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對外開放想法形成的歷史條件一文來源于網友上傳，不代表本站觀點，若需要原創文章可咨詢客服老師，歡迎參考。

目前，學術界從事對外開放思想的研究人員不少，且不乏頗有見解的專著或論文。學者們在研究對外開放思想時，大多從對外開放思想的形成過程、著眼點、內容、原則、歷史地位和局限性等方面著力，取得了豐碩的成果。特別是在不是保守封閉主義者和以國家主權的獨立為基本前提進行對外開放等方面，學術界已達成共識。但筆者視野所及，目前鮮有對對外開放思想產生的社會歷史條件進行專門的探討。筆者認為，研究對外開放思想，強調對外開放思想的內容、歷史地位、特征和局限性以及某一方面的對外開放思想（如對外經濟交往思想）和鄧小平等共產黨人對對外開放思想的繼承與發展等方面，能夠在一定層面反映出對外開放思想，具有十分典型的代表意義。然而，要全面準確地理解對外開放思想，只局限于研究對外開放思想本身是不夠的。因為任何思想觀念的形成都應具備主觀和客觀兩方面的條件，雖然對外開放思想不是個人的對外開放思想，但是主要的創立者，這是不爭的歷史事實。因此，把握和研究對外開放思想產生的社會歷史條件，既是構建對外開放思想研究體系并使之進一步完善的要求，也是中國共產黨在新的執政條件下如何科學地進行對外開放、尋求歷史借鑒的客觀需要。

一、對外開放思想產生和形成的時代背景①

“觀念的東西不外是移入人的頭腦并在人的頭腦中改造過的物質的東西而已。”[1]而“人的正確思想是從哪里來的……人的正確思想，只能從社會實踐中來”[2]。對外開放思想是在近代中國遭受資本-帝國主義的侵略、資本主義陣營對新中國的封鎖以及1957年后黨內“左”的思想不斷發展的時代背景下產生的，對外開放思想不可避免地都打上了那個時代的烙印。中國近代的屈辱歷史深深地影響著對外開放的決心。鴉片戰爭以來，資本-帝國主義對中國發動了一系列的侵略戰爭，迫使中國政府簽訂了不平等條約，勒索大量戰爭賠款，割占中國大片領土，直接向中國政府發號施令，操縱了中國主要的經濟命脈，并對中國進行文化滲透。歷次戰爭的失敗，在死水一潭的中國封建社會激起軒然大波。鴉片不但沒有起催眠作用，反而起到了警醒的作用。[3]嚴酷的現實，引起了有識之士的反省，認為社會制度的腐敗和經濟技術的落后是中國落后挨打的根本原因。要救國，只有維新，要維新只有學習西方。先進的中國人學習西方，經歷了一個逐步演進和深化的過程，首先是睜眼看世界的第一代先驅者，然后經歷了由物質層面到政治制度再到思想文化的艱辛探求和艱難跋涉歷程。說：“中國人向西方學得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總是不能實現。多次奮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樣全國規模的運動，都失敗了。國家的情況一天一天壞，環境迫使人們活不下去。懷疑產生了，增長了，發展了。”[4]所以“帝國主義的侵略打破了中國人學西方的迷夢。”[4]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國際上形成了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大陣營。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我們站在社會主義陣營一邊。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對新中國恨之入骨，妄圖把我們新中國扼殺在搖籃中。美國不僅公開宣布不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還不同我們進行貿易來往，并使出渾身解數來對付新中國。1949年11月，美國等14個資本主義國家，在巴黎成立了對社會主義國家實行封鎖、禁運的組織———“巴黎統籌委員會”，尤其將中國作為封鎖的重點，并使封鎖逐步升級，從開始對輸入中國的物資和駛往中國的船只控制，到了取消所有已經核準出口駛往中國的特種許可證，受管制的物資達2100余種。[5]美國操縱聯合國大會通過對中國和朝鮮實行“禁運”的提案。1951年8月，美國國會又通過了臭名昭著的“巴特爾法案”，要求各受“美援”的國家嚴格執行“禁運”政策。在美國的拉攏和壓服下，到1953年3月，參加對中國禁運的國家達45個之多。[6]在“封鎖”“、禁運”下，其實“我們也想擴大中外經濟技術交流，包括同一些資本主義國家發展經濟貿易關系，甚至引進外資，合資經營等等。但是那時沒有條件，人家封鎖我們。”[7]盡管美國的盟國出于自身利益考慮，不斷突破禁運管制，有200多種受控的產品和技術出口到了社會主義國家。[8]但“‘我們需要英美政府的援助。’在現時，這也是幼稚的想法。現時英美的統治者還是帝國主義，他們會給人民國家以援助嗎？”[4]由此看來，此時的中國根本無法對東西方帝國主義國家開放，也不可能有新的對外開放思想產生。從1953年開始，在過渡時期總路線的指引下，以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領導人民開始進行有系統的社會主義改造和有計劃的社會主義建設，到1956年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后，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制度在中國全面地建立起來了，對外開放特別是對社會主義蘇聯的開放取得了很大成績。“一五”期間，在蘇聯的援助下，中國著重建設了一大批基礎性的重點工程，為國家的工業化奠定了初步的堅實基礎。但五十年代末，中蘇關系逐漸惡化，兩黨從意識形態的分歧發展到兩國關系的嚴重對立。蘇聯政府撕毀合同600多個，撤走全部專家2萬多人。同時，蘇聯、東歐斷絕與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和軍事等方面的聯系與合作。[9]在這樣的國際環境下，“從一九五八年起，我們就確立了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的方針。”[2]當中國人民克服一切困難，還完蘇聯的外債之后，就堅決表示，我們“再也不借外債了”。[10]

