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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幾年，我國外匯儲備出現超常規增長，巨額外匯儲備對我國經濟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國際收支的雙順差和外匯管理體制只是我國外匯儲備快速增長的直接原因，國內宏觀經濟運行的結構性矛盾才是導致我國巨額外匯儲備的深層次內因。因此，在解決我國高額外匯儲備問題時應注重解決國內宏觀經濟的內在矛盾。

關鍵詞：外匯儲備，儲蓄缺口，投資缺口，雙順差

我國外匯儲備經歷了一個從無到有、不斷增加積累的過程。特別是步入新世紀，隨著我國加入WTO，我國外匯儲備出現許多新的特點：一是我國外匯儲備持續快速增長，2005年外匯儲備總額高達8189億美元，是2000年的5倍，近五年來的平均增長速度高達37.9%。二是我國外匯儲備的快速增長源于經常項目與資本、金融項目的雙順差。其中，資本、金融項目的順差對我國外匯儲備增加的貢獻逐年加強。三是外匯儲備的快速增長是伴隨著我國對外貿易順差逐年減少的增長。

外匯儲備增加是我國經濟持續快速增長、經濟實力不斷增強、國際收支情況良好的重要表現，有助于增強國家宏觀調控能力和防范國際金融風險的能力。但也要看到，當前我國外匯儲備的數量已大大超過合理的需要。外匯儲備超過合理需求和高速增長會增加通貨膨脹的壓力和宏觀調控的難度，加大持有外匯的機會成本和管理難度，增大人民幣的升值壓力，從而給國家的經濟金融帶來一系列負面影響。因此，深入分析造成我國外匯儲備快速增長的原因，對如何采取適當的措施控制儲備規模，加強對外匯儲備的管理具有重要意義。

我國貿易順差持續、外商直接投資穩步增長、國際游資大量涌入及政府采取的一系列外匯管理措施是造成我國外匯儲備快速增長的直接原因，國內宏觀經濟運行的結構性矛盾是導致我國巨額外匯儲備的深層次內因。

一、中國巨額外匯儲備的直接原因

1.從政策、體制角度看。政策、體制在我國外匯儲備增加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一是1994年起，人民幣官方匯率與外匯調劑市場匯率并軌，實行銀行結售匯制度。經常項目強制性結售匯制度極大地增加了我國的外匯儲備。同時，使我國官方儲備中也吸收大量民間儲備。二是資本項目還沒有完全放開，國家又實行“鼓勵資本流入、限制資本流出”的政策，資本項目的非均衡管制遏制了資本流出和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發展。三是國家進一步出臺優惠政策，改善投資環境以吸引外商直接投資，提高利用外資的質量和水平。通過逐步開放服務領域、多種形式利用中長期國外投資，使國際資本看好中國，促使我國外匯儲備高速增長。

2.從國際收支角度來看，我國外匯儲備增長受經常項目順差和資本項目順差雙重影響。在經常項目中，1994年以后，我國對外貿易一直保持順差；非貿易往來1993年之后由此前的順差轉為逆差，且每年的數額有所增加；無償轉讓一直表現為順差，且數額相對較小。因此，我國經常項目順差的主要原因是對外貿易順差。入世后，我國外貿順差累計已達1897.8億美元，其中，2005年外貿順差1018.8億美元，同比增長3倍多。貿易順差增大意味著我國外貿競爭優勢增強。我國在勞動密集型產品上具有競爭力，同時我國的一些技術密集型產品也從比較劣勢走上比較優勢。

近10年來，我國資本往來項目一直保持較大的順差增幅，與經常項目順差相比，資本往來項目的順差占很大比重，已成為我國外匯儲備大幅增長最主要原因。自2002年以來，中國吸引外商直接投資均在500億美元以上，截止2005年11月底，中國吸引外商直接投資的存量已達6271.78億美元。與相對穩定的直接投資不同，短期資本流動則變動劇烈，它主要在金融賬戶下的其他投資項目中顯示。受投資吸引及人民幣升值預期的影n向，這一項目外匯流動異常并且規模較大。

實際上，我國外貿順差對外匯儲備的貢獻是逐年減弱的；吸引外商直接投資數額穩步增長，成為支撐我國外匯儲備增長的重要力量；短期資本流動變動較大，成為影響儲備變動的重要因素。

二、中國巨額外匯儲備的深層次原因

1.“儲蓄缺口”向“投資缺口”的轉變對外匯儲備的影響。著名的“雙缺口模型”表明，貿易逆差意味著國內儲蓄的相對不足，貿易順差則意味著國內儲蓄的相對過剩，或者說意味著國內投資機會的相對不足。同時，如果一國儲蓄不能滿足國內的投資需求，需要進出口有一個規模相等的赤字予以平衡，這時需要從國外引進資本。實際上，發達國家在其經濟發展的初期均依靠外國資本的流入使經濟持續增長。

從國際收支平衡表上看，從1982年到1993年，我國有多個年份存在經常項目逆差(1985—1986年、1988—1989年和1993年)，這表明，在這期間中國國內儲蓄并不總能滿足國內投資需求，存在“儲蓄缺口”，不得不通過引進外資彌補資金缺口。但從80年代后期開始，中國經濟面臨的主要問題開始變為“投資缺口”。這和同期中國儲蓄——投資對比關系是一致的。

