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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爾森•懷特黑德（ColsonWhitehead），這位厄普代克（JohnUpdike）所說的“揮灑自如的天才作家”（Maus36），是21世紀第一位憑借一部小說同時斬獲美國國家圖書獎和普利策小說獎的作家。懷特黑德1969年出生于紐約，1991年畢業于哈佛大學。他從小就立志要成為一名作家，大學期間和美國著名青年詩人揚（KevinYoung）成為好朋友，畢業后為美國老牌雜志《村聲》（TheVillageVoice）撰寫專欄，先后任教于普林斯頓大學、紐約大學、哥倫比亞大學等美國人文學科強校，并擔任懷俄明州立大學等高校的駐校作家。1999年其處女作《直覺主義者》（TheIntuitionist）進入筆會/海明威獎的決選名單；第二部長篇小說《約翰•亨利日》（JohnHenryDays）進入普利策獎決選名單；2003年的散文集《紐約巨像》（TheColossusofNewYork）被譽為9•11后最好的紐約故事。迄今為止，懷特黑德共寫過七部小說和兩部非虛構作品，其創作題材廣泛，風格迥異，被《哈佛雜志》（HarvardMagazine）稱為“文學變色龍”（Maus64）。應該說，懷特黑德已經成為美國中青年作家中最出色的一位。2016年8月，構思長達十六年的長篇小說《地下鐵道》（TheUndergroundRailroad）的出版更是讓他備受關注。小說出版的當年就入選奧普拉讀書俱樂部推薦書目，同時被時任美國總統奧巴馬收入夏季書單。11月，《地下鐵道》獲得美國國家圖書獎，次年4月，獲得美國普利策小說獎。自此“地下鐵道旋風”席卷全美，迅速引起評論界和普通讀者的密切關注。奧巴馬總統說：“這部小說讓我們回憶起發生在幾代人間的奴隸買賣之痛。小說的成功不僅在于將痛苦公之于眾，還在于它改變著我們的思想和心靈。”小說家厄普代克也說：“懷特黑德的作品實現了寫作的應盡之務，它刷新了我們對于這個世界的認識。”《紐約時報》評論說：“這部有力甚至帶有科幻色彩的小說讓讀者從慘烈的行文中明白了美國蓄奴制對人類造成的巨大創傷。小說家借鑒了博爾赫斯、卡夫卡以及喬納森•斯威夫特的寫作手法，更讓讀者回憶起美國人不畏艱險，不論歷史倒退的車輪，追求正義和自由的決心。他的故事在幫助我們理解美國的過去乃至美國當下都扮演了的重要的作用。”《觀察家報》評論說：“懷特黑德鋒利的敘述是如此才華橫溢［……］很久沒有一本書能這樣打動我并讓我時刻想著讀下去。這是一個令人深思、令人憤怒、并展現作者超絕想象力的故事，不僅為最黑暗的歷史時期點亮一盞明亮的光，同時也在小說這種文學題材上開辟了新的方向。”（懷特黑德封面）閱讀《地下鐵道》會讓讀者聯想起莫里森（ToniMorrison）的《寵兒》（Beloved）、哈利（AlexHaley）的《根》（Roots）及電影《為奴十二年》（12YearsaSlave）里的一些情節，然而這部小說卻有其獨特的敘事特點和內容。作者將真實存在于歷史中的具有比喻性質的地下鐵道廢奴網想象成一個真實的鐵道網絡并在小說中作為一個重要的故事情節加以敘述。小說講述了一名黑人女奴逃離白人種植園的故事。黑人少女科拉是一個在白人家庭中受盡欺辱和強暴的女奴，終日過著沒有希望的生活。由于受到白人奴隸主殘酷的虐打，經過反復的思想斗爭、在別無選擇之后，她開始了逃離生涯。期間，地下鐵道帶著她離開曾經的傷心地，奔向自由之路。地下鐵道在給科拉帶來安全感和希望的同時，也預示著一個未知的理想的世界。然而，每次重回地面之上后，殘酷的現實總是帶給她絕望。小說的最后，科拉慌忙踏上地下鐵道的最后一程，卻不知道這段鐵道到底會通向哪里，這種開放式的結局和懸念的設計使得小說情節更加扣人心弦。本文將通過文本細讀的方法，逐一解析小說中的重要文學符號，從而分析作者的寫作目的和文本中的歷史文化寓意。

