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建設理論與實踐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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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建設理論與實踐論文

中國共產黨的誕生,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同中國工人運動相結合的產物。但是,在舊中國這樣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東方大國,斗爭的主要形式是無產階級領導下的農民土地革命戰爭,革命的主力軍和主要同盟者是農民階級,革命根據地在農村。這就遇到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的新課題:如何在農民和其他小資產階級的大海里建設一個具有廣大群眾性的、馬克思主義的無產階級先進政黨。黨的建設理論實踐,正是從這里起步,開始探索的。

一、從思想上建設黨

高度重視黨的思想建設,始終把思想建設放在黨的建設的首位,是黨的建設理論與實踐的一大特色。這一特色,是從中國革命的實際中得來的。每當中國革命處于發展的關鍵時刻,我們黨總要提出從思想上建設黨這個歷史性課題。解決好這個問題,中國革命才能向前推進。

1929年12月發表的《關于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一文,是黨的建設理論的奠基之作。當時,中國共產黨正在探索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偉大道路,面臨著在農村建黨和建軍的緊迫問題。如何把廣大的小生產者改造成為具有高度組織性和先進性的無產階級戰士,是決定革命成敗的關鍵。批評了極端民主化、非組織觀點、主觀主義、個人主義等非無產階級思想,提出,有計劃地進行黨內教育,糾正過去無計劃的聽其自然的狀態,是黨的重要任務之一,并著重強調要使黨員的思想和黨內的生活政治化、科學化。

1937年7月7日,日本全面侵華戰爭爆發。為了使中國共產黨擔負起領導偉大的抗日戰爭的歷史責任,再一次向全黨提出了加強黨的思想建設的任務。同年9月7日,他發表《反對自由主義》一文。文章在列舉了革命集體組織中自由主義的十一種表現,深入分析其根源后,提出:我們主張積極的思想斗爭,因為它是達到黨內和革命團體內的團結使之利于戰斗的武器。每個共產黨員和革命分子,應該拿起這個武器。至今重讀這篇文章,仍使人感到切中時弊。

1945年召開的黨的七大,確立了思想為全黨的指導思想,制定了正確的路線、方針和政策,使全黨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達到空前統一。在向大會提交的《論聯合政府》書面政治報告里,提出,掌握思想教育,是團結全黨進行偉大政治斗爭的中心環節。如果這個任務不解決,黨的一切政治任務是不能完成的。

1949年3月召開的黨的七屆二中全會,是中國共產黨從農村走向城市并成為執政黨前夕召開的一次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會議。在會上所作的報告中,不但提出了創建新中國的各項基本政策,指出中國由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由新民主主義社會轉變為社會主義社會的發展方向,而且嚴肅地告誡全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他要求全黨防止驕傲、以功臣自居、不求進步、貪圖享樂等四種情緒,防止糖衣裹著的炮彈的攻擊。這實際上提出了我們黨在成為執政黨以后,如何繼續堅持從思想上建設黨,防止在歌舞升平的和平年代里自我解除思想武裝的嚴肅課題。

建國以后,在黨的思想建設方面一直警鐘長鳴。1959年以后,他又根據長期觀察,提出了如何防止西方國家的“和平演變”問題。盡管他在探索解決這個問題時,犯了階級斗爭嚴重擴大化的錯誤,給黨和國家帶來了嚴重災難,但這個歷史性的課題,至今仍然值得我們深思。

高度重視從世界觀和方法論上,從思想根源上解決問題。問題的核心,是堅持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在這個帶有根本性的問題上,他始終不放松。早在從國內革命戰爭向抗日民族戰爭的轉變時期,撰寫了《實踐論》和《矛盾論》,目的就是為了用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觀點去揭露黨內的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特別是教條主義的錯誤。建國以后,每當他察覺到一些問題、著手糾正錯誤的時候,也總是從唯物辯證法和認識論的角度來闡述問題。最著名的是作于1963年5月的《人的正確思想是從哪里來的?》。在這篇文章里,他系統地闡明了一個道理:一個正確的認識,往往需要經過由物質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質,即由實踐到認識,由認識到實踐這樣多次的反復,才能夠完成。遺憾的是,在晚年沒有把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貫徹到底,而是沿著“以階級斗爭為綱”的路越走越遠。他自己對此并不自覺,主觀與客觀、理論與實際嚴重脫節。這從另一個方面也證明:樹立正確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堅持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是黨的思想建設的根本,也是保持無產階級政黨先進性的根本保證。

