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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農村公共產品對于當前三農問題有著重要意義。本文從農村公共產品的一般理論入手，從經濟學角度討論分析了“搭便車”問題，并就如何解決農村公共產品的供給問題提出了相關建議。

關鍵詞：三農問題公共產品搭便車

伴隨著中國改革逐漸進入攻堅階段，三農問題逐漸成為困擾中國發展的重大問題。有鑒于此，黨中央為了讓農民休養生息，做出了取消農業稅的重大決策，應該說這一決策極大地減輕了廣大農民的經濟負擔。但由于各地情況差別很大，加之一系列政策不配套，取消農業稅也帶來了一系列問題，這些問題集中體現在農村公共產品供給方面。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的優劣不僅關系到農村社會經濟的發展，也會直接影響到農民收入的可持續增加。因而對農村公共產品供求問題進行研究，對于三農問題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農村公共產品的一般理論

現實生活中，人們的各種需要大體上可以分為私人個體需要和社會公共需要。與此項對應，也就存在著私人產品與公共產品。薩繆爾森認為，公共產品是與私人產品相對應的一個概念。從最寬泛的意義上說，私人產品是能夠實現單個人獨自消費的產品，而公共產品則是可以被一個以上的消費者共同消費或共同享用的產品。斯蒂格利茨等人認為，薩繆爾森嚴格定義的公共產品是一種極端的情況，可以稱為“純公共產品”。如果將純私人產品作為一極而純公共產品作為另一極的話，現實中的商品大多屬于非純公共產品。與此類似，布坎南則認為現實中存在著俱樂部產品。這種商品可以適應從純公共產品到純私人產品之間的連續體上的任意一點。沿著這一思路，人們又將公共產品區分為中央集中供給的全國性公共產品和由各級地方政府提供的地方公共產品。全國性公共產品是覆蓋全國的，是對國家范圍內的所有人都不實行排他的公共產品；而地方性公共產品則是在一個地方范圍內對生活于其中的居民不實行排他的公共產品。

過去一般認為，公民存在的對于安全、文化教育、衛生保健等公共產品的需要，應由政府通過財政的方式來提供。因此，人們為公共產品進行付費的主要方式就是納稅。因此稅收也就成了解決公共產品融資的基本手段。從這種意義上講，我國所征收的農業稅費等農民負擔也是農村公共產品的主要融資方式。但由于決策程序、選擇規則、征收方法以及資金使用狀況等方面的問題，農民負擔問題一度成為農村中的焦點問題，并導致了農村稅費改革以及農業稅的被取消。然而，取消農業稅后農村公共產品問題不僅沒有解決，反而變得更加嚴重。當前由于鄉村增收困難，籌措資金的渠道有限，提供公共產品的能力也必然因此受到了很大限制。在這種情況下，鄉村道路破損，水利設施年久失修也就成了必然。

對于農村公共產品提供困難的解釋主要有兩種觀點，一種觀點認為農民自身合作能力不足導致了農村公共產品提供困難。如曹錦清根據河南調查經歷得出了“農民善分不善合”的結論。由于農民合作能力差，他們不能合作起來應對生產生活中的諸多挑戰。另有學者認為市場經濟的滲透導致了當前中國農村合作能力低下，進而導致鄉村社會治安、鄉村道路等最基本的公共產品提供起來也將更為艱難。

另一種觀點則認為農村公共產品提供困難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政府分配政策，這種觀點認為建國后我國為了推行重工業化戰略，國家一方面實行高積累的分配政策，另一方面過度提取農業剩余，并實施城市偏向的分配政策，城市公共物品一般由政府解決，而農村各種公共物品卻要由農民自掏腰包以各種費的形式解決，從而將本應由政府承擔的部分負擔轉嫁給了農民，致使農民負擔越來越重。溫鐵軍指出，2000年全國農業產值相當于國內生產總值的17%，而農業人口卻占全國人口的70%，以17%產值所提供的各種稅費去為70%的農村人口提供公共物品，加之農村公共物品自上而下的決策特征，以及伴隨而來的信息不對稱，其經濟效率和社會效果自然也不得而知。

前一種觀點在邏輯上有其道理，而且也大致上符合當前農村的實際。但我們也注意到即便市場經濟高度發達的一些國家，農民依然在基礎設施、農技推廣等領域有過很好的合作，鄉村公共產品的提供依然是有效率的。因此，把農村公共產品提供困難歸結為經濟市場化和農民合作能力低下的觀點是值得商榷的。后一種觀點指出了政府實施的城市偏向的分配政策對于農村公共產品提供所帶來的消極影響。但這種觀點無法準確把握好政府利益與鄉村公共需求的結合點，因此也很難為問題的解決提出具有洞察力的意見和建議。

