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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黨價值觀的形成和發展不是孤立的,受諸多因素的影響,其中社會歷史條件是最基礎的條件。本文擬從社會經濟條件、政黨的階級基礎和政治文化傳統三個方面對此作一探討。

一根據唯物史觀的原理,價值觀的歷史發展是社會物質生活條件歷史發展的觀念表現,物質生產及其賴以進行的社會物質生活條件為價值觀提供了最根本的基礎。社會經濟形態的變化必定會反映出價值觀的變化。

首先,一定社會的物質生活條件、經濟形態決定著政黨價值觀的性質。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這是唯物史觀的一條基本原理。作為社會的上層建筑,政黨價值觀的形成和確立需要特定的社會經濟條件。人類社會的發展史表明,人類社會的物質生產活動和社會經濟狀況是不斷向前發展的。政黨及其價值觀是社會物質生產和經濟狀況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從人類社會的不同發展階段來看,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的物質生產水平和經濟狀況不可能產生現代意義上的政黨,也就更不可能出現政黨價值觀。政黨及其價值觀是近現代社會的產物。按照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只有在政治權力能夠成為一種可以用來實現某種利益的力量,商品經濟生產的自由平等原則滲透到了政治領域時,政黨現象才有可能產生。[1]當人類歷史發展到近代社會,社會物質生產水平和經濟狀況已經達到了相當的水平,政黨和政黨價值觀才得以產生。從這個意義上講,政黨及其價值觀的產生與經濟發展的階段和水平密切相關,社會物質生產和經濟條件的發展為政黨價值觀的形成提供了根本性前提和基礎。作為特定階級或政治集團意識理論化、系統化的政黨價值觀,自然反映并受制于特定社會物質生產、社會經濟形態和政治狀況。“在不同的占有形式上,在社會生存條件上,聳立著由各種不同的、表現獨特的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人生觀構成的整個上層建筑。整個階級在它的物質條件和相應的社會關系的基礎上創造和構成這一切。”[2](P•611)舉例來說,誕生于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土壤之上,憑著一股新教倫理和資本主義的進取精神,為維護資產階級利益而奮斗的資本主義性質的政黨,這些它們產生的社會物質生活條件和經濟狀態就決定了其價值觀必然體現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生產關系的需要,代表資產階級的利益。

社會化大生產大大普及、資本主義發展到一定成熟階段不僅決定了無產階級的產生成為歷史的必然,同時也決定了它們的價值觀必然體現無產階級性質和社會化大生產的需要。這就表明,政黨價值觀不是孤立存在的,總是在一定的社會經濟條件基礎之上形成的。從現實情況來看,不同國家和地區具有不同的社會經濟條件,從而產生了不同性質的政黨和政黨價值觀。在美國,發達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經濟模式孕育了共和黨和兩大資產階級政黨,它們的價值觀也都包含著“民主”、“自由”等資產階級性質和元素;在德國,資本主義經濟的高速發展帶來了環境污染等問題,同時也喚起了民眾的環保意識,于是德國綠黨應運而生,其價值觀也相應地是重視環保的生態主義。這些例子,說的是社會經濟條件對政黨價值觀的決定性作用。在政黨價值觀中,必然包含著政黨在經濟方面的主張。對于任何政黨和政黨價值觀而言,其經濟主張都是在特定的經濟條件基礎上提出來的,都是以社會的物質生產水平和經濟發展狀況為根據。比如,在瑞典長期執政的社會一貫主張“民主社會主義”和“在自由平等的基礎上建立人民之間的伙伴關系”,并全面推行和強化社會改良與社會福利措施,這實際上是依據瑞典的經濟條件尤其是經濟模式而提出的。只有如此,才能使政黨價值觀符合經濟發展狀況和要求,符合民眾的經濟利益和需要,政黨才能更好地生存與發展。相反,如果政黨的經濟主張和價值觀脫離了社會經濟條件,政黨就不能代表社會經濟的發展要求而最終走向失敗。這是社會經濟條件對政黨價值觀具有決定性影響的重要表現。

