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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想社會主義的認識局限

眾所周知，指斥私有制，主張公有制，是馬克思以前的社會主義空想家，尤其是16－17世紀早期空想家的共同特征。面對當時資本主義社會的種種問題和弊端，他們渴望找到實現平等和公正的途徑和手段。到底是什么東西造成了資本主義社會如此嚴重的不平等狀態？尋根探源，他們異口同聲地認為是私有制。私有制是造成社會不平等的根源，是使人道德敗壞的根源，是造成貧困的根源，因而是現實社會一切罪惡的根源。因此，他們幾乎都把消滅私有制，實行公有制作為尋求社會平等、公正、解決資本主義社會矛盾問題的根本方法。空想社會主義在所有制問題上的認識是有局限性的。

首先是私有制問題。他們認定私有制是人類一切罪惡的根源。然而同任何事物都具有兩面性一樣，私有制作為伴隨人類社會發展演化幾千年的基本制度，不僅僅是滋生罪惡的土壤溫床，肯定還有它社會生活理性的一面。人類從原始的公有制社會進入私有制的奴隸社會，這是人類社會發展進步的重要標志。從奴隸制到封建制到資本主義私有制，人類社會的發展進步是明顯的。這說明私有制并不全是人類社會前進的障礙阻力。空想主義者只是觀察到了資本主義早期的社會情況，因而斷言私有制除了罪惡就是罪惡。事實上，人類社會存在的每一種罪惡都有其產生的特定原因。而私有制至多是導致這些罪惡的一般原因。空想社會主義者并沒有具體思考什么樣的私有制會導致罪惡，更無法說明人類哪些罪惡是由私有制所造成的。因此他們幻想：只要消滅了私有制，就鏟除了人世間一切罪惡的根源。可見，他們對私有制缺乏歷史的、理性的分析。且不說有關消滅私有財產的幻想如何能夠實現，假使真的實現了，徹底公有了，在當時的條件下，人間的罪惡和墮落就會少了嗎？

其次是公有制問題。空想社會主義者的共同傾向是崇尚和迷信公有制，把公有制——從生產資料到生活資料的公有，當作解決資本主義社會一切問題的靈丹妙藥。他們向往原始共產主義，認為那是人類歷史的黃金時期，沒有私欲，沒有占有和爭奪。他們以原始共產主義作為藍本所提出的改造資本主義社會的種種方案，都是以公有制為基本特征的。然而假使那種普遍的公有制真的實現了，就能夠避免一切社會罪惡，確保理性、正義、公平、平等之類的理想通行無阻嗎？這是空想社會主義思想家們所無法預測的。

這里，我們絕對無意苛求于幾百年前的先哲們。馬克思主義誕生以前的所有空想社會主義者，最多也只能是站在批判揭露資本主義顯性矛盾和問題的層面上來觀察和思考。所有制問題在資本主義社會所造成的矛盾，無疑是屬于表層現象、顯性問題。空想主義者只是在他們的思維和觀念的世界里實現著對理想社會的追求。他們憎恨私有，追求公有，代表了當時社會普遍的、處于自在狀態的無產者心態，反映了這個階層對美好社會的向往寄托。后來的社會主義理論家必須清醒記住：空想社會主義者們那些思想主張，僅僅是空想，絕不可以在“空想”范圍之外去理解和詮釋，更不可能做為國家建設、社會管理、經濟運作的理論依據。

科學社會主義的理性發現

馬克思、恩格斯使社會主義從空想變成了科學，其中一個十分重要的貢獻，就是他們站在科學和理性的立場上，發現了空想社會主義思想家們的局限性。他們以歷史的、理性的、科學的、現實的態度對待公有、私有問題。他們對私有制的批判，對公有制的設想，已經不是那種脫離具體社會歷史條件的簡單抽象和思辯活動，而是把公有私有問題放到具體的社會歷史條件之下和現實的社會環境之中，與特定的時空背景聯系起來去探討和研究。如果有人把馬克思、恩格斯的科學社會主義僅僅理解消滅私有制、實行公有制，那么這種理解至少是犯了簡單化、片面性的毛病。

首先，馬克思、恩格斯對私有制所采取的是歷史主義的科學態度。他們對私有制的批判是在一定的社會歷史背景下進行的。在《共產黨宣言》中，他們指出：“共產主義的特征并不是要廢除一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廢除資產階級的所有制。……從這個意義上說，共產黨人可能用一句話把自己的理論概括起來：消滅私有制。”這里的私有制不是“一般的所有制”，而是“資產階級所有制”的同意語，是資產階級作為一個階級的所有制，是資產階級賴以實行政治統治的基礎。因此，這里的“消滅私有制”其含義顯然是“推翻資產階級政治統治”的簡要概括。《共產黨宣言》是推翻資產階級統治的政治宣言，而不是改造社會的一般經濟綱領。在《共產黨宣言》中，馬克思、恩格斯還著重指出：“資本不是一種個人力量，而是一種社會力量。……這里所改變的只是財產的社會性質。它將失掉它的階級性質。”可見，馬克思、恩格斯對私有制的否定和批判是極其嚴謹的。他們所針對的是當時歷史條件下私有制的階級屬性和社會屬性，并不是一般意義上的私有制形式。

