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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馬克思和恩格斯于1846年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一書中創立唯物史觀，至今已有160多年。自于1919年發表《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一文，唯物史觀在我國的發展已近90年。在這一個多世紀里，唯物史觀的發展適應不同的歷史條件，形成了不同的歷史形態。歸結起來，有兩大歷史形態：一種是由列寧開創，以斯大林修改的《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中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為基本依據的傳統的東方形態。唯物史觀的傳統的東方形態的基本特點是重在社會客體之間矛盾發展的歷史必然，基本分析范式是“生產力——生產關系/經濟基礎——上層建筑”和社會發展的“五形態”論。它強調人民群眾和個人的歷史作用，暴力革命，階級斗爭和無產階級專政等。我國改革開放之前的唯物史觀就屬于其傳統的東方形態。另一種是自盧卡奇的《歷史和階級意識》開始，包括法蘭克福學派，阿爾都塞，生態學馬克思主義，市場社會主義等形成的唯物史觀的西方形態。唯物史觀的西方形態的基本特點是重在歷史主體的發展方面。它以實踐模式、人學模式、生態學模式等解讀和發展唯物史觀。它強調物化、異化、意識形態和文化領導權，社會批判，走議會式和平革命的道路等①。

唯物史觀誕生以來，面臨著各種挑戰。如資產階級的“三次浪潮”理論等社會趨同論的挑戰，現代社會勞工階級轉型分化，知識經濟興起和階級斗爭淡化的挑戰，而最大的挑戰是蘇聯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蛻變和中國、越南等社會主義國家的改革開放。東方社會主義國家后期的發展與蛻化，并不能否定傳統的東方形態的唯物史觀，因為東方社會主義國家的建立，正是在以唯物史觀為基礎的傳統的東方形態的馬克思主義指導下實現的；但它同時也說明，包括唯物史觀在內的傳統的東方形態的馬克思主義又必須隨著時代的變化而獲得新的大發展。當然，伴隨著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的深刻變化，資本主義全球化的再次高漲和世界格局的新變化，西方形態的唯物史觀也必須有新的大發展。

傳統的東方形態的唯物史觀必須有新的大發展，這是實踐和時代提出的重大課題。在我國，改革開放以來，以真理標準、人道主義和異化問題的爭論為標志，開始了唯物史觀等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新發展。通過實踐論和歷史主客體關系、歷史決定論和選擇論、社會規津和人的活動、歷史的創造者、社會發展的“三形態”與“五形態”、“現代化范式”與“革命史范式”、生產力標準和社會進行尺度及歷史價值論、人學等等問題的爭鳴，開拓了唯物史觀發展的新天地。由此，對傳統的唯物史觀的內容和體系的缺陷進行了廣泛地揭示。但時至今日，我國并沒有形成比較成型的、具有廣泛解釋力和指導力的新形態的唯物史觀，甚至還出現了偏離唯物史觀立場的傾向。2001年蔣大椿發表《當代中國史學思潮和馬克思主義歷史觀的發展》一文②，并引起較大的爭論，2008年王和發表《再論歷史規津》一文③，并提出了幾個有待唯物史觀解答的重大問題，以及我國現行哲學教本中關于唯物史觀的闡述，既沒有超越舊的范式，又沒很好地整合新舊內容。這些就是我國唯物史觀還沒有獲得重大發展的明證。那么，怎樣才能發展唯物史觀呢？我國著名學者張一兵曾提出：“回到馬克思”的口號。這就是說，我們還得從唯物史觀的創始人那里開始。