從思想上建設黨,就必須造就一支宏大的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隊伍。在1955年召開的黨的全國代表會議上強調了這個問題。他提出,我們要組成這么一支強大的理論隊伍,有幾百萬人讀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基礎,即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反對各種唯心論和機械唯物論。我們現在有許多做理論工作的干部,但還沒有組成理論隊伍,尤其是還沒有強大的理論隊伍。而沒有這支隊伍,對我們全黨的事業,對我國的社會主義工業化、社會主義改造、現代化國防、原子能的研究,是不行的,是不能解決問題的。

從思想上建設黨的成效,最終要落在實處。對此,講過一段名言:“中國一切政黨的政策及其實踐在中國人民中所表現的作用的好壞、大小,歸根到底,看它對于中國人民的生產力的發展是否有幫助及其幫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縛生產力的,還是解放生產力的。”(《選集》第2版第3卷第1079頁)這是唯物史觀貫徹到無產階級政黨黨的建設學說上的必然結論。

二、三大優良傳統作風

黨的作風,是全黨包括黨的組織和黨員在思想、政治、組織、工作、生活各方面表現出來的一貫態度和行為。它體現著黨的性質和宗旨,是黨的世界觀在黨的行動中的客觀表現和形象反映。一貫高度重視黨的作風建設。在長期的斗爭中,中國共產黨形成了區別于其他任何政黨的顯著標志,這就是理論聯系實際的作風,密切聯系群眾的作風,批評與自我批評的作風。還創造出整風這種實行馬克思主義自我教育的好辦法。這些都是馬克思主義建黨學說在中國的獨創。

理論聯系實際的作風,是黨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在黨的作風建設上的集中體現。

在民主革命時期很長一段時間里,中國共產黨內曾經嚴重地存在把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論述和共產國際的指示神圣化、教條化的傾向,給中國革命帶來過多次危害。其中最嚴重的是王明左傾冒險主義在黨內長達四年的統治。沉痛的代價終于使中國共產黨人認識到: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理論,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理論。但不應當把他們的理論當作教條看待,而應當看作行動的指南。不應當只是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詞句,而應當把它當成革命的科學來學習。不但應當了解馬克思、恩格斯、列寧他們研究廣泛的真實生活和革命經驗所得出的關于一般規律的結論,而且應當學習他們觀察問題和解決問題的立場和方法。在1938年召開的黨的六屆六中全會上,鮮明地提出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任務。還指出:離開中國特點來談馬克思主義,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馬克思主義。“洋八股必須廢止,空洞抽象的調頭必須少唱,教條主義必須休息,而代之以新鮮活潑的、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選集》第2版第2卷第534頁)在當時講這番話,是要有足夠的理論創新的勇氣的。

什么叫理論聯系實際?有個解釋:中國共產黨人只有在他們善于應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進一步從中國的歷史實際和革命實際的認真研究中,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國需要的理論性的創造,才叫做理論和實際相聯系。他對此有個通俗的比喻,叫做“有的放矢”。

學習研究馬克思主義,究竟以什么為中心?這個問題在很長一段時間搞不清楚。在1942年發表的《改造我們的學習》里明確提出:對于干部的教育,應確立以研究中國革命實際問題為中心,以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則為指導的方針,廢除靜止地孤立地研究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方法。早在1930年,他就提出過“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的觀點,曾經起到了振聾發聵的作用。

深入調查研究,是理論聯系實際、制定正確政策的重要環節。土地革命時期,為制定正確的土地政策和工商業政策,對鄉村和城鎮進行過系統調查。60年代初,為了克服“”和化造成的嚴重困難,號召全黨“大興調查研究之風”,并且派出三個調查組分赴湖南、浙江、廣東農村,指導他們深入調查,為制定《農村工作條例(草案)》(簡稱“六十條”)提供了客觀依據。

還從革命的、能動的反映論的高度,論證了馬克思主義理論同本國實際的關系。他認為,在馬克思主義看來,理論是重要的,它的重要性充分地表現在列寧說過的一句話:沒有革命的理論,就不會有革命的運動。然而馬克思主義看重理論,正是,也僅僅是因為它能夠指導行動。如果有了正確的理論,只是把它空談一陣,束之高閣,并不實行,那末,這種理論再好也是沒有意義的。

