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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傳統文化博大精深，源遠流長，其中積淀的豐厚智慧和精華，是當代領導藝術寶貴的資源庫。在領導藝術中，用人藝術是領導干部必不可少的，是領導干部選人、用人，做事、成事的重要因素。筆者認為，傳承中華傳統文化的用人思想精髓，結合今天的實際解讀領導用人藝術，對于開拓創新當代領導工作大有裨益。以史為鑒，一位優秀的領導者，對待人才應該有以下幾種態度。

“慧眼識才，德才兼備”。選賢任能和德才兼備是識別人才、選擇人才的標準和方法，其前提條件必須是以慧眼識才。唐代文學家韓愈說：“世有伯樂，然后才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現代的領導者要善于發現、挖掘人才，努力成為新時代的“伯樂”。選拔人才應不拘一格，不能只看家庭出身、社會關系、學歷高低等等，要看他是否“德才兼備”——既要注重人的品質，又要注重入的才能。諸葛亮的用人之道便是選德才兼備的人才，如他所言“夫柱以直木為堅，輔以直士為賢”。對現代社會來講，擁有高尚品德和真才實學的人，同樣是當今人力資源開發的重點對象。選拔人才，“德”字當先。可德也有難識別的時候。古人云“大奸似忠，大詐似信”，又如論語)中提到的“巧言令色，鮮矣仁”。古代政治家也十分重視人才的“德”。如諸葛亮總結的八條衡量人才的標準：“夫為將之道，有八弊焉。一曰貪而無厭；二曰妒賢忌能；三日信讒好俊；四曰料彼不自料；五日猶豫不自決；六曰荒淫于酒色；七曰奸詐而自私；八曰狡言而不以禮。”這八條大多和“德”有關。一位優秀的領導干部，應善于通過點滴積累，辨別人才，把真正有才華、道德素質好，有著強烈事業心、責任感的人用到合適的崗位上來。

“知人善用，人盡其才”。選用人才貴在選賢知人，善任其能。一是用人之長，敢于用人。諸葛亮就深諳此道。例如三國時期的鄧芝、董允，能言善辯，機智過人，頗有“智將”之能，諸葛亮就讓他們做說客，出使東吳，以修盟好姜維，兼有“智將”、“仁將”、“猛將”之長，恪盡職守，思慮精密，又通曉軍事，諸葛亮就委以中監軍、征西將軍等重職。事實證明，諸葛亮善用智者，揚其所長、避其所短，方能在長期的兩陣博弈中立于不敗之地。二是巧用其“短”，不拘小節。人與人的短處和長處之間并沒有絕對的界限，許多短處之中蘊藏著過人之處。有人性格倔強、固執己見，但他同時必然頗有主見，不會隨波逐流；有入辦事緩慢，但他處理問題往往井井有條；有人性格不合群，但也有可能標新立異。清人顧嗣協寫過這樣一首詩：“駿馬能歷險，犁田不如牛。堅車能載重，渡河不如舟。舍長以取短，智高難為謀。生材貴適用，慎勿多苛求。”這首詩生動地說明了人才使用貴在量才而用、用當其才的道理。三是人盡其才。優秀的領導者還應在選才、用才時遵循“擇優上崗”的原則，即將最優秀的人安排到最合適的崗位上去，讓適合的人走到臺前，擔任重要角色；否則就會優劣不分，導致庸才的出現。“海納百川，容才雅量”。用才不易，容才更難。古人云“泰山不拒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源；王者不卻眾庶，故能明其德”。一個優秀的領導，既是帶路人，更是凝聚人心、運籌帷幄之人，因此，必須注重心理素質的修養，要有容才之量。三國時曹操手下的能人楊修，足智多謀，是個敢于指出曹操缺點的人，但曹操心胸狹窄，妒忌楊修的出色才能，想方設法除之而后快。戰國時趙國的藺相如面對大將廉頗的百般刁難，以國家安危為重，對廉頗寬容大度，以禮相待，最終廉頗負荊請罪，換來了“將相和”。以史為鑒，容才雅量就是要“容人之過、客人之短、容人之長、容人之異”。

“容人之過”就是要在不失原則的情況下，充分分析人才的失誤和不足，分清大節與小節、主觀與客觀、偶然與必然，給人才提供成長的機會；“容人之短”就是要善于理解和容忍人才的缺點和短處，只要缺點不影響工作便大膽委任，并在適當的時候加以引導和提示；“容人之長”就是敢于培養和重用有可能超過自己的人才，要允許下級比上級強，并且為上者要虛心學習他們的長處，以人之長、補己之短；“容人之異”就是要能聽得進不同的意見，廣納善議，充分調動人才的積極性。“循循善誘，育才有方”。當今社會人才培養愈來愈顯得重要。三國時期的劉備雖在“任人唯賢、用人不疑、禮賢下士”等方面為后人稱頌，但其感情用事，重用老人、舊部的弱點，直接致使后備人才力量薄弱，每逢征戰總是老將掛帥，最后導致“蜀國無大將，廖化當先鋒”的局面。一個優秀的領導者不但要知人善用，尊重人才，更應注意人才的培育工程。要建立一套完整的人才培養機制，要研究制定切實可行的措施、方法，采取多種形式加大對人才的培訓力度，全方位提高整體業務素質和專業水平，成功建設人力資本梯隊，推動各項事業上新臺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