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貿易投資一體化與國際貿易理論創新論文一文來源于網友上傳，不代表本站觀點，若需要原創文章可咨詢客服老師，歡迎參考。

1990—2050年中國糧食需求預測：中國科學院國情分析小組在廣泛地比較了世界各國的經濟發展經驗和深入地研究了中國的特殊國情的基礎上，對1990—2050年期間中國的人口和GNP的增長情況做了預測，預測結果列于表1中。目前，許多國際機構和國際組織認為中國的人均GNP被低估了，為了更加充分地估計中國未來的人均谷物和糧食需求量，將1990年中國的人均GNP提高一倍，上調到740美元，以此為基數進行預測分析。將各預測年份的人均GNP預測值帶入前面從國際經驗分析中得到的經驗公式，就可以得到對應年份的人均谷物需求量的推測值。當人均谷物需求量推測值小于1990年的實際值時，預測值取兩者中較大的數值。假定谷物占糧食的比例不變，由人均谷物需求量預測值可以推出人均糧食需求量的預測值。由此方法得到的全部預測結果列于表2中。

決定一國的人均糧食消費水平的主要因素有三個：一是它的人口和自然資源的比例；二是它的經濟和技術水平；三是它的資源配置機制。因此，當兩個國家的資源配置機制和經濟發展水平相當時，人均自然資源占有量較低的國家，其人均糧食消費水平也應當較低。中國的人均自然資源占有量遠低于世界平均水平，這意味著用國際經驗公式推測的人均谷物需求量必然是偏高的，再考慮到預測值是從推測值和1990年的實際值中取大的，因此我得出的預測值只能偏高，不會偏低。認為未來20年中中國的人均糧食消費量會隨著人均收入的提高而增加是錯誤的。我們的政府不應該不負責地向人民許諾為他們提供超越經濟發展水平的食品消費水平，我們的人民也不應該不切實際地期待享受超越經濟發展水平的食品消費水平。中國目前的低收入－高食品消費模式沒有持久存在的根據。由總人口和人均糧食需求預測可以得到糧食總需求預測，結果列于表3中。

2中國糧食產業的長期趨勢

1950—1994年中國的糧食產業：從1950年到1952年，中國的糧食產業從1.32億噸恢復到1.64億噸。從1952年到1977年，中國的糧食產業從1.64億噸提高到2.83億噸，25年間年平均增長速度為2.21％。從1977年到1984年，糧食產業從2.83億噸提高到4.07億噸，7年間年平均增長速度高達5.33％。從1984年到1994年，糧食產業從4.07億噸提高到4.45億噸，10年間年平均增長速度為0.90％。1978—1984年期間中國糧食產業的高速增長在1985年猝然而止，并就此進入為期10年的徘徊時期。這種重大轉折出現的原因有四：一是國家對農業特別是糧食生產的財政支持減少。農業財政補貼已經大大超過了政府的能力，不堪重負。二是糧食的有效需求不足，生產過剩，同時谷物的大規模進口又起了雪上加霜的作用。三是1984年城市經濟改革啟動之后，農業生產資料價格大幅度上升，農業生產成本也隨之上升。四是工業化的快速推進特別是農村工業化的迅猛發展，降低了農業特別是糧食生產的比較收益，使得生產要素從農業部門向非農業部門、從糧食生產部門向非糧食生產部門大量轉移。

總之，進入80年代中期以后，國內產業之間的比較收益格局和社會政治力量對比格局共同決定了1978—1984年之間的糧食高速增長是不可持續的，這一時期的糧食生產的的確確是“超常規增長”。同時，1978—1984年之間中國糧食產出的增長經驗也告訴我們，只要存在有利的經濟條件，中國的糧食產出就能實現快速增長，糧食增產的潛力是存在的而且很大。這也告訴我們，中國目前的糧食問題不是能不能增產的問題，而是值不值得增產的問題，是經濟問題，而不是技術問題。

1984—1993年中國糧食產出空間格局的變化：我根據全國30個省、市、自治區1984—1993年之間經濟發展、人均耕地、糧食總產量和人均糧食產量的變化情況，將它們分成四類：Ⅰ類地區包括上海、浙江、江蘇、福建、廣東和海南；Ⅱ類地區包括山東、遼寧、黑龍江、新疆、北京和天津；Ⅲ類地區包括湖南、江西、湖北、四川、云南、貴州和山西；Ⅳ類地區包括吉林、內蒙古、河北、河南、安徽、廣西、陜西、甘肅、寧夏、青海、西藏。Ⅰ類地區的人均耕地面積遠低于全國平均水平，但經濟發展水平和發展速度卻遠高于全國平均水平。1984—1993年之間，它們的糧食總產量和人均產量都在減少，合計糧食產量占全國總產量的比重下降了3.83個百分點。Ⅱ類地區中人均耕地面積較少的經濟發達地區，如果經濟發展速度不是很快，那么糧食總產量和人均糧食產量不會下降；這類地區中人均耕地面積超過全國平均水平的經濟發達地區，即使經濟發展速度較快，它們的糧食總產量和人均產量也在增加。1984—1993年之間，Ⅱ類地區糧食總產量占全國的比重提高了2.52個百分點。Ⅲ類地區的人均耕地面積低于全國平均水平，經濟發展水平和發展速度也低于全國平均水平。1984—1993年之間，盡管它們的糧食總產量有所增加，但人均產量在下降，而且合計產量占全國的比重下降了2.69個百分點。Ⅳ類地區的人均耕地面積高于全國平均水平，和Ⅲ類地區一樣，它們的經濟發展水平和發展速度也低于全國平均水平。1984—1993年之間，它們的糧食總產量和人均產量都有較大提高，而且合計產量占全國的比重也提高了3.63個百分點。上述情況表明，1984—1993年之間中國的產品和要素的國內統一市場正在逐漸發育和形成，市場機制開始對全國經濟資源的空間配置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糧食生產和消費的地域分工格局正在出現，比較優勢在支配地域分工的演變。這種趨勢是合理的有利的，因而也是必然的和不可抗拒的。目前實行的糧食省長負責制與這種大趨勢恰恰背道而馳。轉大國效應：上述情況也表明，在中國快速工業化的過程中，各個地區的糧食總產量和人均糧食產量的變動是不一致的，有些地區減少了，有些地區增加了。這種現象我稱之為“大國效應”。“大國效應”的產生源于大國工業化與小國工業化的兩個根本性差異：一是工業化在空間上的不平衡性；二是工業化在時間上的長期性。“大國效應”的存在決定了，即使大國與小國的所有條件都一樣，大國在快速工業化的過程中其糧食產出開始下降的時間要比小國大為延后，而且糧食產出下降的速度和幅度也要大大小于小國。因而不能簡單地用小國的歷史經驗類推大國的未來趨勢，布朗在預測中使用的方法是不科學的。