一、小說中的民間節慶筵席符號隱喻

所謂符號是指信息的載體和信息傳遞的媒介物。符號涉及的范圍相當寬泛，凡是人類所承認的一切有意義的事物均可被看作符號。現代符號學研究者一般都將符號看作是在一定場合傳達某種信息的有意義的媒介物。巴赫金（MikhailBakhtin）的文化符號形式論、阿爾都塞（LouisPierreAlthusser）的意識形態構成研究、霍爾（StuartHall）的文化解碼理論、鮑德里亞（JeanBaudrillard）的商品符號學，都是引人注目的符號學研究。符號包括所指和能指，現代符號學奠基人之一皮爾士（CharlesSandersPeirce）把人類的文化符號分為標志、圖像、象征三種形式。象征和隱喻本來是符號中的一種形式，這種書寫方式可以讓所指變成能指，具有構形功能，即賦予無形的人類的情感經驗，精神風貌等文化理念以形式。各種文化形式或象征形式——神話、語言、宗教、巫術、藝術等——都是人類自我意識的自覺或不自覺的賦形化、符號化，這是一個內容轉化為形式的文化積淀過程。文學隱喻研究從傳統的外部研究進入到內部研究，是隱喻研究的第一次轉變。對文學符號的隱喻研究則更有助于挖掘小說的深層含義。狂歡節類型的節慶活動及與之相關的各種詼諧的表演或儀式，作為一個重要的文學符號具有更為深刻的隱喻含義，在《地下鐵道》中占據重要地位。小說開篇就是一場夸張、隆重并充滿歡樂基調的黑人筵席描述。工作完畢后的奴隸聚集在農莊的空地上吃飯、喝酒，為一位眼瞎腿瘸的老黑奴慶祝不知多少歲的生日。這個所謂的生日晚會是黑人自建的節慶儀式，絕非黑人日常的生活和吃喝。喬基的生日每年只有一兩次。他們想搞一回適當的慶祝。這歷來是星期天的下午，他們的半天工作日。三點鐘到了，工頭發出收工的信號，北種植園趕緊投入準備，手忙腳亂地做起雜物。修修補補，清除苔蘚，堵住屋頂的裂縫。一切以宴會為重，除非你獲準外出，進城賣手工藝品，或多打一份零工。就算你不想賺外快——不會有人真心不想——但身為奴隸，也不可能放肆到告訴一位白人你不能工作。別說什么這是某個奴隸的生日。人人都知道黑鬼沒有生日。（懷特黑德13）這場生日狂歡的參與者是這個莊園的全部黑奴，體現著備受苦難的黑人對自由的烏托邦社會的向往。受苦的黑人奴隸生活暫時得到再生與更新。正如小說中的描述，“年輕的奴隸和年老的奴隸聚集到了馬道兩旁。男人們擠作一團，交換著蘋果酒的罐子，感覺自己的恥辱慢慢消散”（懷特黑德28）。民間節慶筵席除了是自建節日這個特點之外，通常都有集市和豐富多彩、自成體系的廣場娛樂活動。一些巨人、侏儒、殘疾人和學會了特別技能的野獸參加表演，在上演宗教神秘劇和諷刺鬧劇的日子里，到處都籠罩著狂歡節的氣氛。舉行世俗的日常慶典儀式時，通常也有詼諧的表演，小丑和傻瓜是必不可少的參加者，他們諷擬嚴肅慶典的各種活動，所有這些以詼諧因素組成的儀式-演出形式，與嚴肅的官方（教會和國家的）祭祀形式和慶典有著原則上的區別。它們強調非官方、非教會、非國家的看待世界、人與人之間關系的觀點；它們似乎在整個官方世界的彼岸建立了第二個世界和第二種生活。這是一種特殊的雙重世界關系（巴赫金7）。例如在《地下鐵道》中，一個重要的情節就是讓一個年輕的奴隸背誦《獨立宣言》。“邁克爾從前的主人對南美鸚鵡十分著迷，因此推斷，如果能教一只鳥學會打油詩，那么教一個奴隸記點東西，八成也能行得通”（懷特黑德37）。