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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對宋代皇權與相權關系的是史學界比較關注的一個焦點，自1942年錢穆先生發表《論宋代相權》一文以來，已經有六十余年的歷史了。在這期間，分辨以1985年王瑞來之《論宋代相權》和1994年張邦煒之《論宋代的皇權與相權》發表為分水嶺，分為三個階段。前一階段主意相權削弱，中期相反，主意相權加強，后一階段主慌張權和相權都得到加強。

關鍵詞：皇權；相權；加強；削弱

在對古代政治制度的中，皇權與相權的關系一直是一個重要的話題。在宋代，政治制度異常復雜，這也就使其皇權與相權的關系顯得很奧妙，對于孰強孰弱，長時間以來一直爭辯不休。下面就對這一課題的過程作一簡略的回想。

從上個世紀四十年代錢穆先生發表《論宋代相權》一文以來，對皇權和相權關系的已經有六十多年的歷史了。在此期間，對這一問題的大致經歷了三個階段。從20世紀40年代到80年代中期為第一階段，在這一階段里，學者們廣泛認為宋代相權大大削弱、皇權得到加強。第二階段為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這是激烈爭辯的時代。一方面，傳統的相權削弱皇權加強的學說受到嚴格尋釁，以王瑞來為代表，提出了完整相反的觀點。另一方面，學者們又從多個角度來集中探討相權和皇權問題。第三階段就是90年代以來，突出特點是突破了皇權與相權此強彼弱、簡略對峙的舊框架，將二者作為一個相互依存的有機整體來考核，認為皇權與相權都有所加強。當然，其中也有重復。下面就對這三個階段略加介紹。

真正開端探討宋代皇權與相權關系的是錢穆先生于1942年發表的《論宋代相權》這篇文章。在這篇文章中，他率先提出相權削弱說，認為宋代相權因被分割而大大削弱，皇權卻相應地得以極大的強化。宋朝設樞密使掌軍政，“宰相不獲預聞兵事，是宰相之權已去其半”；設三司使掌財政，“宰相之權，兵財之外，官人進賢，最其大者，而宋之相權，于此亦絀”；并讓臺諫專門彈劾外朝官員，“宋則臺諫漸混而為一，乃專以繩外朝，非以諫內廷”。此后，又有不少人撰文持續對這個問題進行探討，如季子涯于1954年發表的《趙匡胤和趙宋獨裁主義中央集權制度的發展》、鄧廣銘于1957年發表的《論趙匡胤》、張家駒于1958年發表的《趙匡胤論》以及關履權于1983年發表的《宋代獨裁主義中央集權》。這些文章都繼承了錢穆的觀點，認為宋代設樞密院以分宰相軍權，設三司使以分宰相財政權，設參知政事以牽制宰相，同時讓臺諫共同糾彈百官，這樣就使皇權加強，相權削弱。

解放以后出版的各種通史和斷代史也都吸收了錢穆的觀點。例如《中國史稿》第五冊認為宰相和相當于副宰相的參知政事一般不止一人，他們和樞密使、三司使都得聽命于皇帝。還如《簡明宋史》在敘述完宋初的中央官制后，總結道：“……相權不斷遭到削弱，不僅軍事、財政大權已被分出，連中級官員的任免管理、刑案最后覆審，都有專門機構進行；而且還不斷受到御史的‘傳聞’彈劾，并不必定需要有根據。然而職責為規諫皇帝的諫官，仁宗初年成為制度后，常以彈劾大臣為重要職責。所有這些都是為加強君主獨裁主義而設，皇權大大地膨脹起來了。”

同時，港臺地區也有此問題者，回應大陸的主流觀點。劉子健先生于1973年發表的《包容政治的特點》一文針對南宋權相這一難解的問題進行了。他指出，盡管這時權相權利確實很大，但是不管皇帝怎樣無能，宰相最后還是受皇帝的管轄。并指出，“宰相沒有自己固有的地盤或權利基礎”，以及“權相也不能完整壟斷皇帝的耳目”，這就決定了權相并不是真的相權大，而是“表現君權更大的另一種方法”。這就掩護了皇權加強，相權削弱的觀點。

1985年，王瑞來發表了《論宋代相權》一文，全面反駁了相權削弱、皇權加強說，在史學界引起了軒然大波，使得對皇權與相權關系的討論進入了一個新的局面。在這篇文章中，作者強調，應當將制度的設立和制度的實行差別開來。從宋代制度表面來看，宰相的權利因受分割而確實大大削弱了，但是事實上這些制度不過徒具情勢而已。作者分辨分析了以前被認為分割牽制相權的參知政事、樞密院、三司、臺諫。他認為分割相權并非設參知政事的初衷，“參知政事與宰相的權利、地位相差懸殊，參知政事往往要看宰相的眼色行事”；樞密院只管軍事方面的“日常事務”，“‘事干國體’的大事，仍須宰相決定”；在財政上，宰相先是過問三司事務，旋即全部財權歸于宰臣；把持臺諫，使皇帝設立臺諫的愿望難以實現。此外，宰相還把持人事權，使官員的命運“把持在宰相的手中”。最后作者總結道，皇權受到極大的限制，皇帝“不過是任人擺布的一個尊貴的偶像而已”。1989年，王瑞來又發表了《論宋代皇權》，在本文中，作者又進一步探討了與相權相對的皇權問題，認為宋代皇權被大大削弱、僅表現在皇權在人們的觀念中在地位有所降落，而且官員任免、政務處理以及皇族內部事務的管理，都受到宰臣的制約。在宋代士大夫看來，“國家得益，社稷安危，天下興亡”是高于皇帝的，而且宋代士大夫不再以“愚忠”為美德，而以“國家利益”為大忠。

這就決定了皇權的觀念必定會淡化。另一方面，君主對自己的地位有蘇醒認識，不敢濫用皇權。1986年和1987年，張其凡針對宋初相權削弱說連發表了兩篇文章，提出了自己的見解。在《宋初中書事權初探》一文中，作者認為，參知政事不掌中書事權，并未削弱宰相權利；除太宗時有一段時代外，樞密一直難以和中書分庭抗禮，中書事權遠重于樞密。[11]在《三司·臺諫·中書事權》一文中，作者認為宋初中書始終干涉三司之事，三司只掌管具體事務；臺諫權勢尚輕，不足以削弱中書事權。總之，宋初宰相地位也較尊重，太祖朝中書事權特重，事無不總；太宗時事權大減，然其重要部分未動；真宗時中書事權復振，雖不及太祖朝，亦能總文武大政。1991年，傅禮白在《北宋三司使的性質與相權問題》一文中，認為三司沒有獨立的財政權，宰相可以對三司進行廣泛而有效的干涉和領導，三司成了宰相的下屬。因而，宰相無疑擁有財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