2000～2050年中國糧食產業預測：（見上頁表4）3中國糧食進出口的長期趨勢2000—2050年中國糧食進出口動態趨勢的特征：根據對2000—2050年期間中國糧食需求和產出的預測，我們可以得到同期中國國內糧食供需缺口的預測，結果列于表5中。由于在糧食需求和產業的預測過程中，我們已經充分考慮了工業化對中國的資源結構、糧食生產的機會成本和比較收益的綜合影響，也考慮了糧食價格變動、生產補貼和貿易保護的演變情況，因此可以合理地假定未來中國的糧食凈進口規模和我們預測的國內糧食缺口是一致的。2000—2020年之間，中國的糧食凈進口規模將不斷擴大，2020年達到峰值，隨后開始縮小，到2040年中國再一次變成糧食自給國或出口國。中國的糧食供給對國外的依賴程度的變化也具有相似的特征。2000—2020年之間依賴度上升，2020年達到峰值，此后開始下降，2040年以后下降為負值。這里存在著一個倒“U”字型模式，即2000—2050年期間中國的糧食進口規模和對外依賴度經歷了一“先擴大，后縮小”的過程，轉折點出現在2020年。

倒“U”字型模式的成因：中國科學院國情分析小組的研究表明：2020年是中國工業化歷史過程中的一個重要的分界線，1990—2020年中國處于工業化中期階段，2020年以后中國進入工業化后期階段。正是因為2020年是中國工業化中期階段和后期階段的轉折點，2020年才成為中國糧食凈進口規模演變的轉折點。也正是因為2000—2020年中國處于工業化中期階段，這一時期中國的糧食凈進口規模才不斷擴大。同樣，2020年以后糧食凈進口規模之所以日益縮小，也是因為2020年以后中國進入工業化后期階段。工業化和國際貿易的理論與實踐對這一論斷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布朗預測結果的不科學性：布朗認為1990—2030年之間中國的糧食需求將呈直線式上升，而糧食產出將呈直線式下降，因而供需缺口和進口需求也將呈直線式擴大。

但我們的分析表明，中國的糧食需求、產出和進口需求都不會呈直線式變化；而且中國的最大進口規模為1.13億噸谷物，而不是他所說的3.69億噸；進口峰值出現在2020年前后，而不是2030年以后。布朗的預測之所以是錯誤的，原因有四：一是他不懂得支配工業化過程中糧食進出口轉變的經濟學和社會學原理，不懂得工業化不同階段中糧食進出口轉變的規律。二是他不理解“大國效應”，不理解大國的工業化過程的長期性和不平衡性，更不理解這種長期性和不平衡性對大國糧食產業的影響。三是他沒有注意到中國目前的人均糧食消費水平遠高于與其人均收入水平相稱的合理水平，而市場化改革將改變這種狀況，因此在相當一段時間內中國的人均糧食需求不會增加。四是他嚴重地低估了中國的糧食生產潛力。國內外眾多的權威機構和學者的研究都表明，中國的糧食生產還有巨大的增產潛力，中國的自然資源可提供的持續產量在目前總產水平上再提高二三倍是不成問題的。

四中國糧食進口的全球影響

1全球糧食供給的長期趨勢

本世紀50年代以來，世界糧食總產量和人均產量都獲得了前所未有的增長。從1960年到1970年，世界糧食總產量提高了30.53％，人均糧食產量提高了8.29％。從1970年到1980年，總產量提高了25.53％，人均產量提高了5.11％。進入80年代以后，在全球糧食市場有效需求嚴重不足、糧食實際價格持續下降的背景下，1980—1990年世界糧食總產量又提高了22.93％，人均產量提高了6％，而且這10年間世界谷物收獲面積單產提高了24.91％。農業科學技術的突飛猛進，不但大幅度地提高了糧食的總產量和土地生產力，也大幅度地降低了糧食生產的成本。界銀行指出，自1800年以來，雖然小麥、玉米、大米和食糖的實際批發價格的波動幅度很大，但從19世紀中期以來下降的趨勢是不容否認的。這些趨勢提醒人們，一百多年來實際農業生產成本一直在下降。還值得指出的是，好多次價格猛烈上漲持續的時間都很短，一般都只有3年或不到3年。世界銀行同時指出，今后隨著對農業的研究和投資的增加，糧食生產的成本將繼續下降，這已由一個多世紀以來的事實所證明。20世紀90年代和21世紀的人類所擁有的科學研究能力、技術創新能力和經濟實力都是以往的時代不可同日而語的，因此沒有理由讓人們相信，一個多世紀以來世界糧食總產量、人均產量、土地生產力持續提高的趨勢和生產成本持續下降的趨勢會在本世紀的最后10年和21世紀突然中止。可以有充分的把握預測，未來幾十年內全世界糧食作物收獲面積單產在現有水平上再提高一倍是沒有問題的。這意味著，即使糧食收獲面積保持不變，世界糧食產量也可以輕松地增加一倍。全世界的可耕地大約有32億公頃，現在已開發的為13.7億公頃，尚不到可耕地的50％。假設32億公頃的可耕地全部得到利用，而且復種指數和糧食作物收獲面積占農作物總收獲面積的比例保持目前的水平，那么即使收獲面積單產不變，世界糧食總產量也可以提高一倍。因此，在未來的幾十年內，收獲面積單產提高和收獲面積擴大的綜合作用將使全世界的糧食產量至少達到目前水平的4倍，即104億噸。按聯合國的人口預測，世界人口2025年為82.2億，104億噸的總量相當于人均1.27噸；即使人口達到102億的最大規模，人均糧食仍然在1噸左右，這種人均占有水平仍然超過了目前美國的水平。所以，未來的世界不會出現布朗預言的“糧荒”。

