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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偉大理論的產生,都有其賴以產生的時代背景和社會歷史條件,都是社會歷史發展的必然產物,都是根據時代的需要逐步形成和發展起來的。的權力觀也不例外。權力觀的產生,是以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時代背景和社會歷史條件為基礎的,是適應新時期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需要逐步形成的。

一、市場經濟及其催生的市民社會的逐步確立是權力觀形成的時代背景

自從中共十四大確立了市場經濟體制的經濟改革目標以來,我國經濟基礎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經濟結構多元化(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經濟成分共同發展)、經濟關系市場化、企業行為自主化(獨立經營、自負盈虧、獨立核算)、宏觀調控間接化、經營管理法制化、保障制度社會化[1](P145),這為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市場經濟的產生與發展又促使市民社會逐步形成。

首先,社會事務和矛盾私人化。在高度政治化的社會中,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事無巨細均屬于政治問題,幾乎所有的組織和個人都在強大的政治權力的控制之下。隨著市場經濟的深入發展,大量組織和個人逐漸脫離了政治權力的束縛,使大量的以前屬于政治問題的事務和矛盾私人化。這樣,政治系統就可能超脫于繁瑣事務之外,而專注于關系全局的大事。

其次,民主政治文化得以孕育。市場經濟在一定程度上是我國政府順應全球化發展浪潮的結果。在全球化和市場經濟的雙重作用下,西方許多著名學者,如阿爾蒙德、卡爾•多伊奇、馬克斯•韋伯等的政治思想傳入中國,中外政治文化發生了激烈的沖撞與激蕩。在這種沖擊之下,人們對外界的認識越來越清楚。在社會生活中,個體也不斷打破外在規范的約束,而努力表現自己。這就是說,政治文化的發展表現出兩個方向:世俗化和個體化,而這正是民主政治文化的特征。

第三,社會利益的分化。市場經濟的發展促生了眾多的利益單元,使利益表達方式和結構多樣化。當然,多樣化的利益表達方式和結構不可避免地包括暴力的引致社會失序的因素,為使社會發展成熟化和健康化,就必然要求將各種利益要求有條不紊地納入政治系統。然而,群眾意見的爆炸性增長和領導精力智力的有限,使得傳統的民主——集中——民主的政治運作方式低效化,這就為政治運作方式的多樣化奠定了基礎。[2]市場經濟的產生和發展以及由它所促生的市民社會的逐步確立,必然推動中國社會的進步。隨著社會的進步,人們的政治鑒別力、政治敏銳性、政治技能和政治參與意識、政治責任感不斷增強,民主法制觀念逐步提升。這必將在我國政治領域引發深刻的變化,這些變化必將深刻地影響我國公共權力建構的歷史取向。這為更加科學的權力觀的形成奠定了社會基礎。站在時代的高度,敏銳地把握社會基礎的變化,并對之作出科學的分析,及時而正確地回應了市場經濟及其可能催生的市民社會所帶來的機遇和挑戰。他的權力觀(例如:政治權力的民主化、政治權力的法治化、政治權力的制度化等)的提出和構建都與這一時代背景有關。

二、社會秩序的不斷整合是權力觀形成的現實依據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政治權力結構及其運行狀況與經濟社會的巨大變化是不相適應的,如權力高度集中與經濟多元化、政府干預與經濟關系市場化、既得利益者對人民利益的侵吞與利益分化、權力違規運作與經濟發展等,這些矛盾導致的社會沖突較為頻繁,不利于社會安定。這就要求更加合理地配置資源解決沖突,塑造共同的政治生活,以促進經濟社會發展。要做到這些,就必須依靠政治權力對政治秩序進行整合。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政治權力是一種黏合劑,它不僅使政治生活得以可能,也使經濟生活得以可能。[3](P27)通過政治權力對社會秩序進行整合一般有三種方式:第一,強化政治權力使其滲透于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以期以強制力將社會沖突控制在有限的范圍內;第二,通過政治權力的法律化、制度化,使社會沖突在特定的法制框架內有序運行;第三,通過政治權力的道德化,帶動整個社會道德水平的提高,從而使社會成員遠離沖突。第一種方式是以政治權力的強制力來實現社會秩序的整合。