二、“搭便車”行為的經濟分析

經濟學意義上的“搭便車”行為，指的是在非排他性的產品的生產和消費中，那些期望他人付費而自己不愿付費的行為。由于鄉村公共產品大多具有正外部性和非排他性，因此在公共產品的生產和提供方面一個很難回避的問題就是“搭便車”問題。很多鄉村由于無法解決這一問題，從而陷入了諸如鄉村道路年久失修、水利設施破損嚴重的境地，廣大村民雖然對此深感不便，但卻無力（在某種程度上也可以說是無意）解決這一問題。而要解決好農村公共物品的供給問題，這一問題又非解決不可，否則公共產品的生產和提供也必然是低效率的。在對這一問題進行討論之前，我們先討論一個案例。

安徽省D縣位于黃河故道兩岸，由于氣候條件和土壤條件的優越性，適宜水果的生長和種植，本地種植的水果具有色澤鮮艷、含糖量高等優點，因而成了全國著名的水果大縣。該縣從1983年開始種植黃桃，至今已種植8萬畝，其中大果面積5萬畝，進入盛果期面積1萬畝，J村是全國著名的黃白桃生產基地，現有黃白桃1000余畝，是全國四大黃白桃生產基地之一。該村生產的黃桃加工成罐頭具有不渾湯、不爛、不軟、色澤鮮亮等優點，在全國是獨一無二的。黃桃產量很高，按盛果期中等產量，每畝5000公斤計算，每畝收入可達5000元，相對于糧食作物而言，經濟回報極為可觀。

相對于其他果樹而言，桃樹具有耐干旱、耐瘠薄、投資少、見效快、前期產量高等優點。但桃樹對水分較為敏感，表現為耐旱怕澇。如果桃樹積水時間過長，則土壤中氧氣不足，根系呼吸受阻，樹勢衰弱，果實停止發育，嚴重時會出現死樹現象，必須及時將水排走。J村由于靠近黃河故道，因此排水問題對于該村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2004年夏天，由于降水比較集中，D縣遭遇到了比較嚴重的洪澇災害。許多果樹因水排不出去而被淹死。J村在洪澇災害中也遭受了比較嚴重的損失，一些農民的桃樹被淹死。但由于排水不是一家一戶單獨憑借自己能力所能做到的事情，更何況一部分農民也不愿意去做，結果導致了大家利益的普遍受損。

無獨有偶，賀雪峰教授曾提到過荊門一個村民小組因為農戶不愿出畝平10元的抽水錢，而導致畝平減產20％的例子（賀雪峰，2003）。按荊門當地畝均水稻1500斤的產量，20％即畝平減產約300斤糧食，按0.5元/斤計算，即畝平減少150元純收入，這對農民來說，的確是一筆很大的損失，一些農戶甚至血本無歸。如果每戶拿出來10元錢，就可以解決灌溉問題，整個村民小組內部只有極少數農戶不愿出錢。而實際上卻是大家都不愿意做這樣的事情，以至于都蒙受了經濟上的損失。問題是受災如此嚴重，這些農民為何不采取集體一致行動攤錢將水抽上來呢？

這里面實際上所涉及到的就是經濟學意義上的“搭便車”問題。我國鄉村雖然有著團結互助的傳統，但國人“搭便車”的心態由來已久。在既定條件下，如果某種行為規范與“搭便車”策略相比總無法占優，除非通過某種方式對于這種行為規范予以激勵或對違背這種行為規范予以懲罰，這種行為規范在長期發展就將被淘汰。市場經濟條件下，在人們的利益訴求面前，道德說教變得蒼白無力。公益心較強的人們付出很多，不僅沒有得到人們的感激和尊敬，卻被視為“傻子”、“精神不正?！?，結果“好心沒有好報”，從而成為“搭便車”行為的最終受害者。

如果公益行為總是導致自己吃虧，如果“占便宜”總是導致自己利益的改善，除非能對于公益行為進行鼓勵或者對于“占便宜”行為予以懲罰，否則公益行為長期必然被淘汰。在這樣一種道德逆向選擇機制下，人們的占優策略就是選擇“搭便車”以避免個人損失的最大化。而當人們都選擇這一策略時，可以預見的必然結果就是群體利益的普遍受損，最終也必然導致每個人的利益損失。個體理性與集體理性的沖突導致了“囚徒困境”局面的出現。

