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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韓非是戰國法家的杰出代表，他的法術思想對后人有著深厚的影響，具有進步的意義，但他的女性觀點無疑是不可取的。他認為女性的全部價值為“色”，把女性當作紅顏禍水，并在“利”的掩蓋下鼓吹男尊女卑。

關鍵詞：韓非；女性；色；禍水；男尊女卑

韓非是先秦法家思想家之集大成者，他將法家的法、術、勢三者融為一爐。形成自己完整的思想體系。自西漢后，中國封建統治階級實施“外儒內法”或“陽儒陰法”的政策，使法家思想在封建社會意識形態扮演重要角色。后人研究韓非時，多注意他的法術思想，他的感情生活由于資料厥如，幾乎無人觸及。但通過對《韓非子》的解讀，我們可看出韓非對女性的態度。韓非在書中，多次提到女性，文中論點多以與女性相關之論據佐證。這些例子中，女性以正面形象出現的，僅有一次，即《十過》論述“國小無禮，不用諫臣，則絕世之勢也”時所舉曹君亡國的例子。晉公子重耳出亡經過曹國，曹國君主窺其裸浴，極其無禮。臣子釐負羈見晉公子非常之人，預知曹公引火燒身，必殃及臣民，但束手無策。其妻為他出謀劃策，使他免于災禍。在這一事件中表現了妻子明禮、通達與智慧等諸多美德。除此之外，韓非所舉涉及女性之例，對女性皆持否定態度。他認為女性的價值在于色貌，而美貌具有危險性，女人是禍水；為了防范女人，應把所有的權利，包括家庭權力，集中在男性手中。

一、食色性也，貌美是金

中國第一部詩歌總集《詩經》，已體現出人類對女性美的欣賞與尊崇。《詩經》開篇“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肯定女性的美與地位。《衛風·硬人》具體的描繪了女性的自然美與情態美，“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頸如蝤蠐，齒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周南·桃天》“桃之天天，灼灼其華”，把即將出嫁的女孩比怍春天粉紅艷麗的桃花。《鄭風·有女同車》“有女同車，顏如舜華”“彼美孟姜，德音不忘”，用木槿花比喻女性的美貌，并從德行上肯定女性。女性不僅有自然美，情態美，還有品行美。詩篇著力贊頌了女性那艷麗奪目，令人怦然心動的美。但在韓非眼中，美即是“色”，“色”成了她們存在的全部的意義。

《詭使》曰“女妹有色，大臣左右無功者，擇宅而受，擇田而食。”《備內》云：“丈夫年五十而好色未解也，婦人年三十而美色衰矣。以衰美之婦人事好色之丈夫，則身死見疏賤，而子疑不為后。”從這里可看出，韓非將“色”當作了女性價值的全部。女性年輕美貌時，男性對她寵愛有加，恩及家庭父兄；一旦年老色衰，便如昨日黃花，隨手可棄，連自己的兒子也受到牽連。女性的價值在于她的美貌，用“色”事夫成為男女感情的全部，夫妻間并沒有相濡以沫的愛情。主動權在男性手中，男性決定女性的價值與去留，二者是支配與被支配的關系。《外儲說左上》記載：“蔡女為桓公妻，桓公與之乘舟。夫人蕩舟，桓公大懼，禁之不止，怒而出之。乃且復召之，因復更嫁之，桓公大怒，將伐蔡。”僅因為妻子的一個小玩笑，便把妻子趕回娘家；妻子回家再嫁，大大傷了男性的自尊心，為挽回面子，不惜發動戰爭。韓非用此例說明“挾夫相為則責望，自為則事行”，桓公將蔡滅了，韓非認為女性不順從丈夫被出之是理所當然的，只是提醒男性行事的方式應巧妙些。女性如何以“色”事夫?孟子有言：“必敬必成，無違夫子。以順為正者，妾婦之道也。”(《孟子·滕文公下》)作為女性，要盡量曲盡己意以逢迎男子的喜好。在婦順夫這一點上，韓非與儒家達到共識。男性妻妾成群，三宮六院，屬天經地義；男人竊玉偷香，尋花問柳，可以心安理得地“娛其色”。女性連妒忌的權力都沒有，因為這是七出之一。夫妻之間不存在真情，如此，女性別無選擇，只有戰戰兢兢的順從，如履薄冰。