也就是說,它是僅僅依靠壓制和一定程度上對公民自由權利的剝奪來強化原有社會秩序的。這種方式容易引致民眾的反彈,從而使原有政治系統缺乏認可和支持的社會基礎,因而這種方式是民主政治應該避免的。第二種方式是建立健全個人以及社會的利益要求表達機制,將各種利益要求有條不紊地納入法制化的政治系統,以化解利益要求演化為社會沖突的可能,使社會發展成熟化、健康化。這種方式是西方社會最廣泛使用的方式,也是他們宣揚的最成功的方式。但西方社會法制愈健全,制度愈完善,人們的心態愈急功近利(如個人至上)的事實卻給我們昭示了這種方式的弊端。第三種方式是通過政治權力特別是權力行使主體——官員的道德化來消解社會沖突。作為公共權力的持有者,政府及其官員的職責就在于保證社會公正和平等。但在現實中,我們卻看到,往往是個別官員的道德價值缺位、以權謀私才造成了社會不平等。正是他們在社會資源的配置中制造了不平等,也正是政府和官員的嚴重腐化問題才誘發了各種各樣的社會沖突。雖然政治權利的法律化制度化框架是存在的,但道德價值的缺失使個別官員無視其存在。所以,在進行社會秩序整合的時候必須將第二種和第三種方式結合起來,即將政治權力的法制化與道德化結合起來。[4]正是為了適應不斷的社會秩序整合的現實要求,以為核心的黨的第三代領導集體逐步形成了政治權力必須法治化,又必須輔之以責任化、制度化、道德化等關于政治權力的科學觀念。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社會秩序的不斷整合構成權力觀形成的現實基礎。

三、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建設是權力觀形成的實踐基礎

政治文明作為整個社會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人類自進入文明社會以來,改造社會、實現自身完善和提高過程中創造和積累的所有積極的政治成果以及與社會生產力相適應的政治進步狀態。政治文明具有階級性、復雜性、動態性和民族性等特點。各個國家的政治文明建設必須根據本國國情,尋找自己的模式、途徑、道路,決不可照抄照搬。要實現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建設的戰略目標,應在政治民主化、政治法治化、政治科學化、政治公開化、政治高效化、政治清廉化和政治文化世俗化等方面不懈努力。[5]中國共產黨歷來重視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建設。早在建國初期,黨就開始對中國式政治文明進行了艱苦探索和建設。以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領導集體,十分重視民主政治建設,為我國政治文明的建設做了許多開創性工作。如:科學闡明了民主與專政的辯證關系,創建了人大制這一人民當家作主的政體形式,提出了一切權力屬于人民的思想等。但由于歷史的局限,第一代領導集體對政治權力的制度化、法治化重視不夠。有些好思想在實踐中也沒有一以貫之地堅持。

以鄧小平為核心的黨的第二代領導集體以其敏銳的觀察力和深刻思考,開創了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建設的新局面。鄧小平特別強調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和建立完備的民主制度的重要性,主張從制度上保證黨和國家政治生活乃至整個社會生活的民主化,實現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鄧小平認為,法制建設與民主建設同等重要,加強法制建設,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強調共產黨領導制定憲法和法律,也要在憲法和法律的范圍內活動;提出要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基礎上,積極穩妥地推動政治體制改革,逐步擴大黨內民主,積極發展基層民主,努力實現基層社會生活的群眾自治。譜寫了我國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建設的新篇章。

