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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綠色發展與可持續發展體現了社會生態系統結構和演化的復雜性與可持續性。社會生態系統是一種復雜適應系統，其復雜性主要體現為：具有非線性層級結構、具有適應性演化機制和表現出共同進化過程。社會生態系統的可持續性則主要表現為自穩定性、自組織性和自適應性等特征。社會生態系統在演化過程中，在一定條件下，能夠維持自己的整體有序結構；能夠根據規則調整系統的內部結構，甚至改變規則以適應不斷變化的外界環境，從而使系統突現出新的結構和功能，表現出一種適應性的有序演化過程。社會生態系統的可持續性分析為綠色發展的理論建構提供了新的視角和研究進路。

關鍵詞：綠色發展;社會生態系統;可持續性;復雜適應系統

一、綠色發展：可持續發展的中國理念

可持續發展概念自1987年在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發表的《我們共同的未來》報告中正式提出以來，經由聯合國以及各國政府、非政府組織的響應和推動，“既滿足當代人的需求而又不損害后代人滿足其需求的能力”的這一理念迅速得到了世界范圍的認可。[1]可持續發展日益成為全人類的共同價值追求和實踐選擇，也成為各國政府力圖協調人類需求與資源供給，以實現社會、經濟、自然系統均衡、永續發展，從而達到全球范圍的公平和正義的重要發展戰略。綠色發展可以說是我國響應全球可持續發展，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的重大發展理念和中國特色的實踐探索。綠色發展傳承并發展了人與自然和諧的東方智慧，是一種具有系統整體思想的綠色價值觀和生態文明理念。但在實踐中，綠色發展也遇到一些巨大的困惑和挑戰。例如，“放眼當今中國，既有經濟發展的亮眼成績，也有‘會呼吸的痛’帶來的焦慮、‘母親河的呼喊’引發的擔憂。……現實中，少數人還存在把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割裂開來的片面認識，視之為非此即彼的單項選擇，則難免會畸輕畸重、顧此失彼”。[2]馬克思曾說：“理論在一個國家實現的程度，總是決定于理論滿足這個國家的需要的程度”。[3]綠色發展作為中國的可持續發展理念，雖然可追溯至中國古代“天人合一”、“人與自然和諧”的思想，但這在理論上是不夠的。對綠色發展的理論把握需要在中國古代智慧的基礎上，運用現代復雜系統的理論和方法，分析可持續發展的理論困境、以及由社會、經濟、自然要素組成的社會生態系統的復雜性，這樣才能為綠色發展的實踐提供一種新的理論視野和方法論。