其次,社會經濟條件的變化決定著政黨價值觀的變化與更新。任何社會的經濟條件都處于不斷變化之中。社會經濟條件變化的影響因素很多,比如勞動者的素質、生產工具的應用、經濟政策的實施以及外來經濟因素的影響等。隨著人類認識能力的提高和社會實踐的發展,人類社會的總體經濟形勢是不斷向前發展的,社會生產力不斷提高,生產關系不斷適應生產力的發展和要求。特別是近年來,隨著科技革命的進行尤其是先進生產技術的廣泛應用,世界上各個國家、各個地區的社會經濟條件和經濟發展狀況處于急速的發展變化之中。實踐證明,社會經濟條件的發展變化會引起政黨價值觀的變化與更新。如前所述,政黨的價值觀具有社會歷史性。這就決定了,政黨價值觀不僅是在一定的歷史經濟條件下產生,而且會隨著社會經濟條件的發展變化而不斷地變化與更新。在不同時代、不同社會發展階段和不同歷史時期,社會經濟條件都有特定的表現和反映,處于特定時代(階段或時期)的政黨都會面臨著特定的任務和使命。相應地,政黨價值觀必然與這些特定時代的特定任務和使命聯系在一起。形勢和任務變了,政黨價值觀也會隨之變化。只有不斷調整、更新政黨價值觀,政黨及其價值觀才能不斷適應社會經濟條件的變化和要求,從而穩固自己的經濟基礎。從政黨實踐來看,因社會經濟條件的變化而引起政黨價值觀變化的現象屢見不鮮。特別是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經濟全球化突飛猛進,商品、技術、信息,尤其是資本在全球市場自由流動,世界各國的經濟結構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出現了不少新情況新問題,如商品、資本流動加快,各國經濟的相互依存度增強,局部的危機很可能產生一種一損皆損的連鎖反應。針對以上情況,西歐各國政黨積極調整價值觀,尋求對策:在德國,施羅德的“新中間主義”更多考慮到德國工會傳統勢力較為強大的現實特點,在謹慎吸收新自由主義的若干做法的同時特別注重維護社會公正和基本社會福利保障,以避免與工會勢力發生直接沖突;在英國,布萊爾的“第三條道路”從英國保守黨連續執政十多年、保守主義經濟政策根深蒂固的實際出發,主張重新界定政府、市場和個人的作用,通過政府、企業、個人的共同參與,建立一個更加公開、公正和繁榮的社會,因此在經濟社會領域接納了較多的新自由主義和保守主義的東西,以便贏得選民的認可和支持;在法國,若斯潘的“新社會主義”則繼承了法國社會黨的獨特傳統,并顧及到左翼執政聯盟內共產黨、綠黨等左翼激進政黨的政治主張,提出“要市場經濟,不要市場社會”的口號,并呼吁對經濟全球化進行必要的調控。這樣的例子還很多,這里就不一一列舉了。綜上可見,政黨價值觀的形成和發展,無不與一定的社會歷史背景和變化著的社會經濟條件密切相關。這是我們探討政黨價值觀時必須注意的問題。

二政黨是代表特定階級、階層利益和愿望的政治組織,階級性是政黨的本質特性。在社會政治狀況中,階級基礎成為最重要的方面。政黨價值觀作為政黨所代表的那部分階級意識的理論化和系統化形式,自然受到階級基礎的制約。階級基礎是影響政黨價值觀形成和發展的另一根本因素。其一,有什么樣的階級基礎,就會形成什么樣的價值觀。比如,資產階級各政黨是以大大小小的資產階級作為自己的階級基礎,由此形成了反映資產階級思想觀念的各種價值觀,如自由主義、保守主義、法西斯主義、國家主義等。資產階級政黨盡管有形形色色的派別,但其價值觀根本上是資產階級性質的,目的是鞏固資產階級的政治統治,試圖把政權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永遠維護資產階級或不同資產階級集團的利益。資產階級政黨標榜的“自由、平等、博愛”,宣揚所謂的“自由、民主、人權”,聲稱代表著全人類的價值觀,但具有明顯的虛假性和局限性。比如,資產階級政黨標榜的“民主”的價值觀絕非普通民眾的真正的民主,是資產階級的虛假的民主,其實質是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實行專政。列寧在“十月革命”后援引馬克思主義教導工人的話說:“一分鐘也不要忘記這種‘民主’的資產階級性質,忘記它是有歷史條件的和有歷史局限性的,不要‘迷信’‘國家’,不要忘記,不僅在君主制度下,就是在最民主的共和制度下,國家也無非是一個階級鎮壓另一個階級的機器。”“資產階級不得不偽善地把實際上是資產階級專政,是剝削者對勞動群眾的專政的(資產階級的)民主共和國說成‘全民政權’或者一般民主,純粹民主。”[3]