會背書的奴隸邁克爾就時常被要求在狂歡筵席上背《獨立宣言》以博得主人們的笑聲。作者通過這個情節描述，強調了在美國奴隸制期間，黑人完全被當成了動物一樣的非人類，同時嘲諷了在奴隸制時期的《獨立宣言》根本不是對黑人實際生活狀態的正確描述。民間廣場狂歡節的第三個特點是參與狂歡的人們暫時取消了一切等級差別和隔閡，取消了日常生活，即非狂歡節的某些規范和禁令，形成了平時生活中不可能有的一種既理想又現實的人與人之間的交往。此時的人們沒有任何距離，不拘形跡地在廣場上自由地接觸。宇宙、社會和肉體在不可分離的統一體中展現出來，成為一個不可分割的活生生的整體，而這個整體是一個歡快而安樂的整體。當音樂響起，跳舞開始，他們對喬基的感激之情進一步提升。他又一次選對了做壽的日子。除了日復一日的奴役，他每天都能感受到一種人人都有的緊張，一種集體的恐懼。它不斷積聚，增壓。最后這幾個小時卻化解了很多遺憾。他們得以面對早晨的苦工，以及往后的一個個清晨，一個個長日，因為有了重新填注過的心氣兒，哪怕它還是那么貧瘠，也因為有了一個可以回望的良宵，還有下一個可以期盼的壽宴。他們圍成一圈，把人的精神留在里面，與非人的外界隔開。（33）人類在對待世界和生活的態度上往往有雙重角度，即嚴肅的（就其組織方式和音調氣氛而言）祭祀活動和嘲笑、褻瀆神靈的詼諧性祭祀活動（儀式游戲）；有嚴肅的神話還有詼諧和辱罵性的神話；有英雄，同時還有諷擬英雄的替身。狂歡節不是藝術的戲劇演出形式，而似乎是生活之現實的同時也是暫時的形式，人們不只是表演這種形式，而是幾乎實際上在狂歡節期間就那樣生活（巴赫金8-10）。也可以說：在狂歡節上，生活本身在演出。這里沒有舞臺、欄桿、演員、觀眾，即沒有任何戲劇藝術特點的演出。這是展示自己存在的另一種自由的形式，是自己在最好的方式上的再生與更新。在這里，現實的生活同時也是它再生的理想形式。由此可見，《地下鐵道》中奴隸在星期日下午的慶生狂歡節就是這些日常生活中被奴役、被虐待的民眾以詼諧的形式組成的第二種生活，即普通民眾的節慶生活，這些節慶活動于是具有了深刻的思想內涵。音樂停了。眾人圍成的圓環碎裂了。作為一個奴隸，總有些時候要迷失于短暫自由的漩渦。如在壟溝，當一陣突如其來的幻想引起了波動；或在清晨，當一個夢的神秘慢慢展開。在一個溫暖的星期日的夜晚，在一首樂曲的中間。然后它來了，一定會來的，那是監工的叫喊，是要你上工的召喚；那是主人的影子，是一個提醒：在永恒為奴的狀態里，只有這微芒般的一刻，你還算是個人。（懷特黑德34）正如歷史上，也像在小說中展現的那樣，節慶活動往往與自然、社會和人生的危機、轉折關頭密切聯系。死亡與再生、交替和更新的因素永遠是節慶世界感受的主導因素，正是這些因素通過一定節日的具體形式，形成了節日特有的節慶性。

二、小說中人體懲罰符號隱喻

莫德爾（ArnoldModell）從神經學的角度探索了隱喻的認知功能，他認為“隱喻是情感思維的通貨”（7）。隱喻表現了神經心理過程，不自覺地對情感進行歸類，確立過去與現在的異同；隱喻能進入未知的事物并促進移情發生。隱喻不僅傳遞不同域之間的意義，而且通過域之間的整合，產生新的意義或使意義發生改變。由于所涉及的域的多樣性是無限的，其意義改變的可能性也幾乎是無限的。隱喻是人類所特有的一種生物特性。隱喻能產生無限的想象，即隱喻是想象的核心。莫德爾認為身體隱喻轉換的感覺可以作為創建幻想的模板。人們能夠把身體的感覺和情感組織成概念和感性隱喻。既然隱喻是人類生物特性的一部分，作為表現人的情感、思想和生活經驗的文學作品自然不可避免地蘊含了身體隱喻（10）。《地下鐵道》中和民間節慶筵席密切關聯的另外一個情節就是小說中無處不在的人體懲罰敘述。