二、可持續發展的價值追求與方法論新進路

“可持續性”（sustainability）概念和思想可以說是學界對現代以來人類發展困境進行理論反思的結果。人類對自然資源無節制的需求與渴望最大限度實現經濟增長之間的矛盾，世界范圍貧富差距的不斷增加，新一輪的全球化問題等迫使人們對主流的發展模式進行反思。早在西歐發達國家產生的綠色運動以及綠黨，其影響力延續到現在。特別是，綠黨將生態學觀點融入其執政理念，充分吸收了當時剛剛興起的系統論中的整體論（holism）思想，將人類社會與自然系統視為一個休戚相關的共同發展整體，強調維護自然系統的完整性對社會和經濟發展的重要意義。如果說綠色運動開啟了人類關注“可持續性”的一種社會運動，那么羅馬俱樂部的研究成果，特別是在1972年的《增長的極限》則從學術研究的層面推動了人類社會和經濟發展對“可持續性”的價值追求。[4]系統科學家梅多斯（D.H.Meadows）等人在《增長的極限》中，運用系統動力學構建了世界模型，并運用World3模型給出了12種模擬場景，描繪了在各種限制情況下，人口增長和自然資源之間如何相互作用，試圖為解決全球性的人類發展困境提出可選擇的方案，并極力呼吁通過技術、文化和制度上重大的、具有前瞻性和社會性的創新來避免人類生態足跡的增加超出地球的承載能力，否則世界系統將以上述場景模擬的各種原因發生崩潰，而出現增長的終結。[5]雖然這一研究結果和提出的主張被一些學者打上了悲觀主義的烙印，并遭到各種質疑，但是系統整體論和系統動力學的研究方法則為學者們分析人類可持續的發展問題提供了一種嶄新的理論視野和方法。對可持續發展的理論和實踐研究呈現出階段性和多元化特點。瑞典隆德大學國際工業環境經濟研究所的梅布拉圖（D.Mebratu）從歷史發展維度對可持續發展的概念演變進行了梳理，并將其分為三個歷史時期：（1）前斯德哥爾摩時期，包括斯德哥爾摩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之前的時期（1972年）。這一階段的可持續發展概念主要是來源于宗教信仰和傳統的人類與自然的關系、經濟學和馬爾薩斯的“環境極限”理論等。（2）從斯德哥爾摩會議到世界環境和發展委員會（WCED）（1972-1987年）。1972年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之后，環境與發展之間的關系逐漸受到人們重視，這其中就包括了我們熟悉的羅馬俱樂部所做出的努力，而可持續發展概念則是由世界環境和發展委員會在1987年正式提出。（3）世界環境和發展委員會之后（1987-1997年）。在1987年世界環境和發展委員會后，最為重要的國際會議當屬1992年在巴西里約熱內盧舉行的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UNCED），這次會議產生了一些主要的國際文件，如“里約宣言”、“21世紀議程”以及關于荒漠化、生物多樣性和氣候變化的公約。[6]2000年9月，147位國家元首、政府首腦和其他領導人會聚在聯合國總部，通過了《聯合國千年宣言》，[7]并提出“消滅極端貧窮和饑餓，實現普及初等教育，促進兩性平等并賦予婦女權利，降低兒童死亡率，改善產婦保健，與抗艾滋病、瘧疾和其他疾病作斗爭，確保環境的可持續能力，制訂促進發展的全球伙伴關系”八項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8]成為近十五年全球國際合作的重要指導框架。在2015年9月25-27日，聯合國成立七十周年之際了《變革我們的世界：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提出了未來15年可持續發展的17個具體目標，成為一個新的里程碑。一些學者對可持續發展的理論觀點和方法進行了概括。例如，西班牙巴塞羅那自治大學環境與資源經濟學教授貝格（Bergh）和杰倫（Jeroen）認為當前的可持續發展理論大致可分為以人類為中心的、保持自然和經濟資本的總存量為特征的均衡-新古典主義理論（Equilibrium-Neoclassical）；以保持自然系統的恢復力，促進遺傳/生物/生態系統多樣性等為特征的生態-進化理論（Ecological-Evolutionary）；基于材料的工業代謝-產品鏈政策以及綜合廢物處理、減少、再循環和產品開發等特征的物理-經濟理論（Physico-Economic）；維持物理和生物種群及生物多樣性，向污染影響最小的能源系統過渡的生物物理-能源理論（Biophysical-Energy）；控制人類對生態系統的直接和間接影響，維持人類系統的物質投入和產出之間平衡的系統-生態理論（Systems-Ecological）；通過操縱生態系統將人類利益與環境質量和功能結合起來的生態工程（EcologicalEngineering）；保持有限的經濟和人口規模，在生態系統食物網和生物圈中占有適當的位置，始終考慮人類行動在空間和時間上的乘數效應的人類生態學（HumanEcology）等理論觀點。[9]英國赫爾大學商學院的埃斯皮諾薩（A.Espinosa）和獨立研究者沃克（J.Walker）認為上述這些理論觀點可謂主流的可持續發展理論觀點，其研究進路大致可分為“傳統方法”和“系統（或整體的）方法”。他們根據這些主流觀點是否充分考慮了系統整體因素，將其分為程度不同的五種等級，以判斷這些理論屬于傳統方法還是系統方法。[10]他們認為這些主流方法更多的是考慮社會對生態壓力和沖擊的應激反應和適應的能力，或者諸如國內生產總值等經濟變量在經濟發展進程中是否能得到維持和改善。也有些管理者認為，可持續發展理念正迫使全球經理人批判性地評估他們的商業實踐，以確保其不會為了短期的公司利潤而犧牲今世后代的福利。[11]然而，目前關于可持續發展思想的主流觀點都具有一些局限。例如，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勒樂（S.M.Lélé）認為，對貧窮和環境退化問題的不完整認識，以及對經濟增長的作用以及可持續性和參與概念的混淆。[12]而一些為了促進經濟指標的持續增長而采取的一系列貿易措施，并不能實現可持續發展的最終目標。因為這些發展模式大多建立在以人類為中心的、線性的、簡單性的世界模型基礎上，它假設現實世界的不確定性可以通過人類的完全理性得到控制和預測，并據此設計可持續發展方案和評價標準。然而，現實世界的混亂性、不確定性、非線性、動態性等特征是人類設計可持續發展戰略時無法回避的問題。正是社會生態系統的這種復雜性，使得目前可持續發展的理論和實踐面臨困惑和挑戰。復雜性科學的發展使人類認識到，復雜性問題的解決需要一種系統整體的理論視角，需要一種超越還原論的思維方式——復雜系統思維，因而更加關注復雜系統中要素之間的非線性關系和演化的動力學過程。因此，以復雜性科學的視角分析社會生態系統及其可持續性成為可持續發展理論研究的一個新趨勢。