愛美之心，人皆有之。“食、色，性也”(《孟子·告子上》)，人性的本能，男女概莫能外。然而在韓非看來，是絕對不包括女性的，二者處于不平等的地位。他只肯定了男性的本能，女性僅僅是君王用來裝飾后宮，充塞下堂，使人賞心悅目的一件器玩而已。他們喜好的是美麗的外表，而不是那使人體透明發亮的光芒，即女性除女美貌之外更重要的東西。韓非并不肯定女性的才智。釐負羈的妻子提出極富遠瞻性的計謀保全其性命，在文后評價時韓非對其妻只字未提，而把功勞歸于男性，“此禮之所用也。”因此，女性人老珠黃時被拋棄，也是情理之中的事，“為人婦而出，常也”(《說林上》)。女性與其他玩物不一樣的地方就在于她們會開口說話，所謂“婦有長舌，維厲之階”(《小雅·桑柔》)。男性“貴夫人，愛孺子，便僻好色”(《八奸》)，那么，為了自身的利益，男性應“娛其色而不行其謁，不使私請”(《八奸》)，她們的內心情感和言語完全不用理會。由于女性沒有施展才華的空間或即使顯示才華也得不到肯定，所以女子只有以色貌作為依附男子的資本，并判定其價值。然而，美麗的外表并非不美，但是若停留在此而沒有精神內涵，則是低級的。正如古希臘哲學家德謨克利特說：“身體的美，若不與聰明才智相結合，是某種動物性的東西。內在的美、精神上的美應該比形體上的美更珍貴，更加被看重。同時，“以色事人”的觀念阻礙女性自身的發展，它使女性僅僅期望以自己的美貌邀寵求貴而無視于其它方面的提高，聰明才智得不到應有的發揮。因此，韓非衡量女性價值把“色”放在首要的地位而忽視其它，無疑大大降低了女性的素質和社會地位。

二、紅顏易惑，禍水亡國

女性的價值在于“色”，沉魚落雁，閉月羞花，秀色可餐。然而，“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老子》十二章)，男性沉溺于女色，驕奢淫逸，致使玩物喪志。禍國殃民。因此，韓非認為女人是禍水，涉及到方方面面。“曼理皓齒，說情而捐精”[《揚柵》)，親近女色使身體受到損害，女性誤身；“為人主而大信其妻，則奸臣得成于妻以成其私”(《備內》)，寵愛女性，會使其被別人利用，干涉朝政，女性誤國；“六日，耽于女樂，不顧國政，則亡國之禍也”(《十過》)，沉迷于女色，國君因此不理朝政，女性亡國。

《韓非子》被后人稱為帝王之書，他站在帝王的立場，為鞏固帝王權位出謀劃策。在《八奸》中，他指出了大臣所以成為奸邪，君主所以被蒙蔽，失去他所擁有的一切的原因所在。其中列為“八奸”之首的便是紅顏。“凡人臣之所道成奸者有八術：一日在同床。”“同床”是指被君主所寵愛的美貌女子，這些人是“人主之所惑也”。“托于燕處之虞，乘醉飽之時，百求其所欲，此必聽之術也。”她們憑借自己的美貌環繞在君主周圍，趁君主沉溺于享受時提出要求，君主被迷惑，不假思索，言聽計從。“為人臣者內事之以金玉。使惑其主”，一些權臣奸臣為達到自己的目的，用金銀財寶收買她們，讓她們迷惑君主，實現自己的意圖。最終君主大權旁落，甚至喪身亡國。在復雜的政治斗爭中，女性是被利用的工具，而韓非卻把癥結歸于女性。