唯物史觀是關于社會歷史發展的唯物主義，“回到馬克思”就是要回到唯物史觀創始人關于社會歷史發展的認識上。在對社會歷史運行特點的認識上，在標志著馬克思主義哲學誕生的第一個文獻《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中，馬克思指出：“從前的一切唯物主義——包括費爾巴哈唯物主義——的主要缺點是：對對象、現實、感性，只是從客體的或直觀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當作人的感性活動，當作實踐去理解，不是從主體的方面去理解。”“社會生活在本質上是實踐的④”。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一書中他指出：“人類歷史的第一個前提無疑是有生命的個人的存在。人們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東西。因此，第一個歷史活動就是生產滿足這些需要的資料，即生產物質生活本身⑤”。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一文中他指出：“人們在自己生活的社會生產中發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依他們的意志為轉移的關系，即同他們的物質生產力的一定發展階段相適應的生產關系。這些生產關系的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結構，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筑豎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會意識形式與之相適應的現實基礎。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相反，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社會的物質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便同它們一直在其中活動的生產關系或財產關系（這只是生產關系的法律用語）發生矛盾。于是這些生產關系便由生產力發展的形式變成生產力發展的桎梏。那時社會革命的時代就到來了。隨著經濟基礎的變更，全部龐大的上層建筑也或快或慢地發生變革⑥”。馬克思還指出：“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是他們并不是隨心所欲的創造，并不是在他們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承繼下來的條件下創造⑦”。恩格斯也指出：“歷史是這樣創造的：最終的結果總是從許多單個的意志的相互沖突中產生出來的，而其中的每一個意志，又是由于許多的生活條件才成為它所成的那樣。這樣就有無數的交錯力量，有無數個力的平行四邊形，而由此就產生了一個總的結果，即歷史事變，這個結果又可以看作為整體的、不自覺地和不自主地起著作用的力量的產物⑧”。恩格斯的《在馬克思墓前的講話》一文，在談到馬克思兩大發現之一的唯物史觀時指出：“正象達爾文發現有機界的發展規律一樣，馬克思發現了人類社會的發展規律，即歷史為繁茂蕪雜的意識形態所掩蓋的一個簡單事實：人們首先必須吃、喝、住、穿，然后才能從事政治、科學、藝術、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質生活資料的生產，因而一個民族，或一個時代的一定的經濟發展階段便構成為基礎；人們的國家制度、法的觀點、藝術以及宗教觀念，就是從這個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因而也必須由這個基礎來解釋，而不是像過去那樣做得相反⑨”。融通馬克思和恩格斯的這些論述，至少可以歸結出三個方面的結論：首先，“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相反，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這就告訴了我們唯物史觀的根本原則和立場。其次，這些論述又告訴我們：社會歷史發展是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概括起來就是社會客體與社會主體相互作用的結果，是客體制約和主體能動共同作用的結果。客體發展決定主體需要，主體需要推動客體發展。社會歷史發展，離不開主體作用，更離不開主體需要。再次，這些文字還告訴我們，關于生產力——生產關系/生產方式或經濟基礎——上層建筑之間相互關系的論述，實際上就是對人們的實踐活動（社會結構）及其相互關系的抽象概括，是對社會客體自身矛盾運動規律的揭示，是決定社會歷史發展的客觀必然性所在。

在對社會歷史發展形態的認識上，從《德意志意識形態》一書開始，馬克思就提出了根據社會發展的生產關系的不同劃分為幾個社會形態或發展階段的思想。如在1849年的《雇傭勞動和資本》一書中他指出：“因此，各個人借以進行生產的生產關系，即社會關系，是隨著物質生產資料生產力的變化和發展而變化和改變的。生產關系總和起來就構成所謂社會關系，構成所謂社會，并且是構成一個處于一定歷史發展階段上的社會，具有獨特的特征的社會。古典古代社會、封建社會和資產階級社會都是這樣的生產關系的總和，而其中每一個生產關系的總和同時又標志著人類歷史發展的一個獨特階段⑩”。他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進一步指出：“大體說來，亞細亞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現代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可以看作是社會經濟形態演進的幾個時代⑾”。這樣，加上共產主義，從而形成了社會發展“五形態”論。在《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中，馬克思還從另一方面把人類社會歷史分為三種形態：第一種形態是指人直接依賴于人的形態，那里生產力水平低，商品經濟不發達，人依賴于他人。它包括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第二種形態是指物的依賴基礎上人的獨立性階段，即資本主義社會。生產力水平高，商品經濟發達，勞動者被自由雇傭，不再依附于人，但人依附于物（商品）。第三種形態是指個人全面發展階段，即未來的共產主義社會。其基礎是所有人的生產能力作為共同的社會財富⑿。馬克思的《資本論》也闡述了這種社會形態區分。馬克思還有其他社會形態劃分方法，但基本的就是這里的“三形態”和“五形態”區分，即從生產力——經濟聯系形式或交換形式——人的解放和生產關系——生產資料所有制——人們的經濟地位關系——分配關系兩大方面去區分社會形態的演進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是生產方式的兩個方面，而生產方式（經濟發展）又是社會發展的主要決定因素，因而從生產力和生產關系兩個方面判定社會形態的方法就必須兼得，也就是說原來的社會單重形態論必須發展為社會雙重形態論。

