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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中使用的概念與方法

「商人」一詞，在近代漢語中含義甚廣，幾乎包播了各種與民生相關行業的經營者。[1]但大陸學者在對其進行具體研究時，采用的概念往往并不都是「商人」二字．而是隨著考察時代的更替有所變化。如於明清時期便徑直用「商人」稱呼研究主體，清末民初后則多根據階級分析法，將工商業者歸入不同類型的資產階級：官僚資產階級、買辦資產階級（亦有稱買辦階級）、民族資產階級等等。此種分析明顯帶有先入為主的政治判斷，對歷史人物的客觀評價頗為不利。近十多年來，這類狀況有了改觀，一些論者開始使用具有限定意義的替換概念來指代商人階層，甚而直接使用「商人」。下面即是三種常見於大陸書刊者，且試作介紹：

1．紳商。此概念多見於晚清商人之稱呼。如馬敏即認為「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形成了一個與半殖民地半封建過渡社會形態相適應的紳商階層」，其標志是「1905年左右各地商會的普遍設立」。[2]其「社會階級屬性」則是「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早期形態」。[3]徐鼎新把紳商階層視為「新的社會生產關系的代表」、「最早出現於我國的民族資本人格化的具體體現者，[4]同時其身上還帶有「崇尚名弟、聯結鄉誼、信義經商、因果報應J等傳統價值觀念。他認為上海總商會以1920年會長改選為界，其前為「紳商領導體制」時代，其后則為「企業家時代的開始」。[5]朱英則指出：「紳商」實際上就是正在形成的新興資產階級。[6]至於紳商的形成，則多認為或「由紳而商」，或「由商而紳」，后者被稱為「逆向社會流動」．具有消極意義。[7]賀躍夫則不同意將紳商視作新興的社會階層或資產階級．他認為紳商階層包含不同性質的份子，其社會屬性不可等量齊觀。[8]章開沅亦曾提醒大家：很難把清末所謂「紳商」群體截然界定於某一單純的階級或階層概念之中。[9]

2．早期資產階級。馬敏和朱英均曾以這一概念為標題著成專書。[10]馬敏主要以「早期資產階級」指19世紀60年代至1913年左右正處於「形成或轉化過程中的資產階級」，尤其是構成其主體之「工商資產階級」。其特點為：原始統一性、特殊軟弱性、嚴重的不純粹性。[11]而朱英在其著作中并未就該概念之使用作具體說明，但他認為「1904年以后各地商會的相繼建立，當可視為中國早期資產階級初步形成的一個重要界標」，而1912年全國商會聯合會之成立則「標志著中國資產階級完整形態的最后形成」。[12]很明顯，以上二位在使用此概念時，所指并非完全同一。

3．資本家階級。近十年來這個詞在大陸史學界頗為流行。其內涵，按丁日初的解釋，即「同在華外國資本家集團相封而言的民族資產階級」[13]，他判斷上海的資本家階級產全於19世紀下半葉對外貿易發達之時。[14]張亦工、徐思彥則認為「嚴格意義上的資本家階級，指有經濟地位的資產者群體，包括金融家、實業家、近代商人等等，而不包括屬於資產階級范疇的知識階層」。[15]馬敏在1993年發表的一篇論文亦采用該概念指構成「資產階級主體」的工商資產階級，并以「早期資本家階級」一詞代替了他先前使用的「早期資產階級」。[16]

與概念的更替使用相似，大陸學者在近代商人研究中使用的方法亦日趨多元化。雖然傳統的階級分析理論仍廣為使用，但最近十年來，不少學者為解決問題於研究中引進了多種社會科學理論，其中較為重要的有：

1．現代化理論。虞和平綜合西方各派現代化理論，提出「所謂現代化就是人類社會伴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由傳統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轉變的過程」。他認為中國自1840年至1949年為早期現代化過程，其核心涵義是資本主義工業化與民主化、民族化。據此，他探討了近代商會於此進程中的自身現代化及在本國早期現代化中的地位，并得出「近代商會是中國早期現代化的一個失敗承擔者」的結論。[17]