不久，、、“反修防修”和社會主義教育以及隨后爆發的影響全局的“”等一個接一個的社會運動，乃至對外有抗美援朝，抗法抗美援越，中印、中越邊境沖突等，對當時國際形勢和國內階級斗爭形勢以及黨和國家的政治狀況做出了嚴重錯誤的估計，致使黨內“左”的思想不斷發展，的思想也日益向左，他曾試圖改變生產關系來推動生產力的發展和以狠抓階級斗爭來消弭日益突出的國際、國內矛盾。由此，高度集權就作為社會主義成功的必要條件在這種體制和背景下被肯定下來。相反，黨和國家政治生活中集體領導原則和民主集中制不斷受到削弱以至破壞，加上把“既無外債，又無內債”[10]作為衡量一個國家經濟強盛的重要標志之一，以及在“反修防修”口號下，盲目地批判資產階級，一個勁地批判“崇洋眉外”，把一切外國的東西都當成資本主義的東西予以否定排斥等。于是，最終導致了在當時既不愿意，也無精力實行對外開放。但是，值得一提的是，在當時的國際背境下，為了錯中復雜的國際政治斗爭的需要，中國人民對資本主義國家和第三世界國家的開放并沒有停止過。

二、對外開放思想產生和形成的理論基礎

對外開放思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普遍原理和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的產物，它既體現了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又是對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的繼承和發展。早在1845年，馬克思、恩格斯就發現“：大工業……首次開創了世界歷史，因為它使每個文明國家以及這些國家的每一個人的需要的滿足都依賴于整個世界，因為它消滅了各國以往自然形成的閉關自守的狀態。”[11]1847年，馬克思又在《哲學的貧困》一文中，指出“在英國，機器發明之后分工才有巨大的進步……由于有了機器，現在紡織工人可以住在英國，而織布工人卻在印度。在機器發明之前，一個國家的工業主要是用本地原料來加工……由于機器和蒸汽機的應用，分工的規模已使脫離了本國基地的大工業完全依賴于世界市場、國際交換和國際分工。大機器生產使“古老的民族工業被取消了，把一系列的國家投入到國際分工和國際交換中來。”[11]這些論述，表明馬克思、恩格斯對生產社會化的高度發展、經濟越出國界和走向世界以及形成經濟體系的歷史趨勢已有充分的研究和思考。在其后的《共產黨宜言》中，再次明確指出：“由于開拓了世界市場，使一切國家的生產和消費都成為世界性的了。新的工業的建立已經成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關的問題；這些工業所加工的，已經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來自極其遙遠的地區的原料；它們的產品不僅供本國消費，而且同時供世界各國各地消費。舊的、靠本國產品來滿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極其遙遠的國家和地區的產品來滿足的需要代替了。過去那種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給自足和閉關自守狀態，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來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賴所代替了。物質生產是如此，精神的生產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產品成了公共的財產。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日益成為不可能。”[11]在此，馬克思、恩格斯全面系統地闡述了社會化大生產的發展；各國、各地區自給自足和閉關自守的經濟被互相往來和互相依賴的經濟所代替；世界經濟打破國界走向一體的趨勢等重要思想的論述，為對外開放思想的產生提供了重要的理論條件。