上述唯物史觀創始人的一系列論斷，是我國馬克思主義哲學文本和文獻反復引用并作為主要論說根據的。概括唯物史觀創始人的這些基本思想，反觀傳統的東方形態的唯物史觀（包括我國改革開放前的唯物史觀），我們可以發現，傳統的東方形態的唯物史觀把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之間的矛盾，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之間的矛盾概括為社會基本矛盾（即決定社會發展的基本因素和力量）是非常片面的。因為這種概括僅僅是馬克思有關社會客體自身矛盾運動規律的概括；而僅僅根據社會客體的發展，離開主體能動作用和主體需要是不可能科學地說明社會歷史發展的，也不符合唯物史觀創始人的原意。同樣，它的社會單重形態論（即前后相繼的“五形態”論）也難以科學地解釋社會歷史發展，并體現唯物史觀創始人的原意。社會基本矛盾論和社會“五形態”論，是奠定傳統的東方形態的唯物史觀范式的基礎和關鍵。可見，隨著實踐和認識的發展，傳統的東方形態的唯物史觀必然要進行范式的轉換。我國哲學唯物史觀發展，已進入到其范式轉換的臨界點，但又沒有越過臨界點。轉根據唯物史觀創始人的基本思想，總結唯物史觀一個多世紀的發展經驗，結合當今時代和實踐的發展，東方形態的唯物史觀（以我國為例）的發展，可以從如下幾個方面獲得突破：（1）重新概括社會基本矛盾，重建唯物史觀的社會運行理論和基本分析框架。新的基本分析框架就是：“客體發展——主體需要”，它的內涵就是：客體及其之間的矛盾發展決定著主體需要和社會發展的可能，主體需要又引導客體和主體的發展，并根據發展的需要和可能，通過主體作用和主體之間的矛盾去實現和推動客體的發展，進而整個社會的發展。當客體發展不能滿足主體需要，就會經過主體之間的斗爭和作用，去改變客體的發展，從而推進社會的發展和轉換。這個基本分析框架的集中體現，就是社會基本矛盾的重新概括，那就是：生產方式發展與人民需要之間的矛盾，上層建筑發展與人民需要之間的矛盾才是社會基本矛盾。社會基本矛盾的客體表現，就是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之間的矛盾，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之間的矛盾；它的主體表現就是階級需要之間的矛盾，階層需要之間的矛盾。（2）創新和確立“社會二重性理論”，重建唯物史觀的社會形態理論和分析框架。前面的論述已說明了社會單重形態論必須發展為社會雙重形態論。但問題的關鍵還在于，從生產力和生產關系兩個方面所區分的社會形態各自發展的線索究境怎樣？社會雙重形態發展之間的關系如何？什么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社會在社會雙重形態發展中所處階段和狀況如何？對這些問題科學解答的缺失正是導致一些早期社會主義國家相繼蛻變的主要思想根源。關于前兩個問題早有討論，對后兩個問題至今并未獲得科學地解答。對于什么是社會主義，首先必須根據馬克思社會形態劃分理論，從生產關系方面給予科學地解答。這里最簡單的方法就是比照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界定而說明社會主義。根據馬克思的《雇傭勞動和資本》和《資本論》等書的思想可知，所謂資本主義，最基本的表述就是資本私有制——雇傭勞動——按資分配和剝削剩余價值的關系。其中，“資本私有制——雇傭勞動”是相互規定并連為一體的，是原因，按資分配和剝削剩余價值是結果。由此，結合馬克思的公有制即“生產者自由平等的聯合體”，按勞分配等思想可以得出：所謂社會主義，最基本的表述就是公有制——民主勞動（或自主聯合勞動）——按勞分配和共享剩余的關系。社會主義最根本特點就是“公有制——民主勞動”關系。所謂社會主義社會，就是社會雙重形態的統一。但如何統一，在馬克思主義創始人那里，社會主義作為共產主義低級階段，它是與社會發展“三形態”中的第三形態相統一的。而現實的建立于落后的歷史條件的社會主義社會實踐證明，社會主義還不可能超越社會發展“三形態”中的第二形態發展，不可能超越商品經濟的充分發展——市場經濟階段。從理論上講，將來即使由發達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也不可能立即實現全社會的公有生產資料與勞動者自由自愿的完全的直接結合和全社會的直接的民主勞動，不可能立即消除局部勞動與社會勞動之間的矛盾，因而也就不可能立即消除市場（商品）經濟。