2．政治文化理論。張亦工、徐思彥曾采用阿爾蒙德（GabrielA.Almond）在《公民文化》（TheCivicCulture）一書中關於「政治文化」的定義及理論架構，對中國20世紀初期中國資本家階級的政治理念及行為作過一定分析。他們認為資本家階級對政治的認識和介入，往往是以自身經濟利益關系為基點，這「一方面保證了資產者從事政治的韌性」，一方面「又使資本家階級缺乏政治眼光」。[18]

3．結構功能理論。如桑兵運用此面社會學理論從城鎮社會結構和功能變化的角度分析了清末商民罷市爆發頻繁這一歷史現象。[19]虞和平、朱英等人在晚清商會研究中充分運用了這一方法，他們通過對近代商會組織結構及功能的解剖，就資產階級形成過程提出了自己的看法。[20]

4．社會心理學理論。馬敏曾利用社會心理學結構理論系統論述了早期工商資本家的心理特征。[21]莫世祥、溫小鴻等人亦以此角度分析了粵港商人在民初20年中與以孫中山等人為代表的「資產階級革命派」之間關系的嬗變。如溫小鴻即認為廣東商人「對新的強力中心的企盼」是導致其於不同時期心理變化的主因。[22]

5．市民社會理論。近年來，北美學界圍繞「公共領域」（PublicSp[]ere）與「市民社會」（civilsociety）兩個概念在中國社會史研究中的適用性發生的辯論引起大陸學者的關注。其中有不少人對此持肯定態度。如王笛即認為清前期的長江上游地區曾出現社會重建過程，并已初步產生了公共領域。[23]而朱英則認定中國在20世紀初期便開始萌生出市民社會的雛形，主要體現在眾多具有近代色彩的新型民間社團的誕生、民間公共輿論的形成以及市民階層對社會生活各個領域的滲透。[24]馬敏亦持相似觀點，他并且強調20世紀初年「剛剛顯露出來的雛形」主要出現在若干商業發達的城市之中（尤其是那些作為通商口岸的較大都市）。[25]

可以看出，十年來，大陸史學界關於近代商人之研究正趨向多姿，概念的轉換、各種方法的嘗試，都在使這一領域的研究氛圍活躍起來。

二、幾個主要研究層面及其成果

據筆者統計．最近十年中，大陸學者出版有關中國近代商人研究之專書16部，發表相關論文170余篇，涉及到此一研究領域的各個層面。以下試擇其要者略作介紹：

1．商人群體。此為學者們討論得最多的一個問題。近代商人群體的發展大致經歷了一條由商幫到行會再到商會，最后被黨化權威整合的曲折道路。其中商會是論述的焦點，分別有四部專書問世：徐鼎新、錢小明著《上?？偵虝贰?；馬敏、朱英著《傅統和近代的二重變奏：晚清蘇州商會個案研究》；虞和平著《商會與中國早期現代化》；朱英著《轉型時期的社會與國家——以近代中國商會為主體的歷史透視》。徐、錢二位之合著以時間為序，對上海商會之發韌及組織演變、其於清末民初的經濟活動、與本世紀初30年中國政治變遷之關系等均有較詳敘述；馬、朱之合著則以蘇州商會檔案為主要資料來源，從社會史角度探討了蘇州商會之創設、組織系統、社會職能及性質、與清末反帝愛國運動、與捐稅斗爭、與辛亥革命等七個方面的問題；虞著為通論性的商會研究專著，他把商會置於中國早期現代的框架中進行考察，提出了不少富有新意的論點；朱英新著則以市民社會理論為研究工具，以商會為研究主體，闡釋了近代中國轉型時期社會自身的發展變化以及社會與國家的互動關系。除了上述專書外，討論商會的論文還有多篇，如胡光明對清末及北洋時期天津商會之研究、屠雪華對蘇州商務總會性質的分析、梁洪生對江西吳城鎮商會歷史的發掘等均頗見功力。[26]

商幫研究主要集中於徽幫、晉幫及寧波幫。專書主要有張海鵬、張海瀛主編之《中國十大商幫》（合肥：黃山書社，1991年10月）及張海鵬與王廷元合編之《徽商研究》（合肥：安徽師范大學出版社，1995年4月）、張正明著《晉商興衰史》（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5年12月）。前二種均為集體合作之成果，張著則比較全面地介紹了自明初至清末500余年的發展史。寧波幫迄今尚無通論性專著問世，但有關論文為數不少，[27]雖不及徽幫、晉幫。其他如蘇州洞庭幫、江右商（江西幫）等亦曾有。[28]李華則以「清代地方商人」為主題，撰寫了若干篇論文，對湖南、湖北、廠西等省簡人有所采討。[29]