以為核心的黨的第三代領導集體,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創造性地應用和發展了鄧小平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建設的思想,進一步理清了推進中國民主政治建設的戰略方針、目標任務、具體步驟和基本思路,把推進政治建設和政治體制改革逐步納入制度化、規范化和程序化軌道。第一次明確提出了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治國方略,實現了黨在領導方式和執政方式上的重大轉變。第一次明確提出了我國政治文明建設的基本目標:發展民主,加強法制,實行政企分開,精簡機構,完善民主監督制度,維護安定團結。在中共十六大報告中,更是旗幟鮮明地提出了“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重要思想,并指出三大文明應協調發展。他指出,要加強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加強基本政治制度建設。強調共產黨執政就是領導和支持人民當家作主,保證人民享有廣泛的權利和自由,尊重和保障人權。要完善民主監督體系,維護國家法制統一,堅決防止和鏟除腐敗。[6]在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并進而推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現代化的實踐中,形成了的權力觀。

四、黨的政治權力合法性基礎的不斷強化是權力觀形成的歷史依據

政治學意義上的“合法性”,不是法學意義上的符合法律規范或法律原則,而是政治上有效統治的必要基礎,是治者與被治者之間的一種共認的理念。實際上就是根據社會主導價值體系的判斷,由廣大民眾給以積極的社會支持與認可的政治統治的合理性和正當性,其內涵既包括政治統治能否以及怎樣以社會大多數人所認可的方式運行,也包括政治統治有效性的范圍、基礎與來源。

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政治合法性主要指公民對政治行為的自愿接受性。用通俗的語言表述,政治合法性的程度與民眾對執政者及其群體的信任程度和認同程度密切相關。合法性被看作是有效統治和政治穩定的基礎。很顯然,只有當政府獲得人民自愿的擁護時,其統治才更有效力,更能保持政局的穩定。相反,如果統治的合法性受到懷疑以至否定,政府的動員和貫徹能力將會被削弱,最終導致政治動蕩。[7]在現代,明確把“政治合法性”當作一個核心概念來研究的,當屬德國著名政治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韋伯從經驗事實的視角出發,認為合法性不過是既定政治體系的穩定性,亦即人們對享有權威者地位的確認和對其命令的服從。這種把合法性等同于社會公眾對政治系統的認同和忠誠的觀念,代表了當代社會對于合法性概念的最一般最普遍的認識。可見,政治權力的合法性評價標準就是公眾對政治權力的認同和忠誠的程度。韋伯從經驗分析出發,進一步提出了三種類型的合法性基礎理論:一是基于傳統的合法性,即神權傳統型合法性;二是基于領袖人物超凡感召力之上的合法性,即個人魅力型的合法性;三是基于合理合法準則上的合法性,即法理型合法性。德國另一著名的政治社會學家哈貝馬斯則強調,必須把經驗主義合法性和規范主義的合法性概念結合起來。他認為,一種統治是否合法,不僅依賴于大眾對它的贊同和忠誠,它還必須符合一定社會的美德和正義。換句話說,哈貝馬斯認為,當某種政治秩序在當時的社會規范中存在被認可的價值時,這種政治秩序、政治權力就具有了合法性。

馬克思認為,任何一種社會制度,其建立都必須向自己的人民說明其合理性、正當性。這實際上說的也是政治的合法性問題,我國學者繼承了這一思想。理論界比較成熟的觀點認為,政治合法性應具備意識形態基礎、規則基礎和有效性基礎。筆者認為,在改革開放的時代大背景下,隨著中國政治合法性基礎的變化,作為第二代領導集體核心的鄧小平和作為第三代領導集體核心的都曾為維護和鞏固我黨執政權力的合法性進行過或實踐或理論方面的不懈訴求。在時代,中國政治的合法性主要建構在黨和國家領導人的個人魅力、意識形態的魅力和中國共產黨在長期的武裝斗爭中積累的巨大的組織資源等幾個因素的基礎之上。不過,任何合法性基礎都不可能是千古不變的。隨著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和社會的變遷,尤其是經過“”的十年浩劫,中國政治的合法性基礎已經有了很大的變化。首先,特殊的時代已經過去,新的時代、新的領導人需要新的權威,需要新的合法性基礎。其次,昔日意識形態所積累起來的強大社會凝聚力和給政權以廣泛合法性的能力已經逐漸削弱。原來被視為政治合法性堅實基礎的某些信念不存在了,一時間社會上出現了所謂“信仰危機”。第三,由于權力高度集中,某些官員高高在上,官僚主義盛行,家長制等權力的違規運行和權力的越位、缺位等現象屢見不鮮,損害了黨群關系,對黨的執政權力的合法性基礎構成了潛在的威脅。第四,改革中遇到的一些難題,工作中的某些失誤給政治穩定造成了隱患。

