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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金融危機愈演愈烈之際，美國作為世界頭號經濟大國和這次金融危機的發源地，其出臺的各項政策倍受世界關注。其中有兩項政策受到了其他國家包括中國的廣泛質疑。一是2009年1月28日美國眾議院通過的高達8190億美元的美國新經濟刺激方案規定，受美國政府資金支持的新經濟項目，必須使用美國生產的鋼鐵產品。二是2月25日，美國眾議院通過了2009年綜合撥款法案。該法案727條款規定：“根據本法所提供的任何撥款，不得用于制訂或執行任何允許美國進口中國禽肉產品的規則”。該條款通過限制政府經費用途的方式，不允許美國相關政府部門開展自中國進口禽肉產品的解禁工作，將限制中國禽肉產品對美出口。在人們的印象中，美國向來崇尚經濟自由，是貿易自由化的重要推動者。它以反貿易保護主義的名義，要求其他國家開放市場、推進匯率市場化改革、取消各種貿易壁壘。在金融危機面前，它為何大行貿易保護主義之道?事實上，對于美國而言，無論推行貿易保護主義還是推行貿易自由化，目的并非為了世界經濟的繁榮，而都是為了維護本國的利益。美國在遇到嚴重經濟危機的時候，推行貿易保護主義是預料之中的事情。

一、美國是現代貿易保護主義的發源地和堡壘

發達國家并非天生就經濟發達，考察當今世界主要發達國家的發展歷史可以發現，它們都是從經濟相對落后的國家發展起來的，而且這個“趕超”過程與產業保護、貿易保護緊密相連。例如，英國在15世紀到17世紀，通過一系列的幼稚產業保護政策，促進了羊毛紡織業的發展，推進了工業革命;19世紀中后期，德國在李斯特的貿易保護理論體系指導下，通過經濟立法和行政制度對國際貿易進行干預，以高關稅保護相關工業，促進了德國生產力的發展，并于19世紀末從一個落后的農業國一躍成為世界最先進的工業國之一。美國也不例外，其發展離不開貿易保護。

美國從來就不是自由貿易堅定的信奉者。美國在獨立之前是英國的殖民地，其經濟發展受到英國政府的嚴格控制。英國為了保護本國制造業的發展，鼓勵包括美國在內的殖民地進行初級產品的生產，從而為英國的制造業提供廉價的原材料;但嚴格限制它們發展制造業，以避免對英國本土企業形成競爭。美國獨立以后，以美國第一任財政部長亞歷山大·漢密爾頓為代表的北方工業利益集團極力推動制定貿易保護措施。漢密爾頓在《有關制造業的財政部部長報告》中提出，如果美國政府不對幼稚產業進行保護，國外競爭將使美國無法建立起能夠很快具備國際競爭力的新產業。當然，漢密爾頓的主張不符合南方種植園主的利益，因此，受到了他們的強烈反對，當時并沒有制定具有足夠保護力度的關稅政策，平均關稅大約為12.5%。美國真正實行高關稅始于1812年英美戰爭，為了滿足戰時支出增加的需要，美國調高了關稅稅率將近1倍。由于關稅水平的提高，促進了美國幼稚產業的發展，因而戰爭結束后，高稅率不僅沒有降低，而且還逐漸提高了。到1820年，美國制成品的平均關稅稅率達到了40%。但高關稅再次遭到南方利益集團的強烈反對，從19世紀30年代至60年代，美國的關稅水平有一定的降低。南北戰爭徹底改變了這一格局，同樣以滿足戰時支出為理由，關稅被大幅度提高了。北方的勝利使得北方利益集團所強調的貿易保護主義得以順利實行，南北戰爭結束后，其他稅率都降低甚至取消了，但關稅仍維持在戰爭時期的高水平。美國以高關稅為特點的貿易保護一直持續到二戰結束，雖然期間關稅的水平有所起伏，但貿易保護的主基調一直沒有改變。二戰結束后，美國已經真正確立了世界工業霸主地位，才開始推行自由貿易政策。所以，盡管美國是當今世界自由貿易最主要的鼓吹者和推動者，但回顧歷史可以看出，美國的強大離不開貿易保護。因此，法國經濟史學者保羅·巴羅克(PaulBairoch)把美國稱為“現代貿易保護主義的發源地和堡壘”。