實際上，貿易逆差向貿易順差的轉變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中國經濟增長階段和增長模式的變遷。80年代，中國經濟處于起步階段，結構調整期的主要任務是積累生產能力，這就需要大規模的投資。但由于從投入到產出之間需要一個過程，投資不能立刻形成現實的生產能力，產出規模并沒有同步增加，儲蓄不能滿足國內投資的需求。處于投入期的中國經濟需要大規模進口機器設備和中間投入，其中的儲蓄缺口由外資彌補。從80年代后期開始，前一階段大規模的投資逐步形成現實生產能力，產出增加，儲蓄增加，中國經濟轉向產出期。相應地，中國經濟的外向形態日益明顯，出口成為拉動中國經濟增長的重要力量。但受制于技術創新和經濟結構調整速度、“示范效應”的邊際貢獻遞減及我國特定的外匯管理體制等多因素，我國的資本——勞動比和全要素生產力(TFP)的影響都顯著降低。因此，在這一階段，中國經濟已擺脫儲蓄缺口的約束，投資缺口成為宏觀經濟運行過程中的主要矛盾。可以說，宏觀經濟運行過程中約束條件的變化改變了中國國內的儲蓄——投資對比關系并導致中國的貿易順差不斷積累。

2.“儲蓄”和“投資”的結構性矛盾對外匯儲備的影響。對廣大發展中國家來說，普遍存在國內儲蓄不足的情況，因而通過外國資本的流入來彌補國內存在的儲蓄缺口和外匯缺口，這是非常自然的事情。但自90年代以來，我國經濟環境有了根本性的改善，“儲蓄缺口”和“外匯缺口”已經消失。我國在保持巨額貿易順差的同時，每年還吸引大量私人凈資本流入。這本身就是一種矛盾的狀況，也是雙缺口理論難以解釋的。因為貿易順差意味著國內儲蓄相對過剩，在這種情況下，外部資金的流入可能會擠出國內投資。那么，為什么會出現這種矛盾的狀況?

從國內需求角度分析，我們可以看出國內“儲蓄”與“投資”存在的內在矛盾是導致大量外資流入的主要內因。首先，國內存在嚴重的“技術缺口”。湯文仙等(2000)認為雙缺口模型很難說明像中國這種“外匯缺口”和“儲蓄缺口”不明顯的發展中國家外資大規模流入的原因，為此，引入了“技術缺口”概念，構造了“三缺口模型”。而技術約束主要指由于發展中國家缺乏必需的技術和管理，無法吸收并有效使用各種資源，從而影響生產率的提高和經濟的發展。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技術及管理的整體水平低，而且不同行業、不同地區不平衡，在資金缺口消失的條件下，中國的經濟增長所面臨的約束，在更大程度上是一種技術約束。同時，由于國內總體上低下的技術及管理水平，使一部分投資不能通過國內儲蓄予以實現，只得通過外國資本流入補充。因此，國內存在的技術缺口是外國資本大規模流入的重要需求動因。其次，儲蓄——投資轉化機制存在缺陷。儲蓄在向投資轉化的過程中存在一定問題，首先在于一般加工業效益低下，有效投資需求不足，新興產業需要投資但又受制于資金以外的因素，如，管理經驗、技術、設備等，這些因素大大制約了儲蓄轉化為投資的積極性。其次，儲蓄向投資的有效轉化需要一個發達、高效的金融市場體系。儲蓄向投資的轉變過程中存在各種風險和交易成本或信息成本，這些問題需要一個發達的金融體系來解決。而在中國目前的情況下，銀行體系的改革處于關鍵時期，銀行不愿意承擔過多的風險，不愿承擔從儲蓄向投資轉化的功能；資本市場的發展同樣面臨很多問題，難以完成這樣的功能。

在國內儲蓄向投資的轉變過程不順暢的條件下，利用外部發達的金融市場和外資未嘗不是有效的途徑。中國首先在對外貿易中追求順差，通過經常項目順差積累外匯儲備，而外匯儲備流向美國等發達國家，最后是外部資金以FDI或其他形式流入中國。在這個過程中，資金流出到國外后，在再次流回中國時往往與特定的技術、設備等結合一起，這有助于突破國內產業升級的約束，推動國內投資的增加和產業結構升級。無論是單純地追求貿易順差還是“迂回”的儲蓄——投資轉化過程都會造成外匯儲備的積累。

三、結論與啟示

經常項目順差和資本金融項目的雙順差，只不過是我國外匯儲備快速增長的表象。經常項目順差意味著國內已不再缺乏資金，相反卻是有效投資乏力；不再存在資金缺口卻仍然每年吸引大量FDI，意味著國內儲蓄閑置，存在大量資源浪費，“儲蓄”和“投資”存在嚴重的結構性矛盾。因此，解決我國高額外匯儲備問題時應注重解決國內宏觀經濟的內在矛盾。首先，針對中國國內儲蓄的過剩狀態，要通過產業布局調整，引導地區間的協調發展，特別是城鄉之間以及發達地區與落后地區之間的協調發展，以此刺激內需的增加；解決生產——消費的結構性差異，發展服務業和高附加值產品生產業，抑制一般制成品的過剩狀態。其次，建立健全國內資本、金融市場，提高資本市場配置資源的能力和效率，理順“儲蓄”向“投資”轉化的機制。再次，雖然在過去幾年中中國的投資率相對較高，但投資結構并不合理，低水平的重復投資現象較為嚴重，特別是一般制造業的過剩，而新產業投資的形成又受制于技術和制度約束。為此，必須引導國內自主研發能力和創新能力的提高，引導高新技術產業的建立和發展，特別要注重培養高新技術產業的自主發展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