喬基的生日已經過去了兩個星期，科拉還沒好利索。臉上遭到的重擊一度讓一只眼睛腫得睜不開，還給一側的太陽穴造成了明顯的創傷。腫塊已經消失，但是銀狼吻過的地方，現在留下了一個讓人心悸的X形疤痕。很多天還在滲漏。這是宴會之夜給她留下的印記。更為糟糕的是第二天早晨康奈利對她的鞭打，就在笞刑樹無情的大樹枝下。（41）在這部小說中，幾乎每一章都可以看到類似的甚至更為殘暴的作為一種公共景觀的酷刑，其中包括示眾、鞭打、烙印等。小說中的酷刑似乎成為某種儀式的一部分。這些懲罰儀式首先展示受刑者，同時給受刑者刻上恥辱的烙印，這種烙印或者通過在身體上留下的疤痕，或者是通過酷刑的場面，在犯人的身體周圍或者身體上留下了不可抹去的印記。無論如何，人們都不會忘記示眾、戴枷受辱、酷刑和歷歷在目的痛苦。事實上，從規定酷刑的法律角度看，公開酷刑和死刑讓所有人把它看成一種凱旋儀式（福柯36）。例如小說中一段白人奴隸主宴會的描寫：特倫斯訂購了新刑具。刑具裝設于前草坪，四周綠草如茵。兩個工頭把大安東尼鎖牢，讓他懸吊在那兒，這是頭一日。第二天，一隊來賓坐著四輪大馬車駕到［……］優雅的女士和紳士，是特倫斯外出公干時結識，還有一位倫敦的報館記者，專程前來報道美國風情。草坪上鋪設餐桌，他們圍坐而食，細細品嘗艾麗絲做的鱉湯和羊肉，奉上對廚師的種種贊美，反正她本人絕不會聽到。他們用餐期間，大安東尼受著鞭刑，而他們細嚼慢咽。甜點上來了［……］與此同時，對大安東尼的懲罰還在繼續。（懷特黑德53）可以看出，奴隸主對奴隸的懲罰具有深刻的符號意義。刑罰的有效性主要在于它會造成傷害。這就意味著，處于刑罰核心的痛苦不是痛苦的實際感覺，而是痛苦、不愉快、不便利的觀念，即“痛苦”觀念的痛苦。懲罰利用的不是肉體，而是表象（representation）。更確切地說，如果它利用肉體的話，那么肉體主要是某種表象的對象，而不是痛苦的對象。痛苦的記憶應該能夠防止罪行重演。肉體的懲罰可以防止犯罪的蔓延。痛苦本身不再是懲罰技術的工具，白人奴隸主要盡量擴展懲罰的表象，而不是體罰的現實。除了刑罰本身，小說中隨處可見的刑具也表現了奴隸主對黑人奴隸曾經的血腥鎮壓，“她首先看到了鐐銬。幾千條，掛在墻壁的釘子上，真是令人毛骨悚然的收藏，手銬，腳鐐，用于手腕、腳踝和脖子的枷鎖，各種形式，各種組合。防人逃跑、使人無法移動手腳的鐐銬，把身體懸吊在半空中進行毆打的鎖鏈。有一排兒童專用的鐐子，還有與之相連的小銬子和小鐵環”（73）。這些刑具表現了奴隸主對黑人奴隸使用過的殘暴手段，也間接地控訴了奴隸制的非人性特點。南方的白人奴隸主似乎發現黑人的身體是權力控制的對象和目標，需要被操縱、被塑造、被規訓。于是白人奴隸主就用血腥的權力強加給這些黑人身體各種壓力、限制或義務。黑人奴隸被不斷地操練，并在他們身上采用一種不間斷的、持續的強制手段，試圖鍛造出馴服的、訓練有素又“馴順”的黑人肉體。這樣既讓黑人奴隸有極大的工作能力，同時又把后者置于一種嚴格的征服關系之下。《地下鐵道》中美國南方奴隸主對黑人奴隸采取的另一種人體懲罰措施是監視居住。措施之一就是隔離，即區別對待各個肉體、各種疾病和癥狀、各種生與死，并將人員分配在一個既能隔離又能組合的空間中。《地下鐵道》中多次出現這種隔離空間，例如科拉曾經在不同區域居住過的伶仃屋、紅磚公寓、白人房屋上面密不透風的閣樓等。這些密閉的隔離區域暗示著奴隸主對奴隸無所不在的控制和壓迫。科拉慢吞吞地走向伶仃屋，那是奴隸主放逐苦命人的地方。沒有地方討還公道，沒有法律，就算有，這法律也是每天都重寫著［……］落難伶仃屋，與那些被監工的懲罰弄成跛子的人為伍；落難伶仃屋，與那些被你能看到和不能看到的各種方式累斷了脊梁骨的人為伍；落難伶仃屋，與那些錯亂了神志的人為伍；落難伶仃屋，與無家可歸者為伍。