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繁榮社會主義學習鄧小平文藝理論的偉大旗幟論文一文來源于網友上傳，不代表本站觀點，若需要原創文章可咨詢客服老師，歡迎參考。

內容提要：鄧小平文藝理論是鄧小平理論體系的有機組成部分。它辯證地論述了文藝與政治的關系，提出了文化藝術交流的理論，深刻地揭示了社會主義文藝的本質特征、價值取向和發展規律，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是引導中國文學藝術走向更大繁榮的偉大旗幟。

鄧小平理論是我們時代的偉大旗幟。它將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發展到一個嶄新的階段。我們要實現黨的十五大制訂的宏偉綱領，發展和繁榮社會主義文藝，必須高舉鄧小平理論的偉大旗幟。指出:“在當代中國只有把馬克思主義同當代中國實踐和時代特征結合起來的鄧小平理論，而沒有別的理論能夠解決社會主義的前途和命運問題。”實踐證明，我國社會主義文藝要真正掙脫禁錮在自己頭上的枷鎖，走向百花爭艷、百家爭鳴的黃金時代，攀登世界藝術巔峰，也必須以鄧小平理論為指導。

鄧小平文藝理論是鄧小平理論體系的有機組成部分。鄧小平文藝理論具有鮮明的時代性、民族性、實踐性和階級性。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是鄧小平理論的精髓，也是鄧小平文藝理論的哲學基礎和方法論原則。解放思想、實事求是，使我們廣大文藝工作者，走出了神學的誤區，以獨立思考代替了虔誠的偶像崇拜，從而打破了、制造的現代迷信，推倒了“文藝黑線專政論”，劃清了馬克思主義與假馬克思主義的界限，自覺地認識到作為“人類靈魂工程師”的歷史使命和光榮職責。

鄧小平文藝理論是具有中國特色的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是文藝思想的繼承、豐富和發展。在文藝發展方向問題上，鄧小平說:“我們要繼續堅持同志提出的文藝為最廣大人民群眾、首先是為工農兵服務的方向，堅持百花齊放、推陳出新、洋為中用、古為今用的方針，在藝術創作上提倡不同形式和風格的自由發展，在藝術理論上提倡不同觀點和不同學派的自由討論。”（1）但鄧小平并沒有僅僅停留在堅持文藝思想上面，而重點則放在發展上。“發展是硬道理”，“重點在建設”。依據20世紀文藝實踐，特別是社會主義文藝運動實踐的經驗教訓，鄧小平重新調整了我國社會主義文藝的方向，明確提出了“文藝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方向，不再提文藝從屬于政治這樣的口號。“因為這個口號容易成為對文藝橫加干涉的理論依據，長期的實踐證明它對文藝的發展利少害多。但是，這當然不是說文藝可以脫離政治。文藝是不可能脫離政治的。”（2）在文藝與政治的關系上，鄧小平在理論上作出了重大突破與發展。本世紀初，列寧在《黨的組織和黨的文學》中提出“文學應當成為黨的文學”，認為文學事業應當成為黨所開動的社會民主主義機器的“齒輪和螺絲釘”。后來日丹諾夫等人并未完整準確地理解列寧的文藝思想，而只是片面的強調文藝的黨性和階級性，把文藝看作是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的工具和武器，并且以行政方式粗暴地干涉文藝創作和文藝批評。產生的惡果是世人盡知的。在中國，文藝從屬于政治也是有歷史傳統的。梁啟超在失敗后，極力提倡“小說界革命”，認為小說是政治斗爭的有力武器，“欲救中國，不可不自小說始。”“五四”以后，文藝為民族解放服務、為救亡圖存服務，幾乎成了一切進步文藝工作者的共識。在延安文藝座談會講話中，進一步從理論上闡明“文藝是從屬于政治的”，并將文藝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與為人民服務并提，作為革命文藝的根本方向。文藝為政治服務，在戰爭年代的確發揮了積極的作用，并產生了一批好的和比較好的作品。隨著時間的推移，在社會主義制度基本建立以后，這個口號的片面性就日益顯露出來。伴隨著“左”的文藝思潮的形成和發展，在我國開展的一次又一次文藝斗爭，都是從文藝背離“無產階級政治”中找到它的理論根據。這樣以來，文藝發展的路子越走越窄，最后走進了“”的絕境和死谷。鄧小平對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重大貢獻，首先就表現在他以理論家的勇氣和膽識，科學地總結了近一個世紀的文藝實踐正反兩個方面的歷史經驗，回答了時代提出的重大理論問題，辯證地闡明了文藝和政治的關系，為社會主義文藝撥正了航向。