三、農村公共產品問題的對策探討

在中國傳統社會，鄉村道路、社會治安等鄉村公共產品一般由鄉紳來提供。而且在傳統社會條件下，也存在一系列的道德倫理規范可以將那些極端自私的“搭便車”者予以邊緣化，從而對于這種“搭便車”行為有著強烈的抑制作用。在時期，盡管可以通過大規模的分工協作很好地提供大型水利設施等公共產品，而且這類公共產品在改革開放后在農業生產中發揮很好的作用。但這種體制極大地壓抑了廣大農戶的生產積極性，就農業生產效率而言卻是低效率的。在農村市場化日益加深的情況下，農村公共產品的提供也應該考慮其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

在當前，要解決好鄉村公共產品提供問題，必須要解決好如下問題：

1.政府財政投入及其效率問題.

我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大國，政府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就現實而言，各級政府也是各種公共產品（包括農村公共產品）的主要提供者。但由于全國縣鄉級財政普遍困難，從而限制了政府的公共產品的提供能力。如此以來，農村公共產品匱乏也就成了一個普遍的現實。不僅如此，由于我國特殊的干部管理體制，干部升遷與各種政績指標掛鉤，層層壓指標事事搞評比。為了取得政績獲得升遷機會，政府和政府領導的行為也因此不可避免地具有了機會主義的特點。如此帶來了財政支出上的隨意性和不確定性，從而導致政府失靈。

有鑒于此，大力降低行政成本，建立高效廉價政府已經成為當前的當務之急。全國吃財政飯的總人數已達4000多萬人，還有500萬人依賴于政府的權力實行自收自支。我國民官比已經高達26比1，我國行政成本高于世界25%。如果政府效率能大大提高，則可以將節省出來的資源更好地投入到農村公共產品建設中去，從而大大提高政府的合法性和公信力。在這方面，無論政府自身的行政效率還是政府的財政效率都有很多可以改進的余地。

2.非政府組織發育與鄉村公共產品

理論上講，提供公共產品固然是政府的天職，但這并不意味著政府是惟一的提供公共產品的部門，市場主體和社會中的其它組織也可以參與公共產品的生產、供給和服務，這也是現代社會發展的趨勢。在“小政府、大社會”的格局正逐步形成的今天，非政府公共組織職能增加，也是社會經濟發展進步的一個普遍規律和要求。在我國市場經濟體制基本確立，經濟科技全球化趨勢加劇的情況下，無論是農業增產，還是農民增收必須提高農民的組織化程度。

就當前來說，我國農村非政府組織的發育有著極為廣闊的空間和良好的前景。如法學碩士高戰在江蘇省新沂市窯灣村組織的農村發展協會、楊云標在安徽省阜陽市三合鎮南塘村組織的老年協會等無論對于鄉村經濟的發展，還是對于農民經濟權益的維護都產生了積極而良好的影響。它們按照自愿、開放、民主管理、經濟參與、自主和自立等原則吸引廣大農民參加，極大地促進了當地的發展，并引起了國內外有關媒體的注意。而政府在農村非政府組織形成和發育過程中，不僅可以通過制度建設為其發展提供一個良好的外部環境，也可以為其發展提供教育培訓等智力上的支持，運用政策的力量引導和發動農民自組織起來。而這些對于一個為民負責的政府來說，并不存在任何技術上和能力上的問題。

3.通過排他性技術，抑制“搭便車”行為

面對搭便車揀便宜的行為，合作遇到了很多困難。要提高合作能力，就必須解決這一問題。如果可以通過某種排他性機制，將不付費者予以排除，或迫使其付出長期代價等方式減少這種行為，從而促成合作行為的發生，搭便車揀便宜的動機就會大大減弱。在解決了排他性技術和經濟可能性的條件下，一些公共物品甚至可以由私人來提供。在公共產品的供給上，消費者之間可訂立契約，根據一致性同意原則來供給公共產品，從而解決免費搭車的問題。例如在水利設施興建中，可以在一致同意原則下訂立契約，規定該設施可由某個村民投資興建，但使用者需向投資者付費，不付費者不得使用，這顯然不存在任何技術上的難題。一些地方如江蘇邳州、安徽碭山、湖北枝江的農村甚至通過拍賣，實現了水利設施的相關權利由公共產權向私人產權的發展，這無論對于資源配置效率的改進還是對于公共產品的提供都是極為有利的。

參考文獻：

曹錦清：《黃河邊的中國》，上海文藝出版社，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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