二戰后，除美國之外的西方許多發達國家受到戰爭的嚴重創傷，都面臨著經濟重建。各國政府認識到，如果繼續奉行高關稅的貿易政策，將使處于嚴重危機狀態下的各國經濟雪上加霜。在這樣的背景下，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積極推行貿易自由化，并進行致力于關稅減讓的多邊貿易談判，達成了關于商品關稅減讓的多邊協議，即“關稅與貿易總協定”(GATT)。GATT成為各締約國在貿易政策方面確立某些共同遵守的準則。從1948年到1994年，GATT共舉行了8個回合的多邊貿易談判，通過談判使得締約方的進口關稅水平不斷下降。發達國家的關稅水平從45%下降到了3.2%，發展中國家的平均關稅水平也下降到13%左右。可以說，二戰以來，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推動了世界范圍內貿易的自由化。但是，美國等發達國家是否完全摒棄了貿易保護主義呢?答案是否定的。事實上，盡管貿易自由化有了很大的發展，尤其是關稅水平有了很大的下降，但是各種非關稅壁壘卻層出不窮，并成為阻礙國際貿易的主要壁壘，而發達國家正是這些壁壘的主要實施者。

非關稅壁壘與關稅壁壘相比，更具有隱蔽性、歧視性和靈活性，因而對貿易保護所起的作用更加有效。從各種非關稅壁壘實施手段的特征來看，主要有兩類——制度性非關稅壁壘與技術性壁壘(TBT)。前者主要是利用進口配額、許可證、反補貼、反傾銷、海關估價、原產地原則、政府采購等制度形成的貿易壁壘，后者則是利用技術標準、質量標準、環境標準、商品檢驗、包裝、標簽等形成的貿易壁壘。此外，還有勞工標準、動物福利標準等社會壁壘。

制度性非關稅措施成為主要的貿易保護措施是在20世紀70年代之后。當時西方國家經過了一段高速發展的時期之后，普遍出現了較為嚴重的經濟“滯脹”，即經濟增長緩慢，通貨膨脹和失業率則居高不下。為了增加國內需求，刺激經濟增長，西方各國又普遍推行了貿易保護政策。但由于關稅壁壘受到GATT的制約，因而各國轉用各種制度性的非關稅壁壘來限制商品進口。例如，1974年美國國會通過了《貿易改革法》，它首次確定了例外條款、反傾銷、反補貼條款等非關稅壁壘在法律上的地位，并在“301條款”中授權美國總統給對美國出口施予不公平待遇的國家進行報復。盡管發展中國家也利用制度性非關稅措施保護本國產業，但受到法律制度并不完善、人才缺乏等因素的影響，其使用的力度和發揮的作用遠遠小于發達國家。例如，反傾銷是GATT和后來的WTO所允許的一種貿易報復行為，其初衷是抵銷不公正貿易，但許多國家尤其是發達國家更多地把它運用為一種非關稅壁壘。WTO的統計表明，1969—1989年，世界各國和地區共有反傾銷調查2079件，其中由美國、歐盟、加拿大、澳大利亞這四個發達經濟體發起的就有1892件，占91%;而根據經合組織(OECD)1995年發表的一份報告，以往發達國家90%以上的反傾銷行動都是妨礙“自由競爭”的不正當行為。自20世紀90年代以后，在發起反傾銷調查總數中，發達國家的比例明顯下降了(以上四個發達經濟體在反傾銷調查中占34.3%)。這一方面是因為發展中國家增強了運用這一手段進行產業保護的能力，但更重要的是，發達國家轉用了更為隱蔽和有效的技術性貿易壁壘。