由此，如何實現社會主義與社會發展“三形態”中第二形態的相互結合、相互改造，從而創造出真實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就是社會主義走向成熟過程中必然遇到的巨大難題。根據以上的社會形態理論和實踐，筆者概括和提升了馬克思的社會形態思想，創立了“社會二重性理論”。該理論又稱“社會雙重形態論，”其簡單表述就是：社會歷史發展是社會類形態發展（“三形態”發展）和社會質形態發展（總的“五形態”發展）二重過程的有機統一，社會類形態發展通過社會質形態發展而實現，社會質形態發展不能脫離相應地社會類形態發展。筆者的另一篇文章對此作了詳盡的闡述。這樣以來，唯物史觀的社會形態理論分析框架就是：社會類形態（“三形態”）——社會質形態（“五形態”）。（3）完善大社會——全球化觀念，健全唯物史觀社會運行條件理論。也就是說，應進一步明確，一個民族國家的發展主要是靠自己，但同時又離不開或受制于超越民族國家的“大社會——全球化”，“大社會——全球化”是與此相聯的民族國家發展的重要條件，也是人類進化的一個重要條件。尤其是，在當代應根據“社會二重性原理，”認識到全球化也具有二重性：全球化的社會類形態性——全人類性和全球化的社會質形態性——資本主導或勞動主導的異質性；認識到全球化的前途——由資本主導的全球化轉向勞動主導的全球化的必然性。因為資本主導的全球化帶來的是雇傭勞動和剩余價值剝削，是人的奴役和社會不公；勞動主導的全球化帶來的是民主勞動、按勞分配和共享剩余，是人的解放和社會公平。（4）擺脫機械決定論思想，重建唯物史觀社會進步尺度理論。在此問題上，我們雖有討論但并未形成統一而成熟的認識。那種認為，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就偏重生產力的發展；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就偏重經濟發展；客體決定主體，就偏重客體發展，這些都是典型的機械決定論思想，是有害的，是導致“生產力最高尺度論”或“生產力主要標準論”產生的思想根源。社會發展是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雖然不同因素的地位和作用有所不同，但又是相互相成的，因而人們不能顧此失彼；社會發展又是客體制約和主體能動相互作用的結果，因而人們又能在客體制約決定的前提下爭取社會的更大發展和進步。對于社會進步尺度問題，馬克思在談到人與動物的區別，恩格斯在談到兩種生產時，都提到了物的尺度和人的尺度。由此，我們必須拋棄機械決定論思想，重建唯物史觀社會進步尺度理論，也就是要建立健全“社會進步的客體對象尺度和主體價值尺度兼顧論”。客體發展，可分為經濟、政治、法律、道德、科學、文化等多方面，又可以歸結為以生產力為基礎的各種實業的發展和以生產關系為基礎并包括政治關系、道德關系在內的各種社會關系或制度的發展兩大系列。因而，客體對象尺度是多種多樣的。主體價值尺度，就是指主體需要和人的全面發展，包括主體需要發展和主體作用發揮。主體的價值觀念等主觀上的東西是不可能成為社會進步尺度的。根據馬克思主義創始人的觀點，人的需要分為生存需要、享受需要、發展需要三個層次。所謂發展需要，實質上就是指人的作用發揮和人的解放。人的需要又可分為物質健康需要、政治交往需要、文化思想需要；還可分為個人需要和群體需要等。主體價值尺度，不僅指向人的生存需要的滿足，更指向人的作用的充分展現和人的解放；不僅指向個人的解放幸福，更指向全人類的解放幸福。社會進步的客體對象尺度內部，主體價值尺度內部，客體對象尺度與主體價值尺度之間都存在矛盾，又隨著社會的發展而統一于一體，因而都要兼顧。同時，由于社會發展中各因素的地位和作用的不同，其中作為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相統一的生產方式的發展（而不僅僅是由存在多種生產關系與之對應的生產力的發展）決定著社會發展的基本面貌，因而判定社會進步的基本尺度有兩個：第一個基本尺度是生產力尺度，第二個基本尺度是生產關系尺度。若要說出社會進步的最高尺度或主要尺度，那就是生產方式尺度。（5）重新喚醒和組織勞工階級，重走革命道路或推動社會轉向成熟社會主義發展。在這個方面，傳統的東方形態的唯物史觀關于社會革命、階級斗爭等理論仍具有普遍意義。