“同床”被列為“人臣之所道成奸者”八術之首，女性被韓非看成了亡國的禍首，這種思想，正是父權文化中“女子亡國論”的具體表現。被司馬遷《史記》全篇引用的《說難》中，便有一個典型的例子。“昔者鄭武公欲伐胡，故先以其女妻胡君以娛其意。”武公想要攻打胡國，卻把自己的女兒嫁給胡國的君主。為何?女色可使胡國君主心里高興，放松的警惕，荒怠政事。結果鄭國人偷襲了胡國，奪取了它的土地。韓非認為這一系列事情發生的根本原因，便是胡國君主娶了鄭武公之女，被美色所迷，看不到陷阱。仿佛沒有這個女人，君王就不會亡國。其實亡國者，實為君王自誤。正是由于君王的荒淫，腐朽，才導致王朝灰飛煙滅。魯迅先生曾說：“我一向不相信昭君出塞會安漢，木蘭從軍就可以保隋；也不信妲己亡殷，西施沼吳，楊妃亂唐那些古老話。我以為在男權社會里，女人是決不會有這種大力量的，興亡的責任，都應該男的負。’千百年來，不知多少女性為此犧牲了個人的幸福，卻仍被背負罵名，百世不得翻身。把男性的錯誤與罪責歸于女子，女性成為了帝王們推卸責任，掩蓋無能的擋箭牌。紅顏禍水，女性不可承受之重。

女子不僅可間接亡國，還可直接亡身。齊莊公垂涎齊崔杼妻子的美貌，數次到崔氏之室。結果莊公死于崔子之徒亂刀之下。韓非用沉痛的口氣敘說了君王的不幸。認為美麗的女人是此事的導火線。韓非沒有看到正是莊公的荒淫無恥才導致了他的死亡，對齊崔杼妻子的不幸更是熟視無睹。美貌成了她的罪責。

韓非子在《亡征》篇中，進一步闡明了他的這種觀點。“太子已置，而娶于強敵以為后妻，則太子危，如是，則群臣易慮者，可亡也。”“婢妾之言聽，愛玩之智用，外內悲惋而數行不法者，可亡也。”“不顧社稷之利，而聽主母之令，女子用國，刑余用事者，可亡也。”在韓非筆下，女子實比洪水猛獸更甚。女性攪亂視聽，妒忌而又心狠手辣，工于心計而又見識短淺。齊家治國，不壓制住女性，則國將不國。

“禍水”源于《漢書》中的《飛燕外傳》，這篇文章記載，漢趙飛燕妹妹合德，美容貌。被召入宮。博士淖方成在其后唾日：“此禍水也，滅火必矣!”但“紅顏禍水”這種思想，在春秋時已有所表現。如孔子的“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孔子·陽貨》)，把女子與小人同列。韓非出身王侯之家，在朝廷供職，見多了貴族女性為爭寵而不惜一切手段的事情，對女性無多少好感。且韓非為儒學大師荀卿的學生，在這方面必然受到儒家思想的影響。荀子在《解蔽》中就曾說“桀蔽于妹喜斯觀，而不知關龍逢，以惑其心而亂其行；紂蔽于妲己飛廉，而不知微子啟，以惑其心而亂其行。……此其所以喪九牧之地而虛宗廟之國也”。他認為正是妹喜和妲己迷惑桀與紂才使夏商亡國，這是典型的紅顏禍水論。在這方面韓非與他老師的思想一脈相承。把女人看成禍水。玩物是男權主義的產物，這是對女性的極端不公平。

三、“利”宇當頭，男尊女卑

韓非吸取前期法家的名利思想，提出“利之所在民歸之”(《外儲說左上》)，認為人都好利惡害，民為利歸。人生活在現實社會之中，寒則求衣，餓則須食，物質利益是實實在在的東西。為了自身生存，必須追求物質利益。《五蠹》篇指出，古代人口少而財有余，不事力而養足，故民不爭；現在卻相反，民眾而財貨寡，事力勞而供養薄，因此人與人之間會有爭奪，韓非看到了社會的發展，人與人之間的利益關系。所以“上古競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謀，當今爭于氣力”。春秋中后期開始，鐵器工具用于耕作并逐漸推廣，大大促進了農業的發展。男性成了農業的主要生產者，也成為家庭經濟的支柱。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這在極度講究功利的年代里，男權勢力膨脹，而女性便被視為男性的附庸。