（懷特黑德19）被擱置在隔離區域的人的身體同時也成為一個工具或媒介，一種可觸動的財產。人們干預它，監禁它或強使它勞動，剝奪這個人的自由，因為這種自由被奴隸主視為他的權利和財產。根據這種懲罰，人的身體是被控制在一個強制、剝奪、義務和限制的體系中。于是，最嚴厲的懲罰不僅施加于肉體，曾經只是降臨在肉體上的死亡更是被代之以深入靈魂、思想、意志和欲求的懲罰。奴隸主真正想要打擊的是奴隸的靈魂而非肉體，小說家通過這樣的描述更加深刻地抨擊了美國曾經的奴隸制對文明的踐踏和對人性的扭曲。在小說中可以明顯看出，在白人奴隸主的權力方面，公開處刑暴露了它的專橫、暴虐、報復，以及用懲罰取樂的快感。小說中這樣描述到：她看不透西澤。在那三個早晨，她遭到鞭打時，西澤就站在人群前列。奴隸們觀看同為奴隸的遭受凌辱，是進行品德教育的一貫做法。表演期間，臨到某一時刻，也不止一個時刻，所有人都不得不背過臉去，因為他們對那奴隸的痛苦感同身受，想到或遲或早輪到他們慘遭鞭打的那一天。是你在那兒，即使現在不是你。但西澤沒有退縮。他沒有直視科拉的眼睛，而是看著比她更遠的某處，某個大而難以辨識的東西。（52）會識字會手藝的黑人奴隸西澤意識到了白人奴隸主對于奴隸的精神折磨，他堅決要帶著科拉逃到自由的北方。也許正如黑人西澤潛意識里意識到，卻永遠不會表達的一樣，在這個國家，懲罰制度甚至是某種有關肉體的“政治經濟學”。盡管有時這種懲罰并不使用粗暴的、血腥的手段，盡管它們使用禁閉或教養的“仁厚”方法，但是，最終涉及的總是肉體，即肉體及其力量，它們的可利用性和可馴服性，即對它們的安排和征服。在這里，肉體直接卷入某種政治領域：權力直接控制它，干預它，給它打上標記，訓練它，折磨它，強迫它完成某些任務、表現某些儀式和發出某些信號。這種關于肉體的政治技術學的重要性在于：施加于肉體的權力不應該被看作是一種所有權，而應該被視為一種戰略；它的支配效應不應被歸因于“占有”，而是調度、計謀、策略、技術和運作，人們應該破譯出一個永遠處于緊張狀態和活動之中的關系網絡；它的模式應該是永恒的戰斗，而不是進行某種活動的契約或對一塊領土的征服。

三、小說中的地下鐵路符號隱喻

如果說身體隱喻是人類以身體為參照認識和描述世界，非身體隱喻如象征和意象則是人們借助自身的經驗或經歷來理解周圍的世界，兩者都通過類比或更為復雜的心理過程來發現不同域之間的異同，以此達到表達情感和思想的目的。非身體隱喻是依賴身體以外的物體作為認知的來源。非身體隱喻的認知手段主要是象征和意象，通常用具體的物體來表示較為抽象的想法和更廣泛的領域，如道德、宗教、哲學概念。非身體隱喻的意義是共享的，往往起源于傳統或神話，是某一類文化的產物（施葉麗59）。作者往往會利用人所特有的隱喻性認知，通過多重的象征來表現他對哲學、社會、宗教等問題的深刻思考。在《地下鐵道》中，最重要的描述就是地下鐵道這個隱喻意象了。作家似乎踐行了法國小說家拉伯雷的話，“你們的學者抱怨古人把一切都寫過了，一點新的東西也不留給他們去發現，很明顯這是錯誤的。天空所顯現的，地上所展示給你們的，江河海洋所包含的這一切，和地下所貯藏的比起來，那簡直是無法比擬”（轉引自巴赫金421）。有趣的是，根據古希臘、羅馬神話的典故，偉大的財富和神奇的事情也有很多發生在地下，例如谷物女神德墨忒爾和其女兒地獄女神珀耳塞福涅，他們所贊頌的東西往往都在地下。在《地下鐵道》中，一股強大的向下、向地球深處、向人體深處的運動從始至終貫穿著小說的世界。臺階盡處是一座小型月臺。巨大隧道黑洞洞的入口分居兩端。