2中國糧食進口的全球福利影響

假如2010—2020年之間中國的谷物進口數量達到1億噸上下的規模，那么中國將成為國際谷物市場上的“大國”，它的進口數量的變化將會影響國際市場上谷物的價格。從短期來看，進口的較大幅度的增長必然會抬高國際市場上谷物的價格，這對所有的消費者和進口國都是不利的。但是從長期來看，進口的持續擴大會刺激對谷物生產的投資和技術創新，拉動出口供給增加，從而使價格呈現下降的趨勢。但是，如果出口國能夠預見到未來進口需求穩定擴大的趨勢，從而提前著手擴大生產和出口供給，那么即使進口需求擴大，也不會導致價格在短期內猛烈上升。因此，只要中國能給世界一個合理而穩定的進口需求預期，出口國能根據預期安排自己的生產，并且雙方都采用有效而合理的交易手段，如期貨、政府間協議等等，那么中國作為一個“大國”的進口需求的增加，不但不會引起國際市場上價格的上揚，反而會加速科技進步，并通過技術進步的擴散造福于全人類。因此，中國以“大國”的身份進入國際谷物市場并不必然導致谷物價格的或大或小的上漲，其結果全看各國的應答方式。

值得指出的是，1950年以來國際市場上谷物價格的持續下降是在世界谷物進口量增加了5倍多的情況下發生的。谷物進口需求的持續擴張并沒有引起價格的飛漲，相反，由于出口供給以更快的速度增加，谷物的實際價格卻在不斷下降。今天，全球的糧食產量遠未達到地球生態系統設定的極限產量，糧食供給還有很大的發展空間。國際市場具有完備的調節能力，主要生產國也具有巨大的生產能力。而且出口的價格彈性遠大于國內生產的價格彈性，因此只要進口需求擴大，那么出口供給的增長速度就會超過國內生產的增長速度。可以說，只要有進口需求，就會有相應的出口供給。這意味著，只要中國買得起糧食，中國就能買得到糧食。我們的理論分析和1950—1995年之間的實際資料都表明，國際市場上糧食價格不會出現趨勢性的上升，相反很可能會繼續下降。布朗預言的因糧價飛漲而引致的全球混亂是沒有任何根據的。在市場上，商品只能分配給有購買能力的人，而供給和生產由它的價格決定。現今的糧食產業和成本的關系決定了，無論需求如何減少，糧食的市場價格都不會下跌到讓處于絕對貧困狀態的人買得起的程度。價格下降只能導致產量減少，而不會導致貧困和饑餓的緩解或消除。聯合國糧農組織的一項研究表明，即使發達國家少吃或不吃畜產品，節省下來的飼料糧也不會轉變為窮人的口糧，而只能表現為糧食減產。這是由目前窮人的購買能力和糧食生產的產出—成本曲線決定的。因此，無論中國進入還是退出糧食市場，都不會對窮人的食品權利造成太大的影響。實際上，消除或緩解貧困和饑餓從來就不能依靠市場，而必須靠市場以外的機制，如建立社會保障、收入再分配、國際糧食援助等等。一個富裕的中國只會有助于緩解世界的貧困和饑餓，而不是加重世界的負擔。這是因為一個富國較多的世界總比一個富國較少的世界有更大的救濟窮國的能力；而且占人類總數1／5的中國由窮變富本身就是在緩解世界的貧困和饑餓；更何況一個富裕的中國將有能力承擔更多的國際人道主義責任，對國際糧食援助行動做出更大的貢獻。在人類以往的歷史中，貧困和饑餓既是生產問題，又是分配問題。馬爾薩斯的“人口定律”一直壓在人類的頭上，成為一種可怕的宿命。人類歷史進入工業社會以來，貧困和饑餓就不再是生產問題，而變成了分配問題。按今天人類所擁有的食物生產能力，人類完全可以徹底地消除貧困和饑餓，讓每一個人吃飽肚子。但現實卻是仍有10億人處于饑寒交迫的境地。

在過去和今天，中國并沒有進口大量的糧食，反而還出口糧食，但世界上的窮人并未消失，反而有增無減。即使明天仍有人挨餓，那也不是因為中國人吃多了，而只是向我們證明我們這個世界還有大量有待改善的東西。實際上，就在第三世界的窮人包括婦女、老人和兒童挨餓的同時，美國、西歐和日本等發達國家的政府卻在花錢讓本國的農民少種地，而且不惜巨資儲存糧食，待價而沽。它們何曾關心過窮人的飯碗和生存權利。如果它們真的關心第三世界窮人的溫飽，那么地球上早就沒有吃不飽飯的人了。

3中國糧食進口的全球環境影響

貿易與環境相互作用的機制：人類的生產和貿易活動之所以會對環境發生這樣那樣的影響，是因為產品的生產依賴于各種各樣的投入。有的是有形的，如資本設備、勞動力、原材料、動力能源和生態環境等等；有的是無形的，如市場組織、企業管理方式和各種法規等等。它們都是生產順利進行的必不可少的條件。生態系統不僅要為人類的生產過程提供必不可少的自然資源作為“投入物”，還要為生產和消費過程中產生的廢棄物提供“垃圾場”和“垃圾處理服務”。當人類從生態系統中獲取資源的強度超過它的自然再生能力，而排放廢物的強度超過它的自然凈化能力之時，生態系統就受到了破壞，它的持續生存能力受到了人類生產活動的威脅。這就提出了產品的“環境成本”概念。

