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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略產業的定義是什么，哪些產業算是戰略產業，是有待深入研究的問題。

戰略產業問題，是在全球化沖擊面前，“民族產業”處于全面守勢的情況下提出的。對民族產業不分輕重緩急一概保護當然不可取。科技政策要“有所為有所不為”，經濟政策要重視產業政策，國有企業改革要有進有退，抓大放小，關系到戰略性全局性的產業部門，要由國家保持控制力，有的要禁止、限制外國企業進入。國家對戰略產業有保護扶持的責任，不能任其在國際競爭中被“劣汰”。

較早系統提出戰略產業問題的是王小強先生。

“如果我們說某一個產業是戰略產業，也就是說，該產業不是從個人、企業、地方或部門的局部利益出發，而是從國家整體利益出發，有條件要上，沒有條件創造條件也要上的少數產業（空中客車是典型范例）。這類企業的存亡，不僅關系到利潤，而且關系到國家的安危，關系到國家在世界經濟政治乃至軍事事務中的戰略行動能力。國家不能放任本國企業在全球競爭中，自生自滅。”

“……我們這樣一個超大型發展中國家，如何界定，什么產業應該在什么意義上和什么程度上保持民族工業的形態。有必要認真研究，我國中期發展的內外部約束條件（資源、技術和市場），根據發展的需要，找出若干關聯產業，分析不同產業可能采取的發展方式……為綜合國力的概念充實更具體的戰略內容。”[1]

“十五”計劃把調整優化產業結構作為重點。有文章概括國有經濟需要保持控制地位的行業和領域：

“涉及國家安全的行業：造幣工業、重要軍事工業等。需要國有經濟經營，不允許民間資本進入；

“自然壟斷的行業：電信、鐵路、電力、煤氣、自來水等。在管理體制上，政府與自然壟斷企業的關系是規制與被規制的關系，即企業在獲得壟斷經營權的同時，必須承擔價格、服務等方面的義務；

“提供重要公共產品和服務的行業：大型水利設施、環保設施、城市公共交通、金融、保險等。這類行業具有顯著的外部性，政府及其國有企業有足夠的理由發揮作用；

“支柱產業和高新技術產業中的重要骨干企業：大油氣田、大礦山、大鋼鐵、大石化、汽車集團、重要的電子企業等。就總體情況而言，私人資本和鄉鎮企業有了很大發展。……但是在技術要求高，投資需求量達幾億、幾十億甚至上百億的重點競爭性行業中，它們還難以成為主導力量，還難以取代國有經濟在這些領域中的地位和作用。我國社會主義的性質、經濟發展階段和轉軌時期的特征，決定了國有經濟在這些領域應保持足夠的控制力。”[2]

這些行業之所以需要國家保持控制力，是由于他們具有以下特點：一、有國防意義的產業或新興科技行業，在這些領域，西方國家對我實行技術禁運或限制，不能依靠外國，必須用自己的力量開發；二、支柱產業，即產業關聯度強、企業規模巨大、市場利益巨大，不宜讓外資（或私人）控制的產業；三、具有外部性和自然壟斷性，國家必須進行管制的行業（公共設施、金融）。

這也可以認為是廣義上的“戰略產業”。本書討論的重點在第一和第二類。尚有存疑的是，一些高度競爭性的產業，如裝備工業，同樣對綜合國力的提高意義重大，但國家政策對此不明朗。我們對“關聯度強”的汽車工業實行多年高關稅保護，同時又將裝備工業早早拋進國際市場，值得注意和反思。

總結：戰略產業是對提高綜合國力有至關重要的利益的、國家必須保持控制和支持的、不以短期利益決定取舍的產業群。也有作者提出大國“超級產業”概念。[3]

在這個領域，簡單把企業推向國際競爭市場“優勝劣汰”，將無力抵御跨國公司的強力競爭，企業的垮臺會導致國家的全局性損失。在這里講的是“有條件要上，沒有條件創造條件也要上”。