這里少說也有六米高，墻面鋪了石子，組成深淺相間的圖案。一定是不折不扣的產業化勞動，才讓這樣的工程變為可能。克拉和西澤注意到了鐵軌。兩條鋼鐵的軌道由木制的路枕固定在地面沒在他們可以看到的隧道內延伸。鐵軌想必是南北走向，從某個不可思議的源頭出發，通往一個難以置信的終點。（懷特黑德75）關于地下鐵路的描述是小說構思的最主要部分。《地下鐵道》的名字會讓讀者直接聯想到美國歷史上的地下鐵道廢奴網。原本意義上的地下鐵道是19世紀在美國廢奴主義者把黑奴送到自由州、加拿大、墨西哥以至海外的秘密網絡，是非裔美國人爭取自由的重要歷史象征。美國內戰前夕，北方和南方的經濟發展模式不同。北方較早廢除了奴隸制，大多數都是自由州；而南方的發展速度落后于北方，在經濟模式上也依靠大量的黑奴。為此，北方的自由州與南方的蓄奴州在奴隸制問題上相持不下，與此同時，成千上萬的奴隸暗中越過南北分界線，梅森-迪克森線，去追尋自由。在他們所經之路上，有無數不知名的男女幫助他們藏匿行蹤、逃脫追捕，把他們送往安全地帶，這就是傳說中的“地下鐵道”。這個使黑奴脫離奴役的網絡被稱為“地下鐵道”，主要是因為這是一個秘密的網絡，實際上，它并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地下”交通，被稱為“鐵道”是因為在其運行中使用了一些鐵路運輸的詞語。“地下鐵道”由“火車”（集體逃亡的奴隸群）、“乘務員”（組織集體逃亡的領導人）、“車站”（沿途投宿的地點）和很多條“軌道”（逃亡路線）組成。南北相鄰的各州，都有許多通往北部和加拿大的路徑，這些道路就成了“地下鐵道”的“軌道”。建成初期，大多數逃亡者都是男性，他們通常步行。后來，逃亡者隊伍越來越大，婦女和兒童也加入進去，就準備了護送車輛，把逃亡者裝進帶帆布蓬頂的大馬車和特設密閉隔離間的農場貨車。為了躲避捕奴隊，逃亡黑奴和乘務員都是晝伏夜行，并盡可能涉水泅渡，以避開警犬的追蹤。懷特黑德運用其超凡的想象力，以歷史上的“地下鐵道”為原型，把黑奴逃亡的空間由地上轉移到地下，把逃亡的道路幻化成火車的軌道，把大馬車和農場貨車改裝成真實的火車，使得地下鐵道成為整部小說最別出心裁之處。“問題是某個目的地可能比另一個更合你的心意。車站會暴露，路線會中斷。等你到了站，才知道前面等待你的是什么［……］每個州都不一樣，每個州都有不同的可能，有自己的風俗和做事的方式。你們往下走，走到最后一站，就會看到這個國家有多么寬廣了”（懷特黑德77）。應該說，地下鐵路在小說中呈現出一種怪誕風格，而且這種怪誕風格不是靜止的，它恰恰追求在這一怪誕形象中囊括一種在現實中真實存在的形成、生長和永恒的未完成性、非現成性。地下鐵路這個意象表現著形成過程的兩極：消逝和新興、垂死和誕生；它在一個身上表現兩個身體，即新的生命細胞的繁殖和分裂。每當奴隸科拉走投無路，她便想盡方法來到地下，尋找地下鐵道。此時近似于地面上的死亡來到了地下鐵道邊上就變成了孕育，一切限定特征的、僵化的、現成的東西都被拋向地下，得到重鑄和再生。地下鐵路這一怪誕形象表現的是在死亡和誕生、成長與形成階段，處于變化、尚未完成的變形狀態的現象特征。“火車顛簸著駛入隧道。向北行進。司機大叫：‘全體登車！’科拉心想，別看這男孩頭腦簡單，履行起職責來倒毫不含糊。她往回看。她的地下監獄不斷暗落，為黑暗重新吞沒。她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最后的乘客。也許下一位旅行者無須滯留，可以一路向前，直達自由”（165）。怪誕的地下鐵道形象以這種或那種形式體現或顯示變化的兩極，即舊與新、垂死與新生、變形的始與末。