粗略地說，所謂“產品的環境成本”，就是指在該產品生產和消費的過程中對生態環境產生的全部影響的總和。由它出發，環境經濟學家們指出，如果在產品的價格中準確地計入了環境成本，而且用消費者支付的這部分價格去消除產品生產和消費過程中產生的環境負效應，那么就可以解決或消除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之間的矛盾，實現可持續發展。而現實的情況是，市場組織不能很好地處理環境成本的核算問題，即現有的市場組織不能對產品實行“完全成本定價”，生產者和消費者可以不用支付“環境成本”而享受產品生產和消費的帶來的效用。這就是所謂“市場失靈”。西方新制度經濟學指出其根源在于自然資源和生態環境的所有權不完整，而所有權不完整的原因是自然資源和生態環境具有非專有性、消費不可分性、可擁擠性和產權保護交易成本太高的屬性。轉〖內容提要〗本文著重分析了經濟全球化中的貿易投資一體化現象對傳統國際貿易理論的挑戰，提出了今后國際貿易理論發展的一些設想，主要內容包括：國際貿易基礎將由比較優勢轉變為以跨國公司數量和在國際范圍內整合資源的能力為主的競爭優勢；國際貿易格局中目前的公司間產業內貿易將向巨型跨國公司內產業內貿易發展，公司內貿易中高科技精密零部件的比重將不斷增加；國際貿易利益中的動態利益地位將日益突出，一國開展國際貿易更強調貿易對就業、技術進步、稅收、GDP等的促進作用；保護貿易政策中的保護對象日益難以確定，保護效果不確定性增加，全球競爭政策更具優越性；經濟一體化組織的歧視性下降，開放性增加。

〖關鍵詞〗貿易投資一體化國際貿易理論創新

20世紀90年代以來，經濟全球化、一體化成為世界經濟發展的潮流。其主要特征是全球范圍內各國各地區經濟的日益融合和生產要素特別是資本在全球范圍內的全面、自由流動，如此各國各地區經濟的發展與外部世界經濟的變動日益相互影響和相互制約，貿易與投資日益一體化。經濟全球化的迅猛發展主要歸因于90年代初東西方敵對的結束使市場經濟制度基本上一統全球，真正的全球市場得以形成，而科技進步所帶來的信息革命、通訊與交通的迅速發展、國際分工的深化，WTO的建立等等則為之推波助瀾。經濟全球化不僅極大地促進了世界經濟和貿易的發展，同時對傳統的國際經濟貿易理論也提出了諸多挑戰，給國際經濟貿易理論創新帶來了機遇。本文將對加以初步探討，以求拋磚引玉。

一、經濟全球化條件下競爭優勢將取代傳統的比較優勢而成為國際貿易分工的主要基礎

在國際貿易理論體系中，自由貿易理論一直占統治地位，而比較成本理論又是自由貿易理論發展的主線。比較成本理論認為，在國際貿易分工中，只要各個國家發揮自己的比較優勢，生產成本相對低的產品參與國際分工，就會獲得比較利益，不僅其自身而且整個世界都會從中受益。其后的要素稟賦理論只是從一般均衡的角度運用多因素分析方法進一步解釋了比較成本差異產生的原因，國際貿易“新理論”則是在分析中加入了規模經濟、不完全競爭等現實的因素，使國際貿易的分析更接近現實，它們都沒有超出比較成本的分析方法。這些理論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即都從經濟學角度認為，只要各國遵循成本原則從事分工，就都能獲益，各國不存在利益的沖突。1991年，美國經濟學家邁克爾.波特（嚴格說來是管理學家，盡管他認為自己更是一個經濟學家）雖然在其出版的<<國家競爭優勢>>一書中強調了國家之間、企業之間利益的沖突，認為競爭優勢是一國在國際競爭中獲勝的關鍵，并詳細闡述了國家競爭優勢的決定因素（波特，1991）。但該理論主要是從管理學角度分析了一國如何在國際競爭中提高整體競爭力，實質上屬于宏觀競爭戰略的分析。因此，如果要把國家競爭優勢理論歸入國際貿易理論的話，它也只是進一步解釋了國際貿易新理論中如何從宏觀上培育產業與公司的競爭優勢，是對比較成本理論的進一步發展。

但在經濟全球化條件下，比較成本已經不能再成為決定國際貿易分工的主要基礎（洪銀興，1997）。這事因為比較成本理論和要素稟賦理論有一個至關重要的假設前提即要素在國家間的不可流動性。正是由于要素的不可流動性才造成了各國比較成本的差異，而且其帶來的某一方面的比較優勢是一國所獨有的，其他國家無法加以利用，國家之間的分工和貿易就成為平衡這種差異的惟一途徑。但在經濟全球化、要素特別是資本要素的流動性日益增強的情況下，比較成本優勢以不再為一國所獨享，如某一國家勞動力比較豐富和便宜，外國企業可以借助資本流動到該國投資設廠加以利用、獲取利潤并匯回母國。在此情況下，某一國的比較優勢實際上成為本國及外國都可以利用的區位優勢。誰可以利用？是本國企業，還是外國企業呢？這就要看哪個國家有國際競爭力強的企業。一個國家資本實力雄厚或者技術、管理上有競爭優勢的企業越多，其利用國外比較優勢獲利的能力就越強。因此，所謂經濟全球化、貿易投資一體化實質是跨國企業依靠競爭優勢，借助投資活動在全球范圍內對資源的整合。競爭優勢成為國際貿易分工的主要基礎。一國具備國際競爭優勢的企業越多，就越可以在國際分工中更多地整合別國的資源，并減少本國資源被別國企業整合。這種競爭優勢表現在：依靠資本力量從事大規模生產所獲得的成本優勢；依靠R&D獲取技術優勢、生產差別化產品的能力；依靠獨特的管理方法降低交易成本的能力，等等。可見，競爭優勢主要表現在企業的市場力量，規模大小、成本高低不是競爭優勢的惟一決定因素。二、經濟全球化條件下國際貿易的格局將由產業間貿易轉向產業內貿易、公司內貿易為主，中間產品、零部件貿易比重增加

在以比較成本為基礎的國際貿易中，國際貿易格局以產業間貿易為主，國際交換的對象屬于不同的產業部門。這是因為在傳統貿易理論認為比較成本、要素稟賦的差異是國際貿易基礎的情況下，各國必然分工生產要素密集度不同的商品以供交換。它主要發生在經濟發展水平不同的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或者經濟發展水平相近但要素稟賦差異較大的國家之間，產品的流動是單向的，產品的用途也存在很大差別。

20世紀70年代以來隨著科技發展、國際分工的深化，發達國家的產業內分工、產業內貿易比重逐漸增加。它主要發生在同一產業部門內部，產品的投入要素比例、最終用途基本相近。根據國際貿易新理論，它主要是發達國家的企業在產品差別的基礎上為了追求規模經濟效益而造成的，有的甚至通過協議性國際分工來達到。據此，產業內分工、貿易的商品應以同一產業內的最終產品為主，如美國出口豪華轎車、進口經濟型轎車，日本出口經濟型轎車、進口豪華型轎車。