在全球化的環境下，戰略產業發展的激勵機制不能單純依靠金錢，要“以愛國主義、集體主義、團隊精神、百折不撓、頑強實干的進取精神和拼搏精神，以及相應的一系列制度安排”實現。[4]

跨越“技術本國化”的門檻

由于涉及國家安全、涉及“支柱”的產業，很多涉及高科技的問題。這里有必要從科技進步角度，就國家促進產業升級、優化結構的一些問題，作一些說明。

技術本國化的障礙和國際壓力：上面已經討論過，發展本國現代工業，走依靠合資為主的道路，不可能獲得先進的核心技術和自主開發能力。不是發展戰略產業的路子。

日韓式道路的核心，就是以“技術本國化”和本國產業的迅速升級為基本目標，“本國化”的基本手段和過程，就是高效率地進行技術引進—消化—擴散。

但是，一般來說，后進國家要實現“技術本國化”和產業升級，無一例外地面臨資金、技術、管理和市場這幾大障礙。不同行業情況各有不同。尤其是高科技產業，資金門坎越來越高，半導體芯片加工設備價格，平均4-5年翻一番，8寸晶片生產線價值10億美元。一個飛機型號的研制費用20-50億美元。技術飛速發展，對管理水平的要求越來越苛刻。

尤其嚴重的是，后進國家開放市場，必然對本國上游產業形成強大競爭。“顧客是上帝”，而上帝崇拜洋貨，不愿意支持民族產業。開放市場對發展中國家的設備工業、國家科研力量的沖擊，往往是致命的。

這里的困難在于：如完全放開市場，沖擊力過大，則本國的上游產業（如加工設備、民機、轎車）可能被徹底沖垮，永無翻身的可能（如我國的數控機床、感光材料工業，見附錄），但完全保護則又在保護落后（如“普桑”1990年代初的情況）。所以，市場的開放度，要有利于戰略產業在有限保護下逐漸成長。這對政策的制定和行業、部門間的協調能力提出了很高要求。

辦合資企業依靠外商，這四個障礙當然都可以比較順利地解決（對局部來說，這叫作合資使“技術得到提高，市場有了銷路”），但前面說過，這種“輕松過關”的代價，就是堵死了“技術本國化”的道路。

必須遺憾地承認，20年來，在市場開放的沖擊下，我國的“技術本國化”機制，大大退步了（有不少人說20年來科技沒有進展，其實科技水平總是在進步，問題是科技進步的機制在“拉美化”）。地方部門分權，助長了崇尚短期的、局部的利益，不顧大局的行為，削弱了技術協作攻關的能力。在一些關鍵產業部門（航空、電子、汽車……），決策效率、內部協調效率降低、企業引進消化效率降低，技術擴散緩慢。

面對國際競爭對手強大技術優勢和對后進國家技術進步努力的有意打壓，這種技術本土化自身的低效是致命傷：

“當我們還沒有開發出某一項技術的時候，他向我們封鎖；一旦我們千辛萬苦開發出來，他又會開放他的技術，并將其一部分下游產業轉移給我們。這種梯次轉移，抑制了發展中國家的自主技術研發和產業升級。所以，在全球化條件下，開放的經濟對于……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是有抑制作用的。結果是：投資無回報，研究無成果，開發無市場”。[5]我們的微電子設備技術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這樣被搞垮的。

如果市場保護不力、再加上技術本國化效率太低，對來自外部的技術競爭的壓力將無法招架，“四大門檻”就跨不過去。自己的技術隊伍、自己的企業和自己的品牌就培育不起來，于是就一輪接一輪引進技術、引進設備，這被稱為“引進陷阱”。