面對中國政治合法性基礎的變化,鄧小平以偉大政治家的睿智和勇氣,帶領黨和人民開始重塑黨的合法性基礎。重新確立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全面推進改革開放,要求通過經濟發展的有效性來重新獲取執政黨的政治合法性;堅持政治體制改革,以體制創新遏止權力腐敗;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并在新的時代賦予其全新的內容,鞏固黨的政治合法性的意識形態基礎。作為繼往開來的領路人,繼續了鄧小平對中國政治合法性的訴求進程。90年代以來,中國政治的合法性基礎至少發生了以下幾個變化:一是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個人利益普遍覺醒,文化和意識形態開始世俗化和理性化;二是在改革開放過程中,部分掌握權力的黨員干部道德品質敗壞,違法亂紀,貪贓枉法,腐敗現象日趨嚴重,敗壞了黨風、政風,損害了黨與人民群眾的關系,這對中國共產黨執政的合法性基礎形成了潛在威脅。第三,改革開放政策取得的成功,使得中國共產黨獲得了政治支持的泉源,但是經濟改革過程中出現的大量社會問題,如工人下崗、農村勞動力飽和、貧富差距拉大、社會治安惡化、社會道德滑坡等都是威脅政治穩定的隱患。進入新世紀以來,以科技為先導,以經濟為中心的綜合國力的競爭日趨激烈,中國面臨國內國際的雙重壓力和挑戰。就國內而言,我國經濟發展的制約因素日益復雜;既得利益集團非法侵吞廣大人民群眾利益,黨政官員腐敗案例上升較快;新的社會階層正在迅速崛起,社會利益日益分化。這些都是世紀之交的中國所必須面對的嚴峻課題。就國際而言,區域一體化、全球一體化的潮流,使中國面臨著西方發達國家霸權秩序帶來的“西化”、“分化”的競爭壓力;發達國家紛紛向新經濟轉變,“數字鴻溝”使世界貧富差距拉大,中國面臨跟不上國際潮流而繼續落后的壓力。可以說,國內外形勢與我國改革開放前相比,早已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革,許多新的因素已對黨的執政權力的合法性基礎構成新的挑戰。

以為核心的黨的第三代領導集體在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實踐中,不懈地進行重塑和鞏固合法性的努力。一方面,從推進經濟發展,加強民主法制建設等方面,不斷鞏固和拓展合法性的有效性基礎和規則基礎,保持經濟持續穩步增長,大力推進全面小康社會的建設。通過政府工作績效爭取合法性;大力推動政治體制改革,建設民主政治,建立起民眾對政治統治的信任和忠誠;大力推行依法治國,厲行法治,塑造政治權力合法性的法理基礎;以德治國,構建權力道德體系,抓好干部教育,提高干部個人品質,強力反腐,重塑黨的形像。另一方面,與時俱進,不斷進行理論創新,在意識形態方面,為黨的政治權力的合法性提供道義上的詮釋。“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則是這種詮釋的突出成果和集中反映。有學者指出,黨代表先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要求即獲得歷史的合法性,代表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即獲得道義上的合法性,代表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即獲得現實的合法性。可以說,“三個代表”就是執政黨改善和拓展新世紀的合法性基礎的政治宣言。[7]對黨的政治權力合法性基礎的訴求和強化貫穿我黨發展和權力觀形成的整個歷史進程,從這個意義上講,黨的政治權力合法性基礎的不斷強化是權力觀形成的歷史依據。

