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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范疇在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中處于核心地位，也是同舊唯物主義的一個顯著區別。鄧小平理論繼承、發展了這一根本觀點，它以實踐為基石，立足于新的實踐，在實踐中發展，又回歸和指導實踐，在實踐中獲得了蓬勃生機。實踐性是鄧小平理論的基石或曰基本特征。

一、實踐性是鄧小平理論的邏輯起點

論及鄧小平理論的產生，首先要追溯我國社會主義建設中的教訓和失誤。不可否認，是偉大的政治家和軍事家，他使中國歷史掀開了新的一頁，使近代災難深重的中華民族站起來了，但沒有使中國人民富起來。他脫離了中國兩千多年封建社會小農經濟的國情，從主觀愿望出發，基本照搬蘇聯模式，搞“一大二公”的體制。1958年，掀起了，喊出“十五年趕英，二十年趕美”的口號，結果國民經濟來了個“大躍退”，使中國如同回到解放前的“三年困難時期”。形勢稍有好轉，又以階級斗爭為綱，于1966年開展了“無產階級”運動，這場“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帶來的災難使中國人民歷經了磨難，國民經濟滑到了崩潰的邊緣。在精神上，文化革命的陰影至今沒有消除。究其原因，主要是違反了他一貫倡導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而陷入了本本主義和急進盲動的泥淖。雖然對社會主義建設做了一些有益的探索，但從全局來看模式的選擇和運行方式是失敗的。

粉碎“|”后，中國人民似乎可以喘口氣了，但當時的接班人繼續推行文化革命中的極左路線，推行“兩個凡是”，結果又使中國籠罩在烏云迷霧中，“兩個凡是”成了糾正錯誤，撥亂反正的攔路虎。人民從經驗中體會到社會主義并沒有帶來多少實惠，普遍感到精神的迷茫和物質的缺失，人們開始對傳統的社會主義進行反省、反思。

縱觀世界形勢，進入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世界經濟政治格局發生了一系列重大變化。當今世界兩大社會制度——社會主義制度和資本主義制度，在其發展中都出現了許多新情況、新問題，日新月異的科學技術進步深刻地改變著當代經濟生活和政治生活，特別是蘇東劇變對共產主義運動是一場艱巨的考驗。社會主義還行不行、馬克思主義還靈不靈？這些重大的問題擺在世人面前。正如鄧小平所說：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必須根據現在的情況，認識、繼承和發展馬克思主義。墨守成規只能導致落后甚至失敗。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競爭主要表現在看誰能創造出更高的生產率。

馬克思在評價文藝復興時說：那是一個需要巨人，而產生巨人的時代。剛從極左磨難中爬出來的中國民族，需要這種巨人，需要這樣一個改革的實干家。于是，鄧小平又一次從歷史中站出來了，開始了新的長征。他以遠見卓識和豐富的政治經驗，在千頭萬緒中抓住決定性環節，從端正思想路線入手，反對“兩個凡是”的錯誤觀點，支持開展真理標準大討論，樹立實踐是檢驗真理標準的權威，從僵化的思想中，從個人迷信中，從左的禁區中走出來。

在視察東北時，他走一路講一路，批文化革命中左的錯誤，批“兩個凡是”，倡導解放思想，實事求是。1978年12月，在中央工作會議上提出黨的工作重心轉移到實現四個現代化上來，解放思想是當前的一個重大政治問題，為以后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做了思想準備。三中全會高度評價了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重新確立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路線、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做出了把黨和國家的工作重心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和實行改革開放的戰略決策。鄧小平在大會上講：“首先是解放思想，只有思想解放了，我們才能正確的以馬列主義、思想為指導，解決過去遺留的問題，解決新出現的一系列問題，正確的改革同生產力迅速發展不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把全黨工作的重心轉移到實現四個現代化上來。”（《鄧小平選集》第二卷141頁）

綜上所述，鄧小平理論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也不是他頭腦中固有的，而是在總結社會主義實踐的經驗和教訓中特別是在批判極左路線中產生的。他在中國形勢轉折關頭和世界格局發生重大變化時應運而生，是時代的呼喚、億萬人民實踐的升華。

二、實踐是貫穿于鄧小平理論中的一條紅線

 馬克思、恩克斯在講到自己的理論時曾多次說過：“我們的學說不是教條，而是行動的指南。”“社會主義在實踐中”。鄧小平不唯書、不唯上、不滿足現成的結論，而是按照導師的邏輯思維，站在中國這塊土地上探索自己的路子。

結束了，曾經創造過燦爛的歷史文明、而近代又倍受災難的中華民族，究竟向何處去？這是鄧小平苦苦思索的中心。社會主義的原創性、中國的經驗和教訓、國際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興衰成敗都在他的視野之中。老祖宗不能丟，但教條的僵化的社會主義已被實踐所證偽。于是“什么是社會主義”和“怎樣建設社會主義”成了問題的核心，正是圍繞這一問題的思考和實踐，才有了鄧小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產生和完善。正如鄧小平自己總結的：“把馬克思主義普通真理同我國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走自己的道路，建設有社會主義特色，這就是我們總結長期歷史經驗得出的基本結論。”（《鄧小平選集》第三卷203頁）