“引進陷阱”的本質，是后進國家的主觀追趕努力、國家的整體競爭力落后于國際經濟和技術的發展步伐。20多年來，在汽車、電子、飛機、裝備……等行業，對這種“引進的陷阱”我們已經是司空見慣，對提出這樣的問題反而會大驚小怪。“引進陷阱”被西方冠以漂亮的名稱：“雁行模式”。如果我們安于這樣的現狀，我們就可能永遠被“鎖定”在“發展中”狀態中而不得自拔。

跨越“門檻”的最低限度條件；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后進國家擺脫“雁行模式”的努力，取決于整體經濟運行效率（企業、行業、國家效率的綜合）的競爭。要做到這一切，決非一個簡單的市場機制、或單項措施可以奏效。要求有效動員本國的各項經濟技術資源（資金、科技力量、組織、政策…），縮短技術引進—消化—再創新周期。需要國家意志和組織作用，需要完整的發展戰略和政策，需要合理的企業規模和產業組織，需要各層次組織的高度經濟活力和高水平的管理。這是跨越“門檻”的最低限度條件。

國家的意志：國家目標、貫徹目標的意志和能力。

政府主導作用：各產業部門的市場前景，技術路線，單個企業往往無法看清，需要國家來決定大的戰略方向和產業發展規劃。

合理的規劃：后進國家財力有限，科研實力弱，僅靠民間企業和科研機構層次的決策，門坎過高，無力承受風險。政府的支持不僅在財力方面，也有必要在技術路線的層面參與戰略規劃。“一些具有戰略意義的產業，由于技術密集程度高，投資規模大，建設周期長，風險大，如沒有政府的支持，就會長期落后，受制于人。”[6]

企業規模和產業重組：行政性的分權所造成的條塊分割，企業規模過小、產業集中度低的問題，始終得不到解決。在戰略性的產業，如再不及時進行產業整合，在跨國公司大舉進入的形勢下，對各地方爭相和國外合資、置全局利益于不顧的局面，中央就沒有了調控手段。

“過去，我國企業之間的產業聯系（如行業分工與產品調撥）通過計劃體制實現，工業部門既是政府部門，也是大托拉斯。割斷這種技術聯系，分散的單位往往不能成為獨立生存的企業，自負盈虧”。“這種條件下，散兵游勇式的分散合資，被動地納入跨國公司的國際分工體系，對中國產業的長期發展會產生什么影響，值得研究”。

“日本特別是韓國的經驗也證明，后進國家以民族工業的發展實現趕超，參與國際競爭，必須組建非常巨大的企業或企業集團（以負擔昂貴的研究開發費用），并輔之以動態的政府保護和扶持政策。我們顯然不應該把已經細小得難以成為獨立企業的企業越分越小。當前的緊迫課題是，盡快重新組合，形成與已有生產能力相匹配的企業，組成面對國際強手有能力自負盈虧的企業，已成當務之急”。[7]

“我們原來各大部委，承擔的主要是應用研究前期的工作。按現在的辦法，這個研究就要基本解體。要求我們的集團公司來承擔起基礎、前期研究的工作，目前我們的企業集團沒有這個能力。這就會形成一個空白。所以（把產業部門拆散的做法），受害最大的并不是企業，而是科研機構”。“我們是后發展國家，中國的科研體制，稍微沒有一點政府的強制性措施或者是鼓勵性措施，根本就發展不起來。你完全按平等競爭的話，那么所有清華畢業的，北大畢業的大學生都要去美國。你要把這部分人吸引下來，必須超越經濟的利益。”[8]

組織行業級攻關，培育技術合作機制：有人強調自主開發困難重重，沒有科技實力，沒有錢。自主開發投資太大。外國開發一個轎車要20億美元。我們怎么拿的出來？怎么辦？合資。合資拿不來，再想法買。自主開發，提高國際競爭力？你唱什么高調。什么年代了，還講自力更生？[9]