大陸學者對近代行會之研究相對較為薄弱，僅見數篇論文。[30]作者主要從行會的近代化、商會與行會之聯系及區別兩個角度來加以論述。至於被黨化權威整合過程中的商人群體，主要有張亦工一篇＜商民協會初探＞。（載《歷史研究》1992年，期3）。他考察了商民協會在中國國民黨導下成立最終又被其解散的短暫經過，認為「商民協會主要是國民黨試控制資本家階級的一個臨時性“黨化”工具，而不是任何意義上的“商民”的利益集團。

另外，朱英在其專書《辛亥革命時期新式商人社團研究》（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1年5月）中介紹了各類新式商人社團，他認這些新式社團既具有民主性和開放性，亦殘存著某些封建性的落后因素。

2．商人與政治。大陸學者最初是從中國資產階級發展史的角度來研究商人的，因此帶有很濃的政治色彩。尤其對晚清商人的研究，更是被置于辛亥革命史的框架中來進行。但最近十年來，關於這個題目的討論有了少新的進展，主要集中在以下三點：

（1）商人的政治參與意識：張亦工、徐思彥認為「中國的資產階級在20世紀初期正處在政治啟蒙時期，剛剛從不問政治，不知政治為何物的狀態向關心和參與政治過渡」，1922年的國是會議是資本家階級政治參與意識初步形成的標志，但政治能力感、黨派意識與政治社團、領袖的缺乏，使他們最終未獲成熟的政治發展。[31]其表現之一便是他們不能有效地運用經濟力量來謀取政治權利。[32]馬敏認為近代紳商日漸明顯的政治參與意識源於抵制外貨挽回利權的經濟斗爭。[33]虞和平、朱英指出，只有在商會產生之后，商人有組織的政冶參與才成為可能。[34]但政治文化為質的相對低下，則使商會無法實現資產階級民主政治的目標。[35]

（2）商人與政府之間關系。研究者們討論得較多的是商人與1912－1916年袁世凱政府以及與1927－1937年的國民黨政權之間的關系。馬敏、朱英認為1913年商人在「二次革命」中支持袁世凱是資產階級的階級主體與其政治代表相脫離的「政治大滑波」。[35]至於其原因，徐鼎新指出：商人對袁政權支持與否，「是以這個政權是否體現民族資產階級要求和保護民族資產階級利益為前提的」。[37]其他幾位學者認為：趨安厭亂，保護自己的經濟利益是決定商人們政治態度的首要依據。[38]對袁政府如此．對1937年后的國民黨政府亦如此。越來越多的研究者注意到「民族資產階級」與國民黨政權之間存在尖銳的矛盾沖突。有人甚至指出「上海民族資產階級在“一．二八”戰爭期間已從國民黨的同盟者或國民黨政權的支持者，轉變為政治舞臺上的一股既不附和革命，又不依附反革命的獨立力量」。[39]但不少人仍習慣從所謂「民族資產階級的兩面性」來論述二者之間復雜的關系。[40]

（3）商人在政治運動中的表現。大致上在學者們筆下，對商人們在晚清至民國20年之叫政治表現的評價呈「M」型，即認為商人們在1860年代后政治上日趨活躍，至清末立憲運動及辛亥革命達到第一個高峰，并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辛亥革命的結局，但后來由於反對「二次革命」，政治上出現倒退。1915年后，政局日益混亂，商人們的政治表現又呈上升勢頭，如1915年反對二十一條，1919年參加五四游動。到1920年代中期．達到第二個高峰，甚而有組織「商人政府」之企圖。但不久又以自己的經濟力量支持國民黨反共，建立新政權。這亦未給他們自身帶來穩定的秩序和優惠的工商政策，其政治活動能量反倒被一點點榨干，最終喪失了「政治自主性」。[41]

