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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D633.1;A755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8-7494(2001)01-0028-03

在即將過去的20世紀里，中華民族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中華各民族空前團結，政治穩定，經濟繁榮，綜合國力日益強大。這些成就的取得，同領導全國人民成功地找到了一條解決中國民族問題的道路是分不開的。

19世紀末、20世紀初中國面臨被瓜分的危險，中華民族面臨的國內外民族矛盾十分尖銳，主要有：

——帝國主義同中華民族的矛盾。這是近代中國社會最主要的矛盾，也是最主要的民族問題。帝國主義各國的侵略是近代中國貧窮落后的總根源，帝國主義各國想把中國拖入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深淵，中國人民要尋求獨立、自由、解放。

——滿族統治者同漢族人民之間的矛盾。清政府腐敗無能，對內鎮壓各族人民的反抗，對外投降帝國主義、出賣民族利益，拒絕任何改革。漢族經濟文化相對發達，廣大人民要求改革政治，發展資本主義，實現民族富強，但由于清政府的腐敗，無法實現。

——滿漢族統治階級同其他少數民族之間的矛盾。清政府實質上是滿漢地主階級的聯合統治。滿漢統治階級推行民族歧視政策，殘酷地壓迫和剝削少數民族，引起少數民族的反抗。

——中國國內各民族政治上的不平等造成各民族長期處于分裂不統一的狀態。“幾百年來，中國各民族之間是不團結的——這是反動的清政府和政府統治的結果，也是帝國主義挑撥離間的結果。”[1]近代中國實際上長期處于封建割據狀態，各民族相互仇視、猜疑，互不信任，在帝國主義的利用下出現了民族分裂的傾向。

——由于帝國主義的入侵和封建主義的殘酷剝削以及歷史的自然的原因，中國各民族的經濟社會發展極端的不平衡。到新中國成立前夕，少數民族中約有3000萬人口處于封建地主經濟社會，有400萬人口處于封建農奴制社會，有100萬人口處在奴隸制社會，有60多萬人口還不同程度地保持著原始社會的殘余。[2]少數民族經濟文化十分落后。

——帝國主義的文化侵略使得中國傳統的民族文化面臨生存危機。

為了解決這些民族問題，中國人民進行了長期不懈的斗爭。但辛亥革命以前的斗爭都以失敗而告終。在中國人民尋求民族解放的斗爭中，孫中山先生發揮了重要作用。他在辛亥革命中提出了“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3]的民族革命思想，在國共合作的大革命時期重新解釋了“民族主義”，指出民族主義就是“一則中國民族自求解放；二則中國境內各民族一律平等”[4]孫中山的民族主義思想具有一定的進步性，指導了舊民族主義革命，但其民族主義理想并沒有真正實現，除基本解決滿族統治者同漢族人民之間的矛盾外，其它民族問題一個也沒有解決。

歷史將解決這些民族問題的重任交給了以為首的中國共產黨人。將馬克思主義的民族理論同中國民族問題的實際相結合，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民族理論，找到了一條適合中國國情的解決中國民族問題的正確道路。

第一，將解決國內民族問題和反帝斗爭結合起來。“帝國主義和中華民族的矛盾乃是各種矛盾中的最主要的矛盾。”[5]要打倒帝國主義必須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建立全民族的統一戰線。1936年8月，親自起草了《中國共產黨致中國國民黨書》，指出中國共產黨愿意同國民黨結成“反對民族壓迫與封建壓迫的偉大的統一戰線”，因為“這是救亡圖存的唯一正確的道路。”[6]要聯合各少數民族一起參加反帝愛國斗爭，就必須承認中華各民族一律平等，各民族有充分的管理本民族事務的自主權。早在1920年，就曾明確地表述過他的民族自治思想，指出我們應當“幫助蒙古、新疆、西藏、青海自治自決。”[7]紅軍西征時，了《對回族人民的宣言》，強調，“我們根據民族自決的原則，主張回民自己的事情，完全由回民自己解決，凡屬回民的區域，由回民建立獨立自主的政權，解決一切政治、經濟、宗教、習慣、道德、教育以及其他的一切事情。”[8]在統一戰線思想的指引下，中國人民終于建立了最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和人民民主統一戰線，取得了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的偉大勝利，徹底地推翻了帝國主義的反動統治，贏得了民族的解放。