技術性貿易壁壘是目前發達國家廣泛使用的貿易保護措施。它能廣泛地得以使用，關鍵在于，各種技術標準的制定都有其合理性，如保護消費者、保護人權、保護環境等，很難被認定為貿易壁壘，因而具有很強的隱蔽性，可以規避WTO的約束;同時，隨著科學技術的進步，檢測設備、手段和方法更加先進，技術標準的種類和水平可以不斷提高，因此作為貿易壁壘更加有效。近年來，一些發達國家對進口產品的標準規定越來越細，要求也越來越嚴格和苛刻。如美國強制推行的HACCP(危害分析和關鍵控制點)管理體系，要求食品加工企業控制從“農場到餐桌”整個食品生產、加工、儲運、銷售過程中可能出現的食品安全危害，以確保提供給消費者的食品更加安全。由于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在技術水平上存在著明顯的差距，這決定了發達國家必然是技術標準的主要制定者和技術性貿易壁壘的主要使用者，而發展中國家必然是技術標準的被動接受者和貿易壁壘的受害者。尤其是發達國家強制推行發展中國家很難達到的一些標準，可以完全排斥發展中國家的某些產品。

因此，從二戰后國際貿易發展來看，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既是經濟全球化和貿易自由化的主要推動者，又是貿易保護主義的主要實施者。發達國家在國際貿易領域的這種雙重角色，是由其在世界經濟中的主導地位決定的。它們擁有強大的經濟實力，在對外經濟交往中掌握著主動權;同時它們在各種主要國際經濟組織中擁有遠比發展中國家更大的發言權，因而能夠同時運用貿易自由化和貿易保護措施，以維護自身最大利益。

三、美國的貿易保護主義抬頭與金融危機的邏輯關系

美國發生金融危機是資本主義經濟運行方式的必然結果，是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一種表現形式。但本次金融危機的破壞力如此之大，則與美國經濟結構的嚴重失衡緊密相關。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美國的經濟結構出現了嚴重的“空心化”，大量的制造業被轉移到海外，國內主要發展服務業，其中以房地產和金融業為主的虛擬經濟占越來越大的比重。

房地產業和金融業都是波動性很大的產業，非常容易被投機者用于炒作。在美國政府推行“金融自由化”的背景下，美國的金融家們充分發揮了他們的“智慧”，把這兩個產業通過各種金融創新手段緊密結合起來，創造出以“次貸”為代表的各種金融衍生產品。通過對這些金融產品的包裝和炒作，不斷地把房地產和金融產品的價格抬高。“泡沫”被吹大，相當一部分美國人從中“獲益”了：投資銀行因幫助設計和發行各種金融產品獲得了不菲的傭金，商業銀行由于信貸不斷擴大從而能得到更多的利息收入，房地產商因住房價格上漲從而利潤不斷提高，金融產品和房地產購買者則隨著產品價格的提高其資產不斷“升值”。于是，美國人變得更加“有錢”了，他們從虛擬經濟中獲得了遠比實體經濟要高的報酬。制造業也由于虛擬經濟的繁榮而進一步失去優勢——虛擬經濟拉高了美國的整體工資水平，使得美國制造業無法與低工資國家進行競爭。

泡沫吹得越大，其破滅所產生的破壞力必然也越大。在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金融危機中，泡沫的破滅產生了如原子彈爆炸中的“鏈式反應”：一個泡沫的破滅帶來數個泡沫的破滅，而這些泡沫的破滅帶來更多泡沫的破滅，金融危機不斷深化……金融業、房地產業急劇萎縮，不僅導致本行業內投資急劇下降、收入減少、失業率上升，而且由于資產和收入的大幅度下降導致對制造業的需求迅速萎縮，美國經濟陷入困境。