我們現在從計劃經濟轉到市場經濟了，似乎企業之間只有競爭的關系。這種看法是不對的。西方在許多領域，企業之間也是既有競爭，又有合作。典型的就是半導體的國際協作組織（見半導體篇）。空中客車，超大型國際合作項目，法德英西四國財政支持20年，形成共享技術和品牌，都是現成的例子。

日本曾在半導體領域，在基礎性、共性的技術方面，由政府出面組織各企業，集中技術力量，共同攻關，取得了驕人成就，為電子工業一度稱雄世界打下了牢固基礎。

“1970年代末，日本為打破美國在集成電路的一統天下，組織企業，聯合攻關上集成電路制造工業（2-3微米級）。通產省出面組織四家公司（富士通，NEC等），每家出30名研究人員，都是20-30歲有才華的年輕人，共120人。然后通產省出一個所長，每公司出一名室主任，4個研究室。分解了30多個課題，包括設備、工藝的各個方面，計劃3年拿下來，結果3年不到，這些課題全部解決。成功后，形成共享性基礎技術，各企業回去用此開發自己的產品，形成競爭。誰的質量好，成本低，誰可占領市場”。[10]

就是說，市場經濟不是你死我活，也要講合作機制。如今經濟的科技含量越來越高，對規模經濟和超越企業范圍的組織效率，要求也越來越迫切。我們很多人，把市場片面理解為“原子式競爭”，把我們原來的全行業、全國協同攻關機制（見航空工業篇）的巨大組織效率，片面斥之為“計劃經濟的殘余”，是走到另一極端，也是屬于無知。

今天，我們要讓合資企業整合起來進行技術自主開發，創民族品牌，已根本沒有可能。唯一可能的是，就是以現有的大型國有企業為依托，效法日本經驗，組織行業級技術攻關。我國一些國有骨干企業經過20多年技術改造，已經具備了一定的技術開發能力，按照行業機構組織、風險共擔、技術共享、利益格局不變的原則，是完全可以把力量集中起來，搞出成果的。

對外保護，對內競爭：在把握開放度和產業發展的配合的同時，要提供適宜的體制環境，鼓勵創新能力的提高。技術的進步不是低水平的競爭所能獲得，而是“硅谷機制”。科研開發和產業競爭的“無縫結合”。人才的國際化競爭，靈活的籌資機制和融資環境。企業經營管理的靈活高效。

首先要在精神上挺起腰桿，奮起自強

最近，有學者尖銳指出：世界上任何國家都不會容忍外資控制本國經濟、摧垮民族產業，都會努力將其納入本國發展戰略并加以控制，這與開放與否無關。當前普遍盛行的不加分析地贊美跨國公司、把引進外資數量當成宏觀經濟分析的重頭指標、把合資作為“國企改制”的“理想途徑”的觀念，實際上是犧牲中國明天的前途來換取眼前的短期增長，在政策上是近視眼，在思想觀念上是把改革開放作為發展目標本身，這已經構成新的教條、成為思想解放的真正障礙。

近20年來，我們對西方國家對我們的開放程度，始終估計過高。從崇拜西方、看不起自己力量，發展到對民族產業的虛無主義態度。片面強調市場經濟的利益驅動機制，機械“拿來”西方觀念中甚至是最消極的部分，不同程度地影響了社會很大一部分人的思想。民族精神的矮化是可怕的。崇洋自卑，茍安短視的風氣在滋長，民族自尊自強、自力更生、艱苦奮斗，全局利益高于個人利益的優秀傳統正在失落。

這種不健康的精神狀態，正在滲透到社會各個層面，造成了不可忽視的消極影響。在經濟政策上，始終對西方對我開放的程度、對洋人的力量抱有太多不切實際的幻想，這又助長了精英層無所作為的精神狀態和行為，降低了政府運作效率、助長了不正之風，削弱了用高尚的精神感召力將國家發展目標貫徹到底的能力。長此下去，我國經濟發展就難以避免“拉美化”前途，就會長久處于國際舞臺的邊緣地位，就無法貫徹捍衛國家主權的意志。