第二，將民族問題作為革命和建設總問題的一部分，不是孤立地看待和處理民族問題。繼承了列寧關于“全世界無產者和被壓迫民族聯合起來”的思想，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指出：“中國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民族問題也已不再是一般民主運動的一部分，它已經變成一般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革命的一個構成部分了。[9]總是將民族問題同中國革命和建設的總問題結合起來，既重視處理民族問題，又不是僅就解決民族問題而解決民族問題。專門論述民族問題的文章不多，他總是在論述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全局問題時將民族理論作為一個組成部分來論述，如《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論述的第一個問題是“中華民族”；《論聯合政府·我們的具體政策》中的第九個問題是“少數民族問題”；《論十大關系》中的第六個問題是“漢族和少數民族的關系”；《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的第六個問題是“少數民族問題”等等。特別強調要從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實際需要出發，適合中國國情地解決中國民族問題，如將民族區域自治制度作為解決中國民族問題的基本政治制度，而不是走蘇聯式的民族聯邦制等。

第三，反對任何形式的民族壓迫和民族歧視，主張各民族一律平等。1938年在同世界學聯代表團的談話中指出，“共產黨的主要任務是建立一個自由平等的民主國家……在這個國家內的各民族是平等的，在平等的原則下建立聯合的關系。”[10]1941年在《陜甘寧邊區施政綱領》中提出“依據民族平等的原則，實行蒙、回民族與漢族在政治經濟文化上的平等權利，建立蒙、回民族的自治區，尊重蒙、回民族的宗教信仰與風俗習慣。”[11]在《論聯合政府》中明確宣布“允許各少數民族有民族自治的權利”。《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都明確規定中國各民族一律平等。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了《關于處理帶有歧視或侮辱少數民族性質的稱謂、地名、碑碣、匾聯的指示》，對全國范圍的帶有民族歧視和壓迫含義的地名、族名予以更正。中國還加入了《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等國際公約。

第四，正確處理中華民族傳統文化同西方外來文化的關系。中華民族的悠久文化由于在近代遭到外來文化的侵略而產生危機。領導人民建立了新民主主義文化，這種“新民主主義文化是民族的，是反對帝國主義壓迫，主張中華民族的尊嚴和獨立的，要同一切別的民族的社會主義文化和新民主主義文化相聯合，建立互相吸收和互相發展的關系，共同形成世界的新文化。”[12]要大量吸收外國的進步文化，作為自己文化食糧的原料，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反對“全盤西化”。“一切民族、一切國家的長處都要學，政治、經濟、技術、文學、藝術的一切真正好的東西都要學。但是，必須有分析有批判地學，不能盲目地學，不能一切照抄照搬，機械搬用。”[13]對待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理論也要有正確的態度，“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也是和民族的特點相結合，經過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處。”[14]公務員之家版權所有

第五，引導各民族進行民主改革走社會主義道路，主張民族團結，反對民族分裂。建國后，領導中國人民進行民主改革，徹底廢除歷史遺留下來的農奴制半農奴制，各族人民共同走上社會主義道路，確立了我國新型民族關系的基礎。領導人民反對國民黨的民族分裂政策，取得了抗日戰爭的偉大勝利。在解放軍進軍大西北之際，曾指示和西北局“在一切工作中堅持民族平等和民族團結政策。”[15]還特別重視團結少數民族上層人士，耐心地做思想工作，同時堅決打擊任何分裂祖國的企圖。50年代親自制定對藏工作方針，要求有關西藏問題由中央處理，指示西藏工委事無大小，必須事前請示，事后匯報。[16]和黨中央的謹慎處理防止了西藏分裂，維護了民族團結。

為了加強民族團結，強調要批判大漢族主義和反對地方民族主義，要正確處理有關民族問題的人民內部矛盾，指出“不要以為只是漢族幫助了少數民族，而少數民族也很大地幫助了漢族”，[17]“漢族和少數民族的關系一定要搞好，這個問題的關鍵是克服大漢族主義。在存在地方民族主義的少數民族中間，則應當同時克服地方民族主義。無論大漢族主義或者地方民族主義，都不利于各族人民的團結，這是應當克服的一種人民內部的矛盾。”[18]