相反,無產階級政黨以無產階級作為自己的階級基礎,由此形成了反映工人階級思想意識的指導思想即馬克思主義。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在實踐方面,共產黨人是各國工人政黨中最堅決的、始終起推動作用的部分;在理論方面,他們勝過其余無產階級群眾的地方在于他們了解無產階級運動的條件、進程和一般結果。”[2](P•285)以中國共產黨為例,它的價值觀的先進性,從根本上講是由中國工人階級的階級基礎所決定的。“我國工人階級是近代以來我國社會發展特別是社會化大生產發展的產物,具有嚴格的組織性紀律性和革命的堅定性徹底性等品格。我們黨從成立之日起,就把自己定為中國工人階級的政黨,始終堅持工人階級先鋒隊的性質,為保持自身的先進性奠定了堅實的階級基礎。”[4]事實上,自政黨產生以來,價值觀一直是形成政黨分野、劃分政黨類別的主要內容。究其原因,根本的一條還在于各自政黨所依靠的階級基礎的不同、甚至是勢不兩立。可以說,只要階級基礎不發生根本性的變化,政黨的價值觀一般不會發生根本性轉變。其二,當階級結構和階級基礎發生變化,政黨價值觀必然發生相應的改變。由于社會的進步和發展,階級結構常常處于變動之中。有的階級在發展壯大,有的在萎縮減少,同時還會形成新的社會階層。這種情況,如上所述,從上世紀50、60年代開始,由于科技革命和經濟全球化的影響,而表現得非常明顯。近年來西方國家政黨價值觀的調整,根本性因素還是由于社會結構發生的深刻變化使這些政黨原來賴以依存的階級基礎發生了變化。又比如在我國,自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之后,傳統產業工人大大減少,出現了民營科技企業的創業人員和技術人員、受聘于外資企業的管理技術人員、個體戶、私營企業主、中介組織的從業人員、自由職業人員等新的社會階層。這些新的社會階層,作為市場經濟發展的產物,其價值觀念也較能與新的社會發展要求的價值趨向相適應。而那些仍然停留在傳統產業中的工人群眾,隨著改革帶來的利益調整,行為方式和價值觀念也發生了明顯的改變。這就要求中國共產黨必須擴大自身價值觀的社會認同基礎,使之既能反映工人階級的優秀價值理念,而且還能反映新興社會階層中出現的先進價值理念。黨的十六大據此對黨章進行了修改,明確規定“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同時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年滿十八歲的中國工人、農民、軍人、知識分子和其他社會階層的先進分子,承認黨的綱領和章程,愿意參加黨的一個組織并在其中積極工作、執行黨的決議和按期交納黨費的,可以申請加入中國共產黨。”[5]可見,當階級結構和階級基礎發生變化,政黨的價值觀必然發生相應的改變,以整合新的社會階層。一個政黨只有代表最廣泛的社會利益,獲得社會大眾最廣泛的支持,才會獲取或延續其執政地位。如果不能及時擴大其執政的社會基礎、階級基礎,將其角色由代表一定階層的利益轉換為代表全社會的利益,就人為地減少了其執政合法性的來源,或者容易給另一個政黨或政治組織來代表執政黨所不能代表的那些階級或階層的利益的機會,從而增加執政黨喪失執政地位的風險。

三政黨價值觀的形成和發展除了受特定的社會經濟、政治條件影響之外,還必須具備特定的文化條件。這是因為,一定的經濟和政治條件,必然會在文化上體現出來。反過來,誕生于一定經濟和政治條件之上的文化,又必然會對經濟和政治起著反作用。由于政黨價值觀的特征,影響政黨價值觀形成和發展的文化因素主要是指政治文化傳統。所謂政治文化傳統,是指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經過漫長的政治社會化過程,至今仍存在著的、所特有的政治心理傾向和政治價值取向的總和,它是人們在長期的社會生活和政治實踐中所形成的各種政治思想、價值觀念的積淀。各個民族國家在各自的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下形成和確立了自己獨特的政治文化系統。作為一種歷史的傳承與積淀,政治文化傳統是一定的社會經濟和政治在觀念形態上的反映,它萌生于社會之中,經過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而形成并發揮著影響。