但伴隨著經濟全球化過程中的貿易與投資一體化，國際貿易格局又進一步發生了變化：雖然產業內貿易繼續發展，但其貿易的對象、貿易的主體已與以前大不相同，跨國公司公司內貿易迅速增加，一些原來在跨國公司之間進行的產業內貿易也將有一部分轉為在跨國公司內部進行。這是因為透過經濟全球化的表象可以發現，其實質是跨國公司所“經營”的貿易與投資活動的一體化，跨國公司不僅是經濟全球化的載體，更是主宰。根據聯合國貿發會議《2001世界投資報告》，2000年全球外國直接投資達到1.3萬億美元，其中跨國公司占90％。目前全球共有6萬多家跨國公司，在全世界擁有80萬家海外分公司，它們掌管著全球1/3的生產、2/3的國際貿易、70％以上技術轉讓。為了在日趨激烈的全球競爭中獲勝，跨國公司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國際直接投資中采用了不同以往的戰略：

為了壯大自身規模、減少競爭對手、降低經營風險，隨著自身資金實力的增強、國際借貸的便捷，它們往往采用橫向購并，在某一產業內開展多元化經營、系列化生產。這在近六七年來的國際汽車、石化、信息等領域表現得非常明顯。據聯合國貿發會議的資料，1987年全球跨國并購的價值僅為1000億美元，1999年達到7200億美元，2000年外國直接投資以跨國并購方式實現的金額約為11000億美元，比上年度增長1/3。在過去的十年中，國際生產的增長主要是通過跨國并購而不是通過新建企業投資實現的。發達國家占世界并購額的90％，跨國公司占并購總額的90％。橫向購并使原來生產同類產品（不同型號）的跨國公司之間可以通過產業內分工而進行的產業內貿易轉變為跨國公司內部分支機構之間的公司內貿易。如在奔馳與克萊斯勒合并以前美國與德國之間這兩個公司生產的汽車之間的貿易屬于公司間的產業內貿易，而兩公司合并后的貿易變為公司內的產業內貿易。這種特大型“全能”跨國公司的出現，就對原先市場結構理論中認為是企業出于規模經濟效益只生產有限系列產品從而導致產業內貿易的解釋提出挑戰，而且根據原有理論，產業內貿易也應主要發生在公司間。

為了在全球競爭中保持核心競爭力，跨國公司在國際投資中同時采用垂直一體化戰略，其形式既有獨資、控股、參股的直接股權控制，也有借助品牌進行的非股權控制的虛擬一體化方式。在直接的股權控制模式中，跨國公司往往自己投資從事研究與開發或者關鍵零部件的生產，以確保技術領先的優勢。對于普通、標準零部件則采用全球采購的虛擬一體化模式，以降低成本。這種戰略導致國際貿易形式的變化：對應于前者，精密零部件在公司內貿易中的比重不斷上升；對應于后者，加工貿易在整個國際貿易中的比重持續提高，并有可能成為未來國際貿易的主要形式（張二震，1999）。值得一提的是，為了在激烈的全球競爭中贏得先機、搶占市場份額，跨國公司的研發已經不再一味地局限于母國，當地研發、當地生產、當地銷售甚至面向全球銷售發展迅速，有的還在發展中國家設立研發中心。這就使許多新產品不再像20世紀50－60年代一樣有一個生命周期，用來解釋國際貿易分工中產業梯度轉移的費農的產品生命周期理論和小島清的邊際產業轉移理論遇到挑戰，并且它給發展中國家如何發揮后發優勢、實行技術趕超提出了新的課題。

三、經濟全球化使國際貿易利益的衡量標準發生變化，國際貿易的動態利益將取代靜態利益而居于主要地位

以比較成本理論和要素稟賦理論為代表的傳統自由貿易理論運用靜態分析方法，闡述了每個國家只要發揮自己的比較優勢參與國際分工和貿易，就會帶來整個世界產量的增加、消費水平的提高和要素使用的節約。如通過出口，一國的出口商可以獲得更高的出口收入，國家可以得到更多的外匯收入。它們強調的主要是國際貿易的靜態利益。但國際貿易還有對一國經濟社會發展更為重要的動態利益。通過國際貿易可以促進競爭，加快技術進步，促進資金積累，優化和提升產業結構，引進先進的觀念、制度等等。應該說，國際貿易的動態利益一直是國際貿易主要利益之所在。在經濟全球化條件下，動態利益的地位還將上升，它應成為各國特別是發展中國家參與國際分工和貿易的主要著眼點。這是因為以下幾方面的原因：

1．經濟全球化下就國際經濟活動的直接利益而言，國際投資的收益將逐步超過貿易的收益而居于主要方面。

傳統的國際貿易理論認為，國際投資與國際貿易之間既相互替代，又相互促進，總體上國際投資是促進國際貿易規模擴大的，因為對投資國而言，雖然對外投資替代了原先的對外出口，但也因此帶動了相關設備、關鍵零部件和原材料的出口，對受資國而言可彌補資本的短缺，使潛在的比較優勢得以發揮，增強生產和出口能力。這種分析方法顯然是傳統的比較成本的分析方法，在國際投資活動中各國發揮的是自己的比較優勢，投資的收益最終仍通過貿易活動得以體現。而且在這種投資收益以國家為單位的分析方法中，跨國公司的利益跟國家的利益是一致的，通過跨國公司的對外投資活動，資本輸出國的利益會增加。這在麥克杜格爾模型中表現的最為明顯。

但在經濟全球化條件下，雖然不排除國際投資與國際貿易之間存在相互促進的關系，因為國際投資優化了全球范圍內的資源配置，擴大了中間產品、零部件的貿易，但另一方面，對資本輸出國而言國際投資的收益不能夠再通過國際貿易的利益加以體現。這是因為經濟全球化下的國際投資活動是跨國公司借助資本這一紐帶所進行的全球范圍的資源整合，為了利用某一東道國的要素優勢（比如廉價的勞動力），它可能到該國投資設廠，但中間零部件、機器設備則可能來自他國而非母國，生產的產品可以就地銷售，或向其他國家出口，出口收益則記在東道國的貿易收支上，跨國公司得到的是投資的收益――利潤。如果跨國公司將利潤匯回母國，則資本輸出國得到了投資收益。相反，如果母國所得稅率相對國外較高，跨國公司從自身總體利益出發有可能將利潤留在國外，母國將一無所獲。因此，在經濟全球化條件下，跨國公司的利益與母國的利益并不總是一致的，只有投資收益才能準確反映資本輸出國所獲得的直接利益。全球化因此也給資本輸出國和輸入國政府各提出了一個問題：資本輸出國在積極培育跨國公司以提高國際競爭力的同時，又如何使之服務于國內的經濟活動，增進國內的福利；資本輸入國政府在積極吸引國際投資的同時，如何使跨國公司融入本國經濟活動中，服務于東道國的經濟發展。