3．商人與經濟及社會變遷。與概念的使用密切相關，大陸傳統史學著作一般都認為「民族資產階級」遭受「官僚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的雙重壓榨，「在夾縫中求生存」，因此資本主義經濟不能獲順利發展。這種提法在最近十年開始有了動搖。丁日初等人即指出應把「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當作中國近代經濟史研究的中心線索。由此出發．他認為應著重論述近代資本家努力奮斗推動中國現代化進程的事跡。而馬敏根據他對紳商階歷的考察，認為其近代經濟活動既有順應近代化潮流，推動晚清社會經濟發展的一面，又有依附於傳統，使近代社會經濟轉型變得復雜而遲緩的一面」。虞和平、朱英等人則就商會的經濟功能作了探討．認為商會通過參與經濟法規的制訂、實業教育的提倡、國際交流的開展等活動，維護了資本主義經濟秩序．對經濟發展起到了積極作用，但由於多種因素的制衡，并沒有完全朝中國的經濟現代化走上快車道。[44]

同時，學者們亦注意到商人與社會結構變遷的關系。馬敏在其論著中反覆強調：正是過渡型社會結構對階級發展形態的強大制約，才導致中國早期資本家階級（或稱中國早期資產階級）無法完成其承擔的近代化主干載體的歷史使命。[45]桑兵認為到辛亥革命前夕．我國傳統的城鎮社會結構發生了重要的變化，商人比重日益增大，穩定性加強，并取得了超出封建勢力的優勢，加上其所具有的連鎖輻射功能，這便為「城鎮商民與封建階級的公開對抗提供了主客觀條件」。[46]虞和平、張海林等人則注意到在民國初年，「士農工商」的座次己大為變動，商人地位上升的標志便是其社會活動范圍的擴大及其功能的強化。[47]

4．商人思想與「商人文化」。為了深入探討商人的角色行為，不少論者從其思想意識入手，做了有益的嘗試。如朱英等人認為民族觀念的進步、合群意識的萌發與清末民初綿延不絕的反帝運動尤其是抵貨運動便密不可分。[48]相有人根據對若干近代商人的個案分析，認為銳意創新、積極進取是企業家精神在他們身上開始得到體現。[49]亦有人就晚清商人的教育思想、尚武思想等作過一定分析。[50]。

近年來，「商人文化」一詞經常出現相關著作中。其涵義界定似乎并不明確，如唐力行曾如此表述：商人文化是商品經濟發展的產物，是資本主義萌芽同質的，它躍動著早期啟蒙的曙光，是資產階級啟蒙文化的先導。[51]但他對「商人文化」的探討主要是建立在明清時期徽州商人研究之基礎上，某些結論頗值得推敲。如朱英即認為唐用胡適的思想來說明徽州商人文化的發展未免使人有牽強之感．[52]他提出「商人文化」的考察對象應包括商人的宗教信仰、價值觀念、家族與家庭、生活方式、心理結構、文化教育觀、思想意識、社會團體、經濟活動、政治參與等方面。[53]可以看出，他主要是把商人文化當作一種新的研究視角。

三、研究中存在的問題

自1987年以來，大陸史學界於近代商人之研究比此前無疑有了較大進步。但全面仔細地觀察，卻會發現數量頗多的成果中，質量參差不齊。作精深慎密分析者少，泛泛之論者多，甚至低水平的重復制作亦夾雜其中。而於研究格局、視角、方法等更存在不少問題：

1．格局分布不太合理。時間上研究者們的視線多集中於明、清兩代（尤其以晚清為還）。在170余篇論文中，屬于這個研究區間的占70％強，有120余篇。而討論1912年后北京政府與南京政府時期商人的文章不到20％，共32篇。其余為通論性質或綜述性文字。大致上，側重於明清時期的多為討論商幫或地方商人者，而屬意於晚清者多為治商會史者，然而自1912年后的近代中國正是風質變幻、社會急劇動蕩之時，考察商人於其間的心態及表現具有重要意義，故亟待加強。

空間上論者們多集中於幾個特定區域，特別是對晚清商人之考察基本上以蘇州、上海、天津、廣東、武漢等幾個地方為主。當涉及到北京政府或南京政府時期，則大多只能舉天津、上海等地為證。這種現象固然與資料利用有關，但僅依靠一、二城市的觀察，視野未免狹隘。

