesTowardChina-ViewsfromSixContinents;TheFutureofOverseaChinese;TheU.S.PolicyandAsianSecurity。

[66]《緩慢的解凍》對此項目作了詳盡的介紹和分析，第13——15頁。

[67]轉引自《緩慢的解凍》，第16頁；《美國對華政策與臺灣問題》，第338頁。.

[68]U.S.PolicywithRespecttoMainlandChina-HearingsbeforetheCommitteeonForeignRelations,UnitedStatesSenate,Eighty-NinthCongress,2ndsession,(WashingtonDC:U.S.GovernmentPrintOffice,1966).

[69]有關美國政界人物的反應可參閱《緩慢的解凍》，第24頁和《美國對華政策與臺灣問題》，第344-345頁。

[70]《美國對華政策與臺灣問題》，第345-346頁。

[71]RichardNixon,“AsiaAfterVietnam”,ForeignAffairs,46no.1,October,19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