三、社會生態系統及其復雜性特征

社會生態系統的概念雖然沒有一個統一定義，但學者們普遍都采用了復雜性理論的視角來理解其內涵。聯合國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經濟委員會可持續發展和人類住區司環境政策區域顧問蓋洛賓等人（G.A.Gallopínetal.）將社會生態系統定義為由生態（或生物物理）要素及其與之相互作用的社會（或人類）要素（子系統）組成的任何系統。它可以是城市的，也可以是農村的，可以在從地方到全球的不同尺度上加以界定。他們認為社會既可以包含于生態系統之中，實現資源的輸入與輸出；二者也可通過相互作用作為子系統構成更大范圍的系統整體，即社會生態系統，強調二者內部之間以及與外部環境之間的功能關系。（[9]，p.15）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奧斯特羅姆（E.Ostrom）認為，社會生態系統是由多個子系統和內部變量在多個層級上組成的，類似于由器官、組織、細胞、蛋白質等組成的有機體。她從公共資源管理的角度提出了社會生態系統的分析框架，認為社會生態系統應包括相互作用的資源系統（Resourcesystem）、管理系統（Governancesystem）、資源單位（Resourceunits）、用戶（Users）四個核心子系統。[13]印度德里經濟增長研究所的喬普拉（K.Chopra）從方法論和價值觀等層次對自然、經濟和社會之間的聯系的一些方面進行了分析，試圖解決一些決策方面的問題。[14]我們認為，學者們對社會生態系統主要包括社會、經濟和自然這三個要素是有共識的。但從復雜性層級觀點來看，社會生態系統的要素還應該被看成是一個子系統，本身還包含低層級的組成要素。且各子系統以及要素之間具有非線性的相互作用關系，往往形成要素之間以及系統與環境之間的因果鏈和反饋環，由此構成了系統結構的層級性，功能的突現性，行為的不可預測性等復雜性特征。按照霍蘭（J.Holland）的復雜適應系統理論和模型，社會生態系統可以被視為一個由社會、經濟、自然三個半自治主體組成的復雜適應系統。在這個復雜適應系統中，社會、經濟、自然子系統是一種適應性主體，它們既部分地依賴于其組成部分，又表現出特定主體特性。它們可以通過聚集成類，形成介主體等更高級別的主體，主體具有學習能力和對環境的適應性；通過內部規則以及規則的改變，形成一種動態穩定的層級結構。在社會生態系統演化過程中，當系統內的某些要素的變化超過了系統的承載能力，系統則通過突現機制形成一種新的結構模式。因此，社會生態系統的復雜性特征可概括為以下三點：第一，社會生態系統具有生成性的層級結構。即社會生態系統是由其低層級的組成元素通過非線性相互作用產生的一種具有層級性和動態性的宏觀結構。例如，森林、湖泊、土壤、植被等要素通過特定的非線性組合形成某個新的整體——某個區域的自然系統，而這個區域的自然系統又作為一個適應性主體，與這個區域的社會系統、經濟系統相互作用形成具有特定因果關系的系統，即某區域的社會生態系統。霍蘭用甕模型和馬爾科夫矩陣描述了這種具有半自治特性的要素和子系統如何生成更高層級的結構的機制。[15]為我們理解復雜系統的結構復雜性提供了科學的依據。第二，社會生態系統具有適應性的演化機制。即社會生態系統演化的動力來源于子系統及其組成元素之間的受約束的適應性相互作用。因為社會生態系統的元素是一種適應性主體，它們之間、以及與環境之間可以通過學習和反饋來調整自己的適應性，從而適應具有多樣性變化的外部環境。這樣的適應性循環過程使主體的適應性得到提高，在演化中表現出一種適應性景觀。第三，社會生態系統表現出共同進化過程。社會生態系統的演化需要適應環境，但與環境之間更是一種共同進化的關系。社會、經濟、自然系統之間在共同進化過程中會形成特定的生態位。而生態位的變化則取決于社會生態系統整體對外部環境的適應而發生的系統內部結構的調整。適應性主體的重組等都可以促使新的生態位產生，從而修改甚至替換過時的生態位，使社會生態系統表現出一種共同進化過程。因此，在這個意義上，社會生態系統可理解為一個復雜適應系統，能夠產生并維持系統的層級結構，并在演化過程中，能夠根據規則調整系統內部結構，甚至改變規則以適應不斷變化的外界環境，表現出適應性的共同進化過程。