綜上所述，傳統的東方形態的唯物史觀發展范式轉換的主要內涵就是：由“客體發展為主”的分析框架轉向全面的“客體與主體相互作用”的分析框架，由“資本主導的全球化”觀念轉向“勞動主導的全球化”觀念，由“社會單重形態論”轉向“社會雙重形態論”，由“生產力最高尺度論”轉向“客體對象尺度和主體價值尺度兼顧論”等等，從而使唯物史觀對社會歷史發展的運行、過程、形態和進步等方面的認識達到一個全新的高度。由此，唯物史觀的科學解釋力和指導能力就會更強。

隨著實踐的發展和認識的深化，隨著唯物史觀發展的范式轉換，唯物史觀原有的一系列范疇的解釋就必須進一步完善規范，還必須創建一些新范疇。如對社會存在的解釋，它應包括地理環境、人口因素和人類實踐（包括生活實踐）。社會客體是指人活動的對象性事物，它包括社會存在，又包括意識的外化或物化。生產力的外延，應包括資源利用和環境狀況，包括進入物質生產和生活領域的服務業等。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含義也應當擴大。在范疇運用方面，最緊要的就是如何對戰后資本主義和改革后的社會主義社會主體給予科學地分類和界定。1845年馬克思在批評費爾巴哈時指出：“人的本質并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13）。”而社會關系中最本質的關系是生產關系或經濟關系，所以以經濟關系為基礎并結合政治關系和思想表現對社會主體進行分類和界定仍是其主要的方法。

注釋：

（1）參見吳連連等著《現代西方哲學與社會思潮述評》，武漢理工大學出版社，2002年，第145-154頁。

（2）蔣大椿的《當代中國史學思潮和馬克思主義歷史觀》，載《歷史研究》2001年第4期。

（3）王和的《再論歷史規律》，載《清華大學學報》2008年第1期。

（4）《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58頁。

（5）《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26-27頁。

（6）《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82-83頁。

（7）《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603頁。

（8）《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478-479頁。

（9）《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776頁。

（10）《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345頁。

（11）《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83頁。

（12）參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104頁。

（13）《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1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