文藝與政治關系問題在理論上的解決，“二為”方向的確立，為文藝工作者解除了最大的精神繩索，大大解放了文藝的生產力。在此基礎上，鄧小平從改革開放的時代高度，重新解釋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內涵，提出了文化學術交流的理論。1956年提出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理論，揭示了文化學術發展的一條重要規律。但在理論說明與具體實踐中，卻與提出的初衷相悖。由于將“雙百”安放在“以階級斗爭為綱”的基礎上，因此他把“百家”變成了“兩家”，即無產階級一家，資產階級一家。因而自然也就把自由討論和爭鳴雙方的關系，變成批判與被批判的關系，貫徹“雙百”方針的過程，實際變成了一個“誰戰勝誰”的過程。這樣在實踐上必然造成混淆政治與藝術、政治與學術的界限，出現批判“封、資、修”的浪潮一浪高過一浪的態勢。發展到“”，對外閉關鎖國，夜郎自大，杜絕了一切中外文化交流和對話的渠道;對內則實行“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杜絕一切探討真理、發展藝術的道路，從而使“百花齊放”變成百花凋零，“百家爭鳴”變成萬馬齊喑一言堂。鑒于歷史的教訓，鄧小平在為我黨制訂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的過程中，強調在經濟上實行改革開放的同時，提出“對外文化交流也要長期發展”（3）。并且重申:“我們要永遠堅持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4）針對“百家”即“兩家”的看法和閉關鎖國的教訓，他說:“我們要堅持百家爭鳴的方針，允許爭論。不同學派之間要互相尊重，取長補短。要提倡學術交流。任何一項科研成果，都不可能是一個人努力的結果，都是吸收前人和古人的研究成果。一個新的科學理論的提出，都是總結、概括實踐經驗的結果。沒有前人或今人、中國人或外國人的實踐經驗，怎么能概括、提出新的理論?搞封鎖是害人又害己。我們要把對待封鎖的態度，作為檢驗一個人世界觀改造得如何的重要內容之一。凡是搞封鎖的，就說明他的世界觀沒有得到很好的改造。”（5）鄧小平充分尊重爭鳴雙方的獨立性和創造性，提倡學術交流，強調各學派之間要互相尊重，取長補短，平等地進行對話與交流。這里不存在什么批判與被批判，誰戰勝誰的問題，大家的共同目標是追求真理，既可異中求同，也可同中求異，或爭鳴各方各自保留自己的不同見解。在科學研究中，鄧小平認為應全方位地吸收前人和今人、外國人和中國人的研究成果。對于外國人，“我們要向資本主義發達國家學習先進的科學、技術、經營管理方法以及其他一切對我們有益的知識和文化”（6）。屬于文化領域中的東西，一定要用馬克思主義對它們的思想內容和表現方法進行分析、鑒別和批判，盲目推崇和照搬是錯誤的。閉關自守，固步自封，拒絕接受一切外來文化則是愚蠢的。

鄧小平文藝理論深刻揭示社會主義文藝的本質特征、價值取向和發展規律。它繼承前人，突破陳規，開拓了有中國特色的馬克思主義文藝學的新境界。

第一，關于社會主義文藝的本質特征。鄧小平指出:“我們的社會主義文藝，要通過有血有肉、生動感人的藝術形象，真實的反映豐富的社會生活，反映人們在各種生活關系中的本質，表現時代前進的要求和歷史發展的趨勢，并且努力用社會主義思想教育人民，給他們以積極進取、奮發圖強的精神。”（7）社會主義文藝具有生動感人的形象性、藝術的真實性、鮮明的時代性和民族風格的多樣性，它不是以抽象的說教去說服讀者，而是以巨大的藝術感染性，激發人民群眾的社會主義積極性，推動他們從事四個現代化建設的歷史性創造活動。