四、社會生態系統的可持續性

對可持續性的分析近年來成為學界對可持續發展理論與實踐研究的一個熱點問題。學者們從不同的視角和方法對可持續性的定義做了研究。例如，蓋洛賓從開放的經濟系統與自然資本的角度進行分析。認為，在最一般的條件下，任何系統的可持續性都可以用所研究系統的產出的一個不遞減的評估函數V(Ot+1)→V(Ot)來表示。社會生態系統是一個開放系統，其行為取決于內部結構并受到外部環境輸入的影響。（[9]，p.5）他認為可以將可持續性分為“強可持續性”和“弱可持續性”。“強可持續性”觀點認為自然資源是經濟生產、消費或福利的基本投入，不能被有形資本或人力資本所取代，這樣，任何導致自然資本存量總體減少（特別是低于最低限度）的發展道路都無法持續；“弱可持續性”觀點強調了保護生態和生物地球化學的過程的價值，這些過程一旦失去，是無法恢復的，除了某些關鍵的自然資本外，一些同等價值的人工資本可以取代自然資本。（[9]，pp.14-16）德國理論物理學家和德國全球變化咨詢委員前主席斯基勒內哈博（H.J.Schellnhuber）則從控制論的角度，用人類和自然子系統的共同進化來描述社會生態系統的狀態軌跡（如圖1）。（[9]，p.31；[10]，pp.19-20）他通過由定義自然生態位（N）和人類生態位（H）的變量集合的所有可能值的點所構成的區域，來表示社會生態系統在多維狀態空間中的可能狀態。N代表自然子系統的狀態（例如全球平均氣溫，或環境狀況的局部綜合指數），H代表人類子系統的狀態（例如人類文明的發展程度，或當地人類社區的狀況）。隨著時間的推移，系統的變化可以用這個抽象的狀態空間中的軌跡來表示。在這個模型中，交叉陰影部分表示不可能存在人類生命的區域（例如，溫度太低或太熱而無法維持人類生命）。狀態空間還包含一些“災難性的區域”（catastrophicdomains）和“不能接近的區域”（inaccessibledomains）。其中，災難性的區域是指在這個區域社會生態系統的質量低于可容忍的水平，并且一旦系統的狀態進入該區域，它就會被困在其中。（[9]，p.30）比如一些大的自然災害之后，由于治理不當所造成的長時間社會不穩定。不可進入的區域指的是從當前或初始狀態的任何有意或自發的軌跡無法達到的N和H組成的區域。因此，社會生態系統的可持續性意味著人類做出正確決策，避免系統的狀態軌跡落入這一災難性區域。生態學教授霍林（C.S.Holling）從復雜性角度分析了生態系統的恢復力與穩定性及其在管理中的應用。[16]沃克（B.Walker）等人深化了霍林關于生態系統的恢復力的理解，認為社會生態系統的三個屬性——恢復力、適應性和可轉化性決定了其未來的發展軌跡。[17]瑞士巴塞爾大學可持續發展研究項目的克里森（M.Christen）和施密特（S.Schmidt）認為，可持續性的概念存在分歧，他們主張采用元視角，試圖構建了一個由基本模塊和實際模塊組成的可持續性概念的正式框架，即通過規范的正義性原則和整合的描述性原則來解決可持續發展概念的隨意性問題。[18]可見，學者們對可持續性問題的不同視角的研究給了我們很多啟發。我們認為，從復雜性科學的視角研究社會生態系統的可持續性是一個新的進路。