第六，解決民族間存在的“事實上不平等”，促進各民族共同繁榮。社會主義制度建立以后，各民族實現了政治平等，但由于歷史、自然的原因，少數民族經濟文化相對落后，難以完全充分享受憲法和法律所賦予的民主權利，少數民族同漢族間還存在“事實上的不平等”。說，必須幫助少數民族“爭取他們在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的解放和發展”[19]“如果共產黨不能幫助你們（少數民族）發展人口，發展經濟和文化，那共產黨就沒有什么用處。”[20]十分注意幫助少數民族發展經濟文化，“一五”期間國家在少數民族地區安排了包頭鋼鐵基地、青銅峽水電站、興安嶺林區開發等大型建設項目。50～60年代少數民族地區的川藏、青藏、新藏公路，包蘭、蘭新、貴昆、成昆等鐵路干線通車，極大地改善了少數民族地區的交通落后狀況。60～70年代，我國的經濟重心逐漸西移，少數民族地區的經濟發展已接近中部地區。在的關懷下，中央民族學院、中南民族學院等十余所民族院校相繼成立，培養了大批的少數民族干部。少數民族的文化、教育、體育、衛生等事業也同時得到了巨大發展。

第七，確立民族區域自治制度作為保障少數民族政治平等地位、解決中國民族問題的基本政治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是我國的一項重要政治制度，民族區域自治是在國家統一領導下，各少數民族聚居的地方實行區域自治。這是一種民族自治、區域自治和國家行政主權統一相結合的制度，是馬克思主義民族自決理論同中國民族問題實際相結合的產物，是對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的發展和創新。1947年5月親自領導成立了我國第一個省級民族自治區——內蒙古自治區，開始了大規模民族區域自治的嘗試。《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族區域自治實施綱要》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族區域自治法》具體規定了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的實施方法。[21]50年來，我國民族自治地方有了巨大發展，共建立了5個自治區、30個自治州、120個自治縣（旗）。

第八，反對霸權主義，維護世界和平，在世界范圍內爭取民族平等。新中國成立以后，我們“非常謹慎小心，不盛氣凌人，遵守五項原則。”[22]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封鎖并企圖顛覆我們的新生政權。指出，美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我們要反對霸權主義，維護世界和平，還要“吸取歷史教訓，反對大國沙文主義。”[22]為此，我國政府組織了抗美援朝運動，參加了萬隆會議，支援了亞非拉人民的民族獨立運動，聲援了美國黑人反種族歧視的斗爭，反對了蘇聯大國沙文主義，并在聯合國同美蘇進行了許多公開的和秘密的斗爭。

實踐證明，的民族理論是我國徹底解決民族問題的正確理論，的民族理論實踐基本上解決了中國民族問題。但是我們也應該看到，中國民族問題沒有也不可能在這樣短的時間內完全徹底地解決。目前沒有完全解決的民族問題還有：少數民族經濟文化仍相對比較落后；中華民族的完全統一還有待時日；霸權主義還想稱霸世界、遏制中國發展、威脅中國安全等等。

展望21世紀，在民族理論的指引下，在以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正確領導下，中華民族必將實現偉大復興。

收稿日期：2000-01-25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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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黨的光輝照耀下[N]．光明日報，1999-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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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論聯合政府．選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5]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選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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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民族問題文獻匯編(1921-1949)[C]．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

[9]選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0]文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1]文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2]新民主主義論．選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3]論十大關系．文集（第七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14]新民主主義論．選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5]致、西北局．書信選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16]有關西藏的重要問題由中央處理．文集（第六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17]在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上的講話．選集（第五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

[18]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選集（第五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383．

[19]論聯合政府．選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0]接見西藏致敬團代表談話的要點．文集（第六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21]全國人大民委辦公室編．民族區域自治法講話[M]．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85．

[22]吸取歷史教訓，反對大國沙文主義．文集（第七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