第二，關于社會主義文藝的任務和目的。鄧小平在馬克思主義文藝思想史上，第一次明確提出了社會主義新人的范疇概念，并以此體現人民的審美理想，進而達到培養社會主義新人的目的。鄧小平說:“我們的文藝，應當在描寫和培養社會主義新人方面付出更大努力，取得更豐碩的成果。”（8）社會主義新人是體現時代精神和人民審美理想的新穎生動的個性。他們不是那種不食人間煙火的“高、大、全”式的“時代精神的傳聲筒”，而是普通的有著七情六欲、悲歡離合的豐富多樣的社會主義個性。他們是“四化”的建設者、創造者和為實現祖國統一、民主、文明、富強而奮斗的炎黃子孫。在他們身上表現出的那種有革命理想和科學態度、有高尚情操和創造能力、有寬闊眼界和求實精神的嶄新面貌，體現了社會主義文藝的合規律性和合目的性的統一。這種社會主義新人的藝術形象和典型性格的塑造，必將給人民群眾以美的享受，提高他們的審美情操和審美能力，有力地影響著四有新人的培養。

第三，社會主義文藝的價值取向與評價標準。“我是中國人民的兒子。我深情地愛著我的祖國和人民”。這是鄧小平一生的座右銘，它集中概括了鄧小平的人生觀、價值觀和審美觀。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既是社會主義文藝發展的方向，也是社會主義文藝最根本的價值取向。社會主義文藝屬于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組成部分。“滿足人民精神生活多方面的需要”，“把最好的精神食糧貢獻給人民”，“提高人民的精神境界”，以愛國主義、集體主義、社會主義精神鼓舞教育人民，培養四有新人——這是鄧小平反復闡明的社會主義文藝的價值觀。在對作品的評價上，鄧小平特別提出了“社會效果”檢驗問題。實現四個現代化是人民最高利益的所在，以“社會效果”檢驗，自然“對實現四個現代化是有利還是有害，應當成為衡量一切工作的最根本的是非標準。”（9）1992年鄧小平又進一步提出了三個有利于的判斷標準，即主要看是否有利于發展社會主義生產力，是否有利于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人民是社會實踐的主體，也是鑒賞、評價文藝作品的審美主體。因此，“作品的思想成就和藝術成就，應當由人民來評定。”（10）鄧小平還從歷史發展的高度，向文化教育提出“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的要求，這“三個面向”也是人民鑒賞、評價文藝作品成就高低的重要依據。

第四，社會主義文藝發展的道路。鄧小平從文藝與人民關系的視角，深刻闡明了社會主義文藝發展的基本規律和根本道路。他說:“人民是文藝工作者的母親。一切進步文藝工作者的藝術生命，就在于他們同人民之間的血肉聯系。忘記、忽略或是割斷這種聯系，藝術生命就會枯竭。人民需要藝術，藝術更需要人民。自覺的在人民的生活中吸取題材、主題、情節、語言、詩情和畫意，用人民創造歷史的奮發精神來哺育自己，這就是我們社會主義文藝事業興旺發達的根本道路。”（11）沿著這條康壯大道前進，文藝工作者應在三個方面上下功夫:(一)應深入人民生活、貼近生活，在豐富的生活沃土中獲取創作源泉，哺育和激發自己的藝術生命力;(二)應努力學習馬列主義、思想和鄧小平理論，提高自己認識生活、分析生活、透過想象抓住事物本質的能力;(三)應當認真鉆研、吸收熔化和發展古今中外藝術技巧中一切好的東西，要不畏艱難，勤學苦練，勇于探索，不斷豐富和提高自己的藝術表現能力，創造出具有民族風格和時代特色的完美的藝術形式，不斷攀登藝術的新高峰。

社會主義文藝事業是黨所領導的整個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黨如何領導文藝，能否不斷地解放藝術生產力，培養一批又一批的文藝生力軍，并為文藝工作者能夠充分發揮自己的積極性和創造性開辟一個更為廣闊自由的天地和文化氛圍，這是社會主義文藝能否真正走向發展繁榮之路的根本保證。鄧小平總結了本世紀無產階級政黨領導文藝工作的經驗教訓，從兩個方面作出了新的理論概括。公務員之家