十月革命勝利后，馬克思主義由理論變成現實，以列寧為首的蘇維埃人必須首先考慮的問題之一，就是如何鞏固和壯大在經濟等方面的勝利成果，其思想主要集中地體現在“蘇維埃政權+普魯士的鐵路秩序+美國的技術和托拉斯組織+美國的國民教育+等等等等++=總和=社會主義”這個著名公式中。[12]在新政權建立之初，列寧就指出：“社會主義共和國不同世界發生聯系是不能生存下去的，在目前情況下應當把自己的生存同資本主義的關系聯系起來。”[1“3]因為我國的經濟危機十分深重，沒有外國的裝備和技術幫助，我們單靠自己的力量就無法恢復破壞了的經濟。”[14]那么，怎樣才能得到外國的裝備和技術幫助呢？列寧曾明確指出；“我們的目的只有一個，就是要在資本主義的包圍中利用資本家對利潤的貪婪和托拉斯與托拉斯之間的敵對關系，為社會主義共和國的生存創造條件。”[14]就“必須取得全部科學、技術、知識和藝術，否則，我們就不可能建設共產主義社會的生活。”[14]在利用資本主義國家的資本和技術的過程中，“盡管會有辯論，會有爭執、分歧，各方會有不同的組合———甚至可能會鬧到決裂的地步，但這個基本的經濟需要最終還是會發生作用的……我可以十分有把握地說，蘇維埃共和國同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的正常貿易往來一定會得到進一步的發展。”[15]在對外開放的形式和途徑方面，列寧提出了“向德國人學習，向托拉斯的組織者學習”的口號。并主張無產階級應當“迫使共產主義的敵人來建設共產主義，用資本家撿來打我們的磚頭建設共產主義!我們沒有別的磚頭，要迫使資產階級專家在無產階級的領導下來建設我們的大廈。”[12]對列寧上述對外開放理論進行了批判繼承，指出：“‘不要國際援助也可以勝利。’這是錯誤的想法。在帝國主義存在的時代，任何國家的真正的人民革命，如果沒有國際革命力量在各種不同方式上的援助，要取得自己的勝利是不可能的。勝利了，要鞏固，也是不可能的。偉大的十月革命的勝利和鞏固，就是這樣的，列寧和斯大林早已告訴我們了。”[4]甚至“我懷疑俄國新經濟政策結束得太早了，只搞兩年退卻就轉為進攻，到現在社會物質還不足。”[16]因此“，為了使我國變為工業國，我們必須認真學習蘇聯的先進經驗，蘇聯建設社會主義已經有四十年了，它的經驗對于我們是十分寶貴的。”[2]列寧關于社會主義國家對外開放理論的系統闡述和初步探索為對外開放思想的產生和形成提供了又一重要的理論條件。

三、對外開放思想產生和形成的思想淵源

說：“自從1840年鴉片戰爭失敗那時起，先進的中國人，經過千辛萬苦，向西方國家尋找真理。洪秀全、康有為、嚴復和孫中山，代表了中國共產黨出世以前向西方尋找真理的一派人物。”[4]這部分人中，孫中山是他們杰出的代表，他是舉起中國近代民族民主革命旗子的第一人，但他和那時所有的仁人志士一樣，對清政府仍抱有幻想①。誠如說“孫中山的一生中，曾經無數次地向資本主義國家呼吁過援助，結果一切落空，反而遭到了無情的打擊”[4]，“孫中山在絕望里，遇到了十月革命和中國共產黨。孫中山歡迎十月革命，歡迎俄國人對中國人的幫助，歡迎中國共產黨同他合作。”[“4]孫中山有了經驗了，他吃過虧，上過當。我們要記住他的話，不要再上當。”[“4]請讀者們看一看孫先生的遺囑吧，他在那里諄諄囑咐人們的，不是叫人們把眼光向著帝國主義國家的援助，而是叫人們‘聯合世界上平等待我之民族’”[4]。這也正是中國共產黨“積二十八年的經驗，如同孫中山在其臨終遺囑里所說‘積四十年之經驗’一樣，得到了一個相同的結論，即是：深知欲達到勝利，‘必須喚起民眾，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斗’。孫中山和我們具有各不相同的宇宙觀，從不同的階級立場出發去觀察和處理問題，但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在怎樣和帝國主義作斗爭的問題上，卻和我們達到了這樣一個基本上一致的結論。”[4]這是為什么呢？是因為，孫中山的言論和思想，不僅明確地打破了鴉片戰爭以后長期阻礙中外關系發展的“中體西用”的文化價值觀，而且高高擎起了愛國主義的偉大旗子。“孫中山先生這種偉大的愛國主義精神和思想，對正在為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奮斗的中國人民，對一切有志于實現祖國富強、完成祖國統一的海內外同胞，仍然有著巨大的啟迪、教育和鼓舞作用”[17]。

總之，在繼承馬克思列寧主義對外開放思想的同時，又吸收了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精華，經過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實踐，形成了具有中國民族特色和風格的對外開放思想。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對外開放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也必然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特別在文化淵源和理論形態上，中國傳統文化和近代先進人物的對外開放思想和初步實踐探索，對對外開放思想產生了深刻的影響。思想活躍，善于思考，做事從不因循守舊，積極學習馬克思主義。1918年8月，為組織新民學會部分會員赴法勤工儉學運動第一次來到北京。

在北京期間，經老師引薦，在北京大學圖書館做管理員，在這里，讀到許多過去從未讀到過的書，接觸到許多過去從未接觸過的人物，這對產生了重大的影響。特別是俄國十月革命勝利后，馬克思主義傳到了中國，不久，我國在巴黎和會上的外交失敗，和其他中國知識分子一樣，經過審慎觀察和思考，在眾多思想中，確認馬克思主義就是改造中國的思想武器，從而如饑似渴地學習、宣傳馬克思主義。在轉變成為馬克思主義者之后，他深刻認識到“在資本主義時代，特別是在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時代，各國在政治上、經濟上和文化上的互相影響和互相激勵，是極其巨大的。”[40]因此，他認定中國是世界的一個組成部分，應當同世界各國有廣泛的聯系，取得國際的援助，同時又要對世界事務做出自己應有的貢獻。這既是判斷世界形勢的戰略眼光，同時也是思想活躍、放眼世界、發揚傳統又不拘泥于傳統的重要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