子女同為父母的骨肉，然而女性在母家宗法上沒有地位。《六反》云：“父母之于子也，產男則相賀，產女則殺之。此俱出父母之懷衽，然男子受賀，女子殺之者，慮其后便，計之長利也。”原因是男子可以成家立業，使老有所養；女大不中留，對家無多少用處。血濃于水的父母子女之親情，在利益面前顯得無足輕重。一賀一殺充分顯示了利益下男尊女卑的觀念，利字當頭，女性倍受歧視。《禮記·郊特牲》有言，“出乎大門而先，男帥女，女從男，夫婦之義由此始也。”《儀禮·喪服傳》語，“夫者，妻之天也。”認為丈夫是妻子的一切，丈夫掌管妻子的一切，妻子生活在丈夫的活動范圍內。莊子認為“男先而女從，夫先而婦從，夫尊卑先后，天地之行也”(《莊子·天道》)。這些都說明，在封建社會，以男權為中心的綱常倫理已非常成熟，男尊女卑成為天經地義。到韓非，則說得更透澈。《忠孝篇》言：“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順則天下治，三者逆則天下亂，此天下之常道也。”他明確提出“妻事夫”，并認為這是常道不可違，將性別尊卑與政治掛鉤，把治理國家的方法引伸到家庭中。韓非認為，夫權在家中應占絕對地位，唯夫獨尊。《揚權》載：“一家二貴，事乃無功。夫妻持政，子無適從。”如果夫與妻處于同樣的地位，共同執掌家政，作兒女的就不知道該聽從準了。丈夫的權利絕對不可下借，如果讓妻子有平等的權利，她不僅會不貞，還會因此與下人串通一氣使丈夫有浴狗矢的危險(《外儲說右上》)。因此，為了維持家庭正常的運轉，妻子必須絕對服從丈夫，丈夫在家有至高無上的地位。女性只是丈夫的附庸，毫無尊嚴可言。“男女無別，是謂兩主。兩主者，可亡也”(《亡征》)，將男尊女卑的觀念與統治階級安邦治國聯系起來，由此成為封建意識形態的重要構成部分。正是基于這種觀念，韓非從理論上確定了女性地位的卑賤。

男性為了實現自己的報負，在必要的時候，妻子便成了男人們追求功名的犧牲品。韓非在《外儲說右上》說“術之不行，有故。”“故”是什么呢?就是有些人不愿意犧牲自己所愛的東西，不愿意付出代價。那么，為了術的推行，韓非認為犧牲是必要的，他拿吳起作為正例。吳起的妻子織的絲帶比他要求的短，他以言而無信為借口，把妻子休回家。“吳子，為法者也。其為法也，且欲以萬乘致功，必先踐之妻妾，然后行之。”妻子哥哥的一番話，徹底打消了妻子回去的希望，也道出了吳起休妻的真正目的。吳起把妻子作為推行變法的道具，與“不殺狗則酒酸”中的狗屬于同一范疇，妻子地位可見一斑。

妻子的地位尚且如此，妾的尊嚴更加不值一提。在韓非眼中，“主妾無等，必危嫡子”(《愛臣》)，“配有擷妻之妾，……國之所危也”(《說疑》)。并借《周記》之語曰：“無尊妾而卑妻，無孽適子而尊小枝。”妾僅僅是玩物，是增進兩國關系的送禮佳品。將地位卑賤的女性又分為三六九等，致使在漫長的封建社會，女性不能認識到自身地位的卑下，并首肯男權者為她們安排的命運。

韓非的著作為中國封建社會制度的成熟提供了許多思想觀念，《韓非子》也成為我們研究先秦文化乃至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史料。作為荀子的弟子，韓非的女性觀不僅繼承了儒家的消極面，并且強化了對女性的歧視和男尊女卑觀念，這是不容忽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