第一，根據文學藝術的特征和發展規律來領導文藝。鄧小平從歷史的經驗中深刻地認識到，黨對文藝工作的領導，不是發號施令，不是要求文藝從屬于臨時的、具體的、直接的政治任務。由于文藝是一種復雜的個體的精神勞動，“非常需要文藝家發揮個人的創造精神。寫什么和怎么寫，只能由文藝家在藝術實踐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決。在這方面，不要橫加干涉。”（12）“衙門作風必須拋棄。在文藝創作、文藝批評領域的行政命令必須廢止。”（13）成功的正確的領導，應是“根據文學藝術的特征和發展規律，幫助文藝工作者獲得條件來不斷繁榮文學藝術事業，提高文學藝術水平，創作出無愧我們偉大人民、偉大時代的優秀的文學藝術作品和表演藝術成果。”（14）

第二，關于反“左”防右，主要是防“左”的問題。“左”、“右”本來是黨內領導政治運動使用的兩個概念。早在1929年斯大林就指出:“‘右傾’和‘左傾’的概念目前在我國是黨的概念，更確切的說，是黨內的概念。‘右傾分子’或‘左傾分子’就是離開真正黨的路線而傾向于這一或那一方面的人。因此把這些概念應用于像文藝、戲劇等等非黨的和無比廣闊的領域，那就奇怪了。”（15）中國由于文藝從屬于政治的觀點長期居于支配地位，因此政治上“左”、“右”的傾向不時地影響到文藝事業的發展。鄧小平從社會主義文藝發展的視角，對文藝上的反“左”防右問題作了理論分析，提出了中肯的、可行的意見。他說:“現在，有右的東西影響我們，也有‘左’的東西影響我們，但根深蒂固的還是‘左’的東西。有些理論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嚇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左’帶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東西在我們黨的歷史上可怕呀!一個好好的東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右的可以葬送社會主義，‘左’也可以葬送社會主義。中國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16）鄧小平說的右，主要是指搞資產階級自由化、全盤西化，包括照搬西方民主，搞動亂;“左”主要是把改革開放說成是引進和發展資本主義，認為和平演變的主要危險來自經濟領域。“左”的極端是無產階級，以階級斗爭為綱，動不動就抓辮子、扣帽子、打棍子。對于為什么主要要反“左”，鄧小平根據中國思想文化界的實際，作了具體分析，他認為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是“左”有很深的歷史根源。在黨的歷史上曾出現過王明、李立三、瞿秋白三次“左”傾路線，給革命造成極大危害。“建國后，從1957到1978年，我們吃虧都在‘左’。”（17）二是傳統的習慣勢力。鄧小平說:“‘左’的干擾更多是來自習慣勢力。舊的一套搞慣了，要改不容易。”（18）鄧小平關于在文藝領域反“左”防右，主要是反“左”的觀點，有重要的現實指導意義。在十五大報告中鄭重地告誡我們:“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保持清醒頭腦，克服各種干擾，堅持鄧小平理論和基本路線不動搖。”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20年間，中國社會主義文藝事業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但離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審美需要還有相當的差距，稱得上有世界重大影響的作家藝術家和文藝作品還未出現。“一個偉大民族的過去、現在和未來，都會有文藝的發展和繁榮相伴隨。”（19）在鄧小平理論的光輝旗幟指引下，在即將到來的21世紀，隨著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事業的全面勝利，中國的文學藝術必將以璀璨的成就卓立于世界藝術之林。

〔注〕

（1）（2）（3）（4）（5）（6）（7）（8）（9）（10）（11）（12）（13）（14）《鄧小平論文藝》，人民文學出版社1989年版，第6～7、108、84、109、100～101、84、6、6、5、8、10、9～10、9頁。

（15）《斯大林論文學與藝術》，人民文學出版社1962年版，第55頁。

（16）（17）（18）《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5、249、248頁。

（19）《在第六次全國文代會、第五次全國作代會上的講話》，1996年12月26日《人民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