2．經濟全球化條件下，傳統的以國家為單位通過進出口額來計算國際貿易收支的統計方法已經不能準確反映一國的貿易利益，以外匯增加額、原產國計算（薛榮久等，1998）或許更為精確進出口額的統計方法在沒有要素國際流動的情況下能夠準確反映一國的進出口狀況，因為在此條件下一國的出口產品全部是用本國要素生產的，進口產品也全部是用貿易對象國的要素生產的，出口表現為外匯收入的凈增加，進口表現為外匯對貿易對象國的凈支付，兩個國家間的貿易差額因而也能夠準確反映雙方的貿易關系。

但在經濟全球化條件下，由于跨國公司的作用及資源的全球流動，一國的出口產品可能不是“本國企業”生產的，而是外國甚至進口國跨國公司的分支機構生產的；出口產品不僅使用了進口原材料和中間產品，甚至大部分來自進口、來自最終產品進口國的進口。這在加工貿易中表現的尤為突出：一些加工出口產品往往大部分原材料、零部件來自國外，加工出口國只獲得了極為有限的加工費。根據傳統的統計方法，加工貿易出口額都記為加工貿易出口國的出口很顯然是不公平的。它不僅片面夸大了出口國的出口規模，更容易導致國際貿易關系的緊張，掩蓋了國際貿易中實際的利益關系。例如在中國出口美國的芭比娃娃中，出口價格為2美元，但進口原材料為1美元，運輸、管理費為65美分，中國獲得的加工費（工繳費）只有35美分，其在美國國內的售價為9.9美元。美國廠商獲得了主要的利益，中國的收益只有35美分，但2美元的出口額卻記在中國的頭上。正是這種傳統的貿易統計方法，在加工貿易成為中國主要貿易方式的情況下，不切實際地夸大了中國的出口貿易規模，使得中國與美國、日本等國的貿易關系日趨緊張。如果采用原產國標準，計算出口國出口產品的增值率、外匯增加額，則能夠比較準確地衡量一國的出口收益、出口創匯狀況。所以，經濟全球化給國際貿易統計體系提出了變革的要求。

3．經濟全球化下，國際貿易的動態利益應成為開展國際貿易的主要追求，對相對落后的發展中國家更是如此。

這是因為，經濟全球化意味著各國都被強行納入國際分工體系，各國市場都成為國際市場的一部分。在一國市場上從事生產和出口的企業不僅有“純粹”本國的企業，還有外國的企業、合資企業，出口收入因此并不為出口國所獨享，外國企業可以將出口利潤匯出國外。特別是當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在發展中國家開展國際化經營時，它們還不可避免的會使用轉移價格的手段轉移利潤，發展中國家所獲得的直接貿易利益更是大打折扣。在此情況下，國際貿易的動態利益應成為發展中國家開展國際貿易、吸引外國投資的主要目標。一國有否從國際貿易與國際投資中獲益，主要看它對本國就業、稅收、產業結構升級、國民收入、社會的現代化等方面的貢獻。

四、經濟全球化使國際貿易政策中的“雙邊、諸邊、多邊”成份增加，各國對外貿易政策的自主性減少，保護貿易政策的效果下降。

我們知道，國際貿易政策是跟國際貿易有關的經濟貿易政策，依據其實施的范圍可分為三個層次：對外貿易政策，雙邊和諸邊貿易政策，多邊貿易政策。根據傳統的貿易理論，對外貿易政策是一國政府制定的與對外貿易有關的經濟貿易政策，它是一國經濟政策的組成部分，服務于國民經濟發展的總體戰略。其制定受到經濟發展水平、經濟發展戰略、產業競爭力、對外政治經濟關系等諸多因素的影響，例如倘若經濟發展水平低、產業競爭力弱，就實行相對保護的貿易政策，相反就采取相對自由的貿易政策。很顯然，在這種對外貿易政策的制定和實施中，一國政府的自主性比較強，外貿政策成為國內經濟發展的工具。以李斯特的保護貿易理論為例，他將一國經濟的發展分為5個階段：原始未開化期、畜牧業時期、農業時期、農工時期和農工商時期。在不同的時期適應生產力發展的需要，一國政府應在自由貿易和保護貿易間進行選擇。但這種貿易政策必須滿足一個前提：整個世界生產力發展水平還很有限、各國經濟聯系還不是很強。在這樣的前提下，一國市場特別是落后國家的市場對其他國家不是很重要，因而一國政府能夠根據自己經濟發展的需要確定保護的對象，且不會引起別國太多的關注但在經濟全球化條件下，由于國際分工網絡的形成、各國國內市場的國際化，一國保護貿易政策實施的環境發生了很大變化，單純考慮本國利益的自主貿易保護政策難有生存的余地（陳飛翔，1997）。這是因為：

1．單邊的自主保護妨礙外國跨國公司的資源整合，將遭到別國廠商和政府的反對。

前面已經指出，經濟全球化的實質是跨國公司在全球范圍內的資源整合。要使這種整合能夠實現，就必然要求各國市場的相互開放，要求各國對國外企業給予與本國企業相同的國民待遇，允許要素和商品的自由流動，否則經濟全球化的鏈條將在此中斷，外國企業將因為在受保護的市場無法自由整合資源而利益受損，實施保護的國家必將招致別國的報復。經濟全球化條件下貿易政策的制定必須考慮貿易對方國的利益，遵循國際慣例，雙邊、諸邊和多邊因素對一國外貿政策的制約作用越來越大。