五、與時俱進的理論創新是權力觀形成的基礎動力

馬克思主義最重要的理論品質是與時俱進。與時俱進就是要在社會主義的歷史進程中,不斷研究新課題,解決新問題,開拓新境界。與時俱進必須不斷根據實踐的要求進行創新。創新是一個民族進步的靈魂,是一個國家興旺發達的不竭動力,也是一個政黨永葆生機的源泉。創新包括理論創新、制度創新、科技創新等,其中理論創新居于關鍵地位,對其他創新起著指導和推動作用。要使黨和國家事業不停頓,理論就不能停頓。如果因循守舊,我們就會落伍,黨就有喪失先進性和領導資格的危險。世界在變化,我國改革開放的現代化建設在前進,人民群眾的偉大實踐在發展,這都要求我們在理論上不斷擴展新視野,作出新概括。通過理論創新推動各方面創新,不斷在實踐中探索前進,這是我黨長期堅持的治黨治國之道。[8]在權力觀問題上,我黨也堅持了理論創新這一馬克思主義的優秀品質。馬克思認為,權力源于社會,是對大量而具體的公共事務的管理。它具有社會性、階級性和個體性的特點。因為國家與社會發生分離,高居于社會之上,必須對權力進行監督。其方式是社會參與國家或者由社會把國家權力重新收回。具體措施有:建立議行合一的機關、限制國家的活動范圍、加強人民代表的代表性、公職人員可隨時撤換、由人民當家作主等。

堅持了馬克思主義的權力觀,明確提出了“一切權力屬于人民”的觀點,對社會政治權力結構體系的構建進行了有益的探索。如在實踐中,創設了人大這一議行合一的國家機關,試圖將政治權力限制在一定范圍內,擴大和強化人大代表的廣泛性和基礎性,對不稱職公職人員撤職查辦,堅決懲治違法犯罪分子,推進民主支持人民當家作主等。鄧小平繼承和發展了的權力觀。他明確提出了“領導就是服務”的科學命題,堅持將“為人民服務”作為共產黨人行使權力的出發點和歸宿,將社會主義條件下權力的價值標準定位于“人民擁護不擁護”,“人民贊成不贊成”,“人民答應不答應”。鄧小平一貫認為,各級領導干部的權力指向,要有明確的大局意識,要體現民主集中制。鄧小平明確提出了“權力不宜過分集中”的精辟論斷,強調為了使我國政治權力的行使制度化,就必須通過政治體制改革對權力進行整合。他詳細分析了權力嬗變的危險性,并在此基礎上構建了以制度、法律等為主線的權力制約機制。

在新時期的政治實踐中,既堅持、繼承和科學地運用了鄧小平的權力觀,又立足于“一個中心,三個著眼于”,堅持理論創新,與時俱進,從而豐富和發展了鄧小平的權力觀。再次強調了“一切權力來源于人民”的觀點。面對21世紀的種種新挑戰,提出了“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并一再強調“三個代表”是立黨之本、執政之基、力量之源,要求全黨努力實踐“三個代表”,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文明,不斷擴大和拓展中國政治權力的合法性基礎;他強化了鄧小平以道德規范權力的思想,并將之提到了“以德治國”的高度;深化了鄧小平以法律制約權力的思想,并在以制度制約權力方面進行了大量的創新和探索;他“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思想,全面推動了中國政治權力運行的法治化進程;他關于權力違規運作根源的深刻揭示及其“堅持標本兼治,教育是基礎,法制是保證,監督是關鍵”的思想,對反對權力腐敗,構建完善的權力制約機制有很大的指導意義。所有這些富有獨創性的新概括和新思想,為鄧小平的權力觀增添了新內容,成為現階段我國政治權力運行的重要指導思想。正因為堅持了與時俱進、不斷創新這一馬克思主義最重要的理論品質,我黨在政治權力運行的指導思想方面才能不斷提出富有獨創性的新概括和新思想,沒有這一理論品質的推動,權力觀的形成是不可能的。因此,與時俱進的理論創新是權力觀形成的基礎動力。綜上,的權力觀是適應新時期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需要逐步形成的,是對和鄧小平權力思想的繼承和發展,是對新時期推進我國政府權力運行規范化和民主法制建設理論成果的系統總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