3．微觀考察過於欠缺。研究商人必不能離開對一個個單獨的人的微觀考察，但大陸學者似乎擅長於從宏觀上去把握，於商人個案分析甚弱。除了「南張北周」及幾位有名的「官僚或買辦商人」（如盛宣懷、唐廷樞、虞洽卿）或被官方承認的「民族資本家」（如劉鴻生、盧作孚、穆藕初）外，別論者每每談到具體的商人，只好去從「文史資料」中尋求幫助。

對商辦企業的個案研究亦極少，幾乎找不到正式成果可供介紹，相對於1980年代初期上海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等單位對企業史研究所作的卓著努力，最近幾年是大大忽視了這個領域。

商人社團研究除了蘇州、天津、上海等地外，其余地區亦有待加強。而且研究對象除了規模大之商會，宜將觸角深入到更小的商人群體。

3．方法仍嫌陳舊。雖然已有若干垃學者開始引用一些新的理論架構來闡釋近代商人歷史，但就整個研究領域來看，傳統的解釋框架依然占據重要地位，如關於「民族資產階級」的「上層下層論」、「兩面性論」等。而受革命史觀的支配，對商人在歷次政治變助中的表現仍有人動輒以「革命」或「反革命」來作價值評判，離冷靜、客觀的標準尚遠。

四、結論

綜上所述，可以說現真正意義上的近代商人研究在大陸還剛剛起步。1960年代后，商人一直被冠以種種特定名號或貼上形狀不一的政治標簽，而從中立的學術立場來作客觀的研究基本上無從談起。令人稍覺寬慰的是，最近20余年來大陸的學術研究環境漸趨寬松。經濟體制的轉型使商人地位有了很大提高，他們甚至開始影響新的社會價值標準之形成；私營工商業亦正成為大陸經濟的主要組成部分。這一切無疑有利於近代商人研究工作的開展。從眾多相關論文的發表我們可以感受此一研究領域正在升溫。但研究人員的觀念與素質、檔案史料的發掘與開放程度、自由討論空間的大小都在制約著此項研究工作的成效。我們期待著在未來的日子里，近代商人研究能獲得更有意義的發展。

注釋：

[1]1914年3月2日由北京政府公布的（商人通例》規定商人為商業之主體，而商業則包括以下17類；買賣業、賃貸業、制造業或加工業、供給電氣煤氣或自來水業、出版業、印刷業、銀行業兌換金鑲業或貸金業、贍承信托業、作業或勞務之承攬業、設場屋以集客之業、堆褸業、保險業、運送業、承攬運送業、牙行業、居間梁、業。參看張士杰編，《商人寶鑒》（上海：商務印書館1915年7月初版．1935年5月增訂第1版），頁425；陶匯曾編．《商人通例釋義》（上海：商務印書館，1925年1O月），頁13；劉紹基編，《商人要覽》（南京：南京書店，1933年4月），頁14-25。

[2]馬敏，《官商之間：社會劇變中的近代紳商》（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年1月），頁93－97。

[3]同上書，頁206。

[4]徐鼎新，（清末民初上海紳商階層面面觀＞．《檔案與歷史》．1988年．期3。

[5]徐鼎新、錢小明．《上?？偵虝贰罚ㄉ虾＃荷虾Ｉ鐣茖W院出版社．1991年7月）．頁247－251；徐鼎新，＜近代上海新蠶民族資本家深層結構的透視——從二十年代初上海商會改組該起>，《上海社會科學院學術季刊》；1988年，期3：徐鼎新，<從紳商時代走向企業家時代——近代化進程中的上?？偵虝?gt;，《近代史研究》，1991年，期4。

[6]朱英，《中國早期資產階級概論》（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1992年9月），頁35。

[7]馬敏，《官商之間：社會劇變中的近代紳商》．頁86；徐鼎新：＜清末民初上海紳商階層面面觀＞。

[8]賀躍夫，（晚清紳商群體的社會構成辨析）、《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4年，期4。

[9]馬敏、朱英，《傳統與近代的二重變奏——晚清蘇州商會個案研究》（成都：巴蜀書社，1993年7月），＜序言＞，頁4。

[10]即馬敏著，《過渡形態：中團早期資產階級構成之謎》（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年4月）及朱英著：《中國早期資產階級概論》。

[11]馬敏，《過渡形態：中國早期資產階級構成之謎》．頁28－38。

[12]朱英,《中國早期資產階級概論》。頁21．

[13]丁日初．《近代中國的現代化與資本家階級》（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7月），頁128。

[14]同上書,頁147。

[15]張亦工、徐思彥．＜20世紀初期資本家陽級的政治文化與政治行為方式初采＞，《近代史研究》,1992年期2.