2．保護的對象難以確定。

經濟全球化形成了全球性的生產網絡，各國都已成為國際生產的一個環節。在資本流動的條件下，一國國內市場上往往是“民族企業”與外資企業群雄紛爭，兩者的界限很難明確劃分。比如，基于高科技戰略性產業對國民經濟發展的重要性，它往往成為一國政府保護、扶植的對象，但在全球化條件下，政府保護的可能不是本國的“民族企業”，而是進入該產業的外資企業。這種保護限制了競爭，使得外資企業能夠在東道國市場以過時的技術生存，甚至獲得高額壟斷利潤。例如中國的轎車業，目前市場上有競爭力的企業基本上都是合資企業。在高度保護的時期，嚴格的進入許可，使少數外國廠商由于缺乏國外同行的激烈競爭，不需要向中國轉移先進技術，而只要轉移過時的技術與車型，就能贏得市場并高度盈利。顯然，這種保護在保護了我國一些汽車廠商的同時卻使外國公司免受國外同行的競爭，中國轎車制造業的發展因此受損。相反，在中國放寬了外資的進入許可后，國內市場上形成了美國通用、日本本田、德國大眾、法國雪鐵龍等外國企業競爭的局面，為了贏得市場，它們競相向中國轉讓先進的技術與車型，有的甚至與發達國家同步，從而促進了我國轎車業近五、六年來的迅速發展。

再從相反的角度考慮。經濟全球化下的國際投資是雙向的，不僅僅是外國企業在本國市場整合資源，本國企業也在國外市場進行著資源整合。一國在存在對外投資的情況下，如果政府出于所謂民族利益，限制外國企業進入或限制外國產品的進口，最終也可能限制了甚至主要限制的是本國的海外企業，使民族利益進一步受到損害。例如2001年4月份日本對華大蔥、香菇和藺草的進口緊急限制，實際上限制的是許多在華投資的日資企業。由于中國的紡織品占領了日本市場90％以上的份額，日本紡織業協會本來也積極推動政府對華紡織品進口實行緊急限制，但調查后卻發現大多數日本紡織企業都在中國有投資，限制進口遭到本國70％以上廠商的反對，最后只得作罷。

3．保護效果具有不確定性

實施貿易保護最有力的借口是保護本國的幼稚產業。雖然經濟學家們對幼稚產業作了各種各樣的解釋，但可操作性不強，保護的效果難如人意。這是因為：幼稚產業的發展具有不可預見性。即使有他國的經驗可供借鑒，但各國的國情不同。其他國家的某個產業經過一定時期的保護可能成長起來，但本國由于不具備必要的產業基礎、特殊的機遇等等，保護不一定能達到同樣的效果；幼稚產業同時又是一個動態的概念。科學技術的迅速發展使國際產業結構的升級非常迅速，今天保護的幼稚產業經過一定時期的保護很可能變成夕陽產業了，保護只能給以后的結構調整增加困難；另外，實踐證明，保護只能造成低效率。隔絕了外部競爭的保護使本國企業感受不到競爭的壓力，這有可能使某一幼稚產業永遠幼稚下去。

4．保護手段難以奏效。

即使一國政府確定了保護的對象（哪怕是科學的），但具體的保護手段能否奏效還需要一系列嚴格的限制條件，一旦這些條件得不到滿足，保護的初衷也難以達到。以保護高科技產業的戰略性貿易政策為例，其效果即受制于諸多條件：它要求政府和廠商之間的默契，政府的政策意圖必須得到國內廠商的配合，但在全球化條件下，一國政府的貿易限制政策可能因損害外資企業特別是跨國企業的利益而容易遭到抵制；為了使戰略性貿易政策實施所帶來的扭曲通過被保護產業發展起來后在國內外市場上所獲得的規模經濟效應加以彌補，該政策要求該產業具有足夠的規模進入壁壘，但實力強大的跨國公司為了達到進入某一市場的戰略目的，往往不惜短期虧損，從而使東道國被保護產業內的企業難以得到必要的市場份額。轉綜上所述，經濟全球化條件下一國制定對外貿易政策時，不僅要考慮貿易伙伴的利益，而且制定政策的立足點也不能一味地側重于保護本國產業，這既不可行，也難奏效。適應全球化的需要，制定和完善鼓勵競爭的貿易政策，在國內市場上為國內外廠商創造一個公平的競爭環境，鼓勵本國廠商在國際競爭中成長、提高效率，并借助諸邊、多邊力量在國際生產上為本國廠商爭取有利的國際競爭環境，應該是最為可行的貿易政策（張二震等，1999）。在這方面，美國經濟學家格雷厄姆和理查森提出的全球競爭政策是一個有益的嘗試（格雷厄姆，理查森，1997）。全球化下的國際貿易政策不僅要立足于鼓勵競爭，促進資源的有效配置，而且基于各國利益的相互交叉，還應該強調貿易政策的國際協調，以便為國際貿易的發展提供一個穩定、有序的環境。這些都是經濟全球化下貿易政策制定所面臨的新課題。

五、經濟全球化使經濟一體化組織的模式不斷突破傳統的限制，對外歧視性、對抗性降低，開放性、包容性增強。

經濟一體化又稱貿易集團化，它最早發源于二戰以后實行經濟重建的西歐。其背景是西歐國家由于國土狹小，加之戰爭的破壞，戰后很難在經濟上與美國相抗爭，因此法、德、意、比、荷、盧等6個歐洲國家組成貿易集團，試圖依靠集體的力量提高在國際競爭中的地位。20世紀90年代之前在中南美洲、亞洲、非洲國家成立的一些一體化組織也都具有類似的目的，它們大多是發展中國家實行經濟自衛的工具。因此，傳統的一體化組織大多在經濟發展水平相近、政治制度與文化傳統相似、地理位置鄰近的國家和地區間組成。其封閉性相對較強，對內貿易自由化的同時，對外保持較高的貿易壁壘、實行貿易歧視是其基本特征。與之相對應，當時具有代表性的關稅同盟理論也從這一角度著重分析了關稅同盟的貿易創造效應和貿易轉移效應。

但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來，在經濟日益全球化、要素流動性不斷增強、各國經濟相互依賴性增強的情況下，貿易自由化程度直接影響到要素配置的效益，于是，在與五六十年代完全不同的背景下，世界經濟中出現了新一輪一體化浪潮，表現出不同以往的一系列新特點，使傳統的一體化理論無法解釋。