密切聯系群眾的作風,是黨的性質和宗旨所決定的。

中國共產黨的性質和宗旨,從建黨之日起就是明確了的。無數革命先烈為了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英勇地犧牲了。然而,常常有這樣一些人,他們也在帶領群眾前進,但實行的卻是主觀主義的錯誤領導,脫離實際,脫離群眾,結果必然是損害廣大群眾的根本利益。他們的干勁越大,損害就越大,造成的干群矛盾也越大。

在這方面的最大貢獻,是把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貫穿到群眾路線之中,把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中關于人民群眾創造歷史的原理滲透到黨的工作作風中去,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優良傳統。

密切聯系群眾的作風,體現在諸多方面。它既是我們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又是衡量一切工作的標尺。一貫強調,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一刻也不脫離群眾,一切從人民的利益出發,而不是從個人或小集團的利益出發,向人民負責和向黨的領導機關負責的一致性,這些就是我們的出發點。共產黨人必須隨時準備堅持真理,因為任何真理都是符合于人民利益的;共產黨人必須隨時準備修正錯誤,因為任何錯誤都是不符合于人民利益的。

忠言逆耳。以什么樣的態度對待群眾的意見,是檢驗是否真正密切聯系群眾的試金石。延安時期,有人罵。通過調查研究,了解到群眾對征公糧太多、負擔過重不滿意,便對此引起了注意,并采納開明紳士李鼎銘的意見,決定實行精兵簡政。

密切聯系群眾,是中國共產黨人根本的工作方法。要求每一個共產黨員特別是黨的干部,要熱愛人民群眾,細心傾聽群眾的呼聲,每到一地,就要和那里的群眾打成一片。不是高踞于群眾之上,而是深入于群眾之中。要根據群眾的覺悟程度,去啟發和提高他們的思想認識水平,在群眾出于內心自愿的原則之下,幫助群眾逐步地組織起來,展開為當時當地內外環境所許可的一切必要的斗爭。反復強調,應該使每一個同志懂得,只要我們依靠人民,堅決相信人民群眾的創造力是無窮無盡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難也能克服,任何敵人也不能壓倒我們,而只會被我們所壓倒。

相信并充分調動人民群眾的創造力,這是群眾觀點的一個特色。在中國共產黨的奮斗史上,緊緊依靠人民群眾的聰明才智,的確打破過許多迷信,創造過不少人間奇跡。但在這個問題上,也有過像“”和化運動那樣的沉痛教訓。這說明,相信人民群眾的創造力同尊重科學,尊重客觀規律,必須統一起來,也完全可以統一。

密切聯系群眾作風的理論基石是群眾路線。必須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實行領導和群眾相結合,一般號召和個別指導相結合。這就是說,把群眾的意見集中起來,化為系統的意見,又到群眾中堅持下去,在群眾的實踐中檢驗這些意見是否正確。如此循環往復,使我們的認識更正確、更生動、更豐富。還把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進一步概括為“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

批評和自我批評的作風,是弄清思想是非、加強黨內團結的根本保證。

在探索革命道路的過程中,圍繞實行什么樣的路線、方針、政策展開思想交鋒,是不可避免的。在黨的歷史上,曾經發生過對持不同意見的同志采取殘酷斗爭、無情打擊的錯誤做法。黨內批評和自我批評的作風,正是在系統地糾正和防止左傾錯誤的過程中,在正確開展黨內積極的思想斗爭的過程中,逐步形成和發展起來的。

早在《關于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里就提出了正確開展黨內批評的問題。在對王明左傾冒險主義的“無情打擊”有了切膚之痛以后,在《矛盾論》里從非對抗性矛盾向對抗性矛盾轉化的角度,提出要防止過火斗爭的問題。他認為,目前我們黨內的正確思想和錯誤思想的矛盾,沒有表現為對抗的形式。如果犯錯誤的同志能夠改正自己的錯誤,那就不會發展為對抗性的東西。因此,黨一方面必須對錯誤思想進行嚴肅的斗爭,另一方面又必須充分地給犯錯誤的同志留有自己覺悟的機會。如果采取過火的斗爭,顯然是不適當的。但如果犯錯誤的人堅持錯誤,并擴大下去,這種矛盾也就存在著發展為對抗性的東西的可能性。從哲學的高度認真總結正反兩方面經驗,深入思考如何正確開展黨內斗爭問題,是第一人。