[16]馬敏，＜早期資本家階級與近代中團社會結構演化＞，《天津社會科學》，1993年，期3。

[17]虞和平：《商會與中國早期現代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8月）,頁4、336。

[18]張亦工、徐思彥，＜19世紀初期資本家階圾的政治文化與政治行為方式初探＞．

[19]桑兵，＜論清末城鎮社會結構的變化與商民罷市＞．《近代史研究》．1990年，期5。

[20]虞和平，《商會與中國資產階級的“自為化問題”＞，《近代史研究》，1991年，期3；朱英，＜從清末商會的誕生看資產階級的初步形成＞，《江漢論壇》，1987年，期2．

[21]馬敏，《過渡形態：中國早期實產階級構成之謎》，頁191－206。

[22]莫世祥，＜孫中山與資產階級在一九二三年＞，（近代史研究），1987年，期1；溫小鴻，＜“商團事變”前后廣東商人的心理變化＞?！秾W術研究》，1988年，期6。

[23]王笛，＜晚清長江上游地區公共領域的發展＞，《歷史研究》，1996年，期1。

[24]朱英，＜關於晚清市民社會研究的思考＞，《歷史研究》，1996年，期4。又請參閱氏著《轉型時期的社會與國家——以近代中國商會為主體的歷史透視》（武漢：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1997年9月），第5章，頁105－162。

[25]馬敏，《官商之間：社會劇變中的近代紳商》，頁283。

[26]請參看胡光明，＜論清末商會對長蘆鹽務風潮的平息＞，《歷史檔案》，1994年，期2；又＜論北洋時期天津商會的發展與演變＞，《近代史研究》，1989年，期3；屠雪華，＜論清末蘇州商務總會的性質＞，《南京大學學報》（社科版），1995年、期2；梁洪生，＜吳城商鎮及其早期商會＞，《中國經濟史研究》，1995年，期1。

[27]如張守廣，《明清時期寧波商人集團的產生與發展＞，《南京大學學報》（社科版），1991年第3期；黃逸平，（近代寧波幫與上海經濟＞，《學術月刊》，1994年，期5；姚玉明，＜近代“寧波幫”文化心態初探＞，《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90年，期2。

[28]如范金民，＜洞庭商人的經營方式與經營手段＞，《史學月刊》，1996年，期2；馬學強，＜一個傳統商幫的近代變遷——蘇州洞庭幫在上海＞，《史林》，1995年，期3；方志遠、黃瑞卿，＜明清江右商的經營觀念與投資方向＞，《中國史研究＞，1991年，期4。

[29]主要有＜清代湖北農村經濟作物的種植和地方商人的活躍＞，《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87年，期2；＜清代湖南的外籍商人＞，《清史研究》，1991年，期1：＜清代廣西的地方商人＞。《歷史檔案》，1992年，期1；＜清代湖南商人的經商活動＞，《中國經濟史研究》，1992年，期1。

[30]如虞和平，（鴉片戰爭后通商口岸行會的近代化＞，《歷史研究》，1991年，期5；朱英、馬敏，＜淺談晚清蘇州商會與行會的區別及其聯系＞，《中國經濟史研究》，1988年，期3；唐明鋒，＜清代行會的性質和作用＞，《史學月刊》，1988年，期4；孔祥毅，＜晉商行會：自治自束自衛的商人機構＞，《文史研究》，1994年。

[31]張亦工、徐思彥，<20世紀初期資本家階級的政治文化與政治行為方式初探＞，《近代史研究》，1992年，期2。

[32]徐思彥，＜20世紀初期資本家階級經濟力量的手段問題＞，《文史哲》，1992年，期5。

[33]馬敏，《官商之間：社會劇變中的近代紳商》，頁328－329。

[34]虞和平，《商會與中國早期現代化》，頁275；朱英，《轉型時期的社會與國家——以近代中國商會為主體的歷史還視》（武漢：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1997年9月），頁298。