作為復雜適應系統的社會生態系統，其可持續性主要表現為系統的自組織性（self-organization）、自適應性（adaptability）和自穩定性（autostability）等特征。系統自組織性是維持系統結構穩定并實現整體功能優化的內部機制。作為一個復雜適應系統，首先必須具有開放性，需要保證社會生態系統與外界環境存在開放性的輸入和輸出關系，正是由于物質、能量、信息源源不斷地交換，社會、經濟、自然子系統之間的非線性相互作用關系始終處于動態過程中。同時，自組織作用在開放的社會生態系統中廣泛存在，例如自然系統的元素通過自組織作用形成較為穩定的自然系統，而自然系統與社會、經濟子系統之間的互動又是自組織作用從局域到社會生態系統整體的擴展，最終促成了系統功能的整體優化。系統自適應性是社會、經濟、自然子系統共同進化以及增強系統恢復力的主要表現。適應性主體之間、主體以及環境之間存在一個不斷進行著的動態的交互作用過程。在這個過程中，通過主體間的學習，以及將外界環境的不確定因素反饋給主體自身，各主體實現了以適應性為基礎的共同進化。反過來，子系統之間通過共同進化又產生了更多的能夠互相適應的適應性主體。這個共同進化的過程又進一步鞏固和穩定了子系統中各元素在社會生態系統中的主動適應性，從而提高了整個系統的恢復力。系統自穩定性是社會生態系統達到可持續性狀態的重要判據。社會生態系統是一個處于動態演化過程中的復雜適應系統，而主體為了最大限度地實現自身的適應性進化，往往會促使系統演化到混沌的邊緣，從而產生新的創造性和可能性，進入穩定域。因此，社會生態系統需要克服來自系統內部的漲落以及外界的擾動，以達到可持續性狀態。由于這種系統的穩定性是通過內部機制自組織達到的，因此又可稱為適應性自穩定。一旦社會經濟的發展超出自然資源的承載閾值時，自然系統就會處于瓦解的危險狀態。正如布諾（N.P.Bueno）所說，當SES跨越閾值條件臨界點時會失去恢復力，一旦過了臨界點，就會改變控制過程的反饋回路的主導地位及其主導極性。[19]這時系統自穩定性機制將會發揮作用，以保證系統突現到新的結構和功能有序狀態。因此，可持續性可謂社會生態系統保持生存和有序發展的一種整體性質和系統價值。社會、經濟、自然系統之間具有錯綜復雜的因果反饋關系，這些適應性主體通過規則重組突現出社會生態系統新的整體序。按照協同學觀點，這種整體序源自于序參量對系統施加的影響。社會生態系統可持續性的序參量可以說是人與自然和諧的價值觀，這個價值觀由社會、經濟、自然子系統之間自組織產生。一旦產生，便會如同“一只無形的手”，對各個子系統產生役使作用，引導社會生態系統整體朝著可持續發展的方向演化，這是宏觀整體對低層次要素的一種下向因果作用。社會、經濟、自然子系統之間通過競爭性協同的非線性相互作用形成動態穩定的結構，使社會生態系統突現出整體的有序性和可持續性。可以說，可持續性也是社會生態系統整體序的一種價值追求。綜上所述，社會生態系統的復雜性和可持續性的理論分析是可持續發展理論建構的一個新視野和新進路，也可為我們的綠色發展實踐提供理論的支撐。

作者:范冬萍 單位:華南師范大學公共管理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