針對我國相當長時期內脫離實際而采取的一些“左”的政策，鄧小平認真分析了我國的具體國情，我國是一個有長期封建歷史的國度，基本是小農經濟，生產力還不發達，且人口眾多，資源短缺，由此作出了我國還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科學論斷。指出制定一切方針政策都必須從這個基本國情出發，不能脫離實際，不能再干超越階段的蠢事。

社會主義到底是什么？在批判教條主義和空想社會主義中，鄧小平進一步提出：“貧窮不是社會主義，落后也不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應當創造出比資本主義更高的生產力。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后達到共同富裕。”（《鄧小平選集》第三卷373頁）。這些話說出了老祖宗沒有說出的道理，用簡潔明快的語言道出了社會主義的本質和以人為本的目標。

如何解放和發展生產力，鄧小平提出了改革的方略，徹底革除影響生產力發展的舊體制、舊框框。他尊重群眾的首創精神，及時肯定了安徽、四川等地農民家庭承包責任制的創造，并向全國推廣，使農業首先擺脫了困境，隨后幾年以百分之十的速度增長，農民得到了實惠，為整個國家發展和進一步改革奠定了基礎。

農村改革的成功為整個經濟體制改革提供了新經驗。1984年具有戰略眼光的鄧小平又不失時機的把改革推向城市、工業、商業、領導制度，使中國的改革進入全面推進的階段。1992年，鄧小平在南巡談話中又把中國的改革推進了一步：“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計劃經濟不等于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于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鄧小平選集》第三卷373頁）至此，鄧小平再次把對社會主義摸式的認識推進了一步。在鄧小平理論指引下，國家的計劃一減再減，權力一放再放。“三資企業”、民營企業、股票市場、技術市場、人才市場等如雨后春筍般相繼出現。每一個經濟單位都是一個獨立的市場主體，使中國大地出現了蓬勃生機。這場改革成了當今中國發展的巨大動力，鄧小平也被一些外國人譽為當代中國改革之父。

鄧小平以馬克思主義者的智慧和膽識，對時代主題做出科學判斷，提出了一系列務實對策，其中最主要的是對外開放國策，使中國擺脫封閉狀況，走向世界。在國際事務中發揮了一個大國應有的作用。

鄧小平指出：“經驗教訓告訴我們，關起門來搞建設是不行的，發展不起來”“獨立自主，不是閉關自守，自力更生不是盲目排外。科學技術是人類共同創造的財富，任何一個民族，一個國家，都需要學習別的民族，別的國家的長處，學習人家的先進科學技術”。（《鄧小平選集》第三卷367頁）鄧小平是對外開放的決策者和親自實踐者，他首先把突破口放在離香港最近的深圳。1979年7月，中央決定在深圳等地試辦經濟特區，不到五年深圳成了東方一顆耀眼明珠。深圳實踐的成功又促進了進一步對外開放。1984年5月，中央決定開放大連、青島等十四個沿海城市；1985年2月，又把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開放為沿海經濟開發區；1992年國家進一步開放6個沿海港口城市、13個內陸邊境城市和18個內陸省會城市，批準設立保稅區。開放的春風，從珠江到黑龍江，從長江口延綿到絲綢之路，全方位、多層次、寬領域的對外開放格局逐步形成，增強了我國的綜合國力，有力的促進了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進程。實踐的發展以其不可質疑的事實證明，中國的對外開放政策是英明的，中國已經走向世界。

鄧小平說，我是中國人民的兒子，我時刻愛著我的祖國和人民。在大力發展經濟的同時，鄧小平又把注意力放在祖國統一大業上。近代香港和澳門被英國和葡萄牙分別侵占，、曾試圖解決這個問題，但由于歷史原因一直懸而未決。鄧小平高瞻遠矚，全面分析國際國內形勢，和平與發展成為世界主流，中美建交，中國的強大，從而提出用和平方式解決香港、澳門和臺灣問題。1984年6月鄧小平在會見香港工商界人士時說：“‘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構想是我們根據中國自己的情況提出來的，是從中國自己的實際提出來的，中國自己面臨一個香港問題，一個臺灣問題，而且解決這個問題只有兩種方式：一個用談判方式，一個用武力方式。用和平談判的方式解決這個問題，總要談判的雙方或者三方面都能接受。我所采取‘一國兩制’的辦法解決香港問題，不是一時的思想沖動，也不是玩弄手段，完全是從實際出發的，充分照顧到香港的歷史和現實情況的”。（《鄧小平選集》第三卷59頁）“一國兩制”的構想，既體現了實現祖國統一，維護國家主權的原則性，又充分考慮香港、澳門、臺灣的歷史和現實，表現出高度的靈活性。接著鄧小平以無產階級革命家剛毅的膽略和堅定的愛國主義立場同老牌帝國主義英國展開了一場激烈的外交鏖戰。連撒切爾夫人也贊揚鄧小平“一國兩制”的構想是天才創造，是行的通的。1997年、1999年香港、澳門的順利回歸，一洗百年國恥，同時對臺灣問題的解決也必將產生重要影響。公務員之家版權所有