其次，關于未來社會所有制形式問題，馬克思、恩格斯也只是提出一些概略性的設想。例如“全部生產集中在聯合起來的個人手里”，在共同占有的基礎上“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恩格斯在他所寫的《反杜林論》的一段注釋中，明確表示不贊成籠統地把國營、國有化同社會主義混為一談。在這里我們至少有兩點是可以肯定的：一是他們在很多地方申明不同意關于個人生活消費資料實行公有的說法；二是他們所設想的公有制的典型、理想形式，不是全民所有、國家所有，而是多種多樣形式的勞動者集體或個人所有。

第三，馬克思、恩格斯那些超越具體構想和個別結論的、具有世界觀、方法論意義的論述，對于我們更具有啟迪和幫助作用。例如他們曾講到：“所謂‘社會主義社會’，不是一種一成不變的東西，而應當和其它社會制度一樣，把它看成是經常變化和改革的社會”。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也曾講到：“一切社會變遷和政治變革的終極原因，不應當在人們的頭腦中，在人們對永恒的真理和正義的日益增進中去尋找，而應當在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的變更中去尋找；不應當在有關時代的哲學中去尋找，而應當在有關時代的經濟學中去尋找。”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曾斷言：“權利永遠不能超出社會的經濟結構以及由經濟結構所制約的社會的文化發展。”

正如恩格斯對空想社會主義的評價“愈是制定得詳盡周密，就愈是要陷入純粹的幻想”一樣，馬克思、恩格斯在闡述對未來社會所有制——公有私有問題的設想時，盡量避免由于追求詳盡周密而走入空想的誤區，這是他們理性和科學精神之所在。在他們的理論著述中，凡是對未來社會——共產主義的某些稍許具體一點的構想，都是具有嚴格的時代背景的，既主要是針對當時歐洲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情況，針對當時有可能發生工人革命這一特定的背景所闡述的，他們從未標榜過自己的某些具體結論有什么普遍的、永恒的意義。在著名的《實踐論》中曾明確指出：“馬克思主義只能是資本主義社會的產物。馬克思不能在自由資本主義時代就預先具體地認識帝國主義時代的某些特異的規律”。馬克思主義科學社會主義的科學價值和真理的光芒，并不在于他們對一些具體問題講得正確與否，也不在于他們對未來社會構想得是否準確恰當，而是在于他們在世界觀、方法論意義上給我們留下的一大筆寶貴的科學財富，這才是當代社會主義實踐的精神動力之源。

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的探索創新

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關于公有私有問題的探索是在嚴謹的科學和實證層面上展開的，具有豐厚的實踐底蘊。人類已經有近百年的社會主義實踐歷程，尤其是中國共產黨人有了領導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二十多年的成功經驗。因此，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在所有制——公有私有的問題上，表現出鮮明的實證精神和嚴謹的科學態度。中國的社會主義理論家和實踐家們堅持從社會主義現實的國情出發，堅定地走出了所有制認識的誤區，這是當代中國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得以確立的理論前提。

首先，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把非公有制經濟的存在放到具體的社會歷史背景下來分析和考察，從而克服了那種由于抽象理解非公有制經濟而形成的種種理論認識誤區。在革命和戰爭的社會背景下，私有制曾是革命的鋒芒所指。然而在共產黨成為執政黨之后，擺在共產黨人面前的重大課題是建設和怎樣建設？這決不是空喊口號和死摳書本教條所能解決的課題，繼續沿襲革命年代對私有制的認識和實踐原則，必然犯“左”的錯誤。因此，在堅持社會主義公有制主體地位的前提下，承認非公有制經濟的合理性、合法性、必然性，這決不是一個簡單的策略和權宜之計，而是對馬克思主義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的重大發展。在中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歷史進程中，公有私有已不是矛盾對立的兩極，而是一個相反相成，互補互利的統一體，私營企業主是法定公民，是社會主義勞動者大軍中的一部分，是國家的建設者。

第二，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的確立，是當代中國共產黨人對科學社會主義理論與實踐的重大創新。一方面，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作為我國現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符合中國的國情和生產力發展水平，具有歷史的必然性，符合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生產關系與生產力矛盾運動的規律。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要根據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具體實際，改革同生產力發展不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并指出非公有制經濟是社會主義經濟的必要補充。黨的十五大全面闡述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和基本綱領，第一次明確提出：“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是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一項基本經濟制度。”在黨的十六大報告中，同志針對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層次矛盾和問題，明確提出，根據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的要求，堅持和完善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黨對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的闡述，由“必要補充”到“基本方針”，由“基本方針”明確為“基本經濟制度”，進而強調要“堅持和完善”。這是我們黨對馬克思主義所有制理論的重大發展和創新。