1．出現了南北合作型的經濟一體化組織。

20世紀90年代以前，由于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差距較大，與發達國家之間實行一體化，對發展中國家來說是不可想象的，與發達國家之間的貿易自由化從理論角度看也會使得發展中國家的進口競爭工業（資本、技術密集型產業）受到沖擊，因此這一時期的一體化基本上存在于經濟發展水平相近的國家之間，如發達國家間的歐共體、歐洲自由貿易區，發展中國家間的加勒比共同體、中美洲自由貿易區、南錐體等等。

但80年代中后期以來，隨著經濟全球化以及知識經濟的發展，發達國家為了保持國際競爭力開始了新一輪的產業結構升級，并導致戰后又一輪產業的全球轉移，其轉移的地點當然是互補性較強的新興工業化國家和具備一定工業基礎、市場容量較大的發展中國家。而對發展中國家而言，為了促進經濟發展，也紛紛拋棄了以前實行得并不成功的進口替代戰略，擴大對外開放，大力發展外向型經濟，吸引外資特別是發達國家的資金成為重要的選擇。在此情況下，出于互利的需要，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基于各自比較優勢的合作愿望加強，南北合作型的一體化組織形成并不斷發展。如北美自由貿易區，在80年代美國一開始就想與加拿大和墨西哥組成自由貿易區，但由于當時美、墨之間經濟發展水平差距大，墨西哥心存戒備，美國沒有如愿，遂與加拿大先成立了美加自由貿易區。只是到了90年代，美、墨出于客觀的經濟聯系才最終聯合加拿大于1994年正式成立了北美自由貿易區。目前，這一組織還有不斷向南美擴展的趨勢，并計劃于2005年建成美洲經貿集團。

2．經濟一體化組織的地域限制不斷被打破。傳統的一體化組織都是在地理位置鄰近的國家之間組成的，但90年代中期以后，地理位置相距遙遠的國家之間也不斷地探討組建貿易集團的可能：美國與新加坡在談判建立美新自由貿易區；北美自由貿易區欲與歐盟組成跨大西洋自由貿易區；亞太經合組織不斷擴充，成員分布的地域范圍日益分散；亞歐領導人也開始定期會晤，討論彼此間的經濟、政治合作，等等。原因在于經濟全球化使得這些國家之間雖然地理位置相隔遙遠，但經濟聯系、市場交換關系不斷深化，科技發展導致的要素流動性增強特別是資本的快捷流動使它們之間的經濟技術合作成為可能。

進一步分析可以發現，歐洲、美國、亞洲國家與中南部非洲國家之間則基本沒有商討建立一體化組織的跡象，原因在于后者與前三者之間經濟聯系還不太密切，市場容量也較有限。這進一步驗證了90年代以來的經濟一體化是世界經濟發展的內在要求。

3．經濟一體化的歧視性有所降低，開放性增強。

考察經濟一體化的發展歷史可以發現，關稅同盟曾經是比較普遍的一體化形式，這是因為20世紀80年代以前關稅仍然是一種比較有效的貿易保護措施，通過關稅同盟各成員國實施統一的關稅政策，便于成員國的自我保護（周八駿，1999）。在關稅同盟及其后更高級的一體化組織內，成員國借助嚴格的制度整合，在對內實行自由貿易的同時，對外筑起有效的關稅和非關稅壁壘，一體化表現出高度的對外歧視和封閉性。這在歐共體的相關貿易政策中表現得比較明顯。

20世紀80年代下半期以來，貿易投資一體化的推動使貿易的自由化程度有所提高，一方面關稅水平的下降、關稅保護作用的降低，使得用關稅同盟形式來組織經濟一體化的重要性和合理性大大降低；另一方面，資本流動、跨國公司全球化生產在所要求的全球自由貿易不可能一蹴而就的情況下，需要采用相對較簡單、保護程度較低的一體化形式來推動區域經濟的一體化，因此我們看到，20世紀90年代以來，自由貿易區成為經濟一體化主要的目標起點，如北美自由貿易區以及即將建立的美洲自由貿易區、東盟自由貿易區、南部非洲自由貿易區等等。另外，出于地區分工深化、經濟聯系加強而成立的亞太經合組織則采取了更松散、更開放的論壇的形式，來協調成員方之間的經濟貿易政策。這就使現有的經濟一體化理論面臨以后如何發展的問題：由于自由貿易區和亞太經合組織這一類論壇中各成員對外關稅等貿易政策是獨立的，其效應因而不確定，自由貿易區對全球貿易自由化的影響要進一步研究（徐松，2000）；關稅同盟理論還有沒有發展的前途，在關稅同盟作用降低的情況下，未來的經濟一體化的發展軌跡是否會發生變化等等。這些都需要人們對當代的經濟一體化作出理論上的探討。

總之，我們認為，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貿易投資一體化雖然對現有的國際貿易理論提出了諸多挑戰，但更提供了貿易理論發展的機遇。實踐的要求、研究方法的多樣化使未來國際貿易理論可能取得較大的突破。

參考文獻

洪銀興，1997：<<從比較優勢到競爭優勢>>，<<經濟研究>>第6期。

陳飛翔，1997：<<論適度保護>>，<<財貿經濟>>第5期。

薛榮久等，1998：<<經濟全球化與原產地統計問題>>，<<國際貿易問題>>第7期。

吳先明，1999：<<國際貿易理論與國際直接投資理論的融合發展趨勢>>，<<國際貿易問題>>第7期。

周八駿，1999：<<邁向新世紀的國際經濟一體化>>，上海人民出版社。

張二震，1999：<<開拓外資企業中間投入品市場>>，<<中國工業經濟>>第5期。

張二震等，1999：<<從戰略性貿易政策到全球競爭政策>>，<<經濟學動態>>第7期。

徐松，2000：<<評自由貿易區對全球貿易體系的影響>>，<<國際貿易問題>>第12期。

聯合國貿發會議，2001：<<2001世界投資報告>>。

白樹強，2000：<<全球競爭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MichealE.Porter,1991,CompetitiveAdvantageofNations,NewYork。

EdwardM.Graham,DavidRichardson,1997,GlobalCompetitionPolicy,InstituteForInternationalEconomic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