這個地下鐵道沒有任何完成的、穩定的、安定的東西，它類似于瀕于老朽、已經變形的身體與尚未長成的新生命的結合。正如小說中所敘述的那樣，這里沒有任何現成的東西，地下鐵道就是未完成性本身。怪誕的鐵道不與外在世界分離，不是封閉的、完成的、現成的，它超越自身，超出自身的界限。這是永遠非現成的、永遠被創造和創造著的事物，它是人類發展鏈條的一個環節。地下鐵道這個文學隱喻符號代表著“上”和“下”兩種絕對和嚴格的地形學意義。上是天，下是地，地也是吞納的因素（墳墓、肚子）和生育、再生的因素（母親的懷抱）。從宇宙方面來說，上和下的地形學意義就是如此。從肉體本身來說，上就是臉（頭），下就是生殖器官、腹部和臀部。在怪誕現實主義中，下靠攏作為吸納因素同時又是生育因素的大地，貶低化既是埋葬，又是播種。置于死地，就是為了更好更多地重新生育。貶低化意味著靠攏諸如交配、受胎、懷孕、分娩、消化、排泄這類行為。貶低化為新的誕生掘開肉體的墳墓。因此，下即大地不僅具有毀滅、否定的意義，也具有肯定的、再生的意義；它是雙重性的，既否定又肯定。下是指打入生產的下部，就是那個孕育和誕生生命的下部，萬物都由此繁茂生長；怪誕現實主義別無其他下部，下部就是孕育生命的大地和人體的懷抱，下部永遠是生命的起點（巴赫金25）。在小說的中間，當女主人公再次逃離奴隸制，通過地下鐵道奔向自由時，作者這樣描述到：科拉有了光，還有了另一種她在南卡羅來納不曾擁有的東西——聲音。鐵軌中間黑暗的水塘，由車站頂部穩定滴落的水珠注入。上方的石頭拱頂是白色的，帶著斑駁的紅色，像鞭刑時流出的血滲透了襯衫。不過，這里的聲響讓她心情振奮。起到同樣作用的還有豐富的飲用水和火把，以及她一路遠離獵奴者的距離，北卡羅來納的情況是個改善，至少在地表之下。（懷特黑德168）地下鐵道就像一座墳墓，主人公必須經歷死去才能再生為一個新的、更好的、更具有獨立意識的人。醒來以后，她決定靠兩只腳走完剩下的路程——她的雙臂已經失去知覺。一瘸一拐，在枕木上磕磕絆絆。科拉一路上用手扶著隧道的巖壁，一條條凸起，一道道凹陷。她的手指在谷地、河流和山峰上舞蹈，仿佛那是一個新國家的輪廓，孕育在舊國家的體內。跑起來以后，你們往外看就能看到美國的真面貌。她看不到，但是感覺到了，她在穿越美國的心臟。她害怕自己在睡夢中調轉了方向。她這是在一路向前，還是在往回走，回到她來的地方？她相信奴隸本能的選擇引導著她——任何地方，任何地方，但絕不是你逃出的地方。她已經憑著這種本能走了這么遠。她要么抵達終點，要么在鐵軌上長眠。（341）地下鐵道帶給備受苦難的奴隸科拉以新的希望、新的期待和生活。小說以此結尾，作家也是在暗示讀者，地下鐵道綿延不斷，一個曾經的奴隸制國家經過逃離、自我更新，也許會帶來新生，或許會重新擁有希望。《地下鐵道》作為美國新世紀小說的力作，在創作形式上有所革新與轉型，一方面秉承了后現代主義文學傳統，沿用雜糅、戲仿和歷史擬寫等手段；另一方面又不同程度地拓展了現實主義和新現實主義的藝術手法，從創作形式、敘事格調等方面審慎地表達新一代美國作家的美學觀念和審美情趣（楊金才164）。本篇論文把小說中所體現的美國黑人歷史社會地位的主題研究和小說的隱喻等審美追蹤結合起來，試圖更加深刻地挖掘隱藏在小說內容深處的文學意義和審美價值。小說無所不在的文學符號處處暗示著美國歷史和現實中黑人所遭受的種種不平等待遇。作家對科拉備受磨難的逃亡之旅及地下鐵道的表述，實際上是在拷問美國民主的核心部分，衡量美國人人平等的理想和赤裸的史實、現實之間存在的鴻溝。

作者:林莉 單位:東北師范大學外國語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