抗日戰爭中期,為了從思想上、政治上和組織上系統地整頓黨的作風,和我們黨創造了整風運動這樣一種馬克思主義的自我教育的好形式。在整風運動中,批評和自我批評的作風得到確立和發揚。后來,談到“團結——批評——團結”這個公式時說,1942年,我們采用了這個方法解決共產黨內部的矛盾,就是教條主義者和廣大黨員群眾之間的矛盾,教條主義思想和馬克思主義思想之間的矛盾。左傾教條主義者從前采用的黨內斗爭方法叫做“殘酷斗爭,無情打擊”。這是一個錯誤的方法。我們在批評左傾教條主義的時候,就沒有采取這個老方法,而采取了一個新方法,就是從團結的愿望出發,經過批評或者斗爭,分清是非,在新的基礎上達到新的團結。

在整風運動開始時,提出著名的“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針,保證了整風運動順利健康地進行。在審干反特階段,他提出“一個不殺、大部不捉”的方針,防止因失誤而造成無法挽回的損失。當他發現“搶救運動”發生嚴重問題時,又嚴厲督促甄別平反,并向搞錯了的同志賠禮道歉。在運動后期作出組織結論和處理時,提出“思想要弄清,結論要寬大”的方針,使一大批認識錯誤的同志重新得到任用。在黨的七大上,還親自出面做工作,使一些犯過路線錯誤但又認真改正錯誤的負責同志繼續留在中央委員會工作。

在黨的七大政治報告里,系統地闡述了黨的三大優良傳統作風,并且把批評和自我批評的作風同黨內民主作風聯系起來。他認為,經常地檢討工作,在檢討中推廣民主作風,不懼怕批評和自我批評,實行“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有則改之,無則加勉”這些中國人民的有益的格言,正是抵抗各種政治灰塵和政治微生物侵蝕我們同志的思想和我們黨的肌體的唯一有效的方法。以“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為宗旨的整風運動之所以產生了很大的效力,就是因為我們在這個運動中展開了正確的而不是歪曲的、認真的而不是敷衍的批評和自我批評。

對黨的三大優良傳統作風的科學概括,是中國共產黨黨的建設長期實踐的理論升華和經驗總結,也是黨的建設理論和實踐中最可寶貴的財富。

三、政治路線確定之后,干部就是決定的因素

曾精辟地概括過一句名言:政治路線確定之后,干部就是決定的因素。高度重視干部隊伍建設,形成一整套正確的干部路線和政策,是黨的建設理論和實踐的又一特色。這同樣是在艱苦卓絕的革命斗爭中形成的。

建黨以來,中國共產黨就十分重視干部的作用。在干部問題上形成一套完整的路線和政策,這是的歷史功績。為中國共產黨確立的干部路線和政策,歸根結底就是任人唯賢、德才兼備、五湖四海的干部路線和政策。這是保證黨的建設偉大工程的組織基礎。

任人唯賢,是針對任人唯親說的。認為,在這個使用干部的問題上,我們民族歷史中從來就有兩個對立的路線:一個是“任人唯賢”的路線,一個是“任人唯親”的路線。前者是正派的路線,后者是不正派的路線。什么是“任人唯賢”呢?用的話來說就是,共產黨的干部政策,應是以能否堅決地執行黨的路線,服從黨的紀律,和群眾有密切的聯系,有獨立的工作能力,積極肯干,不謀私利為標準,這就是“任人唯賢”的路線。

德才兼備,是針對干部標準上的各種偏頗說的。關于干部標準,在不同時期有過一些具體提法,但基本精神是一致的。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前夕,提出,我們黨的組織要向全國發展,要自覺地造就成萬數的干部,要有幾百個最好的群眾領袖。這些干部和領袖應當懂得馬克思列寧主義,有政治遠見,有工作能力,富于犧牲精神,能獨立解決問題,在困難中不動搖,忠心耿耿地為民族、為階級、為黨而工作,黨依靠著這些人而聯系黨員和群眾,依靠著這些人對群眾的堅強領導而達到打倒敵人的目的。這些人不要自私自利,不要個人英雄主義和風頭主義,不要懶惰和消極性,不要自高自大的宗派主義,他們是大公無私的民族的階級的英雄,這就是共產黨員、黨的干部、黨的領袖應該有的性格和作風。這就是德才兼備的干部標準。

五湖四海,是針對干部問題上的宗派主義說的。提出,指導偉大的革命,要有偉大的黨,要有許多最好的干部。在一個四億五千萬人的中國里面,進行歷史上空前的大革命,如果領導者是一個狹隘的小團體是不行的。在黨的七大所作的結論里,還回顧了土地革命戰爭時期錯誤的干部路線給黨的事業造成的危害,以此說明搞“五湖四海”的極端重要性。