任何政黨價值觀的形成,都需要一定的政治文化背景和條件。作為傳統與現實的交融,政治文化傳統滿足了這種需要,它為政黨價值觀提供萌發和存在的氛圍和條件。社會成員通過共同的生活,逐漸產生共同的政治文化和思想意識,形成根植于每一個社會成員之中的政治文化傳統。在此基礎上,那些具有更多共同價值追求和價值目標的社會成員,為了共同的政治理想而走到了一起,組織起來,共同奮斗,于是政黨應運而生,并經過長期的政黨實踐,最終形成穩固的政黨價值觀。政治文化傳統規定著政黨成員的思維方法和價值取向,決定著政黨價值觀的形成和發展。任何政黨價值觀的孕育和萌生都離不開政治文化傳統的滋養與浸潤;任何政黨價值觀的確立和發展,都不是簡單地建立在個別政治領袖的政治信仰上,也不是建立在個別政治集團的政治信仰上,它必須建立在以絕大多數人的共同政治信仰為堅實基礎的政治文化傳統上。可以說,正是各個民族的政治文化傳統孕育了政黨。西方追求自由、民主等的政治文化傳統,孕育了自由黨、等資產階級政黨,以及自由主義、民主社會主義等政黨價值觀;中國崇尚民本的政治文化傳統,催生了孫中山領導的中國國民黨及其“三民主義”的價值觀。不僅如此,政治文化傳統還是政黨價值觀形成和發展的重要思想來源。“文化的最深層次是價值觀,這是文化的核心。”[6]就政黨價值觀而言,它必須在政治文化傳統的哺育中才能形成和發展。任何政黨價值觀的形成和發展,都離不開一定的思想資源。政治文化傳統恰恰為政黨價值觀的形成和發展提供了特定的思想基礎和心理基礎。文化的功能之所以得以發揮,不是以強迫和統治為基礎,而是通過積極和同意的方式發揮作用的。只有當政黨成員形成比較穩定的價值認同和較強的忠誠度時,政黨及其價值觀才能得以形成并延續下去。在這一過程中,政治文化傳統通過一系列的信仰活動、語言和其他符號形式表達出來,從而形成政黨這一政治組織自己獨特的精神氣質和區別特征,從而構建并穩定政黨及其成員的思想基礎和心理基礎。政治文化傳統所提供的思想基礎和心理基礎使得政黨意識形態的凝聚力相應得到加強,政黨成員在強有力的意識形態凝聚力作用下,激發出對政黨的信心和熱情,堅定其實現行動目標的決心,形成推動政黨發展的內推力,同時也使政黨價值觀對社會更具有吸引力和說服力。可以說,政治文化傳統是政黨價值觀的源頭活水。

政治文化傳統為政黨價值觀的形成和發展提供了思想基礎和心理基礎,它使得政黨價值觀必然帶有政治文化傳統的印記和因子。經常的情況是,政治文化傳統本身很多就是政黨價值觀的內在元素。中國國民黨的“三民主義”價值觀不僅受到中國政治文化傳統中民本思想的重要影響,而且含有“民本”思想的因子。孫中山先生曾說明“三民主義”的思想淵源,認為“余之謀中國革命,其所持主義,有因襲吾國固有之思想者,有規撫歐洲之學說事跡者,有吾所獨見而創獲者”[7]。西方政治文化傳統中的自由,“也是西方社會公民政治心態和價值觀念的集中體現”。[8]自由至上的政治文化傳統,使得西方很多政黨的價值觀都包含著崇尚自由的內容和因子。