幾十年的曲折歷程告訴我們，發展國家經濟，靠洋人是靠不住的。我們當然要盡最大努力爭取外援，但國家的建設必須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則，把立足點放在依靠自己力量的基礎上。

現在我們要發展自己的戰略產業，最缺的是什么？是精神，是志氣。就是敢于跟跨國公司競爭的志氣和勇氣。發展戰略產業，首先要做的是大力弘揚正氣、振奮民族精神。

今天，“兩彈一星”的輝煌歷史，已經成為激勵人民的偉大精神力量。以“兩彈一星”為代表的我國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科技、工業發展道路，尤其應該提倡。要知道，原子彈的上馬，是在1960年代初空前困難的時期、被赫魯曉夫譏笑為“中國人三個人穿一條褲子，喝大鍋清水湯”的時代。當年對是否上馬還是下馬有大爭論，如果真的下馬，那就前功盡棄。統一認識，咬著牙挺住不下馬，才有今天的輝煌。

今天，我們的航天科技工業界，繼承了兩彈一星的光榮傳統。載人宇宙飛船以常人想象不到的速度，取得了了不起的突破，20世紀末再創輝煌，為21世紀我國航天事業、國防事業帶來了美好希望。這個成就的背后，有多少嘔心瀝血，多少不眠之夜，有多少默默無聞奉獻國家的感人故事！王鐵人說“國家要有民氣，軍隊要有士氣，一個人要有骨氣”，這就是民族的骨氣，這才是我們民族的脊梁。

這充分說明，自力更生、集體主義、自我犧牲、無私協作的兩彈一星傳統，在普遍崇尚物質利益的今天，照樣是克服困難、贏得成功的法寶和寶貴的精神力量。這才是全球化的條件下，有中國特色的科技、工業趕超機制和發展方向。

事實上，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在科技界取得的許多成就，都是振奮民族自強精神的成果。我國的船舶工業，80年代就打進國際市場，現在占世界上份額，差不多占了20%。我們的程控交換機，原來基本被外國占領。90年展很快。巨大中華，接近國際水平，占領新增市場的大部分。

我們的汽車工業，這困難那困難，難道造汽車比造載人宇宙飛船還難？

最近15年來，我們的民用飛機產業是一部傷心史。了解內情的人都會得出這樣的結論：并不是我們沒有能力，缺乏高科技的“比較優勢”，否則我們的大型民用噴氣飛機是怎么上天的？是用洋鐵皮敲出來的？15年徘徊的根本原因，是我們行業內的部分人員，放棄了以我為主的發展方針，缺乏自信心和自力更生的勇氣，看不起自己的科研成果，一味依靠洋人的結果。國家不止一次作出決定支持上馬，就是說自己干不了，非要拉一個外國人當拐棍。沒有外國人就沒有了主心骨。先拉新加坡合作，新加坡不干。后來又拉南韓，人家總統一換就黃了。最后看準了空客好。人家一轉眼又把我們甩了。最后什么也沒有干成，白白喪失了20年時間。20年，消磨了自己的銳氣，損害了行業的信譽，成了扶不起來的天子。

中華人民共和國50周年國慶，我們的加油機編隊（轟6）飛過天安門，多少人歡呼雀躍。懂行的人們，卻為此而嘆息、悲傷！

新的世紀，我們會繼續開放，能拿到的東西要拿，毫無疑問。但是我們的立足點，無論如何要總結20年的教訓，要轉向自力更生為主，要以我為主，自己先站起來。然后別人才尊敬你。自己站不起來，別人就永遠把你看成矮子。我們的民族沒有希望。

在民族面臨生存危機的轉折關頭，我們要弘揚正氣，弘揚民族自尊自強，敢于斗爭，勇攀高峰的氣概，要用振興民族產業、振興戰略產業的大義，加強我們的民族凝聚力。留給我們的準備時間是很有限的，奮起自強才是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