縱觀鄧小平理論的主要內容和基本觀點，都是從中國的實際出發的，從億萬群眾的實踐出發的，從實踐中發現真理和發展真理，是鄧小平理論中以一貫之的紅線。

三、實踐性體現了鄧小平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

鄧小平在評價自己的改革開放事業時曾說：“國外有人說我主張改革開放，是改革派。在這方面，我是改革派。但是，如果說主張和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是保守派，我又是保守派。所以比較準確的說法是，我是實事求是派”。（《鄧小平選集》第三卷209頁）尊重實際，尊重實踐，是鄧小平身體力行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正如一些外國學者所評價的，鄧小平是一位現實主義者，是一位善于使可能變成現實的實踐家。他不高喊什么空洞的口號，他看不起那些高談闊論脫離實際的理論家，并指責他門是死搬教條的保守主義。他把目標一直盯在讓人民富起來。

鄧小平習慣用明快簡潔的語言來表達樸素的真理，且易為群眾所接受。如1962年，他接見出席共青團三屆七中全會全體同志時說“同志經常講一句話：黃貓、黑貓，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貓。這里說的打仗，我們之所以能夠打敗，就是不講老規矩，不按老路子打，一切看情況，打贏算數。現在要恢復農業生產，也要看情況，就是在生產關系上不能完全采取一種固定不變的形式，看用哪種形式能夠調動群眾的積極性就采用哪種形式”。（《鄧小平選集》第三卷323頁）這個眾所周知的“貓論”，在中曾被冠以修正主義、實用主義、唯生產力論等罪名大加討伐。筆者認為，這段話仍然是真理。一是體現了馬克思主義實事求是的態度，二是體現了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方法，三是不一刀切，尊重群眾的實踐和創造。可悲的是，現在仍有少數人仍在挑這句話的毛病，說是只講目的，不講手段。難道不捉老鼠的貓才是好貓嗎？

第二是“摸論”。鄧小平在改革開放初期，曾不止一次的講，要摸著石頭過河，走一步看一步。這是十足的唯物主義。中國需要改革，但改革是條十分艱難的路，因為社會主義的固有模式，十幾年極左思想的影響，個人迷信的泛濫，人們的守舊心理構成了重重障礙。鄧小平知道，這是一條充滿險惡的沒有航標的運行，不僅需要清醒和理智，百折不撓的斗志，還要有一步一個腳印的實干精神，要顧及民眾的接受力和承受力。回顧20多年來的改革開放實踐，我們就是這樣由點到面、由淺入深“摸”過來的。可以毫不夸張的說，在中國歷史上還沒有一個人象鄧小平那樣進行這樣一場沒有暴力的、成功的全面改革。

第三是不爭論。鄧小平講：“不搞爭論，是我的一個發明”。（《鄧小平選集》第三卷374頁）改革途中一直貫穿著僵化與解放，保守與開放，本本與創新的斗爭，有時是激烈的。君不見從農村的聯產承包責任制到企業的股份制，從特區的開放到市場經濟的確立，都經歷了一連串的爭論。鄧小平講不爭論，一是爭論的前提不清楚，如什么是社會主義，什么是資本主義，由于極左的影響，一些人往往形成左視眼，認為越左越革命，爭論來爭論去搞不清楚。二是爭論來爭論去，把時間耽誤了，不爭論是節省時間干。三是大膽地試，大膽的闖，讓群眾的實踐講話，允許看，允許試，對了就堅持放開，錯了就糾正。不爭論不是不要原則標準，這個標準就是“主要看是否由利于發展社會主義地生產力，是否有利于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鄧小平選集》第三卷372頁）

鄧小平理論有其務實、明快的鮮明特色，以上所舉三例說明。這些也表現在他的行為方式上，他不知疲倦的奔波在祖國大地上，從東北到特區，從黃浦江畔到烏魯木齊都留下他的足跡，他的聲音。他以無產階級革命家的膽略和智慧，率領十三億人民進行新的長征，開創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新道路，在國際共運史上必將產生重要影響。

鄧小平理論的正確性不僅在于自身的邏輯性，更重要的是來自實踐并成功地指導實踐，通過實踐證明自己的真理性，并在實踐中不斷發展。鄧小平理論的基石就是實踐性。它不是一個封閉的理論體系，今后在中國共產黨人的實踐中，必然會與時俱進，進一步深化。

參考文獻

《世界著名政治家、學者論鄧小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