[35]虞和平，《商會與中國早期現代化》，頁281。

[36]參看馬敏、朱英，《傳統與近代的二重變奏——晚清蘇州商會個案研究》、頁432－446；朱英，《中國早期資產階級概論》，頁104；馬敏，《官商之間：社會劇變中的近代紳商》，頁350：《過渡形態：中國早期資產階級構成之謎》，頁136。

[37]徐鼎新、錢小明，《上海總商會史＞，頁179。

[38]吳倫霓霞、莫世祥，＜粵港商人與民初革命運動＞,《近代史研究》，1993年，期5；馬敏，《宮商之間：社會劇變中的近代紳商》，頁356。

[39]朱華，＜一二八戰爭期間上海民族資產階級對國民黨政權態度的轉變＞，《檔案與歷史》，1988年第2期。

[40]參考曹必宏，＜九一八前民族資產階級與南京國民黨政權的關系＞，《史學集刊》，1989年，期1；《九一八后民族實產階級與國民黨政權關系＞，《民國檔案》，1989年，期4；張義漁，＜九一八、一二八事變與上海民族資產階級＞，《史林》，1992年，期1。

[41]請參看虞和平，《商會與中國早期現代化》，頁254－276：徐鼎新、錢小明，《上海總商會史》，第5、7、9、11章；朱英，《轉型時期的社會與國家》，頁241－290；馬敏，《官商之間；社會劇變中的近代紳商》，頁328－367；馬敏、朱英、《傳統與近代的二重變奏――晚清蘇州商會個案研究》，頁391－446；丁日初，《近代中國的現代化與資本家階級＞，頁180－284；徐思彥，＜20世紀初期資本家階級經濟力量的手段問題>，《文史哲》，1992年，期5。

[42]丁日初，《近代中國的現代化與資本家階級》，頁8－11；154－159。

[43]馬敏，＜晚清紳商與近代經濟發展＞，《天津社會科學》，1996年，期3。

[44]虞和平，《商會與中國早期現代化》，頁202－275、366－388；朱英，《轉型時期的社會與國家——以近代中國商會為主體的歷史透視》，頁163－215、587－589；趙洪寶，＜清末民初商會對政府制訂工商政策的影響＞，《學術界》，1994年，期2。

[45]馬敏，《早期資本家階級與近代中國社會結構演化＞，《天津社會科學》，1992年，期3；又氏著《過渡形態：中國早期資產階級構成之謎》，頁234－242。

[46]桑兵，＜論清末城鎮社會結構的變化與商民罷市＞，《近代史研究》，199O年，期5。

[47]虞和平，＜民國初年經濟社團考察＞，《東方》，1996年，期2；張海林，＜論本世紀初中國商人的社會地位＞，《江海學刊》，1996年，期4；丁日初，＜近代中國的現代化與資本家階級＞，頁159－165。

[48]參看朱英：《早期資產階級概論》，頁236－237：又氏著《轉型時期的社會與國家——以近代中國商會為主體的歷史透視》，頁95－99；馬敏，《官商之間：社會劇變中的近代紳商》，頁304－328；虞和平，《商會與中國早期現代化》，頁335－365；喬志強、趙曉華、＜清末民初資產階級心態初探＞，《山西大學學報》（社科版），1995年，期4。

[49]徐鼎新，＜從紳商時代走向企業家時代——論1920年上海總商會改組＞，《近代史研究》，1991年，期4；馬俊亞，＜中國近代企業家的文化類型和精神境界＞，《史學月刊》，1995年，期4。

[50]喬志強、趙曉華，＜清末民初資產階級心態初探＞；朱英，＜晚清商人的教育思想及其興學活動＞，《長白學刊》，1996年，期5，又＜晚清商人尚武思想的萌發及其影響＞，《史學月刊》，1993年，期3。

[51]唐力行,《商人與中國近世社會》（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8月），頁199。

[52]朱英，＜近世中國商人發展歷程的新探索——評唐力行著《商人與中國近世社會》＞，《歷史研究》，1994年，期5。

[53]朱英，《中國早期資產階級概論》，頁410-4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