美國為了應對危機，必然采取各種措施挽救其已千瘡百孔的金融體系。但要走出危機，已無法依靠虛擬經濟，不再有人會問津各種金融衍生產品，也很少有人敢在預期收入下降和價格下降的情況下再購買房產。所以，美國在救金融機構的同時，也要救處于危機中的實體經濟，希望通過刺激對實體經濟尤其是制造業產品的需求來提振美國經濟。美國的一些決策者知道，本國制造的產品在市場上缺少競爭力，他們不希望大量的財政支出用于購買別國的產品，于是出臺了前述具有濃厚貿易保護主義色彩的措施。

美國希望以貿易保護主義促進制造業的發展，從而擺脫金融危機的困擾，顯然開錯了藥方。美國金融危機產生的原因在于虛擬經濟尤其是金融業過度擴張，并由此導致經濟結構失衡。因此，要擺脫金融危機的困擾，重新走上增長的軌道，當前首要的任務是解決金融業存在的問題。至于調整經濟結構和重振實體經濟，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其制造業的萎縮主要是因為其勞動力成本過高，本國資本不愿意在國內進行投資。重振實體經濟需要美國改善實體經濟的投資環境，尤其是加強金融業對實體經濟的支持。美國實體經濟的技術水平要比其他國家高，并不需要進行保護。貿易保護主義在傷害其他經濟體的同時，也會傷害美國經濟。從短期來看，它將惡化國際貿易環境，打擊各國的投資和消費信心，從而減少對美國產品的需求，不利于美國經濟的恢復。從長期來看，美國的貿易保護主義主要保護的是其落后的產業，從而會進一步惡化經濟結構。

四、美國強化貿易保護主義只會延長金融危機的時間

經濟危機的發生往往伴隨著貿易保護主義的抬頭。這是因為在經濟下滑的過程中，會出現失業增加、收入下降、出口減少、社會不穩定等各種問題，為了拉動對國內產品的需求以促進經濟增長，阻止外國產品進口成為一些國家政府的現實選擇。在上世紀30年代的大危機中，美國推出《斯姆特—霍利關稅法》，將進口關稅提高50%。而在本輪金融危機中，美國又推出了各種貿易保護措施。

但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采取“以鄰為壑”的貿易保護主義應對危機，顯然是一個糟糕的選擇，只能是損人又損己。尤其是一個經濟發達的大國加大貿易保護力度，必然遭到其他國家的報復和效仿，結果是嚴重阻礙國際貿易的進行，延長了各國走出危機時間。上世紀30年代，美國推出《斯姆特—霍利關稅法》后，雖然擋住了2/3的進口，卻也使美國減少了2/3的出口，因為加拿大和歐洲等貿易伙伴對美國采取了同樣措施。為此，不少學者認為，正是美國的貿易保護主義使得世界經濟陷入長期的蕭條。

值得慶幸的是，經過30年代的大危機之后，國際社會普遍對這一點有了比較深刻的認識。當本次金融危機從美國向全世界蔓延，并深刻影響到各國實體經濟的時候，許多國際組織和有識之士都呼吁要反對貿易保護主義。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今年2月24日發表《2009年工業發展報告》，呼吁警惕貿易保護主義，工發組織總干事云蓋拉在報告中指出，經濟危機絕不能成為實施貿易保護主義的借口，否則就會從過去幾年已經取得的成就中倒退。英國《每日電訊報》發表了題為《保護主義最終什么也保護不了》的社評，指出保護主義解決不了危機，信奉保護主義的人最終只能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美國商會的布拉多克認為，全球消費者約有95%生活在美國以外地區，一旦其他國家采取報復措施，也只購買本地產品，那么，首先受到沖擊的就將是美國企業。在今年1月底召開的達沃斯論壇上，德國總理默克爾、英國首相布朗、日本首相麻生太郎等都明確表示：失業、金融市場不穩和經濟衰退并非實行保護主義政策的借口，要與貿易保護主義作斗爭。

在經濟全球化的時代，應對國際金融危機需要各國的合作，只有攜手努力，同舟共濟，才能使世界經濟盡快走上復蘇之路。為此，作為世界頭號經濟大國的美國應該主動維護自由貿易，而不是帶頭搞貿易保護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