培養和造就一大批懂得運用馬克思主義原理去解決各種復雜的實際問題,會治黨、治國、治軍的無產階級政治家,是干部路線的中心任務。在黨的六屆六中全會上提出,要在全黨來一個馬克思主義的學習競賽。如果我們黨有一百個至二百個系統地而不是零碎地、實際地而不是空洞地學會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同志,就會大大地提高我們黨的戰斗力,并加速我們戰勝日本帝國主義的工作。

認為,領導者的責任,歸結起來,主要是兩件事,一是出主意,二是用干部。就用干部來說,他又提出,必須善于識別干部、使用干部和愛護干部。所謂善于識別干部,就是不但要看干部的一時一事,而且要看干部的全部歷史和全部工作,這是識別干部的主要方法。所謂善于使用干部,就是要根據干部的特點、特長,把他們的智慧和力量最大限度地調動、發揮出來。曾經把黨委書記比喻為“班長”,認為,黨委書記要當好“班長”,就應該很好地學習和研究問題,注意向黨委“一班人”作宣傳工作和組織工作,善于處理自己和委員之間的關系。否則,就很難把這“一班人”指揮好。如果這“一班人”動作不整齊,就無法帶領千百萬群眾去作戰,去建設。所謂善于愛護干部,一是要指導他們,使他們能在黨的政治路線下發揮其創造性;二是要提高他們,使他們在理論上和在工作能力上提高一步;三是要檢查他們的工作,使他們在黨組織的監督、檢查和幫助下,及時糾正缺點和錯誤,不斷進步;四是對犯錯誤的干部,應采取說服教育的方法,不要輕易采取“戴帽子”、“開展斗爭”的方法。

特別強調,在干部政策問題上,堅持正派的公道的作風,反對不正派的不公道的作風,借以鞏固黨的統一團結,這是中央和各級領導者的重要的責任。

對各級領導干部,特別是高級干部,愛之深也責之切。他尤其不能容忍的是干部隊伍中發生貪污腐化的情況。1951年底在增產節約運動中查出天津地委前任書記劉青山、現任書記張子善的貪污問題。劉青山、張子善二人所犯罪行極為嚴重,影響極為惡劣。聞訊立即果斷地下決心嚴懲不貸,并在全黨開展了著名的“三反”運動。當時有人提出對劉青山、張子善二人從輕發落,斬釘截鐵地說:正因為他們地位高,功勞大,影響大,才要下決心處決他們。只有這樣做,才能挽救更多的干部。

建國以后,黨的工作重心發生了深刻的變化,經濟建設成為黨的中心工作。在干部路線上也作了相應的調整。一是強調干部在現代化建設中的重要作用。他在1956年1月召開的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指出:為了實現在經濟上和科學文化上迅速達到世界上的先進水平的偉大目標,“決定一切的是要有干部,要有數量足夠的、優秀的科學技術專家”。(《文集》第7卷第2頁)二是對干部提出了又紅又專的要求。在1955年黨的全國代表會議上,提出,我們現在所從事的、所思考的、所鉆研的,是社會主義工業化,是社會主義改造,是現代化的國防等,我們進入的就是這樣的歷史的新時期。適合這種新的情況,成為內行,這是我們的任務。1958年初,他又提出又紅又專的要求,指出:紅與專、政治與業務的關系,是兩個對立物的統一。一定要批判不問政治的傾向。一方面要反對空頭政治家,另一方面要反對迷失方向的實際家。

這些重要思想由于后來的指導思想發生了改變,而未能貫徹到底,但對形成適應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要求的干部隊伍還是起到了重要的奠基作用,造就了一批業務精又懂政治的治國人才。

黨的建設理論與實踐,在馬克思主義建黨學說同中國共產黨黨的建設實際相結合的過程中,占有極其重要的歷史地位,是馬克思主義建黨學說在中國的創造性運用和發展。曾經把黨的建設比作“偉大的工程”,黨的建設理論與實踐則是這個偉大工程的發端和奠基。改革開放以來,這個偉大工程仍在繼續,并且有了很大發展。然而,不論時生什么樣的變化,黨的性質和宗旨不能變,馬克思主義、思想、鄧小平理論作為黨的指導思想不能丟,否則就會喪失根本。同時,我們又要敢于面對新的實際,解放思想,大膽進行理論創新,以同志“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針,把鄧小平開創的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繼續推向前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