政治文化傳統的重要作用和影響,決定了政黨價值觀必須與本民族的政治文化傳統相契合。只有這樣,政黨價值觀才能適應廣大民眾的政治心理和價值取向,才能更具有吸引力,才能開辟自身傳播的更廣闊空間,政黨也才能贏得更多民眾的擁護和支持,才能更好地生存、發展和壯大。在世界范圍內,各個政黨興衰沉浮的歷史實踐有力地證明了這一點。比如英國保守黨所奉行的保守主義的價值觀,正是因其符合了英國社會保守的政治文化傳統和英國民眾保守的政治價值取向,才使其始終具有巨大的吸引力,保守黨也因此在政壇上歷經三百年而不衰。再比如中國共產黨,只有與中國的政治文化傳統相契合,馬克思主義的價值觀才能被廣大民眾所接受并獲得廣泛傳播。有論者認為,“中國傳統文化與馬克思列寧主張的人類理想社會及民主思想在某種程度上具有共同之處。傳統文化與馬克思主義之間存在的這種共同之處,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的文化基礎,也是中國思想界接受馬克思主義的重要因素。”[9]筆者在拙著《論鄧小平理論的創新精神》一書中也曾談到:“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其中一個重要的方面就是與中國文化傳統相結合。其一,中國實際,既包括現實國情,也包括文化傳統。因為,今天的中國不過是歷史的中國的一個發展階段,傳統是由過去通向未來的橋梁。現實的中國文化中傳承著五千年中國文化的基因,現代精神傳統中的不少因素,仍然是現實中國人的集體無意識和思維定勢,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實際相結合,必然蘊含著同中國文化傳統相結合。其二,從文化學角度看,馬克思主義是異域文化,它要在中國生根發芽,就必須在中國文化傳統中找到歷史契合點,與中國文化傳統結合。”[10]需要說明的是,我們說政黨價值觀的形成和發展受政治文化傳統的影響,只是強調政治文化傳統在政黨價值觀的形成和發展中的作用,而不是說政治文化傳統只是文化的惟一因素。事實上,政黨價值觀的形成和發展,還會受到當時的政治文化狀況的影響。這就要求,政黨價值觀不僅要與政治文化傳統相契合,還必須與當時的政治文化狀況相適應。我們在理解政治文化傳統與政黨價值觀的關系時,切不可忽視這一點。

此外,政治文化傳統的積淀傳承也是政黨價值觀變動的基礎。一定社會和各個民族、國家的政治文化傳統,依賴于一定的經濟、政治和文化環境而生成和發展。在社會變革所引發的社會經濟結構和政治關系發生重大變化的過程中,作為社會意識重要表現形式的政治文化傳統,必然不斷變革、不斷發展變化。特別是隨著人類歷史的發展和時代的進步,生活經驗在不斷累積,各種知識不斷更新,人類政治文化生活中某些新的因素會慢慢積淀,并經過篩選整合而成為傳統的新成份,舊的傳統發展到新的傳統。再加上各種外部政治文化因素的影響,政治文化傳統在人類社會的歷史積淀中不斷傳承,它的積淀傳承必然會使政黨價值觀發生相應的變化,是政黨價值觀變化的基礎。

政治文化傳統的積淀傳承為政黨發展注入新的內容與力量,也成為政黨價值觀發展變化的先導。我們不妨看一下我國政治文化傳統的傳承和中國共產黨價值觀的更新。中華民族自古以來就有追求國家強盛、百姓富裕的政治文化傳統。中國共產黨建立之初,就以實現民族獨立、國家富強、人民幸福為奮斗目標。隨著歷史的發展進步,政治文化傳統不斷被注入新的元素,中國共產黨的價值觀也不斷豐富和發展。在民主革命時期,提出:“中國一切政黨的政策及其實踐在中國人民中所表現的作用的好壞、大小,歸根到底,看它對于中國人民的生產力的發展是否有幫助及其幫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縛生產力的,還是解放生產力的。”[11]的這一觀點,是運用馬克思主義解決中國實際問題所得出的正確結論,是對中國共產黨價值觀先進性的鮮明表達。“正是由于黨所表現出來的這種先進性,使中國人民深刻地認識到中國共產黨是他們利益的忠實代表,從而自愿地選擇和接受黨的領導,并在黨的領導下為奪取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而奮斗。”[12]關于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的思想,隨著新中國的建立和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逐漸積淀成為政治文化傳統的新元素。[13]進入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在這種政治文化傳統因子的基礎上,鄧小平鮮明提出了“三個有利于”的價值標準。后來,我們黨又提出了“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等價值標準,道理都是如此。所以我們說,政治文化傳統的積淀傳承必然會引起政黨對其價值觀做出相應的充實和調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